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的变化与增长
即使在英国，工业革命到1830年也尚未全部完成；农业和运输的革命同样也未完成。商品的增长、制造和运送的某些方式，经历了堪称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法国人所作的变革更是如此。资本积累、劳动大军的组合与管理，日益增加的产品的销售，银行与商业活动，以及在20年代中期发生的繁荣和萧条所暴露出来的诸如商业周期现象如何应付等问题，都要求在组织、方法、自愿结合和国家政策方面作出变革。因此，如果在适当的地方，特别是在英国进行观察，未来的经济形式就显然可见了。然而，即使在英国，一切都尚未完结；就全局来说，其余部分则呈现出一派运动缓慢，甚至静止的景象。
除铁路外，1830年并不是重大的分水岭。在随后的40年间，业已发展的方法和组织，由于重大的革新而得到改善、补充和替换，在西欧和北美更加广泛推广。在最初20年，扩展和变化的速度有时过于迅速，无法长期维持，结果引起深刻而持久的萧条，给那些在这一过渡时期技术上落后过时的人们带来灾难。然而，在1850年以后，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形势经过1848年的骚乱已经缓和下来，同时新的体制或经过改造的体制运转较顺利，自然资源和新技术开拓了广泛的新领域。到1870年，欧洲人口比1830年增加30%；北美人口则增加了两倍；能够从生产、运输和贸易的改革中获利的那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
到1830年，欧洲最大的一种行业——农业正在摆脱由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痛苦时期的最恶劣影响。价格有所回升，成本则由于租金和利率降低而稍有下降；难于耕作或产量过低的土地改为牧场或成为荒地。通过考察三个方面，或许可以最好地说明。随后40年的复杂情况这三个方面是：农业的日益商业化、方法的改善和对资本的更加依赖。
市场的吸引力变得更强大了，这是由于在40年间消费者的数目在英国差不多增加了1/3，东西欧（不包括法国）大概增加了1/4；而其中城镇居民所占的百分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46%增到55%（以拥有2000居民作为城镇与乡村的分界线），在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奥地利、瑞典和瑞士则增加到30%或者更多；而且由于运输设施的改善，再加上降低或者取消关税，就使农场主更便于与国内或国外市场进行交易。直到1850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欧洲的农场主几乎独享欧洲市场，从其他各洲进口的商品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作为补充。通常他们不仅是被吸引到市场去，他们是由于需要而被推到那里去：他们需要获得金钱去纳税，或者在实行租佃制的地方（例如在不列颠各岛）去交租，或者为了把自己的农奴身份改变为获得解放的有地农民（例如在丹麦、德国西南部以及1861年以后的俄国）而按年缴纳赎金。
农产品的供应增加了，因而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俄国南部的平原上扩大了移民和垦殖；在欧洲大陆西部的许多地方，广袤的荒地变成了沃土；但主要则是因为已经充分利用的农场提高了生产率。在上述后两项发展中，英国的地主和富有事业心的农场主起了积极的作用。前者拿出大量的钱来改善庄园或者经营模范农场。他们通过皇家农业协会（成立于1838年）和所属的各郡的协会的会议或刊物或者其他报道“科学与实践”相结合取得进展的出版物来交换情报。在欧洲大陆上，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大地主，以及丹麦、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大地主，是值得注意的改革家。这些人在原来是或者类似庄园领地的土地上，生产谷物、牲畜和细羊毛等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战后的萧条使他们受到沉重打击，使4/5的普鲁士容克地主至少失去了他们的一部分地产；但是，当萧条过去之后，他们又重新研究和仿效英国的改进办法，而且他们有时不是追随者而是先驱。
对农民，不能期望他们作出什么改革，他们仅仅是缓慢地模仿。他们拥有的土地太少，太分散，无法实行机械耕种。他们的收入中剩不下什么钱来用作资本积累，即使能有节余也储藏起来或用以添购土地，而不是改良原有土地。由于重利盘剥，农民极不愿意借款，这种情况直到1862年才找到一条出路，当时赖菲森在莱茵州一个村庄首先创建了一家合作银行。由于具有明显的好处而且所费不多，小人物就可能在他们所从事的小规模耕作或牲畜饲养以及家庭农场劳力不付工资的范围内，改变自己的方式。这种变化可能比书面记载的数字为多，然而，只是在较大的农场才采取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步骤来改善农业的方法。
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英国完成、在德国大大扩展的霸占无主耕地、公共牧场和荒地的圈地运动。在1830年以前，英国值得圈占的多数土地已经处理完毕，到1870年，重绘农村地图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当时有25万个人口集中的农场，其中有9/10的人口是佃农，有一半以上规模较大，共雇佣劳力达100万人，每个农场平均雇佣7人。在普鲁士，1821—1870年，将近4000万英亩土地被从公用土地中“分离”、合并和抽出，其中多数位于存在着大庄园的东部地区。
第二个步骤就是增加和保持土地的肥力，采用深沟排灌的有效新方法，并根据对肥料作用更清楚的认识来施肥。排水把旧农场和荒地一样都排干。在旧农场早春排干积水，立即可以翻耕、下种，肥料不致被冲走。至于荒地，林肯郡和东英吉利亚的沼泽，兰开夏南部和苏格兰的泥沼地，荷兰北部或德国沿海和比斯开湾沿岸的泥炭沼泽地和低温地带，一旦有了排水设施，整片地区就不再荒芜无用了。在荒地上进行深耕、大量施肥、种植庄稼，这种“第二次创造土地”，成本固然很高，但是丰收的谷物、块根和牧草证明投资是合算的，而特别是位于兰开夏、苏格兰南部或伦敦等人口稠密地区附近的土地就更是合算。
在这种开辟新耕地和改善原有耕地的活动中，施肥成了应用科学的具体运用（见原文第3章第65页）。甚至在李比希1840年出版他的著作《有机化学在农业和植物生理学中的应用》之前，有些农场主已在施用骨粉、秘鲁海鸟粪、智利硝石或者“新改良的人工肥料”了。李比希的动植物体内化学成分表，亦即土壤基本成分表，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而且如罗萨姆斯特德实验站的劳斯和吉尔伯特以及其他一些人通过实验室或试验田所做的实验表明的那样，它也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它却推动人们采用化学肥料和大力寻求供应来源。硝石和鸟粪的进口激增，同时在哈尔茨山脉（1852年）、阿尔萨斯和欧洲其他地方发现了钾盐矿藏，使许多地区，特别是德国的贫瘠土地肥沃起来。
