第二章
“我生不辰”（1958-1976）

第一节
毕业之初

走出大学校门，我就被分配到盘山第一中学担任初中班语文教师。

讲授的第一课是老舍先生的《我热爱新北京》。中学教导主任是我的校友，事先郑重其事地嘱咐说，上好第一课至关重要，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好准备。我说，我有些紧张。他说，没关系，放开讲，以你的文学水平，肯定能够叫座。直到上课前，他还叮嘱我：稳住架，不要慌；切记按时结束，绝对不要“压堂”。说着，从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笔盒里。

走进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全场，几十名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穆无声，最后一排坐着语文教研室的几位同事。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便开始转入正题。讲解课文之前，首先对作者生平、北京历史做了阐释。尽管其时我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对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讲得还是绘声绘色，自认生动感人。特别是讲到龙须沟，因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我还大段地背诵了剧中人程疯子的快板。

我说，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极为深挚。1936年，他曾写过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十五年后，他又写了这篇《我热爱新北京》，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北京加以对比，一个“新”字道尽了北京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作家对新中国首都的炽烈深情。

我就这样，洋洋洒洒地讲，完全模糊了时间观念，更忘记了看上一眼粉笔盒里的手表，以至外面响起了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声，我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啊讲。结果，回去后被教导主任“训”了一顿。多亏教研室的几位同事在一旁大力为我解围，肯定我的课文讲解内容充实，生动感人。

半年紧张的教学活动，我还没有过足了瘾，“大跃进”的洪潮便在全县蓬勃涌起了。中学师生大部分时间是下乡投入生产实践活动，兵分几路，有的投入挖渠引水，有的大炼钢铁，我则以“缺乏实践”之名，被下放到棠树林子乡秃尾沟村劳动锻炼。

这样，我在给学生上过“第一课”之后，又在生产第一线，以普通劳动者身份，接受了农民上的“第一课”。到后第四天，农业社的管委会主任到队里来，听说我教过中学，一到农村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还当选了团支书，当众鼓励了一番；然后，又领着我在村里村外转转，帮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我知道，这是在向我进行热爱乡土、献身农村的实际教育。

望着大堤外面黑黝黝、油汪汪的河滩地，我被深深地迷住了，当下情不自禁地甩了两句学生腔：“多么肥沃的宝地啊！真是插进一根锄杠也能长出庄稼来的！”

“地是没比的，只是年年夏天涨大水，二三十天水下不去，什么样的庄稼也挺不住哇！”管委会主任面带忧郁地说。

此后，我和队里那些年轻人依旧是天天到堤外挑黑土，心里却总是记挂着管委会主任所忧虑的事。一天，到乡里办事，翻看《人民日报》，发现一则新闻，介绍河南省商水县农村种植一种富有营养，又能治多种疾病的薏苡（俗称药玉米）。它的最大特点是抗涝，水中浸泡三四十天，仍有较好收成。回到住处，我连夜给商水县县长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五元钱，请他帮助购置一些药玉米种子。这事是悄悄干的，没有告诉年轻的伙伴。因为我知道“一县之长”工作很忙，未必能过问一个外地青年的请托。

大约过了半个月，接到一个邮件通知单，寄来的是两个枕头般大小的包裹。打开一看，正是我日夜盼望的药玉米种子。捧在手里，粒粒珍珠一般，椭圆形，淡褐色，有光泽，共有十斤左右。包裹里还夹了个便笺，简单地介绍了播种日期和它的喜肥、喜水的习性。我在连夜召开的团支部紧急会议上，当众宣布了这一秘密。然后，大家一起研究、拟定了为期两年要使全社滩田受益的“宏伟规划”。一张张极度兴奋的青春面孔，在煤油灯的照映下，看去像涂上了一层油彩。

清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管委会主任，请他批准划拨一块肥腴的腹地作为栽培药玉米的青年试验田。老主任听了我和回乡高中生赵书琴描述的神话般的远景，乐得合不拢嘴，马上就答应下来。第二件事，便是挨户到团员、积极分子家里收集上好的农家肥。大家都记着商水县县长复信中讲的“喜肥”二字，决心把这个“大地的骄子”喂养得壮壮的。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动员，试验田的旁边矗立起一座小山似的肥堆。

