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哲学（代序）

一

“什么是哲学？”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追问。如果对古今各种关于哲学的论说作一概览，便不难注意到，对“如何理解哲学”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多，相关的定义也不少，但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罗蒂曾直截了当地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提出质疑[1]，这一立场从一个方面表明，对以上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不同理解，如果试图就这一问题给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回答，显然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本身又具有开放性。尽管定义式的回答很困难，但是，每一个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仍可就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解。总体而言，哲学的理解离不开哲学的历史，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也需要基于哲学的历史：这里最适当的方式，就是回溯一下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们、先秦以来的中国哲学家们——是怎么说、如何思的，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又以怎样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真实的哲学就存在于哲学史的这一思与辨的过程之中。如果从以上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也许可以基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两种形态，形成一个大概的理解——虽然这不一定是严格的定义。

首先，追本溯源，哲学（philosophy）的涵义与“智慧”相关，可以概括为“智慧之思”。这一事实表明，哲学的起源一开始即与“智慧”联系在一起。谈到“智慧”，便自然要考察“智慧”与其他观念形式的区别，为什么哲学与“智慧”相关？作为智慧之学，哲学与其他学科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一问题涉及“智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所周知，“知识”主要与“分门别类”的学科相联系，它的典型形态可以说是科学，中国近代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分科之学），也有见于知识—科学的以上特点：作为一种知识性学科，“科学”以“分科”为其特点，而分科则意味着分门别类地讨论、理解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对象。在分科的同时，科学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知识也包含自身的界限，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都有各自的界限。

然而，人类在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除了分门别类地了解不同的领域和对象之外，还需要一种整体的视域。事实上，世界在被各种知识形态分化之前，其本身并不仅仅以分化的形态出现，而是同时呈现为相互关联的整体。这样，要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便不能限定在知识的界限之中，而是需要跨越知识的界域。事实上，“智慧”最基本的特点便在于跨越知识的界限，从不同于分化了的知识的层面去理解真实的世界。从认识世界这一角度来看，这种理解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以上是就“philosophy”这一概念的源头而言。

从中国哲学来看，中国古代没有“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这一概念：尽管“智”和“慧”古已有之，但是，“philosophy”意义上的“智慧”，其出现则是近代以后的事。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前面提到的“智慧”这样一种观念。这里需要区分“观念”与“概念”。

就“观念”这一层面而言，可以说，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与西方的智慧探索一致的追问，这一追问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哲学关于“性与天道”的探索之中。“性与天道”的讨论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开始，尽管孔子的学生曾经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但这一感慨并不是说孔子完全不讨论“性与天道”或与之相关的问题：反观《论语》就可知道，孔子关于“性”与“道”具有非常深沉的见解。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不具有思辨性，对性与天道也非离开人的具体存在而加以追问。在“性与天道”之中，“性”在狭义上指的是“人性”，广义上涉及“人的存在”，“道”则关乎世界的存在原理，“性与天道”，总体上就是关于人与世界的普遍原理。在中国哲学中，从先秦开始，指向以上问题的追问就绵绵不绝。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追问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而且表现出自觉的理论意识。从先秦来看，儒家一系很早就区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器”关乎知识、经验、技术层面的追问，与此相对的“道”则是区别于知识、经验、技术层面的总体上的原理。同样，在道家那里，很早就形成“技”与“道”之分，要求“技”进于“道”，其中的“技”属广义的知识、经验之域，“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这里已经比较自觉地将经验性的探求与“道”的追问区分开来。总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这一概念在中国诚然较为晚出，但是，其中所隐含的观念，即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则在较早时期已出现了。

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曾与人合著《何为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一书，该书也表达了对哲学的理解，其基本的看法是：哲学首先表现为一种创造概念（creating concepts）的活动。这里的“创造概念”主要指出了哲学在形式层面的特点。前文所说的哲学对智慧的探求、性道的追问，则主要是就实质内容而言。从形式的层面看，也可以把“哲学”理解为概念的运用过程，其中包括概念的构造和概念的分析。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主要便侧重概念的分析，其他一些学派如现象学则更多地侧重于概念的创造，不管具体形态如何不同，二者都涉及概念的运用过程。概而言之，从把握世界这一视域看，哲学在形式层面的特点在于通过概念的运用展开智慧之思，由此走向真实、具体的世界。

二

前面提到，就其本源而言，哲学不能离开哲学的历史：我们无法悬置以往的历史，凭空构想一套观念，说“这就是哲学”。换言之，谈论哲学的时候，需要以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为根据。正是以此为背景，前文指出了哲学与智慧之思或智慧追寻之间的关联。然而，关于智慧，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一些学人把哲学主要归于“意见”，这与本文在前面对哲学所作的理解显然有一些区别。但这两者并非绝对地相冲突。从一开始提到的对哲学的理解——即哲学与智慧具有相关性、涉及对智慧的探求——出发，可以对哲学思考作进一步的理论区分。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斯（B.Williams）曾提出过两个概念，一个是真或真实（truth），另一个可视为真实性（truthful-ness）。[3]宽泛而言，“真”或真实是比较确定的东西，如果你有充分根据说某一现象或观念真，那就不能随意怀疑；“真实性”则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向真趋近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有关智慧的问题也不妨作类似的理解：我们可以区分“智慧”之思和“智慧性”的思考。就广义而言，智慧性的思考都可归入哲学，在这种智慧性的思考过程中，知识、意见都可以视为哲学之思的题中应有之义，都应该允许被纳入其中。哲学不是独断的，任何特定学派、任何特定个体，都不能宣称唯有其理论、观念是智慧的探求，而其他都不是。哲学本身可以有多方面的看法，如果我们从狭义的智慧追寻转向广义的智慧性思考，那么作为意见的哲学观念也可以融入进来。在此意义上，作为智慧之思的哲学可以涵盖作为意见的哲学。