科学在解决农药方面则并未如此成功。农场主在1870年时对于羊的烂脚病、口蹄疫、猪瘟和其他牲畜传染病仍然束手无策。在19世纪30年代和随后的一段时间，苍蝇使萝卜收成全部毁掉；40年代马铃薯枯萎病到处发生，爱尔兰则更为严重；50年代粉孢子使法国葡萄酒产量减少了2/3；60年代木虱开始猖獗。在达瓦纳、巴斯德、利斯特和科赫创建细菌学说之前，兽医学并未取得切实进展，直到1870年以后，才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实际效益（见原文第3章第65—66页）。对植物病害原因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
第三个步骤，改善农业设备，主要在英国和北美推行，那些地方劳动力相当短缺或者昂贵，土地广阔可用机器耕作，而且工业方面的发明创造精神也传到了农业方面。苏格兰热心农业的人士在宴会上为纪念“伟大哲学家和超凡出众的詹姆斯·瓦特”而干杯。其中有些人使用蒸汽机拉犁。苏格兰的打谷机向南传播，在1830年英国农业劳动者暴动中成了破坏的目标。苏格兰的收割机虽然在国内不受欢迎，但运到美国的4台样机却得到了美国人的青睐，他们当时正在寻求较好的工具取代镰刀、长柄大镰刀或带摇篮架的大镰刀。麦考密克在1834年为自己的收割机取得专利权，1846年开始大量生产，在1851年的大博览会上展出，而且通过在农田上的表演使英国农场主相信使用这种机器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在随后20年间，欧洲和美洲的农具制造商提供了经过改进的工具和机器，用于每一种农活。
这种种改进多数都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金或流动资金。例如，英国的排灌计划每英亩平均费用为4英镑；把荒地完全变为肥沃的农场所费为此数的3倍；估计1850年承租土地的农场主每英亩流动资金需要4—8英镑。这笔资金来自何处，有多少是来自地主和农场主的钱包，或者是由他们的收入中拨作再投资之用，有多少是来自借贷，现在已无法估计。排灌计划可以从政府或从经营这项事业的公司取得长期贷款作为资金；但是一般说来，当时没有出现任何英国机构专门提供农业贷款；在欧洲大陆上，普鲁士的土地信贷银行继续向那些借贷人合作团体的地主成员提供抵押贷款。他们出售债券以取得经费，这种债券由于有全体社员的全部财产作为后盾，得以享有头等证券的低利率。在1830年以后，其他中欧国家也仿效这种办法，而在法国则加以发展，在1852年创立了受国家资助的合股组织土地信贷银行。但是对于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实际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资助。
随着交通运输的不断改善和关税壁垒的降低，农场主的市场扩大了，从一张早期的铁路货车图（1833年）上可以看出车上装满了牛、羊和猪。到1840年几乎每天都有80艘轮船川流不息地把爱尔兰的牲畜、肉类、禽蛋运往英国各港口。比利时的农场主紧跟英国的农场主之后，也得到良好的铁路运输，而法国的农场主则不得不耐心等待，在有些地区差不多直等到1870年。只有在运送牛奶供应远地顾客方面，农场主做得较慢。铁路方面认为远途运输牛奶太麻烦，不值得注意，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大约1870年。同时，在德国成立了关税同盟以后，关税改革的效果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英国，1842年、1846年、1853年和1860年的关税修正案先是废除了对外国畜产品的禁令，后来又取消了对它的关税，这种效果也显而易见。1870年这类食品每人平均进口量大约为1840年的4倍。早期供应大都来自欧洲大陆，美国到1842年才打入市场，随后不断扩大输出数量，消除了早期质量上的缺点，到1870年就在英国的咸肉、火腿和奶酪进口贸易中占了统治地位。
畜牧业的显著扩大并未减少欧洲对制造面包和啤酒所需的谷物的依赖。例如，法国、比利时和英国都用了1/3以上的耕地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每个国家都力图自给自足，或者采取措施以保证进口不会过分压低国内价格。到19世纪30年代初期，谷物法都具有共同的模式：关税都可作相应的增减。国内价格上涨时，关税就降低，降低到虚有其名的数目，而当有灾荒之虞时就甚至取消关税。反之，价格下跌时就增加关税，早在谷价达到无利可图的水平之前就把关税增到接近禁止进口的程度。
因此，国际谷物贸易主要是用于供应某些国家正常的短缺以及其他国家偶见的奇缺。比利时和荷兰经常是净输入国，丹麦和普鲁士通常是净输出国，而法国则根据收成的多少时而为输入国，时而为输出国。在英国，由于耕作改良，在1833—1836年气候条件有利时，事实上达到自给自足，价格平稳，而在1838—1842年那些歉收年份，面包缺乏，在1845—1847年时，连马铃薯也缺乏。在“饥饿的40年代”，国内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太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在1842年实行了皮尔所提出的更加自由的浮动关税制，在1846年他又废除了谷物法（见原文第13章第342—344页）。
当英国农场主维护他们的成本和谷物法时，他们质问自由贸易派是否希望把成本压低到“相当于调整付给德国农民、波兰农奴和俄国奴隶的工资的标准”。[1]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谷物多半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工人生产的，易北河盆地农场的产品以汉堡为主要出口港，维斯杜拉河流域的大量收成以但泽为主要出口港，而南俄农作地带迅速增长的小麦、羊毛、皮革和咸牛肉，则以敖德萨为主要出口港，以塔甘罗格为辅。到1840年，黑海沿岸各港口输出的谷物几乎和但泽相等，主要是卖给地中海沿岸的消费者。在随后30年间，俄国的总出口增加了2倍以上，在欧洲内部贸易中已稳执牛耳。
所有关于谷物法的讨论，都道出了人们对从北美源源而来的廉价谷物的希望或恐惧。当饥荒到来，物价涨到很高的程度，足以补偿昂贵的陆上和海上运费以及低关税时，北美大陆就来援助欧洲；但是，每当较好的收成使价格降低、关税提高时，进口浪潮很快又都平静下来。1846年废除了关税，但直到1870年一直都未能对这种剧烈的波动产生什么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这种浪潮越来越高，而下降则是逐步的，不过，也还是落到和以前一样低的程度。美国小麦尚未达到总是那么丰富和低廉。诚然，当时也有种种力量在争取做到这两点，但是，尚未完全具备必需的条件：既能在廉价或免费的处女地上生产出大量产品，同时又只付出低廉的内陆和海上运费。
因此，西欧农场主虽然付出了高额的经营管理费用，仍然能够从1850年至1873年席卷农村的高价格和繁荣的浪潮中获得好处。尽管谷物价格远不如畜产品价格涨得高，但是每英亩平均产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增加仍然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纯收入。肉类和奶制品的价格上涨了1/4到1/2；尽管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南美的羊毛供应增加了5倍，羊毛价格还是上涨了大约3/4。在1870年，欧洲农场主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不必害怕来自其他大陆的破坏性竞争。他们在食糖市场上倒成了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甜菜糖生产的扩大使世界甘蔗糖产区受到了严重挑战。1850年，甜菜种植和榨糖从法国北部扩展到俄国，可能使甜菜糖产量达到世界食糖总产量的1/7。到1870年，甜菜糖产量增加了3倍，所占比例达到总产量的1/3，这两个数字都在迅速增加。食糖价略有下跌，而其他价格则看涨。除了非常贫穷的人以外，食糖成为大家的必需品，英国每人食糖平均消费量在30年间增加了2倍，几乎达到每星期一磅。
