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澳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旅游、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汉语成为澳大利亚仅次于英语的第二通用语言，汉语教学在澳大利亚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书着重考察澳大利亚中高级水平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状况，对英语母语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进行实证性研究，探索构建学习者汉语成语综合理解习得模式。

澳大利亚的汉语教育始于20世纪初期，教学机构主要在悉尼和墨尔本，但始终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对汉语教学产生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汉语教育才开始正式进入澳大利亚联邦教育体制，随着中国同澳大利亚于197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白澳政策”的废除，澳大利亚逐步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汉语教学才逐渐有了较大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亚洲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逐步提升，汉语语言文化能力成为学生将来必备的工作技能之一。澳大利亚政府、社团和社区等多股力量汇成强大的合力，共同推进汉语教学的发展。目前，澳大利亚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汉语教育，包括当地的中小学、社区学校、大学以及孔子学院等。虽然澳大利亚的汉语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融合问题。汉语中的成语是典型的“语”和“文”的结合，汉语成语教学正是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互相融合。

汉语成语等“语”类的教学与研究由来已久且日趋重要，汉语成语理解与习得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教学难点；尤其是在中高级阶段，正确地理解汉语成语是学习者，特别是英语母语学习者习得真实、地道汉语的关键。本书借鉴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成果，从语言学科的角度对语言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英语母语学习者成语理解习得进行基础性的实证研究，以澳大利亚中高级水平英语母语学习者为实验对象，以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实验为考察重心，以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模式为研究目标，其最大特点是构建出以启发探索方法为基础、语素和语境线索相结合的学习者汉语成语综合理解习得模式；该研究结论可应用到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之中，服务于蓬勃发展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同时也可以为英语成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书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工作包括：对成语的定义和分类进行论述和界定，综合梳理最近三十多年来国内外汉英成语理解习得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为探索构建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模式寻找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以《新华成语词典》和《商务馆学成语词典》（以下简称《学成语词典》）收录的汉语成语为基本语料，结合汉语水平考试（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成语用例，重点分析汉语成语的结构特征、语义特征和理解认知特点，为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的实证研究提供实验材料和变量支持；设计成语语义测量实验，以澳大利亚中级和高级水平英语母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编制汉语成语语义测量表，考察成语熟悉度、分解性和对称性等因素对汉语成语理解习得的影响，探讨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的发展趋势；设计成语有声思维实验，对澳大利亚高级水平英语母语学习者理解习得汉语成语的基本策略和成功策略进行分析总结，调查验证熟悉度、分解性、对称性以及语境效应等影响汉语成语理解习得的因素，考察英语母语学习者面对不同类别成语理解习得策略的差异性。

本书致力于突破传统的成语研究领域，重点关注英语母语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实证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实验成语的选择采用定性分析（汉语成语特征）与定量分析（成语词典+语料库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实验变量的控制体现出汉语成语在结构上的均衡对称性和语义上的可分解倾向等突出特点；学习者成语理解习得过程采用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从相对客观和主观的角度分别考察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的影响因素与基本策略；成语语义测量实验发现了全新的影响因素，发现熟悉度、分解性、对称性和被试级别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其中熟悉度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成语理解习得过程中首先发挥作用；成语有声思维实验发现了全新的学习者成语理解习得策略，其中GC（根据上下文猜测）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策略，IC（根据成语个别字词猜测）是汉语成语理解习得特有的策略，而MC（根据成语隐喻概念猜测）和MI（利用成语意象猜测）是相对较高层次的策略，代表着学习者成语理解习得策略的发展方向；对学习者汉语成语的理解习得研究落到实处，以学习者实证实验为基础，分析汉语成语的理解习得过程，构建出学习者汉语成语理解习得模式是一种以启发探索方法为基础、语素和语境线索相结合的综合模式，以期应用于澳大利亚及相关英语国家的汉语教学，特别是成语教学实践，进而服务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乃至全球蓬勃发展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