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及一切活动的基本条件。人类语言、认知和行为方式不但受到时空的制约，而且都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其结构和功能的重要参量。人类活动大到火箭发射、卫星定位、航班车次的运筹，小到会议、宴席、约会的安排，乃至图式、概念化途径的选择和组织表征，时间和空间都作为必不可少的变量要件纳入参考框架之中。世界上已知的语言都包含丰富的专门用于表达空间方位关系和时间关系的语汇系统，形成一套带有显著民族文化特色的个性化时空认知表征方式和参照系统，以民族化哲学价值取向的视角、参照框架和概念化途径，表征各种复杂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

不同语言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文化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哲学理念体系，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取向。一种语言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哲学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以客体为中心的哲学基础之上，其时间、空间的参照框架、概念化途径等变量也相应发生变化，从而带来时空方向上或同或异的对应关系。

空间认知涉及不同文化的参照框架选择、概念化途径、图式选择、背衬-显体与辨析度、稳定度等变量的竞争策略，而上述变量都受到操控认知方式的价值观——主体和客体关系地位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空间认知跟时间认知以及语序组织遵循一致的哲学价值观制约下的认知方式，因此空间认知方式还深刻地影响着时间认知以及语序组织表征的策略。也就是说，从空间和时间认知方式的窗口，可以一窥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特定认知方式及其背后的哲学价值观，从而概括出一种语言的顶层设计格局。正因如此，有必要从汉语跟其他语言之间的跨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时空方向认知差异中，提炼出“中国式认知方式”。

正如Levinson（1996：376）所言，认知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媒介变量，认知定势跟语言和文化表征密切相关。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语言的时间和空间的研究仅停留于跨语言时空词语方向对比，以及时空方向隐喻类型对比，而语言背后隐藏的时空方向的认知方式，以及认知方式背后的哲学价值取向，除了Levinson等极少数学者，还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立足于语言对比的角度，许多语言，包括汉语在内，在时间和空间认知领域都存在众多未解之谜，有些认识甚至失之偏颇。机器翻译中时空方向的大量错译，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时空方向翻译遇到的困境，以及目前时空方向研究和应用存在的缺陷。

对空间和时间方向的认知方式的研究，是国内外认知研究和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研究课题之一。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和方向认知，为人类语言的认知研究提供了一个窗口。时空对比研究为跨文化认知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典型案例。借助于空间和时间的定向原理，我们得以窥探人类认知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通过空间和时间方向的研究，可以洞悉“背衬-显体”跟“客体中心-主体中心”之间的密切关系，管窥汉语有别于英语的认知方式和视角的差异，得以发现我们习焉不察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化途径的语言差异和规律，例如路径和容器等图式的选择规律和条件等变量的互动关系及其优选机制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异同，从而将制约时空方向变量的优选机制统一纳入认知方式的框架之中，一方面揭示认知方式对于时空参照、视角、叙述视点诸多变量的诱导机制，另一方面探寻汉英两种文化的哲学基础对认知方式及其语言表征策略的制约机制，进一步了解认知方式与概念组织和表征机制之间的双向关系对跨语言、跨文化的时空方向认知的制约。

时空方向研究涉及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跨文化对比以及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认知科学及语料库统计研究和实证测试相结合。目前受到测试手段的限制，难以从多变量综合认知效应中分解出单一变量并有效控制其他变量的干扰，因此在大脑时空方向认知的内部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时空方向研究的目标涉及如下问题：时空方向认知参照框架选择的语言差异、时空方向认知的概念化途径、时空语言跟认知的关系、时空认知的语言相对性、时空认知方式跟哲学基础的关系等。

