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名人录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因在国共合作时期曾是国民党的核心干部之一，且颇为活跃，后来成为共产党开展农村革命的领袖之后，国民党方面的杂志仍偶尔介绍他的情况；而且，有的评传——如上述署名“孙席珍”的《共党主席——毛泽东》——不见得持反共立场，而是较为客观，甚或带有人情味。不过，当时的报刊到底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那些可能为共产党做宣传的报道，一般都在严厉禁止之列。《文化日报》《社会新闻》的文章，现在看来其内容比较接近事实，但在当时却是真伪难辨。尤其对身处中国以外的外国人而言，毛泽东完全是谜一样的人物。

毛泽东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日本外务省的记录中，是在1926年年底。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广州刊行的革命宣传册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收集、翻译并送交东京；其中就有毛泽东的《农村教育问题》一文，是当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讲课时，听课者所做的笔记。1不过，该文并非日本方面为了解毛泽东而特意收集，而是偶然夹杂在得到的资料中。而在国共合作破裂、中共转向农村发动革命之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消息就更难获取，也更加含糊。

为了解当时相关消息如何难以获取，又如何贫乏，让我们来观察日本当时出版的人名录是怎样记述毛泽东的。日本的每日新闻社（大阪）于1929年发行的《“支那”人士录》对毛泽东的记述如下：

毛泽东 Mao Tse-tung 湖南人，1924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连任，1927年7月因是共产党员而被除名，1928年进入湘、粤交界地带发动骚乱。〔年号原为民国纪年，已改为西历〕这部人名录的编者是泽村幸夫和植田捷雄，都是以“中国通”即中国问题专家而知名的记者，但其所掌握的信息也仅此而已。记述如此简略，要据此了解毛泽东，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被看作多么重要的人物。

但是，三年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务省情报部（即后来在政府公报上刊登胖子“毛泽东”照片的机构）编纂、于上述《共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见诸报端的1932年底发行的《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国”人名鉴》之“毛泽东”项的记述如下：

毛泽东（Mao Tse-tung） 现居江西省瑞金 湖南省湘潭县人， 1892年生

履历：曾留学法国，苦修经济学，回国后加入共产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后加入国民党，被推为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作为农民运动权威，在湖南省农民中培植起巨大潜在势力。国共分离后，与瞿秋白、苏兆征等会于九江，所谓八七紧急会议后立即回到湖南煽动农民暴动，与朱德结盟组织红军第四军，任政治委员。尔来极力扩充红军，致力于扩大和巩固“苏维埃”区，1930年占领长沙时，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最高指挥，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现职（政府主席）。（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与三年前的《“支那”人士录》相比，这段记述的确充实得多。这三年间，共产党扩大了农村根据地，建立了独立政权；而毛泽东则成为该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所以比以前受到更多关注。不过，如下划线部分所示，该记述并不准确，问题依然不少。生年误作“1892年”，而说他曾留学法国则是捏造。毛泽东的学历和任职经历，《共党主席——毛泽东》写得很清楚，即毕业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曾任共产党的农民部长——而非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部长；但《人名鉴》这段记述的执笔者似乎并未阅读该传，看不到参考的痕迹。当然，政府的宣传部门，不一定把掌握的信息全盘托出，不符合宣传目的、政府不愿公开的信息，往往会秘而不宣。但就这部《人名鉴》的性质而言，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使政府忌惮公开毛泽东的生平信息。倒不如说，当时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就只能收集到这些信息。

欧美方面的情况又如何？战前的上海等地设有西方列强的租界，大量外国人在此形成居住区，也有许多报纸、杂志发行；此类报社、杂志社也曾编纂同时代中国人的人名录。人名录，英文称“Who’s who”。战前著名的“Who’s who”，是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社每隔数年刊行一版的Who’s who in China。这部人名录，1925年出版第3版， 1931年出版第4版，1933年刊行第4版补遗，但都没有收入毛泽东。毛开始出现，是在1940年刊行的第5版，即斯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使毛的生平、经历广为世人所知之后。密勒氏评论报社发行的时事评论周刊《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w ）早就对共产党的动向时有报道，1936年11月曾最早刊载斯诺采访陕北的文章，成为相关报道的先驱；但在那之前，世人恐怕无从了解共产党领导人的真实情况。

