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传播

全球疫情大流行下的医疗、人文与媒介
——北京论坛健康传播分论坛综述[1]

刘时雨　陈瑜　许静[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更加凸显出健康传播的重要性。后疫情时代，如何以人为本，“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充分发挥传播的力量，这既是当下健康传播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关乎全球健康的重要议题。2020年11月7—8日，北京论坛2020健康传播分论坛暨第三届“医疗、人文与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MHM2020）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以现场会议、国际连线及网络直播的方式成功举办。除开幕式主题演讲专场外，分论坛还设有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与风险交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健康传播与社会、媒介与健康传播、医患沟通及传播干预等5个分主题会场，进行论文分享，同时还附设健康产业发展传播圆桌讨论与控烟实用技术工作坊，为学界与业界搭建沟通平台。来自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西兰梅西大学等14所国外高校，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31所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百名学者参与讨论。论坛在“百度直播”“bilibili”等直播平台上吸引了超过11万人次观看。

在开幕式上，分论坛主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静着重介绍了连续举办三届“医疗、人文与媒介——‘健康中国’与健康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核心目标，即促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的发展。2016年，在韩启德院士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共同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健康传播专业硕士项目，以响应国家“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北大是常为新的”，许静教授以五四运动时期北大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第一个新闻学研究会为例，强调北大的首创精神，并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阐明了北大健康传播专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地缘优势和发展潜力。在会议主办方致辞中，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靖教授表示：大学的功能主要在于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健康传播的教育和研究，应该满足社会对于科学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特别是在公共健康传播方面，为更好地面对文化多元的社会，我们需要交流价值观。希望全球健康传播学者一起努力，共同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并培养我们的年轻人，使他们能够成长为健康传播的栋梁之材。

作为致辞嘉宾，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在视频演讲中指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国民健康的素质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2019年6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意见》发布，随后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成立，统筹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组织实施、监测和考核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民群众更加注重良好卫生健康习惯，不仅有效阻止了疫情的传播，而且为健康中国行动打下了群众基础。健康中国行动是一项长周期、宽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中，更需要大量的跨学科人才。希望健康传播领域能够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综合性人才，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在简短的开幕式和集体合影之后，上下两场共8位嘉宾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题为“传播为健康”（Communication for Health）的主旨演讲中，苏沛（Paige Snider）女士作为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处传播与对外关系高级顾问，首先从风险沟通和策略传播的角度，回顾了世卫组织在疫情期间，以“传播为健康”的理念，针对疫情发展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健康传播行动。随后，她提出当前健康传播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如何针对人们对信息的迫切需要，提供科学有效的信息。面对新病毒，科学发现和达成共识都需要时间，而随着科学证据的不断变化，我们也需要不断改变指南以及相关建议。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为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是目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任务。二是面对越来越细分的受众，如何运用行为科学更好地了解人们怎样处理信息和把信息变成行动。研究者在理解人们的个体叙事时，要考虑我们策划的传播内容是不是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不是助长了部落主义的趋势，破坏了社会团结。三是在后真相时代，如何应对虚假信息，处理“信息疫情”（infodemic）。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当前的社交媒体把个体传播者和机构传播者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而信息传播的整个场景也发生了变化，有的时候似乎谁的声音大，谁的意见就更可信，这对健康传播，特别是对公共卫生机构的健康传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拉吉夫·日莫（Rajiv Rimal）教授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健康、行为与社会系主任，简要回顾了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历史，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介绍了健康传播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法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随后，他特别结合中国实际，对未来的健康传播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指出，健康传播最大的特点是跨学科性，未来的发展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要采取整体的方法。健康传播是身与心的交流，身心过程必须要一起研究。要采用综合性多科学的方法，包括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完整图景。二要更多地关注行为改变而不是健康结果。比如，有人关注血管疾病问题，有人关注肥胖问题，我们可以设计健康宣传活动来促进人们锻炼、改变饮食习惯和减少压力，通过促进行为改变来影响健康结果，当血压降下来时，肥胖问题也会随之改善。三要尽可能广泛地建立利益相关者联盟，使研究和实践相互促进。利益相关者包括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各学科，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融入健康传播的工作，全程参与。此外，研究和实践必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于中国健康传播的学术研究，日莫教授建议给予健康传播研究者更多的资金支持，并且建议健康传播研究者考虑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聚焦关键领域。

阿曼达·卡勒比（Amanda Caleb）教授是美国弥瑟里考迪亚大学医学与健康人文专业主任，她以“健康叙事学”（health nar-ratology）为题，分析了如何从文学和叙事学的角度来提升健康水平，并对健康传播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丽塔·卡伦教授在2000年提出的概念，倡导医生在行医过程中具备叙事能力，对患者的叙事进行研究，更具包容性地理解个人是怎样建构疾病的，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人的痛苦，促进医患沟通，弥补循证医学的不足。健康叙事学可以超越临床环境，将叙事理论的应用拓展到更广泛的健康传播研究中，把不同领域的个人叙事和集体叙事汇集在一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和群体如何建构健康的意义、人们怎样追求自己的健康并有效地影响他人的健康行为。比如，人们在理解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采用了大量的叙事方式，包括历史故事（1918—1919流感大流行）、个体叙事（大量的日记）、医疗卫生从业者叙事（一线的故事）、媒体表征（包括流行文化）等。只有将这些叙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才能诠释COVID-19是如何被建构的。在公共卫生领域，健康传播者可以运用基于叙事的信息，进行健康倡导以及对健康行为加以干预。因为有学者发现，当受众沉浸于叙事的时候，就更加不会去反驳关键信息。叙事能力可以提高我们的社交认知水平，而且可以让个人更有同理心。比如美国国会的智囊团运用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来提升议员的意识，激发他们的讨论。通过分享故事，可以更好地了解社区成员如何构建健康观念，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社群，以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以及对于各种疾病的污名化。我们需要从大处着眼，把不同的叙事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了解关于健康的生产以及消费。

