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文学艺术的传入

随着基督教进入中国，西方宗教音乐、绘画、文学也一起进入中国。利玛窦向万历皇帝的贡品中有“西琴一张”，明代文人在利玛窦寓所见过此琴。《蓬窗续录》说：“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道人又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102]

利玛窦为了教太监演奏西琴，还专写了《西琴八曲》，据陶亚兵博士考，利氏原稿记为Canzone del manicordio di Europa voltate in lettera cinese，“其中canzone是13至17世纪意大利流行的一种较为通俗的意大利文抒情诗；16世纪至17世纪又成为意大利器乐曲的重要体裁”[103]。

利玛窦之后对西洋音乐介绍贡献最大的是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徐日升在康熙十二年（1673）进京，成为康熙的宫廷音乐教师。他不仅自己精通西洋乐器，能演奏几种乐器，还能指挥乐队，制造乐器。据费赖之（Louis Pfister）说，徐日升“曾在天主堂（南堂——引者注）中装置大风琴一架，式样之新，节奏之调，华人见之者莫不惊异”[104]。徐日升对中国音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写作了第一部汉文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第一次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西方音乐的基本知识，如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

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意大利籍遣使会传教士，康熙四十八年（1709）来华，次年进学成为宫廷音乐师。他是继徐日升后对西洋音乐介绍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其主要成果是《律吕正义续编》，在徐日升的基础上对西洋音乐的新近发展做了进一步的介绍。而且由于徐日升的书并未刊印，所以德理格的书应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文西洋乐理（记谱法部分）著作”[105]。

另外，德理格还留下了一部音乐著作《小提琴奏·乐曲》（Sonate a violino solo col basso de Neprid, opera terza Parte prima·ms·18th cent，北堂藏书号3397）。这部作品对于研究中西音乐交流史有重要意义。陶亚兵博士认为这是“传入中国最早的欧洲音乐作品”[106]。

在美术方面，利玛窦献于神宗帝的还有“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幅”[107]。利氏自己屋中也挂有圣母抱耶稣像，徐光启就是见到这些西洋宗教画后而发生了信仰的改变。但利玛窦所留下的美术品现只存于程大约所编的《程氏墨苑》之中，向达先生认为，目前中国“西洋美术品，现存者当以此为最古”[108]。

继《程氏墨苑》的四幅之后，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记略》所附的57幅图是对西方木刻画表现得最为集中的。但对西洋绘画的传播贡献最大并在中国画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当属以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等人为代表的宫廷画师。郎世宁所画的《平安春信图》《哈萨克贡马图》以及他为南堂所画的巨型壁画，都充分反映了他西洋画的技法。如《石渠宝笈》中所说，“世宁之画本西法而能以中法参之”[109]。这些身为宫廷画师的传教士共同创作的一个集体成果就是反映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组画，共16幅，名为《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

郎世宁、王致诚、马国贤等所代表的西洋画师们对中国画坛产生了影响。如康熙年间的画家焦秉贞，他所画的作品其“位置之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110]。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画家像焦秉贞那样，“参用西法，产生了糅合中西画法的新画派”[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