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发展视域中的文化发展

如何推进文化发展，取决于如何看待文化及其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为实现我国文化又好又快发展，必须确立文化发展的新理念，明确文化发展的新思路。从社会发展的视域来审视文化发展，这是实现理论自觉的客观要求。

（一）文化发展的把握方式

对于文化发展，可以有不同的把握方式，既可以用文学、艺术、宗教、心理学的方式来把握，又可以用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式来把握。这些方式均可从不同方面对文化及其发展做出具体细致的探讨，推进文化发展的研究，因而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是，就其文化发展的总体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把握。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文化发展最为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因而必须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发展，从社会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审视和谋划文化发展。这是不同于各门具体学科研究的独特方式。

今天研究文化发展，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促进社会更为顺利地发展。为什么现在我们特别关注和强调文化的发展？为什么把文化发展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仅在于文化本身，还在于文化所展示的意义与价值，在于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与影响。只有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出发，才能对文化的地位、作用、发展的方式和路径等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才便于有效地推进文化发展。因此，研究文化发展，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这也正是将文化放到社会发展中来研究的基本缘由。

事实上，要真正透彻地理解和把握文化发展，也不可能离开社会发展。其一，只有立足社会发展的全局，才能对文化及其发展加以清楚的审视和认识。因为文化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其存在和发展也不是孤立进行的，脱离了社会大环境，很多文化问题难以得到透彻的说明。就文化谈文化，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有些观点和结论看似新颖，但离开了社会现实，有可能是对文化发展问题的“误诊误断”。相反，立足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避免“盲人摸象”的弊端，真正认识文化发展的现实，进而做出合理的判断。其二，只有从社会发展的总体出发，才能对文化发展有一个结构性的把握。在社会生活中，文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与经济、政治、社会等联系在一起，其发展必然会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文化要实现顺利发展，必然有赖于社会的结构性合理发展，即社会结构的协调、和谐。没有这样的协调、配合，文化不可能持续地“单向突进”。也正因如此，通过社会发展的宏观研究，可以发现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不利条件是什么；文化发展缺什么，应该补什么。这样，便于增强文化发展的针对性，便于文化发展的合理推进。其三，只有了解社会发展的逻辑，才能把握文化发展的逻辑。如同社会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一样，文化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例如，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文化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何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一定历史阶段，文化发展为何会出现如此这般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何不可能采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文化发展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这些都反映和体现了文化发展的逻辑。文化发展为何会形成这样的逻辑？这固然与文化发展自身的原因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社会发展逻辑使然。文化发展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的逻辑支配的。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发展逻辑，文化发展的逻辑是很难理解和把握的。因此，文化发展的逻辑既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研究文化发展，不能割断两种逻辑的联系。

总之，研究文化发展，不能局限于文化本身，而应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式和把握方式，并不是轻视或削弱文化自身的研究，而恰恰是要从根本上加强这一研究，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加强“关系”的研究，其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有利于文化问题的深入阐发和深刻把握，能够给文化发展提出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指引；另一方面，有利于对社会发展做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新认识，无疑有助于推进社会全面、合理的发展。这样的研究方式和把握方式，其实也正是马克思研究文化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始终是同资本批判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各种社会问题的剖析和解答予以阐发的。今天，我们的研究同样需要继承这一传统。

（二）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研究文化发展之所以不能离开社会发展，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要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必须首先厘定文化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功能。一般说来，文化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主要扮演着这样一些角色：

一是作为社会特殊领域的文化。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又有精神生活。与之相对应，社会的构成也分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文化是相对经济、政治而言的。文化作为精神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大层次。社会心理属于自发状态的文化，指的是在社会中流行的，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精神状态，通常表现为情感、情绪、性格、愿望、追求等。社会意识形式属于自觉状态的文化，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社会生活全面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协同发展的国家。

二是作为社会运行机理的文化。文化从根本上不是与经济、政治等相并列的领域或附属现象，而是人的一切活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文化作为社会和历史运动的内在机理，无论它的存在还是它的变迁，都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运动不可忽略的重要内涵。[9]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就在于它是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社会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行为模式，是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的某种习惯性的规则。尽管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其无所不在，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是作为人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的文化。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特定文化的熏陶，并被这种文化所塑造。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文化逐渐凝结成人的稳定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方式中生存和发展的。对此，国内外一些学者在阐述文化与文明时，都有过这样的理解和表述。如胡适曾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他从区分文化与文明入手，指出：“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10]梁漱溟也大致做了同样的理解：“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11]