“到19世纪20年代，棉纺业是真正深刻地受到工业革命损害的唯一工业。”[2]在随后的40年间，影响变得更为深广，因为西欧和北美有更多工业由于采用或改进机器、利用水力或蒸汽、提高冶炼金属的能力、使用煤炭和应用物理或化学而受到影响。在生产资本货物的重工业——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中的新发展比在那些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中的新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然而，纺织工业却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人们大量需要它的产品，而且生产这种产品雇用了大量人力。因此纺织厂无论在何处都成了新的工业化的首要证据。
通常在一个棉纺厂里安装着靳尼纺纱机、水力纺纱机或走锭精纺机，这些机器在1830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革新了纺纱方法，此后，走锭精纺机变成了自动的，纱锭转得更快，每个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几乎增加了2倍，而每磅纱的劳动成本却至少减了一半。1825年发明的亚麻湿纺法很快就为贝尔法斯特的亚麻布制造商所采用；梳羊毛在50年代已不再用人力操作；到1860年废蚕丝能够纺成好丝了。同时，动力织布机逐渐取代了手工织布机。动力织布机在1830年只有在织粗棉布时才是有效而经济的。到1850年它就可以织出细得多的纺织品，并且强有力地进入了毛纺厂，不过在70年代以前还不能完全占领高级毛织品的生产。
在1824年取消关于技术工人向外移民的禁令和1843年取消出口机器的禁令之前，英国的技术就扩散了。到1830年，法国和比利时有些纺纱厂已经有了很好的设备，在阿尔萨斯和诺曼底已使用水力，在生产煤炭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使用小型发动机。欧洲大陆纺织地区中最先进的地方阿尔萨斯，动力织布机到1860年已把手工织布机差不多完全排挤出去了。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瑞士、德国和俄国，也同样采用了纺纱机，并且进口廉价的英国棉纱，一直到当地有了足够的产品为止。美国实行保护关税，把廉价纺织品拒之门外，它的棉纺工业在1830—1860年增加了4倍。它在1860年把全国棉花产量的大约1/5织成了较粗的和中等质量的布匹。
各地棉纺工业的增长速度和技术改革的速度都格外之快，而且由于美国棉花产量由1830年的100万包增加到1860年的将近500万包，加上印度和埃及也已成为较小的棉花出口国，因而廉价原料供应增加的速度也特别快。其他纺织品都感受到廉价棉织品的激烈竞争，但是毛织品制造商反击得很巧妙。他们把棉纱作经线，用精梳羊毛纺成“混纺品”，质地轻而花色新鲜，价格接近上等棉织品，而外观却像丝织品。
对其他工业的变化作一番综述可以列出一长串目录。如果说革新表现在机械方面，那可能是由于美国缺乏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劳动力，也由于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的需求。革新有时是一台别出心裁的机器，或者是一整套机器，都是为了能制造诸如左轮枪、钟、锁、收割机、缝纫机、门框或窗架上的标准零件。英国的观察家在1853—1854年指出：美国人“在任何地方只要能使用机器就热衷于用机器”；在某些工业中盛行的办法是开工厂，而在英国，这些工业则仍然主要由厂外工人或手工业工人进行工作，用“专用机器”制造木制的或金属的零件。[3]当时德国、法国和瑞士则致力于化学工业。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的英国裁判对这种情况像对外国机器和毛织品的“精彩展出”一样获得深刻印象和感到震惊。
机器使用者的后盾是制造机器的人。到了19世纪30年代，机械工程师已能制造重型和轻型工作母机，这些机器使金属加工达到了更高的速度和精密度。伦敦和伯明翰制造品种繁多的机器，曼彻斯特是纺织设备的主要产地，纽卡斯尔是蒸汽机车的主要产地，格拉斯哥则是航海机械的主要产地。在比利时，位于塞兰的科克里尔工厂是一个联合企业，包括煤矿、鼓风炉、轧钢厂以及生产发动机和多种设备的车间。法国的勒克勒索仅次于塞兰，但是德国直到大约19世纪中期甚至还没有堪称第三流的塞兰。1850年以后，由于各种润滑剂的供应日益增加，加上更好的保证精密度的方法，而且又受到美国崇尚标准化的影响，工业大踏步前进。
作为机器制造后盾的是炼铁厂。下列表格，其中前两行虽是根据估计制成，仍可粗略看出它们取得的成就。
1830—1870年铁产量
上述产量每10年约增加70%，反映出法国人称之“英国模式”所带来的改进和传播的结果。这种模式包括采用焦炭代替木炭熔炼矿石，以生产适于铸造的脆性铁；然后搅炼液态铸铁使之成为韧性较强能够弯曲而不致折断的熟铁。英国工业有了这种技术装备，1800—1830年产量增加了3倍，它的产品成为欧洲最廉价的产品。克莱德赛德炼铁工人尼尔森在1828年发明用热风而不用冷风吹入炼铁炉，使燃料开支降低了1/3。采用这项节约措施，再加上使用更大的炼铁炉，以及在坎伯兰和在米德尔斯布勒周围勘探出铁矿，使得铁产量在1830—1870年增加了8倍。虽然铁价随商业的起伏以及战争和铁路的需求而有涨落，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由1825年的每吨10英镑下降到1866年的每吨3英镑。
这些方法传到欧洲大陆后，在那些可以同时廉价取得煤和矿石的地方十分有用，例如在塞兰和勒克勒索。在法国有许多地区，矿石和煤的产地相距很远，而且远离市场，这项工业的发展只好等待运费较低的交通工具出现。1850年前后，这些条件实现了，于是法国的产量在20年间增加了2倍，然而依然不能满足全部需求。同样，在这20年间，德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迎头赶上，这是由于从鲁尔的一些新矿可以得到大量廉价煤炭以及铁路需要用铁。美国改用焦炭，因而能在1830—1850年把铁的产量增加2倍，随后到1870年又增加了2倍。
在那些年代的后期，突然出现了光明的前景，能廉价取得大量的钢。在1850年，钢几乎还是一种半贵重金属。钢的生产燃料消耗量极大，过程缓慢，规模很小；因此钢仅用于制造刀剑、工具、珠宝饰物和其他小件物品。当时全世界产量估计为8万吨，其中一半产在英国。贝西默转炉炼钢法（1856年）提供了大量廉价生产的方法。把空气吹送到装有液态铁的转炉中，一吨（或者更多）铁可以在一刻钟内变成钢，而不必使用任何燃料。炼铁厂商积极采用了这一方法，然而发现含有微量磷的铁无法进行这种处理，而且直到1878年，为消除这种不利元素而作的一切努力都未能奏效。不过，由于有足够的可用贝氏法炼钢的矿石，使钢产量在60年代得以迅速增长。1870年的产量至少为1850年估计产量的8倍；而制造商把这种新的金属投入各种各样的用途，从铁路和轮船到牛奶桶和平底锅，这时钢铁时代就隐约出现了。
