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征粮受阻与推行合作化
战旗村域在刚解放时属于崇宁县灵圣乡集凤村。1949年12月，崇宁县解放，全县受到军事管制。1950年1月，该县县长段振声到职，开始领导全县的征粮工作。[35]
此时征粮是新解放区的重要工作，能否征收到足够的粮食，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在川西甚至四川立足。首先，新政权在川西甚至整个四川地区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南下干部不足，新政权在川西的接管以城市为主，农村干部仅派到区级，区以下的乡保依然依靠国民政府的旧保甲人员，即对旧有的政府公教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接管政策。新政权自身的军队也急需大量的物资和粮食供给。其次，当时整个国家正陷在经济危机中，国民党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国库的全部黄金和外汇。新政权为了保证财政开支，只能增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胀之下，实体企业没有利润，导致经济“脱虚向虚”，奸商囤积居奇、股票市场多空炒作，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需要大量白米、白面、白布等生活必需品去平抑物价[36]。
虽然征粮工作要求以“合理负担”为主，但川西地区由于粮食征收时间紧迫，当地反动势力对征粮工作的抵抗，演变为大规模的土匪暴乱。
以郫县、崇宁两地为例，1950年2月11日，潜伏在郫县、崇宁两县的国民党残余军、警、特务，与地方的封建恶霸、惯匪等勾结，发动了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大暴乱，因暴乱发生之日为农历腊月二十五，所以被称为“二五暴乱”。这些反动人员围攻驻守的起义部队，劫走枪弹，杀害征粮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暴乱发生当天，征粮工作人员尚在各乡工作，县长段振声和部分地方干部及参加征粮的独三军战士共20余人被土匪杀害”。[37]
为了起到惩戒和教育作用，1950年9月25日—27日，崇宁县召开了会议，决定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12月初，县里召开了第一次公审大会，镇压了反革命暴乱的匪首、特务、恶霸、地主十余人。与此同时，还从原自新人员训练班、原乡保人员训练班中，搜捕了一大批潜伏匪特，先后在各乡设人民法庭，召开公审大会，对一批组织暴乱的首要匪特、恶霸处以极刑。
之后，灵圣乡在同年10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公审大会，对暴乱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全乡12个分会，共1568户6968人，有1617人参加公审大会，占全乡人口约23%。会上有12人对地主恶霸进行了血泪控诉。灵圣乡18人相继被镇压，本村参与暴乱的人也被判刑。[38]
清匪反霸后，中共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欠粮地主等手段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1950年9月，川西地区征收公粮的任务完成了85%，使新政权在川西地区站稳了脚跟。征粮过程中开展的“查田评产”活动，使得新政权彻底掌握了川西地区的土地面积、土地等级、单位产量、农业人口等资料，为1951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9]
郫、崇两县的土地改革从1951年6月下旬开始，至1952年4月底结束。两县合计没收、征收土地363 545.68亩，占两县土地总面积的69.84%。如表1-1所示，郫县共33 231户分得土地，占农村总户数的85.14%；分得土地的人口达146 191人，占郫县总人口的83.76%；共分土地264 408.61亩，平均每人分得1.81亩。崇宁县共16 687户分得土地，占全县总户数的73.43%；分得土地的人口达72 674人，占崇宁县总人口的73%；共分土地128 194.943亩，平均每人分得1.76亩。
表1-1 郫、崇两县土地改革分配土地情况[40]
单位：市亩
土地改革改变了两县农民土地占有的平均程度，土改前后两县的土地占有情况的洛伦兹曲线如图1-1所示。
图1-1 郫县、崇宁县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的洛伦兹曲线
根据计算，土改前，郫县土地占有的基尼系数达到0.82，崇宁县达到0.71。根据国际惯例，当基尼系数超过0.5时，说明土地占有的差距悬殊。土改后，两县土地占有的基尼系数等于零，说明达到了绝对平均的状态。可以说，土地改革不仅进一步增加了小农社会的公平性，而且增强了新政权对大多数农民的动员能力。东亚小农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民众的均质性，据宫嶋博史的研究，这种小农社会在中国形成于明代，而在四川形成的时间可能更晚，农民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但地主与佃农之间的贫富差距是极富流动性的。[41]每个朝代的末期，这种均质性便会变弱，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导致矛盾丛生，甚至引发朝代更迭。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得了田地，极大地提高了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当然，土改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规模收益损失，但是新政权第一次获得了农村一半以上人口的政治动员能力，这种制度收益是微观经济学很少讨论的。[42]郫县和崇宁县的土改没收、征收了地主和富农的绝大多数土地，彻底改变了基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乡村社会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另外一种态势。
土改通过平分土地极大地促进了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刚刚经历征粮、通货膨胀的农民更愿意存粮，而不是出售粮食，因此农村又陷入商品流通不足的困境。对于急于发展工业的新中国来说，工业品无法下乡，发展工业的资本就无法积累。而“无论何种后发国家要进入工业化，无论信奉何种主义，都会遭遇到资本原始积累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难题”。除此之外，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从苏联获得了大规模的战略性援助，导致城乡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也产生了冲突。
