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目前学术界多热衷宋诗总集研究,且过多聚焦于习见的宋诗总集,对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宋诗总集关注尤其鲜见。本书则立足历代宋诗总集的编纂缘起、体例结构、内容成就、版本源流、局限失误等问题,系统全面地予以研讨,其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与此同时,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拟以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从文学传播学、文学接受学的视角切入,注重宋诗总集研究学术史的梳理,故其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更为深远。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文献学的视角看,许多宋诗总集,尤其是那些收录一时一地、一家一族或一宗一派之诗的宋诗总集及那些以“网罗放佚”为目的的宋诗总集,所收诗人多有名不见经传者或无别集传世者,故对保存、辑录甚至校勘宋诗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献史料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宋诗的过程中,除了研读宋诗作家的别集外,往往习惯于从后人的文集、诗话,甚至笔记、方志、类书、佛道二教丛书中查找资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全面,实际上历代所编大量的宋诗总集中就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献史料。宋诗总集不仅为所录诗人立此存照,其所辑诗歌对保存宋诗厥功甚伟,特别是其中的凡例、序跋、诗人小传、评点、注释等,更是宋诗研究的宝贵资料。我们如果从总集的角度去研究宋诗,将会获得许多新资料,发现许多新问题,从而拓展出宋诗研究的新领域,开创宋诗研究的新气象、新面貌。元代刘瑄编南宋诗歌总集《诗苑众芳》,名曰“众芳”,实际上该书所收二十四人中,除文天祥外,其余人如潘枋、章康、黄简、赵汝谈、方万里、郑起潜、李迪、郑传之、何宗斗、蒋恢、朱诜、魏近思、张榘、张绍文、张元衢、吕江、蒋华子、陈钧、萧炎、沈规、吕胜之、江朝卿、吴龙起等,均诗名不大,存诗不多。如方万里诗,《全宋诗》卷二九五八仅存《登云岩塔二绝》 ,均出自《诗苑众芳》 ;李迪诗1,《全宋诗》卷三二九五存其诗三首,其中《挽文朝奉》《自题爱梅》二首出自《诗苑众芳》 。朱熹与其弟子林用中、湖湘学者张栻于乾道三年(1167)冬十一月同游南岳衡山之事迹,清人王懋竑纂订的《朱子年谱》及《考异》所载极其简略2,旧署朱熹自编,张栻作序的《南岳酬唱集》3,收录当时三人唱和之作凡一百四十九首。这些诗对考察朱熹在湖南的游踪及南岳的寺宇规制、兴替与布局等均不无裨益。南宋邵浩编的《坡门酬唱集》收录苏轼、苏辙兄唱弟和及“门下六君子”平日属和两公之诗六百六十篇,对研究苏门文人彼此之间的过从、友情以及张叔椿《坡门酬唱集序》所云“诗人酬唱,盛于元祐”之文学现象的理解等,均提供了有益的第一手史料。

第二,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有些宋诗总集之所以能够长期流播,广泛传阅,往往具有经典性与权威性,故研究历代宋诗总集,可以指导读者阅读,规范出版活动,对宣传、倡扬宋诗,彰显宋诗的地位与影响具有较大的意义。从某种层面上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除了靠名家的鼓吹与倡扬外,主要通过总集的长期传播而形成。宋末谢枋得编选的《千家诗》,在元、明至清代前中期,在封建文人中卓有影响,风行全国,即使到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唐诗三百首》出现后,其选坛霸主地位虽被取代,但仍有广大市场,初学写诗应举者无不以此为范本。与此相应,《千家诗》中所选的唐宋诗,如旧题杜牧的《清明》、王安石的《元日》、朱熹的《春日》、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等大多家喻户晓,美誉度极高。正是因为《千家诗》能作为旧时蒙学读物,拥有最为广大的读者群,才使其所载作品流播广泛,从而成为经典佳作。清初吴之振等编的《宋诗钞》既不偏于一派,也不囿于一地,洋洋大观。此书一经出版即产生轰动效应,在有清一代二百余年中,成为人们研读宋诗的重要范本。宋荦《漫堂说诗》载:“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4宋荦之子宋至《瀛奎律髓序》亦云:“石门吴孟举先生领袖诗坛,富于著述,所钞宋诗,久风行天下。”5故作为清人编纂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得风气之先,对扭转清初诗风,保存宋诗文献,扩大宋诗影响功不可没,后之选宋诗者多以此为渊薮。6