1830年世界煤炭产量大概有3000万吨，其中4/5产自英国煤矿。1870年煤产数字为2.2亿吨，其中英国占一半，美国占1/5，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共占1/4。煤产量增加6倍，这和铁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即每10年增加60%—70%。到1870年，销售市场的格局也已清楚。炼铁厂商用去英国产量的1/3，制造商用去1/4。煤气工厂和家用火炉烧掉另外1/4，出口1/8，1/20则用作铁路和轮船的燃料。独有英国采煤业拥有5个沿海煤田，能够几乎直接把产品装船，运往伦敦等处的国内市场，或者作为压舱物和补充装载量出口。因此，出口量由1830年的50万吨增加到1870年的将近1400万吨。
开采内陆煤层要依靠廉价的水运，后来又靠铁路，来把煤运到市场或者是把原料运送到最适宜于设在煤矿附近的各种工业。1830年英国和比利时拥有最良好的水路，到1850年则拥有最良好的铁路。法国在提供水运和铁路运输方面有较多困难，因此法国在1870年的消费量中有1/3还是外国煤炭，对买主来说外国煤炭价格仍然比较便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无烟煤田，直到一些“煤炭和航运公司”在1830年前后建成连接沿海城市的运河以前，一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在俄亥俄河各支流两岸的高坡上，烟煤矿脉露头了，不仅容易开采，而且可以装船顺流而下，直达密西西比河流域日益扩大的市场，或者和当地产的矿石和石灰石一道用于在匹兹堡地区炼铁。
在一些老矿区如比利时和英格兰东北部，有了易于接近的市场，因而煤矿激增。有些地方比如宾夕法尼亚州和顿涅茨盆地还发现了新的煤矿床。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采用了一种通过透水地层开掘竖井的方法，得以探出深得多的矿脉。在英国、在法国的诺尔省和加来海峡、在比利时和鲁尔地区，这种探矿法获得成功；在鲁尔地区，1841年在埃森附近开掘了第一口矿井。采矿工程师虽然没有做多少工作来把采煤从一镐一锨的办法变成机械操作，他们却要解决大量其他的问题：如何使井下不受到水淹、窒息、爆炸和塌顶的威胁，如何采出较大部分的煤炭，以及如何改进把煤炭运上地面的办法。
他们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使得这项工业相对说来产量增加而危险减少，因为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英国伤亡人数保持稳定，而产量增加了4/5，矿工人数增加了3/5，但是资本和经营成本却随着矿井加深而增高，与此同时，在繁荣时代需求也迅速增长。结果在1850—1875年这25年间，煤价比一般物价水平涨得多，而在1869—1873年的繁荣引起煤荒期间，煤价涨了一倍多。在那些年头，煤炭生产能力急剧扩大，正如在炼铁和其他重工业部门一样。到新矿可以开采时，繁荣却已消失，煤炭工业苦于生产能力过剩而面临严重的萧条。
到1830年，西方世界懂得了改良道路、河道、运河和内河轮船的好处，以及它们高昂的费用。在英国的主要大道上，当时多数都铺上了碎石路面，旅客、邮件和包裹运行的速度几乎达到每小时10英里。虽然马车仍然只能以马走的速度前进，但是除了在地方上的低级道路上以外，行进总是轻快了一些。法国、萨克森、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北部，除了低劣的二等和三等道路外，也有了良好的主要大道。
在英格兰和低地国家，没有多少地方是远离运河或通航河道的，重型物资的运费降低了一半，运输量大大增加，各地区之间的价格趋向平衡。法国力图完成北部的河道网以及中部用于沟通主要河流的支流和上游的各种连接工程，但是由于距离太远、地形困难、河道欠佳、成本高昂和资金缺乏，只取得缓慢的进展和差强人意的结果。在北美，伊利运河于1825年完成，规模较小的加拿大各运河环绕圣劳伦斯急流，穿越尼亚加拉半岛，这些运河提供了由大西洋到达大湖区的连续在一起的通道。
最后，轮船显示出了它的能力，可以在湖上行驶，在河上运送乘客、邮件和精细的货物，甚至还可逆流而上，因此轮船使莱茵河、易北河、维斯杜拉河和多瑙河中游有了新的价值，然而，它为蜂拥到达长达1.6万英里的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广大地区的移民提供的服务，却是最有前途的。
在随后二三十年中，继续修筑道路、疏通河道。德国工程人员延伸了河流通航距离，因而到1840年轮船可以从鹿特丹通航到巴塞尔；采用蒸汽拖船拖带重载驳船；用运河沟通各条河流，从而使贯通南北的天然航道又辅之以连接东西的通道。根据1856年《巴黎条约》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着手疏浚多瑙河，改善河口，调整交通。法国的河道受到较多注意，不过许多工作却到1871年才完成。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汽轮从1830年的200艘增加到1860年的一千多艘，因而加强了南北的货物交流。
1830年9月15日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通车，机车在铁轨上行驶，其结果在某些方面是出人意料的，但在许多方面是令人鼓舞的。客运异常繁忙，速度达到每小时20英里，使人几乎感觉不到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煤炭和其他货物在3小时之内就可从起点站运到终点站，而走水路则需要36个小时。尽管资金付出很大，超过80万英镑，而且早期的机车消耗磨损很严重，但仍然可以稳定地产生8%—10%的盈利。
以此为先导，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竞相仿效，事实上在1835—1837年的铁路小繁荣和1845—1847年的大繁荣期间出现了过多现象。在40年间铁路营业里程增长情况如下表：
1830—1870年铁路营业增长表
英国到1850年已经拥有若干主要铁路线和次要铁路线。比利时在1844年完成了铁路计划的核心部分，一条铁路从奥斯坦德通到普鲁士边界，另一条从安特卫普通到法国边境，中途在马利纳与前一条铁路相交。法国1842年通过的基本法批准兴建9条干线，到1850年其中某些部分已经建成。在德意志各邦有5000英里左右的铁路线在营业。在美国，30年代中期的繁荣时期里铁路把某些沿海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还向内路稍有延伸，随后分担了“内陆交通改善”计划普遍失败的后果。由于国家在40年代花费大部分时间来修复它遭到损害的信誉，铁路修建大致限于新英格兰。
在那20年间，铁路表明了它作为普通运载工具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同时也显出了必须加以正视的关于修建、经营和成本等问题。客运立即大受欢迎，以至英国铁路线2/3的收入来自客运。这种营业情况使它们不得不提高速度，到1850年最好的火车达到时速35英里至40英里；扩大并改进最低廉的车厢；研制更有效的车闸、信号等安全装置；建设车站，其中有些是“造价高昂的装饰性建筑”；开设茶点部，在那些熟悉车马店的人看来，真是“宏伟的大厅，陈设豪华、温暖而敞亮”。到1850年铁路票价不及马车以前所收票价的2/5，而旅途所需时间则减少了2/3。同时，火车发展了迅速运送邮件、包裹、牲畜和鱼类等业务，而且运送重型物资，运费之低不仅使马车陷于破产，并且堪与水路竞争。
到1850年，铁路界已经探索过各种方式来修建和经营铁路线：私营、公营、公私合营。英国的办法是私营企业，一是因为这种办法是资助革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二是因为：尽管在几次繁荣时期有过投机过多的情况，早期建立的各公司的历史记录还是吸引了足够的投资，保证资金可以源源来到。然而，在其他地方，却几乎不适于实行私人经营。也许是因为距离太长，运输量太少，资金太缺。战略道路可能与贸易通道无法吻合，而在新大陆，铁路建设也许不得不先于移民定居，于是要等很长一段时期交通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政府必须决定：是否自己来修建铁路并经营管理，借钱修路并且用公共税收来弥补赤字，或者津贴私人企业，或者两者并举。