从以往国内外有关空间方向和时间方向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立足于单一语言内部的时空方向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而跨文化、跨语言的时空方向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由于研究者对汉语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限制，无论是语料样本的选择还是理解，都存在不少缺陷。时空方向研究最大的缺陷在于，由于缺乏跨文化、跨语言的对比，无法在对比中发现一种语言自身的时空方向总体认知策略，没有概括出一种语言时空方向总体认知策略对认知方式、认知参照、认知视角等诸多局部变量的自上而下的统摄和支配制约机制，导致时空方向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探索一种语言时空方向的局部变量，难以发现一种语言时空方向总体框架中的总体策略。综观目前的时空方向认知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研究的视角、深度以及系统性，都迫切需要立足于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跨语言、跨文化对比，发掘汉语时空方向认知的规律和策略特点。

时空方向认知是人类生存和认知发展的基础。时空方向认知规律是我们窥探人类认知机制的窗口之一。然而，时空方向认知的跨语言研究仍然存在众多未解之谜。为什么某些条件下汉英时空方向趋同？某些条件下汉英时空方向相反？某些条件下汉英时空方向既不趋同也不相反，而是采用不同的定向方式如“前-后”对应着“内-外”？汉英在时空方向认知上有没有认知方式和策略上的主导性优势倾向？如果有，其条件有哪些？哪些条件下汉英时空方向趋同、反向或异向？

时空方向认知的语言差异，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以往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立足于隐喻或参照的视角，探讨回答上述问题。然而，以往的国内外研究，大多只限于对变量分门别类的描写，忽略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例如参照体的选择受到普遍关注，而视角、视域以及认知方式导向对图式的诱导和屏蔽作用和机制，被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忽视，导致空间和时间方向的整体策略、变量互动研究和局部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薄弱。

针对以往研究突出隐喻和参照等局部变量、忽视认知方式主导下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我们立足于汉英参照模式、视角、视域、图式、显体-背衬、基底-侧形等变量的选择规律，考察操纵、主导上述变量的汉英时空方向认知定势差异导致认知模式、认知方式以及图式异同的动因及具体条件，揭示汉英“前-后”“内-外”时空范畴交叉及分歧的条件，解释汉英时空认知同向、反向和异向表达的条件及其背后的理据。我们将通过案例展示客体内参或主体外参主导下的优势认知方式如何制约该语言观察视角和视点的优先选择，并进一步制约着特定图式的优先选择，进一步概括出基于心理学和哲学价值取向互动而形成的“中国式认知方式”。

汉语和英语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保持时间、空间认知方式非此即彼、完全不同，两种语言的认知方式在某些条件下发生交叉，某些条件下彼此对立，需要进行转换，这就会出现两种语言对同一种空间场景或时间关系出现反向认知和表征，结果导致汉英时空方向彼此呈现出既对立又交叉的格局。在同时存在不止一种时间或空间关系，并且可能引发观察者采取不同认知方式进行观察、认知的条件下，例如在同一空间关系中涉及多种认知模式竞争充当方向参照框架，或者同一个显体对应着多个基底，彼此处于竞争态势的条件下，汉英各自不同的认知定势的作用效果才充分显现出来，从被遮蔽的幕后走向前台，诱导竞争双方中的一方激活主导型认知方式，屏蔽竞争的另一方，最终导致汉英时空方向呈现相反或相异的结果。

换言之，如果汉英认知方式的差异被空间或时间客体结构呈现出来的共同特征所掩盖，汉英激活相同图式导致时空方向趋同；时空结构具备双重图式特征，汉英优势认知方式的差异点被激活，汉英各自不同的优势认知方式诱导激活不同图式，分别主导汉英优先选择内参或外参目标作为参照，分别采取不同视点和观察方式，导致部分汉英时空方向相异或相反。面对同一个世界，我们看到了什么，并非取决于这个世界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在认知定势引导之下如何认知和表征这个世界。

总之，汉英时空认知方式的诱导规律，并非总是显现出来，而是客体中心或主体中心的不同认知定势的不同偏向，导致基于客体或主体的不同概念化途径、隐喻结构和参照框架干预显体、背衬的选择，诱导激活不同图式，最终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方向表征。这一切认知方式的差异，都归因于文化基础、哲学价值观与认知方式的互动。我们的研究，将以往汉英差异笼统地归因于汉英文化差异，进一步具体到汉英哲学价值取向以及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地位与认知方式的互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