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背景与意义

1.1.1 理论背景

1.城镇化研究中“乡村偏向”的兴起

城镇化研究中“城市偏向”的特征明显,但“乡村偏向”的研究正在兴起。我国区域和城市发展中,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在政府公共财政的分配、土地利用和土地价格的制定等方面均采取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结果导致严重的城乡差距。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方针和政策、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带有较为显著的城市偏向特征(蔡昉 等,2008) 。城镇化研究多为问题导向型的研究,具有较为显著的政策指向性特征(米尔斯,2005) 。这种“城市偏向”的城镇化发展策略在一定历史时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但其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城乡分割体制下,城市居民普遍享有比农村居民更高的就业、福利、社会服务等补贴,而且城市规模越大,所享受的补贴力度也就越大(蔡昉,2005) 。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村发展的关注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决心,无疑将会推动“城市偏向”的扭转。

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的全面、自由和充分的发展,即“人的完全城镇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城镇化研究中“城市偏向”的视角在被不断扭转,而城镇化主力军——农民的城镇化问题在被日渐关注。在可预见的未来,“乡村偏向”的研究视角和思潮将成为理论界的热点。

2.地理学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

地理学研究中“社会学转向”已成为主流趋势之一。近现代西方的人文地理学在发展中产生了“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新变化,即引进了“制度环境”(包括各种正式的及非正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系统特征)和“制度安排”(指组织形态、市场、企业、工会、议会、政府单位及国家福利制度等)等概念,陆大道先生在《牛津经济地理手册》中译本序言中提到“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新视点来探讨经济的地理现象”(克拉克 等,2005)。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 H.Lefebvre)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特性结合起来,提出了“空间的生产” (production of space),更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 Gouthie 等(2000)指出,人文地理学也进入了从空间分析到社会理论的演化阶段,空间的社会性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Harvey(1989)认为,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经历着时间、空间都在不断压缩的阶段,这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和感觉,因此, Harvey在研究中将时间、空间作为其研究社会架构全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城镇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的城镇化、空间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城镇化,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作为城镇化客体的“城市空间”,其研究已在社会科学“人文化”“社会学转向”的思潮下发生了变化,从全新的角度对传统的城镇化理论进行补充和研究。

1.1.2 现实背景

1.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和土地不协调

我国城镇化已处于新的发展机遇中。 2011年城镇化率达到51.27% (图1-1) ,城镇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的人口,这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集中表现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不相协调。一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突出,“化地不化人”的问题普遍存在。二是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成本支撑下的快速发展不可持续,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均在减弱,亟须创新发展模式。三是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土地资源紧缺,围绕土地拆迁引发的问题困扰多数城市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2013年12月,中央首次在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 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2.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相冲突

粮食主产区肩负“保增长、保耕地”的双保重任,人地矛盾最为突出。一方面,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保障粮食产量事关国家安全,粮食主产区保护耕地、保障18亿亩红线不被突破具有战略意义。另一方面,发展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收入较低,只能维持农民家庭基本生活,不能提供更多的货币收入,解决生产资料购买、子女上学、结婚、人情往来等货币支出,农民的增收必须借助非农化、社会化途径解决。相对农村来说,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推进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1.1.3 研究意义

在以上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下,本书选择从农民的视角出发,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研究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路径,有以下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本书打破从“城市偏向”视角的城镇化研究思路,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出发,研究具有“乡村偏向”的城镇化路径,对于丰富城镇化发展和城镇化路径的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本书着重从农民个体行为的视角出发,在地理学“社会学转向”的理论研究趋势下,研究农民个体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行为和路径,可丰富社会学转向的城镇化研究理论体系。

(2) 现实意义。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人地矛盾突出的现实背景下,如何转变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协调的现状,以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已成为重要议题。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选择人口与土地、发展与耕地矛盾最为突出的粮食主产区为重点研究区域,紧扣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和土地要素,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来研究城镇化路径问题,为解决现阶段我国发展中的实际困境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