比利时在1834年采用了公有制，奥地利随后不久也采取同样办法。法国在1842年决定实行合营制。国家提供土地，准备路基，把它租给公司三四十年。公司筹措修建和经营资金，经营业务，收入不足以支付债券利息则向政府借款，租约期满后以合理估价将铁路线转让给国家。北美试行过各种政策。有几个州，主要是南方几个州，自己修建并经营铁路。弗吉尼亚州提供2/5的资金，后来又增到3/5，并且在董事会占有同样比例的席位。但是更为普遍的办法是购买州、市或者甚至县发行的铁路证券。例如马萨诸塞州投资500万美元修建一条铁路，连接波士顿和奥尔巴尼以及以西的一些地方。后来在1850年，国会第一次通过铁路授地法，从而为以后用公地给予大量津贴打开了道路。
在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和北美加速铁路建设，并扩展到其他各洲。在联合王国，铁路资金、里程和纯收入都增加了一倍多。法国在1859年完成了几条干线后，又计划修建支线网。德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两倍，奥匈帝国的里程也有所增长。意大利、荷兰、瑞士、西班牙和俄国也参加了这个行列。这一发展，部分是受到一家法国投资银行——动产信贷银行的推动，该行于1852年创立，筹集资金在国内外开办铁路、银行和其他耗资巨大的事业。该行从那些希望修建铁路但苦于缺乏经费的政府取得特许权，其中包括独家经营以及收入不足时得到津贴的权利。该行在法国和奥地利早期的成就促使路特希尔德家族在维也纳建立工商信贷银行（参见原文第20章第535页），其他一些竞争者也跨入了这个显然有利可图的领域。
在美国，铁路越过了密西西比河，并在1869年建成横贯大陆的一条线路。于是东部和西部可以进行贸易交流。加拿大建成了它自己的大干线，从魁北克东部到安大略西部，并且把蒙特利尔和缅因州的不冻港波特兰连接了起来。澳大利亚在19世纪60年代建成了最先的1000英里铁路，主要是从各州首府通往牧场或产粮区的铁路。在亚洲，印度首先修建了铁路，直到1870年几乎还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全世界已经建成它最终将拥有的铁路的1/6。这1/6是最重要的1/6，因为它改变了旧世界人口稠密地区的交通体系，表明了铁路能使大陆上广大的内陆地区得到多大的好处。它加强了旧有的贸易路线，同时又打开了新的路线，把一向没有联系的地区连成更大的市场区，它强调应把工业集中于有利地点，推动了从铁路中枢——不管是像伦敦这样古老的中心还是像芝加哥这样一些新的中心——向外作长距离的运送。铁路建造对资金市场以及商业周期的运动起了主要影响。铁路在私人手中发展了当时还“不完善”的垄断或竞争的特征。当时铁路的一些做法在萧条时期引起了极大的喧嚷，反对似乎过高的费用，对顾客的歧视性待遇，不安全或不能令人满意的服务，以致必然要求由国家管理。在公共手中，铁路规划和营业则受到战略考虑，国家发展和福利的概念，派系或阶级利益的压力，新兴国家的乐观主义和债券购买人的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它也使得国家债台高筑。
1830年，汽轮已定期航行于河上、湖上或沿海航线上，或者越过海峡和窄海。造船厂在建造更大的船只，并改进航海引擎，以便增加航行的速度和可靠性，降低经营成本，减少船身中动力和燃料部分所占的比例，增加乘客和载货部分的比例。19世纪中叶，轮船从短途航线上排挤帆船，特别是在运送旅客、牲畜和其他一些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方面。到1870年，轮船也包揽了笨重货物的短途运输。
在长途海洋航线上，轮船面临更严重的问题。它必须和帆船一样安全——标准并不很高；携带足够的燃料；具有足够的用以赚钱的空间来偿付高昂的造价和用高价“买来的动力”；而且要在面临英国和美国日益改进和扩大商业帆船队的时候做到这一切。
美国帆船队特别强大。由于获得大量廉价木材的供应，美国船的造价远远低于英国船的造价。美国船队拥有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船只。定期邮船全年都保持横渡大西洋的航行，载运客轮乘客每人“30个金币，酒费在内”；精细的货物两英镑一吨；还载运邮件、金条银条，但几乎不载统舱乘客。其次是“定期商船”，往返航行载运一般货物，向西航行时常常挤满移民；船头垂直、甲板平直的巨大货船，专门设计用以运载棉花；还有成百艘不定期货船，随时可开往任何地方。1845年又增添了快速帆船，流线型、速度高，哪里需要快速运输就欢迎它到哪里去。1849年去运输加利福尼亚的黄金；1851年去运输澳大利亚的黄金；后来在战争年代又到克里米亚。它是美国木帆船黄金时代最辉煌的产品，从1830年至1860年总吨数增加了三倍。
它也是最后的产品，因为黄金时代正在结束。廉价木材的有利条件随着沿海森林伐尽而消失；某些劳工、经营和管理费用上涨了；几乎没有几艘快速帆船能赚钱。与此同时，魁北克和加拿大沿海各省也学会了利用自己的廉价木材来制造可用的船只。欧洲的造船厂改进了设计，其中有些厂采用廉价的铁作船体的骨架，后来又用来作船壳。最后，轮船冲破了它原来较短的航行范围。到了1838年，问题已经不再是轮船能否一跃横渡北大西洋，而是哪些船将首航成功了。4月23日，“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航抵纽约；到年底就有10艘船到达纽约；而且全部都只用了最好的定期邮轮所花时间的一半左右。
然而，这些航行也还仅仅是刚开了个头。因为至少有10年时间，汽轮的安全记录是很差的。船员人数很多，赚钱的空间很小。它的造价可能相当于三条或四条大型邮船，然而它完成的业务——如果万事顺利，往返横渡大西洋六次——却只等于两条邮船。结果，即使只维持两周通航一次的航班，也至少需要四条船。丘纳德轮船公司只是由于得到大量邮件津贴，才得以在1840年开辟了一条利物浦、哈利法克斯和波士顿之间的航线。在它于1848年开辟从利物浦到纽约的第二条航线之前，仍然只有定期邮船按时驶往该港。在1856年乘汽轮到达该地的乘客还不到乘客总数的4%。
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汽轮才较为安全、有效而经济。由于铁制船体受到普遍欢迎，才可能建造更大的船只。起初以螺旋推进器辅助明轮推进器，后来又用它取代了明轮推进器。复式蒸汽机把煤耗减少了一半，因而增加了装货的空间，使得远洋货运汽轮有可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同时，客轮在大小以及马力、速度、装货能力、客轮和统舱设备等各方面都得到改进。因此到1870年木帆船已丧失了在北大西洋交通中的有利地位，而且除了澳大利亚航线以外，在所有其他海运航线上都在失去地盘。它在长距离运输粗重货物方面仍然居统治地位，由于这类货物的运输量很大，因此直到1880年前后，全世界木帆船运输吨数并未开始下降。
交通运输方面的种种进展使邮政递送更趋迅速，同时政府的行动又使邮费降低。英国在1840年实行的改革为全世界作出了范例：在全国各地投送邮件统一收费，费用低廉，通过购买邮票由寄件人付款而不再由收件人付款。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多数国家都接踵仿效，随后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终于成立了国际邮政联盟（1874年）。与此同时，以英国和北美的一些铁路和电报公司在40年代的工作为滥觞，国内和国际电报业务发展起来。1851年从多佛铺设到加来的海底电缆提供了连接大陆的第一条电线，私营或国营的电报业务在大陆上迅速扩展，达到莫斯科和地中海。1861年架起一条横贯北美的电缆。海底电缆于1866年接通纽约，1870年接通加尔各答，1871年接通澳大利亚。