宽泛而言，对哲学本身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追本溯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哲学与智慧的探求、性与天道的追问相联系，但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当哲学进入到大学教育系统、成为专门的学习科目之后，它在相当意义上也具有学科性和知识性。按其本源意义，作为智慧的探求、性与天道的追问，哲学不是学科：学科属知识、科学之域。但是在近代以来大学的体制中，哲学已逐渐取得学科性的形式。作为一种专业，哲学也涉及诸多知识性的东西，比如说古希腊有多少哲学家、有多少哲学学派，他们各自有什么观点；中国古代从先秦以来有多少哲学家、多少学派，某一哲学家如孔子生于何地、何时，等等。对这些方面的把握，都带有知识性的特点。以此为背景，对哲学的理解也可以稍微宽泛一点，即可以将其视为学科性和超学科性的一种融合：在本源的意义上它是超越学科的，在近代以来的形态下它又取得了某种学科的性质。作为包含知识之维的学科，哲学的追问、探求过程同样允许大家有不同意见。从这方面看，在广义的哲学——趋向于智慧或智慧性的思考中，确实可以融入不同意见。

进而言之，当我们将哲学观念同时理解为一种意见时，这种看法的实质含义之一在于承认哲学是一种自由思考：意见不同于独断的教条，在此意义上，以哲学为意见，意味着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独断地定于一尊。在这里，同时要区分哲学的结论和哲学的定论。哲学需要有结论，提出一种意见，便表明了自己的一种主张，后者同时意味着给出某种结论。但是，结论不等于定论：定论往往只能接受，不可加以怀疑和讨论，但哲学的结论则可以放在学术共同体中作批判性的思考。从更广的视域看，结论不等于定论还隐含另一重含义，即，哲学作为一种趋向于智慧化的思考，同时展开为一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静态地止于某一个阶段。

肯定哲学观念具有某种意见的性质，是不是会导向相对主义？对此可以给出不同层面的理论回应。首先，认为哲学是一种意见、具有自由思考的形式，并不是说它可以没有任何依据，天马行空式地、随意地提出任何观点。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哲学思考至少基于两个条件：即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核心涵义，就是要进行逻辑论证。作为一种概念性的活动，哲学的思考不是给出一个意见就完事了，而是必须进行理论的论证：为什么这样说、依据何在？给出理由和根据的过程，也就是说理和论证的过程。一定的学术共同体可以按以上前提，判断某一意见是不是站得住脚：如果其整个论证是合乎逻辑、有根据的，那么至少可以在形式的层面肯定这一意见可备一说。总之，哲学作为开放的系统，可以允许各种不同意见，但以意见的形式展开的自由思考，需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哲学同时涉及经验式层面的验证。前面已提到，哲学作为一个与学科相关的系统，包含着知识性的内容，如哲学史上某一个哲学家诞生于某地、提出了某种学说，等等，这些都是经验性的东西，可以在经验知识的层面（如历史考证）来证实。当然，哲学之中还包含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论证，相对而言比较困难。但对这类问题，也并不是绝对或完全不能作任何论证。历史上的哲学家曾提出如下一类问题：我现在看到房间里有桌子，但如果我出去以后再回来，桌子还存在吗？这涉及“存在”问题，后者属形而上之域。对这一类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常识无须加以理会，但哲学却需要加以关注。有关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同样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立论，而是应当作哲学的论证，这种论证往往需要诉诸人的生活实践或人的生活过程本身。事实上，对于个别事物存在与否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日常的生活过程来确证。一个陷入思辨幻觉的哲学家，可以完全否定这个杯子的存在。但是一旦他感到口渴，要喝水了，他就会意识到：眼前盛水的杯子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可以满足其饮水需求的东西。进一步说，对于更广意义上的“存在”问题，便需要用人类总体生活加以不断验证。人类的存在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些形而上问题也需要通过人类总体生活的不断延续来加以验证。生活实践的过程诚然包含相对性，但同时也具有确定性和绝对性，后者从一个方面为拒绝相对主义提供了根据。当然，在哲学层面，仅仅诉诸日常经验是不够的，它同时需要基于具体的理论和逻辑论证。历史地看，哲学家确实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提供这种论证。

三

如果对“哲学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追溯，便可注意到哲学领域中的不同进路以及哲学思考的不同方式。当人们试图对哲学给出不同界说的时候，这种界说实际上已体现了思维以及思考者本身的个性差异。对哲学的不同理解，与不同的哲学进路、哲学家的个性差异往往相互联系。与此相应，哲学本身事实上可以被视为对智慧的一种个性化追求。谈到个性化的追求，只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古希腊以来到现代的西方哲学、先秦以来到今天的中国哲学，就可以注意到，没有千人一面的哲学家，每一个哲学家都有鲜明的个性——只要他是真正的哲学家。

以近代哲学而言，康德与黑格尔便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进路。康德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划界”“区分”：现象与自在之物，感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以及真、善、美之间，都存在不同形态的界限。尽管他似乎也试图对不同领域作某种沟通，但在其哲学中，划界无疑表现为更主导的方面。相对于康德之趋向于划界，黑格尔似乎侧重于扬弃界限、再现世界的整体性，他本身由此更多地关注世界的统一、综合、具体之维。当然，黑格尔在总体上表现出“以心（精神）观之”的取向，对现实的存在以及现实的知行过程，往往未能真切地加以把握，这种终始于观念的基本哲学格局，使黑格尔难以达到现实的统一。

要而言之，从智慧的追求这一方面来看，哲学的探求本身并非只有一条道路，而是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向。从智慧之思的如上展开中，既可以看到哲学系统的多样性，也不难注意到哲学家本身的不同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