转眼到了播种时期。我们起早睡晚经营着这块腹地，地整得炕面一样平，土细碎得像用竹箩筛过一般。然后，套上一副牛犁杖，开了沟，起了垄，把上万斤的鸡、鸭、猪粪一股脑儿倾撒进去。我们觉察到了，帮助干活的两个老庄稼把式有不同看法，但他们憋着不说，只是一个劲儿抽着老旱烟。也许是为这些孩子们的冲天热劲所感动，尽管有不同意见，也不忍心泼冷水。但是，回到家里以后，赵书琴的父亲按捺不住了，申斥女儿说：“我看你们是瞎胡闹！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限度。巴掌大一块地方，下了那么多的肥，将来还不得长疯了！”女儿——这个坚定的“跃进派”，心里想的却是：老脑筋，老保守，到秋天放个“高产卫星”给你看！

下种的第三天正赶上一场透雨，真是天遂人愿。此后，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要跑到地头，伏下身子，察看萌芽的踪迹。药玉米终于齐刷刷地钻出了地面，它们摇摆着两片娇嫩的小耳朵，向主人微笑着。一个星期过后，我们又浇了一遍蒙头水。同伴们互相揶揄着，说是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未必能像这样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几十个难忘的日日夜夜过去了，药玉米已经蔚然成林，手指般粗细的茎秆上，枝分叶布，绿影婆娑，最后竟繁密得连鸡鸭都钻不进去。为了按时灌水，佟心宇从家里扛来一根竹桅，一破两半，刳去节档，将一头顺进垄沟里，另一头支起来，连清水带粪汤一齐倾泻进去。

趁着雨季尚未到来，我们又一次踏勘河滩地，计算着明年大体需要多少玉米种子。当时，想到了尽量节省用量，以便拨出一些来支援兄弟社。此刻，这伙年轻人确是有些“提刀却立，四顾踌躇”的志得意满之态。但没过多久，这种乐观的情绪便为沉重的焦虑所取代了。大家注意到，那么葱茏蓊郁的药玉米秸棵上，竟没有几串花序，更很少见到颖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连那几个最活泼、最乐观的女青年也把头耷拉下来。我当即跑了三十里路，请来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诊断结论是：营养过剩，造成贪青徒长。啊，真的“长疯了”！赵大叔的预言竟不幸而成为现实。结局自然是“一幕悲剧”：割倒后装满三大车，拉到村东头养老院做了烧柴。

当时我们都在二十岁上下，本来就缺乏辩证观点，易走极端。又兼当时处在“大跃进”“放卫星”的气氛中，头脑更是发热膨胀。后来，我曾以“薏苡的悲喜剧”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总结自己因违反规律、不懂辩证法而干了蠢事的沉痛教训。

取得反面经验的同时，还有一项收获，是和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辽河截流之役，连续奋战三个昼夜，我迷迷糊糊地回到住处，一头扎在炕上，再也不想起来了。嘴里喃喃地喊着“渴渴”，房东大嫂立刻烧水。可是，等她把水碗端过来，我却早已“呼呼”地睡着了。大嫂便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一当我嘴里又咕哝起来，马上就扶我坐起，帮我端着碗把水喝下去。

房东——陈家夫妇正直、善良，心眼好、人缘好。陈大哥的岳父家在邻村，大雪封门，家里一条老狗冻饿而死。妻侄把它煮熟，给他们送来狗的两条大腿。陈家孩子多，当天就吃光了一只；但夫妇俩看我累瘦了，就把另外一只送给了我。当时正值寒冬，我就把它吊在檩子上凉起来。每当我晚上回来，大嫂五岁的女儿小云都要过来看，手指着上面问：“叔啊，你那腿啥时候吃啊？”逗得家里人哄堂大笑。我便把它解下来，洗了洗，用菜刀一片片地切开，和几个孩子一起，大快朵颐。

2008年，我重回旧地，特意拜望了老房东。夫妇都已年过九十。大嫂双目失明了，站在地下，举手摸了摸我的头，说：“还是那么高。”小云听说我来了，专门从十五里外赶过来，告诉我，她已经从邮局退休了，还当上了“奶奶”。我惊讶地“啊”一声，一转念，自己不也成了“古稀老人”吗？少不了“光阴似箭”“转眼就是百年”一番慨叹。直到我提起当年的趣话：“叔啊，你那腿啥时候吃啊？”大家才又腾起了笑声。

当时住在那里，家庭般的温暖，加上亲身参与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热潮的鼓动，一时激情四溢，燃起了蓬勃的创作欲望。于是，利用两个晚上写出一篇纪实小说《搬家》，内容是：河湾村历年遭受辽河侵袭，为了保护农田修堤筑坝，社员赵老明需要搬家，这便产生了公私矛盾，经过一番家庭内部的纷争、激辩，最后是小局服从大局。当时投给了《辽宁日报》文艺副刊。由于紧密配合当时中心工作，又热情颂扬了农村基层先进人物，很快就刊发出来。得了四十八元稿费，献给生产队，买了一套锣鼓和高音喇叭。