四是作为价值规范、行为规范的文化。任何文化都包含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都体现为对一定价值的追求，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文化作为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提供着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等一系列评价标准，这些标准经由社会传授、教育，逐渐内化为人们的善恶感、正义感、羞耻感、审美感、是非感等，从而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规范体系，进而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体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从某种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体系，要了解其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首先需要了解对人的行为起着制约作用的文化规范。

上述形式的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作用的方式也不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自然也不同。

作为社会特殊领域的文化，是在与其他领域的互动中影响社会发展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政治决定的，但在现实发展过程中，文化对经济、政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作用又是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其作用不只是体现为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或外在影响，更主要的是体现为“内在于”这些领域之中，直接左右其发展。如在经济领域中，一定的经济体系不仅包含着相关的法律、体制、共同认可并遵守的基本规则，而且包含着一整套经济理念、市场规范、价值指向等，这实际上就是以体制或规则形式存在的文化。又如在政治领域中，无论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确立，还是政治管理、社会治理的实施以及整个政治体系的运作，都受特定政治文化的支配并体现着这种文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融入社会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以至社会各领域很难截然分开。文化并非仅仅是观念形态，而是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文化产品本身就是商品，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

作为社会运行内在机理的文化，是以类似机器体系工作原理、工作方式的形式来影响社会发展的。例如，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活力、是否高效快速，往往取决于它的决策机制、营销机制和管理机制是服从于传统模式还是服从于现代模式，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或文化机理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从文化机理上加以分析和探讨，才能加以深刻理解和把握，进而加以合理地推进。

作为人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以通过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活动而影响社会发展的。文化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积淀，它像血脉一样融化在社会的各种生活之中，并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日常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人们总是生活于这样的文化环境或文化模式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样的生存方式来活动。正因为文化成了人们的“生活样法”和生存方式，所以它对个体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并且具有某种强制性。当我们的活动与行为和文化要求保持一致时，我们并不会感受到文化的作用和力量；一旦离开或违背了原有的文化环境和生存方式，则会明显感受到文化特有的力量。文化的这种作用与力量自然会通过个人的活动而影响到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作为价值规范、行为规范的文化，是通过对人的观念、行为的引导来影响社会发展的。一般说来，文化主要是通过家庭启蒙、社会心理、社会舆论、学校教育、新闻传媒等渠道将系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加诸各个个体，实现文化的规范和约束功能。这种规范和约束几乎涉及个体行为的所有方面，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日常交往、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从历史上看，在传统社会，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受传统习俗、礼仪、家规家法、宗法观念、乡规民约、伦理纲常等的支配和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则更多地受理性知识、现代性意识、法律契约、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和规范。这种变化既是文化自身的变化与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与进步。

从上述对文化不同作用方式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主要是通过文化对社会、文化对人这两大层面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前者可以称为宏观层面，后者可以称为微观层面。这两大层面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依赖、彼此支撑的。没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就不可能形成相应的人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离开了社会个体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也就没有滋生、扎根的土壤。文化就是借助于这两大层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相对而言，宏观层面的文化作用更为显性一些，微观层面的文化作用较为隐性一些。但不管特点如何，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

既然文化对社会生活各领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如此重要的影响，那就必然要求加强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一个社会要想得到正常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支撑，必须有特定的文化与之相适应。一定的文化往往会形成一定的发展理念，而这种发展理念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文化和神学发展理念曾经使整个欧洲社会生活置于封建蒙昧状态，由此导致上千年的社会发展缓慢；近代以来理性文化和理性发展理念的确立和弘扬，则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使社会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欧洲社会由此迈入现代化行列。

关于文化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也曾以德国为例做过具体说明。马克思认为，19世纪的德国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2]；但是，德国又落后于其他国家，“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13]这里所讲的“遗留下来的灾难”，既包括陈旧的生产方式和过时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也包括陈旧的专制文化。正是不满意普鲁士的文化专制，马克思一开始从事理论研究时就举起思想解放的大旗，诉诸宗教批判、哲学批判。

不仅如此，马克思对于当时德国的哲学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也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14]德国的哲学正是由于脱离了现实，缺乏现实基础，才走上了纯粹思辨的道路，形成了抽象的“思辨哲学”。为此，马克思强烈呼唤哲学要从天国走向尘世，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这实际上就提出了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合理“对接”和协调问题。