第三,从文艺学的视角看,宋诗总集也是编者进行文学批评、发表文学见解、宣传理论主张,甚至与不同诗歌流派进行文学辩难的一种重要形式与载体。宋诗总集的生成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与政治、教育、科举、诗学等历史语境,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文学术语的产生、诗歌体式的确认、诗歌流派的形成及诗学理论的丰富均密不可分,其中的凡例、序跋、总论、批语、评点、笺注等都是难得的文学史料,甚至一些诗话也是通过总集的形式出现,故研究历代宋诗总集,将有益于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的建构。宋末蔡正孙编的《诗林广记》二十卷,以选评唐宋诗人为主,唐前仅陶渊明一家,编排上融诗选、诗注与诗评为一体。编者搜集有关的诗话、笔记、史书等资料附在相关的作者与诗篇后,又搜集模拟之作或可以比读的诗歌附在有关诗篇后面。是集凡选诗或附诗671首,引录诗话、笔记等书籍170余种。他与于济合撰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也是一部以总集形式呈现的诗格著作,所选千余首七言绝句,皆有蔡氏的评释,所评侧重诗歌的艺术技巧,还保持了一些他与当时诗坛交往的资料。其评语足可与同时代方回《瀛奎律髓》的评语及刘辰翁的系列诗歌评点相提并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代不少宋诗总集的编写者本身就是文学家,而许多文学家也都曾给宋诗总集作过序跋,进行过批注、评点、圈阅等,宋诗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学术争论,如唐宋优劣之争,苏黄高下之辨,往往不全在诗话中进行,却在大量的宋诗总集中有比较鲜明的体现,如果我们忽视了总集中的文艺论争,在研究文学批评史时得出的结论就会片面、武断,至少是不完整。

第四,从学术史的视角看,研究历代宋诗总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学术动态,汲取学术养分,提高研究起点,规范研究行为,避免选题、立论的重复与单调。目前学界对宋诗总集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并不宽泛,许多论文集体扎堆,往往选题重复、雷同,7且研究方法单一,学术视域不广,如有关《西昆酬唱集》、《江湖》诸集、《千家诗》、《瀛奎律髓》、《月泉吟社诗》 、《宋诗钞》 、《宋诗选注》及《全宋诗》等总集的研究中,不少文章缺乏对研究对象作必要的学术史梳理,自说自话,偶有将前人旧说当作新见,不厌其烦,长篇大论。有些宋诗总集,如《皇宋诗选》《诗苑众芳》《宋诗正体》《宋诗略》等,虽偶有文章论及,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而大量存世或已佚的宋诗总集迄今无专文研究,甚至从未被人提及,留有明显的学术空白之处,值得宋诗研究者下大力气去挖掘、探讨。

更新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也十分迫切而需要,如从传播学与接受史的方法研究宋诗总集就是一个颇富学术增长点的新鲜话题,考察宋诗总集的编纂与诗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关系也是目前急需探讨的学术领域,以上也是本书所要努力的方向。

1 按另有诗人李迪,字复古,北宋名臣,《全宋诗》卷一一三存其诗二首。

2 参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第32—33、308—309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3 按祝尚书《〈南岳酬唱集 〉——“天顺本”质疑》一文认为,《南岳酬唱集》当为明人邓淮编,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4 (清)宋荦《漫堂说诗》,见丁福保辑《清诗话》,第4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 (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附录(一),第18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 参王友胜《清人编撰的三部宋诗总集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4期。

7 如《坡门酬唱集》仅有的三篇论文均为硕士论文,见黄文丽《〈坡门酬唱集〉探究》,漳州师范学院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刘珊《〈坡门酬唱集〉探究》,吉林大学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闫霄阳《〈坡门酬唱集〉:苏门日常生活诗歌研究》,闽南师范大学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