那么，中国的报刊又如何？上文曾说，同时期日本的人名录对毛泽东的记述存在谬误。实际上，即使不准确，有收录已属难得；而中文刊物则是把共产党相关人士的信息有意剔除在人名录之外。例如，1937年开始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南京，中国辞典馆刊），无论从收录人名数量，还是从如“图鉴”二字所示附有大量人物照片来看，都是战前中国人名录编刊的巅峰之作（令人遗憾的是，第3卷以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继续出版）；但其第2卷“毛”姓一项之下却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其他共产党人也一样。编者杨家骆是著名目录学家，1930年始相继创办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中国辞典馆，自任馆长。被称为“中国词典学第一人”2的杨家骆，其工作当极其认真，不可能在编纂上述《图鉴》时忘掉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最大的可能是，他获得了这些人物的信息，但因他们是共产党首领，故而将其排除在收录对象之外。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价值观考虑，是不允许共产党存在的，书籍、刊物介绍他们的生平，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读者如果觉得不至于如此，那么，请翻阅战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出版的盗版《大汉和辞典》。该辞典是日本学者诸桥辙次耗时数十年编纂而成，收词丰富、完成度极高，被称为汉字、汉语辞典的巅峰，因此在中文世界（台湾）也有许多盗版。曾几何时，有些日本年轻学者，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正版（包括索引共13册），也会罔顾版权而购买台湾盗版，悄悄置于案头。而此类盗版《大汉和辞典》，绝对看不到“毛泽东”这一词条。准确地说，日本出版的正版中原有“毛泽东”条，但在盗版中却被刻意删除。“邓小平”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条也同此命运。按照国民党的价值观，不允许存在的事物、现象，辞典也不可收录，收录了也必须删除。盗版也不得为共产党张目——以国民党对共产党仇视之深，不可能容忍他们统治的“民国”的名人录中混入“共产党”的名字。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中国的书店里不可能见到认真研究和记述共产党的书籍。共产党不仅根据地受到军事“围剿”，信息方面也遭到严密封锁。共产党非常重视宣传自己的主义、主张，在国民政府支配地区也坚持进行宣传工作，其背景在此。重视宣传本就是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各地的革命纪念馆陈列的用草纸印制的传单、封面伪装成一般书籍的革命文集等，至今仍对人们讲述着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如何艰难和凶险。

只不过，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共产党，虽然曾以党的名义发过许多呼吁、宣言，但几乎从未公布过领导人的经历及画像、照片等。党内信息严格保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文化，各国的共产党大都有此倾向，不独中国的共产党如此。尤其是得到绝对支持的领导人确立其地位以前，何人代表党，往往是党内的力量结构、路线及权力斗争现状的反映，大多数情况下会出于慎重而严格保密。

在江西省南部建立了根据地的共产党，当时正是如此。毛泽东是1931年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是绝对的，不过是苏区中央局八名成员之一。他的确因成功开辟农村根据地而功高望重，名义上地位很高，但并未掌握相应实权；而且，党内不少人也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这些人的地位也都很高。比如，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上印制的不是毛泽东，而多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图9）。使用纸币的农民们当然无从知晓纸币上印的是何方神圣，但对共产党而言，避免突出自己的特定领导人，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称的理念或曰自我定位，即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要搞中国式的替天行道，而是要把人类智慧的结晶、世界性的普遍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付诸实践。

正因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党在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以前曾经筹划在根据地出版毛泽东的传记。肖像也一样。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办的红色中国出版社，曾于1933年发行过用于宣传的《革命画册》，其中有一幅十分潦草的毛泽东素描画像（图10），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毛泽东当时的唯一画像。原书未见，但据说该画册收有绘画、漫画约50幅，毛泽东的画像排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其后则有朱德、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3该素描出自谁手，已经无从稽考。但《革命画册》现在几乎没有存留，可知其发行量并不大，流通范围也极其有限，且后来没有重印。也就是说，共产党在踏上长征的征途时，把这部并不精致的画册——和毛泽东的画像—— 一同丢在了将要放弃的根据地。

1 《機密第一〇七五号 黄埔軍官学校の講義など筆記の訳文等送付の件》（1926年12月28日），《各国一般軍事軍備及軍費関係雑纂／“支那”ノ部 第二巻》；分类项目5-1-1-0-21（参照号码B07090039100）。该讲课笔记，收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标题作《农村教育》（冯文江笔记）。

2 徐苏《杨家骆目录学成就评述》，《江苏图书馆学报》，1997年第4期。

3 杨昊成《毛泽东图像研究》，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