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只是由二者的协调性要求决定的，更是由当代文化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引领性特征凸显出来的。文化发展到了今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文化虽然也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更多带有较强的依附性，即文化总是受制于政治上层建筑、受制于政权力量，文化沦为政治的工具。这样的依附性必然带来发展的滞后性，即文化发展一般落后于经济、技术以及政治的发展。人们世世代代生活于特定的文化之中，除非受到社会变革的重大冲击，这样的文化不会发生多少改变。即使有改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而在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原有格局被打破，文化的引领功能明显增强。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创意、设计、构想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品牌、形象、信誉等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文化的引领性作用就越明显。

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和文化对经济的引领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科技、知识元素注入经济，形成科技对经济的引领。科技进步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成为各个国家竞争的核心因素，谁占领了科技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第二阶段是信息元素注入经济，形成信息对经济的引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必须依靠信息化。第三阶段是文化元素注入经济，形成文化对经济的引领。这是高级形态的融合发展。文化元素注入经济，使得经济具有更多的文化含量，更具创意，同时使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层次、更高的水平，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无怪乎众多国家都把文化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来发展。正是由于文化对经济具有这样的引领功能，一些西方学者多年前就提出过这样一个比较流行的命题：“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文化的引领功能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发展强烈地影响整个社会发展，乃至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韦伯在谈到思想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过：“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合理的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而，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15]韦伯的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直接动力无疑是经济，今天主要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沿着哪条轨道来发展、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不是由市场经济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扳道工”的作用决定的。文化作为“扳道工”，体现了独特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取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一旦“扳道工”出了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面临重大风险，乃至酿成大祸。相反，轨道“扳”得正确，则会带来经济社会平稳、快速的发展。因此，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必须关注文化的引领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时，非常有必要对文化的“身份”和地位加以重新理解和认识。通常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这种“工具理性”式的思维应当加以调整和转换。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加、GDP的增长，而且充分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同发展。对此，国际社会也逐渐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了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围绕这一轴心来展开。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原因就在于文化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关乎人类发展的命运。文化从根本上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涉及人类发展的走向与归宿。所以，相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这种文化追求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我们应当对文化有这样新的理解和认识。

（三）研究文化发展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在社会发展的视域中合理地把握文化发展，需要在研究中注意两个原则性的问题：

一是文化发展研究的定位问题。这就是考察文化发展究竟是放到什么样的社会语境中来进行。应当明确，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发展，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来定位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谈论的社会，不是一般社会，而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既是文化研究的语境，又是文化发展的坐标。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和坐标，文化发展就会沦为“空洞的抽象”。事实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主要是“现代社会”的问题；所面对的发展格局，也不是任何社会都有的发展格局，而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格局。与之相适应，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文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主要是现代文化，各种形式的文化均程度不同地打上了“现代”的烙印。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视域来研究文化发展，重点是考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也符合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论。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曾明确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6]。生产有一般与特殊之分。“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7]然而，任何社会的生产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在考察生产时不能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18]。正因为任何社会的生产总是特殊的生产，所以马克思又明确地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我们研究的本题”。这就是说，马克思所要研究的生产，不是生产一般，而是生产特殊，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方法论，对于我们研究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也是适用的。我们在文化研究中所指涉的社会不是一般社会，而是现代社会；所研究的问题也不是一般问题，而是置于现代社会“普照之光”之下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定位，才不致偏离研究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同样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现代社会及其发展问题。二战后，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物质财富取得了巨大增长，另一方面社会各种矛盾、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以致形成了人们经常谈论的现代性困境或危机。这种困境或危机表征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以及人的生存方式等各个方面，深刻影响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为此，众多学派和学者都对现代社会提出强烈质疑和批判，像活跃在20世纪西方哲坛上的主要流派，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舍勒（Scheler）的价值学，雅斯贝尔斯（Jaspers）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马尔库塞（Marcuse）、哈贝马斯（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利奥塔（Lyotard）、德里达（Derrida）等的后现代主义，以至拉克劳（Laclau）、墨菲（Mouffe）等的后马克思主义等，都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持批判态度。但同样是批判，它们所持的态度和所开出的“药方”却大为不同：有的是解构，有的是重建，有的是“祛蔽”，有的是揭露，等等。究竟如何看待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应当承认，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加以批判性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固守原来的发展模式肯定会面临更大危机，但反思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并不是要取代现代社会和现代性，而是为了促使其更好地发展。在这方面，应当严格区分“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的界限。所谓“外在超越”，就是像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对现代性予以彻底的解构、整体的颠覆；所谓“内在超越”，即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予以充分揭露，并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合理发展，使之更有利于人类与社会的进步。显然，对原有的现代性应当坚持“内在超越”。当代许多文化思潮尽管都对原有的现代性加以批判性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反现代性，逆现代性潮流而动。否则，批判反思的结果只能是使文化发展倒退到前现代的水准。