莫罕·达塔（Mohan Dutta）教授是新西兰梅西大学传播学系和文化中心路径研究与评估中心的主任。他以其独创的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 centered approach）理论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强调健康平等的重要性。他指出，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并加剧了全球健康不平等。文化中心路径将平等传播与建立预防手段、获取预防资源和治疗资源等结构性因素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文化中心路径思考如何为社区发声，使社区在预防政策的决策和医疗保健资源分配中拥有话语权，满足边缘社区的需求。另一方面，文化中心路径认为，必须设法找出均等分配健康资源、保障健康结果公平、消除社区不平等的方法。健康传播工作者必须学会“从底层学习”，重新思考医疗系统和资本社会逻辑及其意识形态，从战略的角度思考如何重组健康和医疗保健体系，从边缘地带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朱丽娅·维尔特（Julia Weert）教授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科学系主任、健康传播中心的创始主任。她通过三个递进的研究，讲述如何通过有效的健康传播来促进健康。第一项研究聚焦老年人的医患沟通。老年人个体差异大，交流困难，该研究对老年患者信息处理的风格、对信息内容和信息量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分析，将患者划分为信息搜寻者、倾听者和回避者三种类型，有针对性地制订与老年人信息需求相匹配的医患沟通方案，以达到良好沟通的目的。第二项研究聚焦技术如何改善医患沟通，促进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充分的共同决策能够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决策冲突、增强治疗依从性，并促成更好的健康结果。但医学生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训练，因此这个研究主要是通过电子计算机模拟虚拟患者的方式来培训医生。第三项研究则关注如何给老年患者提供辅助决策工具，从而进一步提升SDM的效果。传统的患者决策辅助（patient decision aids）是一套基于循证的工具，但老年人认知和处理信息能力下降，很难获取和记忆决策辅助中的许多数据和信息。因此研究调查了两种对老年患者来说可能更方便的策略——视听信息（audiovisual information）和叙事信息（narrative informa-tion）。结果显示，叙事信息能提高患者满意度，而视听信息既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又有助于他们对信息的回忆。最后，维尔特介绍了她作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新型冠状病毒行为部门科学委员会成员参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传播和政府决策的工作。作为《欧洲健康传播杂志》的创刊主编之一，她也非常欢迎中国学者投稿。

理查德·斯特里特（Richard Street）教授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传播学教授、贝勒医学院医学教授。他介绍了他开创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研究模式（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model, PCC）。他指出，在医疗中我们经常关心更好的健康结果，例如生存治愈、生物医学指标（血压、疼痛）控制和心理健康等。医患沟通与健康结果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直接联系表现为沟通减轻了人们的心理压力，间接联系则表现为沟通能够使病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病症，更加信任医生，更加积极地参与治疗过程，从而最终影响健康结果。他介绍了三项医患沟通研究：一是通过对照试验，考察医患沟通对癌症晚期患者疼痛控制的影响。二是通过三波追踪调查，研究患者健康状况和情感状况的自我报告，并从中发现了一系列与医患沟通相关的因素。三是关于眼压测量的纵向观察研究，以考察医患沟通对健康结果产生的直接影响。最后，斯特里特教授对健康传播研究方法的设计提出了宝贵建议。

阮梅（May Lwin）教授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的院长。她集中阐述了如何将数字技术应用在健康传播领域。她指出，东亚地区面临着生活方式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多重威胁。目前，在众多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中，“登革热”以其广泛的传播范围和杀伤力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且随着全球变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登革热”疫情变得愈加常见。面对这些威胁，技术驱动下个人设备的崛起，比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为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提供了基础。面对“登革热”疫情，需要说服公众采取健康行动，而不是依赖药物。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方法：一是绘制“登革热”蚊子的热点地图；二是通过数字技术识别和检测水流区域的位置；三是不断更新数字化的健康传播材料。数字技术将利益相关者和民众的社区网络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动态系统。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相结合使得健康传播的材料具有互动性，提高了民众的参与度和健康教育的质量。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孙少晶教授做了题为“全媒体时代健康传播路径与挑战”的演讲。他指出，媒介和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给健康传播研究者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信息过载。公众每天面对海量信息，要对它们进行加工处理。第二个挑战是参与文化的崛起。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受众赋权的同时带来冲突、混乱和困惑。第三个挑战是争议性的问题变多，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然而，挑战也是机遇，健康传播应该抓住发展的机遇，促进人民健康。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学者不仅要关注数字、数据或语言，也要思考能够让这些信息传达出最终的要义或者主旨的机制；第二，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便利，把线上和线下更好地连接起来；第三，要采用更加整体性的方法去应对伪信息。伪健康信息的广泛流行，交叠了社会、政治、价值观等因素。健康传播不能孤立于其他领域而存在，应该与美术、艺术、价值、科学等领域结合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以应对伪健康信息的传播。

2020年11月11日，北京论坛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联合举办了控烟实用技术工作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赵晓泉教授和澳大利亚卫健策略高级顾问汤姆·卡洛（Tom Carroll）博士分别做了有关健康信息设计和策略传播的主题演讲；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控烟研究所所长乔安娜·科恩（Joanna Cohen）教授以视频演讲的方式，宣布将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控烟课程，并开展进一步的科研和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