除了解决土地问题，完成了经济基础的变革，新政权还调整了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乡村权力结构。比如1953年，万寿乡人民政府举行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为彻底而有效地克服农村“五多”[43]尤其是组织多的现象，促进发展生产，首先撤销了乡村两级20余种组织及多名相关行政人员。撤销的具体组织及人员有原乡人民政府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及主任等7人，生产建设委员会及主任等7人，文教卫生委员会及主任等9人，拥军优属委员会及主任等5人，公产管理委员会及主任等5人，乡场管理委员会及主任等7人、财粮委员1人、民政委员1人、其他委员23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主任1人，扫盲运动委员会及主任等13人，调解委员会及主任等5人，婚姻调解委员会及负责人1人，卫生委员会及主任等9人，农村金融委员会及负责人1人。原冬学委员会及其主任等负责人，原有组织的村上自由借贷委员会，其未完事项由生产建设委员会领导督促完成；过去村上临时推选委派或邀请的农民代表、人民代表、交粮代表、催粮代表等代表（因其已完成了历史任务，以后视工作需要临时组织）；原各村村主任及其村委会有关人员的相关工作，今后由代表主任、人民代表及各种委员协同处理；原各村所划分的居民小组及居民小组长，今后由25～30户居民组成的居民小组及新任的居民组长负责管理一切事务。裁撤各村婚姻法调解小组和各村卫生小组。[44]
旧有组织、临时组织及行政人员撤职后，新政权又对基层组织进行了重新调整，彻底解决了基层政权膨胀与行政经费过高的问题。还以万寿乡为例，其组织结构及其有关工作人员的情况如下：乡长1人、副乡长1人、乡人民政府委员会除正、副乡长外有9人；乡人民政府领导下设立生产建设委员会、文教卫生委员会、优抚委员会、武装委员会、财粮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调解委员会7种委员会。各委员会设立主任1人，均由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其他委员由全乡14个村各出一人兼任；各村设正、副人民代表主任各1人；各村人民代表主任又必须兼任各村一居民组长以领导居民。可以看出，万寿乡的乡村基层组织大大简化，行政工作人员基本兼任各项职能，乡级政府行政人员仅有11人，各村行政人员共有28人。
在以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交织变革的作用下，1953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农业领域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阔的市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45]由此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注意的是，与组织农民同步的是粮食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的由来，可以从陈云在1953年10月举行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的说法中一探究竟。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46]
针对互助运动薄弱的新解放区，党认为应该大量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这也是广大农民可能接受的形式。因此，战旗村域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较晚。在崇宁县万寿乡，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崇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党员唐思学根据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领导7户农民成立了常年互助组，1953年冬又以这个互助组为基础，建立了崇宁县第一个有32户农民参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47]1952年，集凤村成立了崇宁县和灵圣乡第一个生产互助组（后成立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部分）。1954年春，中共崇宁县委试办了万寿乡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灵圣乡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战旗村域当时属于该合作社）和火花农业生产合作社。这3个社入社农户有73户，入社耕地有664亩，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状态。[48]1956年春，崇宁县在这3个社的基础上，建立了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虽然办起来了，但是高级社时期的计划明显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以至于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合作化的认识还摇摆不定，使得工作和生产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灵圣乡党总支在领导合作化问题上就表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度。二分支党员俞越伟说，“前段（时间）怕我们把社员接收多了，后来想把地（主）、富（农）、反（革命）一下弄光，又盲目地接收了一部分社员到社里来，并把一个初级社吸收到高级社，几天后又劝出去”。有些党分支书记转到高级社后，产生了自满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以致高级社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生产上和工作上都造成了损失。[49]根据崇宁县1956年的水稻产量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其水稻单产和总产相比1955年出现了普遍的下降，灵圣乡和万寿乡这两个率先成立高级社的情况如表1-2所示。