二是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问题。无论是文化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只要从宏观上来考察，就必然涉及发展规律的问题。正确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是研究文化发展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上，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是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既可以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来看待，又可以作为一种内在关系来理解，即文化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发展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思议的。就此而言，社会发展内在地包含着文化发展。既然文化发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展，那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文化发展。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上层建筑及其各种因素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这些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东西同样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定，文化发展也要符合这些规律。但是，文化发展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不能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文化发展的规律混为一谈。文化发展自有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式，由此形成的规律也是特殊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既可能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如马克思在谈到艺术时就这样认为，“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9]。如希腊的艺术直到现代都显示出奇特的魅力，令人叹为观止。所以，“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20]。就现实状况来看，文化发展的规律与特性常常是通过文化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及其相互联系体现出来的。如在文化生产系统，产品的原创性和创新性是其生命；在文化消费系统，社会需求和受众选择是其决定性因素。两大系统各有其特点和规律，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供与求”的关系。对这些规律性问题加以专门探讨，无疑是深化文化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是文化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任何领域的发展都存在这一问题，但文化发展尤为突出。因为文化本身属于精神现象，体现着明显的情感、意志、目的，相对其他领域的发展来说，文化发展具有更为强烈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合目的性。但是，这种合目的性不能脱离合规律性。加快文化发展，不能光有热情，同时要有理性，有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否则“欲速则不达”。行动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只能带来文化发展上的破坏性。应当看到，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文化发展规律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做出多种多样的概括，但不管如何理解、概括，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把科学发展理念贯穿到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坚持文化上的科学发展，除了坚持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之外，还需要在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上强化这样一些认识：其一，任何时期文化的发展和嬗变都是历史的产物，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充分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现阶段我国文化构成和现状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既不降低标准又不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其二，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积淀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稳健扎实，久久为功。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思维、认知、信仰、追求，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磨炼、长期的孕育。文化建设不是像搞经济开发项目那样，突击几年就可见成效，没有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变化。历史上真正有影响的文化作品，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累和接力推进中形成的，不是“突击”出来的。推进文化发展，既要有紧迫感，也要有“钉子精神”，切实按规律进行，切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其三，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发展必然要求处理好各种相关关系。规律不外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尊重规律，就是要正视和正确处理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为此，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努力促进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及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最后是文化发展的横向规律与纵向规律问题。这是由当代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引起的。以往在讨论“发展”时，我们总是指向社会的历时性发展，即纵向的发展，而很少提及社会的共时性发展，即横向的发展。实际上，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的横向发展日益突出，以至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能回避这一大背景、大问题。所谓社会的横向发展，是指人类社会开始打破原有国家、民族的界限，从分散的发展走向整体的发展，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社会横向发展的出现，对每个国家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不仅改变了每个国家的时空格局，而且改变着每个国家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使发展的要素、发展的方式、发展的路径等都得到了重大冲击和调整。这样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文化发展。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在全球化条件下，研究文化发展，不能只关注其纵向发展，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其横向发展；不能仅研究其纵向发展规律，同时也要研究其横向发展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横向发展规律更为重要、更有现实针对性，因为它与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变化更为密切相关。

研究文化横向发展规律，重点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这一规律本身的问题，二是这一规律与文化纵向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就这一规律本身而言，文化的横向发展作为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需要对其做出全面、准确的概括和提炼。从研究角度看，需要对诸如横向发展的根源和动力、发展的机制和方式、发展的趋势和道路等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因为一旦涉及这些问题，便是关于发展规律性的研究。在文化横向发展的规律性探索中，文化的交往和交流尤其值得关注。人类文化能够从孤立的发展走向整体的发展，正是借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和交流而实现的。文化交往、交流既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学习、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的过程，又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其间很多规律性的东西需要加以总结并用以指导实践。研究文化横向发展规律，就意味着突出研究文化的交往与交流。就这一规律与纵向发展规律的关系而言，二者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两种发展及其规律是互动的：一方面，横向发展是纵向发展的产物，没有文化的长期积累，没有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便无文化横向发展的出现；另一方面，文化的横向发展或整体发展一经形成，又会对其纵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如加快文化发展进程，推动文化发展重大转型，给文化发展注入生机活力，促进文化与文明水平提升等。总的说来，要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应当对其纵横两种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加以新的探讨，以增强其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