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郭象《庄子注》山林和庙堂之说

魏晋南北朝许多人对山林和庙堂的问题有所论及。其中，探讨最深入，将山林和庙堂这个现实的社会状况转变成了哲学概念的是西晋玄学家郭象，他提出了山林和庙堂相结合的全新观点。王羲之早期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隐逸，践行的是郭象“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玄学理论。

郭象在《庄子·逍遥游》注中对身在庙堂、心在山林有所论述：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18]

郭象之时，《庄子》大盛，名士归隐山林颇为盛行，郭象不满人们对山林的趋向、对《庄子》的狂热，故而选择了最流行的书《庄子》，通过给之作注的方式来把人们从山林拉回庙堂。郭象在哲学体系上首创庙堂之上和山林之中相结合：“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此言看似强调山林，其实不然，郭象意在告诉人们：不必归隐山林，处庙堂之上即可具山林之心。这是郭象注庄之本意。《庄子》的兴盛并没有因为郭象作注而有所减弱，相反，郭象《庄子注》成为玄学发展的至高点，在当时社会的影响无可匹敌，郭象也因一部《庄子注》在庄学史上名垂千载。

郭象不仅提出了“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主旨，而且围绕此主旨，建立了整套哲学体系。《庄子注》认为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独化之万物各有各的性分，性分说是郭象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按照郭象性分说，君主的性分要求是用臣，而不是亲力亲为地做事，臣下的性分要求是做事，君主和臣下各司其任，这就是无为。

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19]

人各安其性、静其所遇、欣其所受是郭象所推崇的状态，由此，山林之士安其山林，庙堂之士安其庙堂，二者不相非地自得、自足，这都是各自性分之内的要求。王羲之《兰亭序》中“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20]，和郭象的理论非常一致。

和自性说相对应，郭象《庄子注》一书中出现最多的字是“自”。按照郭象性分说，从个体而言，应因循己之性分，从万物之间的关系而言，应因循相处，如此则最终达到无为而相因大和谐的局面。郭象的理论影响了整个东晋，可以说，整个东晋都是按照郭象的理论在运作。东晋偏安江南，与北方各自相安。东晋儒、释、道齐头并进、互不相非地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东晋山林隐逸盛行，山林之士和庙堂之士各静其所遇、足于所受。东晋有各种社会矛盾，但最终偏安江南达百年之久，这和郭象理论的指导作用不无关系。

概而言之，郭象“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玄学理论是王羲之早期身在庙堂、心在山林隐逸经历的玄学背景。

王羲之后期辞官归隐证实了郭象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理论在现实中不可行，理论终归只是理论，只有穷理尽性之妙，现实中却难以实现。《晋书·隐逸传》“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为时楷法”的辛谧对此有所说明：

及冉闵僭号，复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曰：“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史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是故不婴于祸难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谧闻物极则变，冬夏是也；致高则危，累棋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处之，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必有许由、伯夷之廉，享松乔之寿，永为世辅，岂不美哉！”因不食而卒。[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