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试说侠与义

［第一］义到底是什么

“义”的含义及其提出

现如今“侠义”是个独立的词，我觉得其实它是由“侠”与“义”两部分组成的，并且有着内在的逻辑。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有研究称“侠”最早出现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侠”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义”就已经出现了。早于韩非的孔子就经常提到“义”，比如《论语》里孔子就反复提到“义”，大概有二十处。“侠”与“义”的关系是这样的：先有“义”，而后有“侠”，因为“义”出了点状况，所以引出了“侠”。

韩非子对义做过表述，“义者，谓其宜也”—应该那样。何谓“宜”？“宜”乃“仁”即“天”（臧宏《说〈论语〉中的“义”》）。胡适先生后来又对义做过解释，“义者，谓其宜也，凡事理应如此”—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这就是义。韩非子和胡适的观点是“义就是宜、宜就是义”，孔子的表述比他们更深一层：义就是宜，就是仁的表现，而仁又是天德的表现。

儒家讲“三纲五常”，“五常”—“仁义礼智信”，义是其中之一。《孟子·告子上》有对“五常”的经典解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对“义”的解释为“羞恶之心”，其实与韩非子的解释是相通的—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那个本心，人人心中都有的那杆秤，那杆凭主观直觉和潜意识就存在、不需要动用逻辑推理和复杂论证就存在的是非判断，以至于连豹子心里都有的秤—羞恶之心。人有人的地盘，豹有豹的地盘，人豢养的羊是人的财产，豹子拿来吃了那就是不宜、不义，做了不义的事就理亏心虚，就要付出代价。

对义的最著名的论述当属《孟子·告子上》：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还在阐释“浩然之气”的时候顺便解释了义：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这里面提到“义”与“道”的关系，两者都是在人的内心之中，所以孟子认为告子不懂义，因为他认为义是外部的。

孟子《鱼我所欲也》这段话发展出一个成语“舍生取义”，重心在于“义”。与“舍生取义”有近似含义的一个词是“杀身成仁”，出自《论语· 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志士仁人为了求仁，可以舍弃生命。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和义经常是并用的，比如前文提到的五

“义”源自“仁”

前面提到，孔子对于义的理解更厚重、深刻，《论语》中关于“义”的论述有很多，孔子并没有直接解释“义”，而是通过一些对比概念或者举例，来告诉学生“义”是什么。他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义”的逻辑是上天冥冥中定下的，换科学的说法，是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或者再换一个社科的说法就是合情合理的，所谓“义”就是合乎天然之情、天然之理。所以我认为，义的根基是“情”和“理”。而“情”主要由血缘关系延展而出，自然状态下，高级生物的血缘关系越近，或者为了延续血缘而结成的关系越近，情就应该越深；而“理”是对情的逻辑描绘，符合或顺应自然之情的就是自然合理的，不符合甚至是逆向的就是不合理的。合乎情理的就是适宜的，就是义。这个逻辑是包括人在内的高等生物所共有的、同时存在于潜意识和意识里。

孔子对于“义”的解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仁”“义”相连，义源自仁。孟子将仁解释为“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不忍，看着别人受难、遭到不公平待遇，自己心里会有同感、会难受，这就是恻隐，就是仁，进而愿意去帮助别人，哪怕舍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义。“仁”在《论语》中出现过一百零九次，是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仁与义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性。《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是说自己想要站稳，就想着别人也要站稳，自己想要通达就希望别人也能够通达，能够从身边的人开始帮助。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起源。孔子、孟子这里所讲的仁其实包含了义的缘起，能够在考虑自己的时候想着别人，并去帮助别人，这不正是天地道义所在吗？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也是义吗？如果没有恻隐之心，事事只想着自己，只考虑自己立、达，从不为他人考虑，这样的人不仅不可能仁，也无义可言。《论语·里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就是说只有仁者，才能正确地喜欢人或者厌恶人。我们个人的喜好其实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我们喜欢的人未必是好人，不喜欢的人未必就坏。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正确喜欢或者厌恶人呢？就要做到仁。而这也正是义之所在，放弃个人低级的欲望，对人有仁，那便能够做到义，也就是喜欢应该喜欢的人，讨厌真正的恶人，进而去匡扶正义。《孟子·离娄上》中有一句话说明了仁和义的一种关系：“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精神安定之所在为仁，而人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达到“人之安宅”所要走的道路，就是义。换句话说，仁是内心的悲悯，义更多地倾向于行动。一个人如果对人不仁，那就不可能义。我们通常说的有情有义，其实就是对待别人要仁厚、仁义。

仁义的最高境界是圣贤。《论语·雍也》有句话说明了圣贤的含义：“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而子贡所说的博施于民，则是对人民大众这个更广泛的群体仁，因此我们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而这也正是大义之所在，因此圣贤的定义其实也简单，无非就是大仁大义的人—要想自己站得稳，也要让大家站得稳；要想自己成功，也要让大家成功。这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要想做到这样的确不大容易，所以孔子说“为之难”。

与仁类似的西方概念是爱。基督教讲“神爱世人”，《论语·颜渊》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那么爱和仁有什么区别吗？爱往往伴着一个前提—喜欢。古代中国“爱”不一定是褒义词，它往往是指出于个人欲望的喜欢或者欣赏，甚至有“过于”或“沉溺”的成分在里面，如“停车坐爱枫林晚”；比如，某天我到郊外，看到一朵非常美丽的花，我很爱，于是就摘下来插在自己头上。这叫“爱”，不叫“仁”，“仁”不会把自己爱的东西统统据为己有。仁并不以喜欢为前提，它要求推己及人，即便对方是自己不喜欢的人，也要仁。儒家推崇的一个理念叫“内圣外王”，对内行仁政，对外也要行王道，喜欢国外的一个地方，不是要派军队把它占领下来，而是要和那里的人民通商贸易、友好往来。由此可见，“仁”是比“爱”更难做到，也更高级的精神和行为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