后来参观县里的工厂，还写过一篇《沸腾的春夜》，通过工厂夜战中发生的矛盾冲突，刻画一个爱厂如家、刚直不阿的老工人形象，刊发在《营口文艺》上。作品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比较鲜活，但纯属纪实，人物个性特征不突出，艺术水准不高。

那时的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界限严明的；但到了乡下，由于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级关系有所淡化。这样，我这个普通中学教师，便有机会和短期下放劳动的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睡在一铺炕上。我们每天挑土筑坝，或者“放秋垅”——用锄头铲垅台的两帮，破坏土表的板结层，改善土壤中空气和水分条件，利于作物成熟。热极了便扔下锄头，一头扎进辽河里，游两圈，然后就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继续钻高粱棵子。晚上回屋，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由于两人都喜欢文学，躺在炕上，还是经常“山南海北”地闲唠，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平等对话”。

一天早起时，他问我：“是不是就想这样趴在被窝里睡下去，再也不起来了？”我点头称是。他说，这种最先萌动的念头——“动念”，反映意念的原生态，是直觉性的。一经觉醒过来，就进入了理智的判断、理性的辨识，这时，“动念”就为“转念”所取代，呈现理智、清醒的状态。

我说，在沈阳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听冉欲达老师讲过这个问题。话题是从京剧《捉放曹》说起的。曹操错杀了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看清了他的奸雄本质，想在曹操熟睡时，把他一剑斩之；但后来经过仔细掂量，还是甩手走开。《三国演义》第五回有这样一段话：“却说陈宫临欲下手杀曹操，忽转念曰：‘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插剑上马，不等天明，自投东郡去了。”冉先生说，“转念”是一种理智取向，和它相对应的是“萌念”或曰“动念”，属于情绪反映，所以古人有“初念浅，转念深”的说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比较融洽。话题很宽泛，除了避谈政治问题，有关诗文掌故、社会风情、日常伦理等议论得较多，有助于我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到了秋后，县委、县政府组织各乡镇一把手南下“取经”，实地学习办公社的经验，亲身感受“大跃进”的气氛与成果。我被抽调做随团秘书，一路上，负责写稿和照相。半个多月时间，先后到了河北、山东、安徽十几个地、县。在河北徐水，看到“万头猪场”，还参观了密植稻谷的超高产田图片展览，后来知道是县里领导弄虚作假，欺骗中央的，但是，当时我都深信不疑，还把这些绘声绘色地写在《南天取经集》里加以宣扬。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到过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山东的寿张、阳谷一带，都介绍了地瓜“粗粮细做”的经验，并赠送了一些样品。我背了满满的一提包。一天午后，我在安徽淮北濉溪一家照相馆里冲洗相片，回来晚了，没有赶上饭时，空着肚子躺在床上。夜间，饿得胃肠咕咕地叫，我便从带回的地瓜饼干中，选一些加工细致、口感良好的饱吃一顿。竟然忽略了这是回去后要在全县推广的样品。返回县城后，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广播大会（主会场之外，各乡都有分会场），由王县长传达、介绍南下取经收获，在谈到“粗粮细做”经验时，他说：“本来，还有几样标准很高的地瓜饼干，可惜路上被随团的王充闾给吃个精光，大家就看不到了。”这样，我的大名就在全县传扬开来，很多人都知道有个“专吃最好饼干的王充闾”。

南下归来后，我就被调到盘山县报社。下乡采访总要背上一个带有方形皮套的照相机。这天，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荒村，竟然被一个老太太当成了劁猪的，非得拉我到大队部（村委会）去，不依不饶。估计她是前几年从关内移民过来的，彼此说话都不太懂。这时，正好过来一个骑马的乡干部。我觉得来了“救兵”，便请他帮助疏通一下。原来，老人家的公猪前几天劁过之后，发病死掉了，她要索赔。那个“动刀的”也是个高个小伙子，也骑自行车、背着一个皮匣子。看来是认错人了。为了证明真实身份，我把记者证递给这个乡干部看，他瞄了一眼，扑哧笑了，说：“原来你是那个吃饼干的。”

笑话过后也就淡忘了。可是，当时我竟没有深入去想：既然亩产十万斤的稻、麦高产田那么多，粮食堆得如山如阜，多少年也吃不完、用不完，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瓜上大做文章？看来，当时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区，在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规约下，竟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