表1-2 崇宁县灵圣乡、万寿乡1955—1956年水稻产量统计表
单位：亩、市斤（1市斤=0.5千克）
干部和社员思想摇摆不定，属于社会主义合作化探索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尤其是在没有任何组织经验的新解放区。从表1-2中可以看出，1956年崇宁县成立高级社后，各乡的水稻产量比1955年有所下降。万寿乡的先锋高级社1956年的水稻种植面积为4394.8亩，约占全乡水稻种植面积的24.8%，水稻单产为464斤，比全乡平均数515斤还低51斤。先锋高级社除在农业生产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外，在养猪这个关键性副业上也出现了908.85元的亏损，光在买猪仔一项上就支出了5957.9元，这比卖肥猪的收入4102.22元还高出不少。[50]副业的亏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级社统一管理中存在问题，原本作为家庭副业的养猪业等被统一管理后，不仅猪仔和猪饲料的成本上升，而且猪的死亡率也较高。当然，该挫折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战旗大队的养猪经验也形成了一定的对比。战旗大队当时的母猪主要放在集体“公养”，而公猪主要给社员“私养”，把猪仔掌握在集体手里是养猪成功的重要经验。
该时期的农作物产量达不到预期，而副业生产也出现了较大亏损。由此可见，如何组织、发展集体经济，需要长期总结各种经验教训，川西平原地区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56年，虽然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完成，但农民并没有完全接受合作化运动。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区的农民闹事，搞请愿，闹缺粮。领导人进一步意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及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51]
先锋高级社所在的万寿乡根据郫县县委关于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的安排，在1957年组织了大鸣大放运动，党员和群众一起参加鸣放。全乡129个党员，绝大多数都积极地投入到了这次运动中。经过38天的大鸣大放，万寿乡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对合作社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社员群众也在这次活动中受到了教育。
随着干部和群众对合作化和社会主义等认识的加深，先锋高级社在1957年获得了比1956年更好的收入，总收入比1956年增加了11.4%，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 007 878斤，每户平均收入370.7元，每人平均分得原粮531斤，如表1-3所示。
表1-3 先锋高级社1956—1958年关于农副业生产的总结
虽然通过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合作社干部和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并且粮食产量也逐渐恢复，但由于高级社的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由表1-3可知，先锋高级社的农业支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以1957年为例，其农业支出72 322.02元，约占总收入的25.9%，而农业支出大的主要原因是商品肥使用过多和社员猪粪投资增加。其中商品肥支出约38 729.12元，而社员投入的猪粪为29 468.49元。1958年，农业支出进一步增长，肥料总投入为69 254.26元，其中社员猪粪投入达39 940.46元。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1958年前该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处于起步及发展的阶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劳动力分散、生产工具不足、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但其农副业的管理还处于初级水平，导致副业亏损与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同时，合作社干部和农民具有较强的小农机会主义的特点，更关注个人“发家致富”。土改时期，许多贫农出身的干部成了“新中农”，新的改革似乎已无法依赖他们。正如费正清所描述的，“土改期间，工作组找那些贫农出身的、鲁莽而又大胆的年轻男人（或许还有几个妇女），在反对旧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打头阵。就是这些人被吸收进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支持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力量”，“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的变化，随着‘发家致富’的政策让位于强调互助和合作化的政策，在早期运动中上台的当地领导的‘大杂烩’变成了实施这些新政策的障碍”。[52]
川西平原地区的合作化运动还在干部与群众的认同、抵触、教育的反复中发展，而1958—1960年，由于苏联对中国撤资，中国国内“二五”计划时发生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为维持工业化，党中央于1958年年初提出了“调动两个积极性”，来动员地方财政继续维持以重型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遂号召地方大办“五小工业”，且由于过于机械地推进地方工业化而演变为在今人看来近乎荒唐的“大炼钢铁”和“大跃进”。[53]
外资中断，而已投入的项目仍要加快建设速度，部分项目还要提前上马，推动工业化只能依靠内部积累——发动劳动力替代资本及从农村进一步提取粮食剩余。人民公社正是诞生在这种经济危机及为走出危机而继续维持工业化进程的近乎荒唐的“大跃进”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