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一本中文新诗导读性质的教材，《阅读新诗》的预期读者是对新诗感兴趣又对其发展历程、形式演变、评价标准了解较少的朋友，编纂目的着眼于普及而非批评或研究。文体学意义上的诗歌，其内涵相当复杂，这里说的新诗，是指自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中文白话新诗。新诗的概念，是针对旧体诗词而言的，采用白话语体文与放弃传统格律是其重要文体特点。当然，和旧诗比起来，新诗在内在规律上也表现出新的特征：
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界线”，在于“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所谓“诗的内容”，可以理解为“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集中凝练故其形式兼具表现力和启示性”[2]，所以说，新诗与旧诗的区别主要体现于语言形式。旧体诗词（尤其是律诗）因其格律在科举制度和传统文化氛围下历经千年的固化，到五四时已丧失诗本该具有的修辞敏感，这是新诗经胡适等人提倡后得以成立并迅速成长的主观土壤之一。百年来新诗语言形式发展的过程中，风格变化相当剧烈，经历了从五四早期的散文化，到新月派追求的格律化，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强调和对现代主义的追求。1949年以后，新诗语言探索在主流诗坛和民间写作中继续展开。1976年后，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先有朦胧诗运动，后有第三代诗歌，更加多元且丰富的诗风次第出现。新诗的写作和阅读曾经热闹过、喧嚣过，现在则被调侃为“写诗的比读诗的多”。虽然各种现当代诗选仍然不断在出版、重版，新的诗人诗集每年都在面世，但是，像李杜苏黄笔下那些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诗篇为数甚少。新诗诞生之初在意象、音节等要素上曾受惠于传统，如较为知名的《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能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3]虽卞之琳认为《雨巷》“过于古典”，但只能说它“好像”旧诗。至少在形式与修辞上，中文新诗早已与古典传统渐行渐远。
当下中文新诗研究虽然发达，也不断有学者做出将其知识化、系统化的努力，但当代诗人和读者仍愿保留自己的个人看法。如韩东对当代诗人热衷于创作长诗的批评，在列举庞德和T.S.艾略特的经典长诗后，他说：“恰恰是这些大作品无人问津。”[4]“无人问津”是他的主观判断，但也符合普通读者的切身感受。对诗歌，读者是用感受而非专家指导来投票的，就像海子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遭遇的解读歧异——有人从中读出满溢的积极力量，有人则读出绝望与无助。有的读者认为诗歌应该具有道德感，应该书写当下；有的读者则认为语言形式更为重要，诗歌恰恰要挤出非文学“杂质”[5]。中文新诗的主流是以自我表达召唤读者，“诗歌的真实问题只存在于读与写的互动中”[6]，这也许是造成越来越多读者与新诗日益疏离的原因之一。
本书共分七讲，除第七讲介绍1949年以后中国台湾新诗外，其他六讲均按历史线索编排。鉴于本书的导读性质，历史架构的引入仅为帮助读者获得对新诗语言形式发展过程的大体了解，讲述重点仍放在以诗人为切入点的经典诗作解读上。本书是编撰者多年从事文学通识教学的部分心得与总结，其中有个人看法，也包含中外诗歌研究者的观点与成果，后者会在行文间和参考文献中注明。在结构编排上尽量照顾到诗风演变的关联性与诗作间的潜在影响，在作品分析的措辞上减少诗学术语使用或用注释讲解清楚。我并非要提供完整的中文新诗图景，也毫无教人写诗的打算，更无将新诗百年历史加以知识化的意图。本书编纂思路是教学性的，同时也是话题性的。在讨论不同的诗人诗作时，也指出当下新诗阅读图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提出可供探讨的观点。
我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陈子善教授对现代新诗的一些史料考证；曾与张涛、杨富波、童潇潇、陈丽军、翟月琴、宫立等朋友就相关话题进行探讨，获得了有益启示；张涛为我寄来他近年所编《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和《第三代诗歌研究资料》等书，宫立寄赠邵燕祥《我的诗人词典》一书，都便利了我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最后，感谢我的母亲潘凤兰，“母亲，我追你到旷野/四顾茫然/我在等你为我解释时间的意义”（洛夫：《血的再版——悼亡母诗》，1981），愿她在天国安息。
张德强
202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