电信交通改善的经济后果是深远的。联合王国信件投递数字在开头有了巨大增长，以后逐年递增5%。在远地从事商业者，以往由于长期等待信件迟迟不能作出决定，铁路和轮船的兴起把等待时间缩短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而一旦有了电报，则几乎不必等待了。轮船班期、需求、供应、价格和前景几乎瞬息可知。多佛—加来海底电缆可使伦敦和巴黎股票交易所每小时都能对比股票价格。利物浦可获悉孟买、纽约、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的情况，它们也可以了解利物浦的情况。股票和主要商品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一旦可以用电报指挥不定期货轮开往下一个停泊港后，世界海运市场也同样开始形成了。
交通运输和通信事业的改进，总的影响就是提高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性，同时，各国政策的总趋向是降低或取消妨害国际贸易的种种障碍。在美国国内，联邦宪法保证各州之间自由贸易，对于国内的拓殖与贸易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裨益。在德国，关税同盟把17个邦和2000多万居民组合在一个关税联盟体系之内，这时，各邦间自由贸易的好处很快就显示出来。在导致1867年成立加拿大邦联的讨论中，也没有忽视自由贸易的吸引力。
国际贸易政策的命运掌握在下列三个国家的手中：在1840年估计占全世界进出口额1/3的联合王国；大约占10%的法国和占8%的美国。[4]它们的政策自由化的每一行动都有赖于在政治上有占压倒优势的意志给予支持，同时又有能力应付关税税收上的损失或者能找到替代的财源，法国缺少这种意志，大概也缺少这种能力。制造商和农场主联合起来反对制定法律以降低关税的一切尝试，而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缔结英法商业条约，完全是由于他在秘密谈判中使用了他的缔约权。
在美国，北方各州想提高保护关税，制定了“可憎的税率”（1828年），结果适得其反。1833年制定了“折中关税”，从而开始了时起时伏的降低关税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内战。由于国家收入，特别是出售土地收入的迅速增长，关税收入就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了。在繁荣的50年代，保护主义情绪十分消沉，要求达成互惠条约的少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才达到了他们的目的（1854年）。随后十余年，林产品、农产品、渔产品和矿产品自由通过边界，畅通无阻。
对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策上的改变。英国公众意见有深刻分歧，特别在1837—1842年萧条时期，人们被逼得分别加入有组织的进攻性的或防守性的运动。商人和许多制造商要求自由贸易，而农场主则坚持保护主义——虽然有些地主不支持他们——船主坚持航海法，殖民利益阶层坚持谷物、木材和食糖得到优惠。政府由于国债债台高筑，加上在28年（1815—1842年）中有17个赤字年度，无力采取果敢行动削减关税（关税占税收的38%），或削减国内产品的商品税（占税收的37%）。
撤销一种将保护关税、税收和优惠制融为一体的制度，势必分期逐步执行（见原文第13章第342—345页）。赫斯基森在20年代作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其余的工作不得不留待皮尔和格莱斯顿来完成。皮尔发现所得税（1842年）可以作为一项收入来源，部分弥补由于降低关税而损失的款项。爱尔兰的饥荒使他不得不放松谷物法，航海法也暂停执行，以便外国船只能运入救急谷物。1849年，这一暂停改为永久性的终止，仅沿海航行例外，但到1854年，沿海航行也开放了。格莱斯顿继续大刀阔斧进行删减，到1870年进口货物中仅剩下17种需要纳关税，其中5种（糖、茶叶、葡萄酒、烈性酒和烟草）占关税收入的9/10，正如在30年代一样。进口净值总数以30年代初期以来增加大约400%，但关税收入仅增加30%。早期征税约为进口值的35%，后期则低于10%。
其他国家虽未达到如此程度，但也沿着同一方向大步前进。有些行动还是单方面的；例如比利时在1850年废除了谷物法，荷兰和德意志关税同盟在1845年以后削减了关税。其他国家则在贸易协定中作了相互让步，如1860年签订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实际上允许法国一切货物免税进口，对葡萄酒和白兰地的进口税大大削减。法国则对某些英国商品取消禁令，降低税率。此外，缔约国一方给予另一方“最惠国”待遇。如果法国根据条约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布登未曾取得的更为优惠的条件，则英国商品将立即享有同样待遇。由于法国与另外10个欧洲国家缔结的条约和英国与另外7个国家缔结的条约都包括某些更低的关税，因而关税降低的范围随着每个条约的签订而不断扩大。
即使没有这种关税方面的改变，国际贸易也会大大发展，这是因为铁路建设的范围扩大，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取得进展，资本和劳工流入新大陆，势如潮涌，在太平洋两岸都开辟了投资和经营企业的新天地。世界范围的国际经济在形成中。根据现有的虽然并不完善的统计，世界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增长40%，在40年代增长大体相当，然后在50年代猛增80%（部分由于价格显著上涨），在60年代增长将近50%。在1850年以前，英国出口商品每十年增加25%，在随后的两个十年则各猛增90%和60%。进口也大致相同，常是超过出口，逆差甚至越来越大。但是无形出口如航运、商业与银行业务、海外投资的收入，弥补了入超的赤字而有余。这项盈余在50年代初期以前每年为700万英镑或略低，但随后在60年代末期则迅速增加到将近4000万英镑，而在1868—1873年的繁荣时期则比这个数字差不多增加一倍。将这笔巨款投放在国外，英国海外投资大概从1830年的1.1亿英镑增加到1870年的7亿英镑。[5]
制造和运送商品采用新的方式，除了需要更多“流动资金”外，还需要在建筑和设备方面投入比以往多得多的资金。有些企业创办费用比较小而随后又能够积累资金，就能够保持独资经营、独家经营或保持在合股公司手中。在制造业、采矿、航运、批发与零售商业的发展中，这样的单位居多，而在银行业，它们则进行了长期而往往归于失败的斗争。当时动员了家族的财力物力，寻找积极参与的合伙人和不参加具体经营管理的合伙人，并把利润和股息再投入企业。经营企业并不容易，因为每十年就有一次大萧条，中间还夹着一些小萧条。破产的代价很高，因为在英国和北美，所有股东的全部财产都有可能被债权人所依法占有，不过在法国只能占有积极参加经营的股东的财产。
另一种办法，举办联合企业，到1830年即已显示出它的好处，它能筹集所需的大笔资金在国内修建道路、运河、船坞，创办自来水和煤气供应、银行、保险等企业和开拓铁路，以及开发各种在遥远地方的资源，如在澳大利亚移民垦荒和进行畜牧生产。在随后的40年间，继续沿着这种路线发展。推动成立股份公司，认购它们的证券，成了投资银行的专门业务。政府给公司以法人地位，在法国和比利时是颁布法令，在英国是制定私法，在美国是立法给予特许证。1840年以后，在组织私人公司方面又补充了一些一般法律，规定任何集团只需登记名称、地址、宗旨、资本构成、董事姓名和其他有关情况即可成立公司。随后，例如英国，在1856—1862年制定法律，规定任何公司如果愿意公布某些财政报告即可获准仅仅承担有限责任。
每当商业周期处于高涨时，就会掀起兴办股份公司的浪潮，而当处于低潮时，就低落下去，使许多人破产，信誉扫地。1856—1865年在伦敦登记的5000家股份有限公司中，有1/3未能开张营业；剩下的有1/3没有熬过5年，一半以上不到10年就销声匿迹了。19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大陆上建立的公司情况大体相同。
当时新型的银行关心的是长期投资，而旧式的银行则继续接受存款，办理个人之间的转汇，从事短期商业贷款，主要是通过汇票贴现。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中或时期内，19世纪初叶建立的许多商业银行已经远不足以承担它们的任务。寻求更有实力的银行，执行谨慎的政策，或设法限制考虑不周的政策，就同样是银行家和政府的关心所在了。
在1832年，英国的一位路特希尔德家族成员宣称：“我国总的说来是全世界的银行。我的意思是说，在印度、在中国、在德国、在俄国以及在全世界所进行的一切交易，全都是在此地接受指导，通过我国来进行结算的。”[6]然而，在随后的10年内，议会的各种委员会用了6年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英国的银行制度。英国银行制度的基础是由伦敦和各个地方的几百家私人银行组成的，由于1815年和1825年的广泛破产，这个基础遭到削弱，后来在1826年和1833年通过的法令准许成立那种在苏格兰兴旺发展的合股银行，从而又得到加强。到184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成立了一百多家合股银行，其中有些拥有充足的资金和苏格兰经理人员。还有三百多家私人银行，其中包括那些老字号如蔡尔德或霍尔，以及新近才崛起的路特希尔德或巴林；此外仿照苏格兰方式建立的分行则如雨后春笋。在随后的30年间，分行成倍增长，因而增加了财源和多种多样的保险业务，加强了储备金的集中管理，也增加了并不总是很有道理的那种信念：银行越大越有实力。
这种银行“制度”之首是英格兰银行，该行在1826年获准建立地方分行。尽管在这方面，如同在伦敦一样，它也同那些老字号的私人银行或新设的合股银行展开了竞争，但它的地位不能和其他银行同日而语。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央银行，其他银行都在它这里存款，当提款超过它们的资金时又向它贷款。在危机来到时，它们需款可能万分紧迫，英格兰银行就成了它们最后的依靠。在这种时刻，英格兰银行就可能给存户分配贷款数额，区分高级的或低级的抵押担保物，或者拒绝给予资助。在40年代，它试行过另一种办法。它提高银行贷款利率，例如，在1847年年初利率为3.5%，它分五步把利率提高到10月份的8%，后来在1857年和1866年两次危机期间提高到10%。任何非季节性的提高利率都是一种警告，而连续提高则等于是刹车和后退。正因为英格兰银行并不能垄断全部存款，也不能控制农业收成或控制国内经济或世界经济的总动向，所以在一个“通常每五年或七年就有一次可能造成损失的破产和灾难时期”的世界上，它就不得不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对付这种“任何绝顶聪明的人也无法预见，即使时时刻刻加以注意也无法防止的危害”。[7]
在欧洲大陆上，商业信贷或者由几家中央银行提供，其中以法兰西银行为主，或者由纯地方机构提供，或者由少数几家有实力的家族银行提供，比如霍普、路特希尔德、马莱兄弟、霍廷格尔、奥本海姆、富尔德等家族。他们从他们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或维也纳的大本营经营贴现、商品交易，并且认购政府公债。1848年的动乱使许多实力不强或野心过大的银行倒闭，于是需要更有效的机构取而代之，随后又需要投资银行，因而新的合股银行就应运而生，在法国更是纷纷兴起。与法国的动产信贷银行和它的竞争对手相类似的银行遍布欧洲大陆；例如1853年在达姆施塔特创立的工商银行，在德国的工业和铁路的迅猛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北美，国会在1836年拒绝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证，从而破坏了出现一个中央银行的前景。在1863年以前，国会一直未就制定全国银行政策或钞票发行作出规定，因此只能由私人银行家和商业银行家，或者由根据各州法律（这些法律通常禁止设立分行）成立的银行代行此项业务。这种“单一体”银行对于提供短期商业贷款和长期抵押贷款都无能为力。如果它们不提供这两种贷款，它们就受到诅咒；而如果它们这样做，就得冒破产的风险。在情绪上和在政治上敌视“垄断”“金钱势力”“纸币贵族”和“夏洛克”，[8]这种态度使得要在繁荣与萧条猛烈更迭因而动荡不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良好的银行制度，成为一种漫长的悲伤痛苦的奋斗。
银行在繁荣时期用贷款的方式发行过多的钞票，在西方的每一个国家，人们都对这种倾向表示不安。痛苦的经验和争论的结果终于导致这样一个决定：发行钞票应当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并应受到严格管理。1848年法兰西银行重新得到这种垄断权，同时规定发行钞票的最高限额。荷兰和俄国从未背离过受到控制的垄断做法。1844年的银行特许证法令体现了英国的政策。除英格兰银行外，所有其他银行的钞票发行额都冻结在现有数字上，如果银行地位改变即予取消，与此同时，新银行一律不得发行钞票。英格兰银行因而最终将成为唯一发行钞票的银行。它可以用向国家的贷款为保证发行总额约为1400万英镑的“信用”纸币；并可发行若干钞票取代其他银行被剥夺发行的部分钞票；但是除了这项可能发行的2000万英镑之外，每一张钞票都必须有足够的贵金属作为后盾。
这个计划有它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它坚实可靠，但没有伸缩余地。有三次，即1847年、1857年和1866年，仅仅提高银行利率还是阻止不了，或控制不住危机。而且也帮助不了惊慌失措的客户，除非政府准许银行违犯法律，发行没有贵金属作后盾的钞票。在1847年和1866年，仅仅一条批准发行钞票的消息就足以打消恐慌。但是1857年的危机来得如此突然，打击如此沉重，同时又传来印度发生兵变、美国实际上所有银行都关闭以及几乎到处都发生灾难的消息，因而不得不使用不合法律规定的钞票，总数不超过100万英镑，这种情有可原的罪过，拯救了某些公司，或者推迟了它们的破产。“在欧洲经历繁荣兴旺和在信贷方面从事各种试验的五年中所出现的种种尔虞我诈、轻举妄动现象都在接受检验或被揭露”[9]的时刻，能做到这种程度也就很不错了。
当实业界正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劳工则力图使自己适应在就业的机会和条件方面发生的变化。其中最应注意的是把原来在家庭中或围绕着家庭从事的一些工作转到工厂。纺织工业是突出的例证，因为它雇用大量的男女和儿童。在英国，大概也像在欧洲大陆上一些国家一样，纺织业属于第三个最大的职业，仅次于农业雇工和家庭仆役，在1841年和1851年占劳动人口的10%以上。在1830年，纺纱工、少数织布工和多数整布工由工厂雇用。在随后的40年间，仍然在家庭中加工的部分，在英国都已转移到工厂，但是在欧洲大陆上很多地方，这种转移实现得较晚。
由于只注意纺织业，使人们看不清劳工情况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即使在英国，许多职业也并未远离家庭或小作坊。伦敦、巴黎和其他各大城市都有大批各式各样的小生产单位和厂外工人。成衣、鞋袜、烤面包、小五金器皿和奢侈品制造业是他们的据点。伯明翰、谢菲尔德、佐林根，以及里昂的丝织区和瑞士的钟表区是他们占有优势的地方。在1843年，普鲁士的学徒工和短工还少于师傅；1850年法国的500万产业工人中有3/4仍然不是在所谓大工业之中。如果说在1848年“全世界无产者”响应了马克思发出的联合起来的号召，那么也仅仅只有一个很小的部分是来自工厂的无产者。在欧洲大陆上，直到1870年依然大体上如此。
其次，采矿、冶炼、建筑、造船和其他一些产业，它们的蒸馏器、锅炉、大缸、大槽要用很多电力、燃料或空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家庭范围内操作。这时它们集中化的生产单位规模大了，数目多了；由于制造机器、发动机、铁船、煤气、肥料、水泥、橡胶、纸张和重化学品的新工业不断涌现、种类也增多了。作为雇主，这些职业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加了。在1841年到1871年间，英国煤矿工人增加了将近两倍，炼铁工人将近五倍，机器和发动机制造工人增加九倍。到1871年，采矿、采石、金属生产、机器制造和造船工人的人数加在一起几乎和纺织工人的人数相等。这些行业实际上由男工独占，它们既要求老技术也要求新技术，比其他行业工资高，不过由于对它们产品的需求剧烈波动，比较易于失业。
工资劳动者不管在何处工作，决定他的物质福利的总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工作条件，以及他们的工资的多少，是否能正常拿到和购买力如何。关于第一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不管他们是留在家乡还是加入移民的行列，从村庄或农场走向城镇，从农业区移往采矿区和制造业地区，从这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或者从欧洲移居美洲和安蒂波德斯群岛，均是一样。英格兰10个工业郡在1831年到1841年间人口增加了16%，而移民则占了其中将近一半。1851年在伦敦和谢菲尔德居住的成年人当中，只有一半是在当地出生的，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或布雷德福，则只有1/4。在这场移民运动中，爱尔兰人名列前茅，在1851年占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10。在欧洲大陆上，季节性或永久性的移民也很引人注目：农村的织布工迁往里尔或里昂；瑞士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迁往米卢兹的工场；德国农民或手工业工人迁往柏林或萨克森、莱茵兰和西里西亚的城镇。此外还有横渡大西洋的大规模集体移民，主要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直延续到70年代。
没有一个国家把提供住房看作公家的义务，也没有几个雇主认为有责任给工人提供房屋。于是私营建筑商就承办这件工作，他们一只眼盯着看房客出得起多少钱，另一只眼盯着建造和维修费用、捐税、利率和地租。零星的证据说明英国工业城镇工人家庭的房租在二先令到四先令六便士之间。要从这样的租金获取说得过去的纯利，一套住房的成本就不能超过100英镑。鉴于这样一个限度，并且也鉴于地皮供应有限，而建筑业又无法从大规模生产中获得经济利益，缺乏低利贷款和公家的津贴，能够提供一排排背靠背的房子、大杂院和简易公寓，就算再好不过了。
更大的问题如街道、下水道、供水和公共卫生更难解决。一般说来，大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害死的人要比养活的人多。这时已经出现了更多的城镇，其中有些还是大得多的城市。烟雾更浓，更带酸性，河流和水井受到更多污染，污水渗井和厕所更多，污水的聚积和处理更加困难。连年夏季发生斑疹伤寒、痢疾和其他疾病，死亡率增高，正如1831—1832年、1848年和随后一些年份霍乱流行时一样。
热心于卫生改革的人振振有词。但是，私人组织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集中各方力量综合治理，如公众的关心，新创或改进的办法，大量固定资金，国家的政策，以及授权地方当局制订计划、收税和投资。结果，公共卫生不得不与其他许多问题展开竞争，以争取立法机构的重视，问题的处理也就时冷时热。尽管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步骤，除了在少数几个特别注意卫生的城镇外，1870年以前进展甚微。死亡率与1840年大体相同，有些城镇的死亡率约为一般农村的两倍，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相上下，改善甚为缓慢。在新世界也和旧世界一样，人们修建了城市，却发现很难把它们管理好。
至于影响工资劳动者福利的第二种因素——工作条件，在1830年成为一场剧烈争论的中心。当时理查德·奥斯特勒写信给《利兹信使报》，谴责雇用童工从事长时间工作，从而展开了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活动。这种要求促使在1802年、1819年和1825年的几项初步的工厂法的基础之上又迈出一步。1833年的法律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纺织厂，禁止雇用不满9岁的童工，限制年龄在9岁到13岁的童工每星期的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并且还要求让他们能上点学；限制年龄在13岁到18岁的童工每周最多只工作69小时，不得上夜班；此外还包括某些保健和安全规定；并且任命了四个专职的工厂视察员。
以后每十年，法规都有改进，法规范围也扩大了（见第13章）。到1870年，在有关最低年龄、年龄不满18岁的工人和所有女工最高劳动时数，以及保健和安全条款等方面，没有受到视察员监督执行的工业企业已寥寥无几。虽然法律并未涉及男工，但是，在他们的工作须依靠女工或者少年给予合作的场合，以及由于日益加紧坚持安全措施，男工还是受到间接影响。至于商店雇员、农场雇工、工厂厂外工人、家庭仆役和机关职员，则在1870年以后还长期处于法律范围之外。
在1870年，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多数工人都处于这种状态。30年代英国的骚动曾经激起人们的一些注意，使他们采取了一点行动。1839年普鲁士颁布一项法令，禁止矿山和工厂雇用童工，并给青年工人规定每天工作10小时，但在1853年以前一直未任命视察员。法国在1883年以前也一直没有视察员。在美国，50年代初东部六个州规定了最低年龄和最高工作时数，其中包括男工每天工作10小时；但这些法律很容易加以逃避，或者没有机构来执行，只有在南北战争以后，马萨诸塞州才在1866年首先订出了较合理的规定。
工厂法的目的是关心妇女和年轻人，因为他们照顾不了自己。一般认为成年男工才能够在出卖自己的劳力时保护并且改进自己的福利。他们作为工会的会员可能做到这一点。到1830年，在英国人们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令人遗憾的，或许还是危险的。结社法的废除（1824年）和1825年的修正案，承认工会不是非法的；但它们还不是有权拥有财产（包括基金）的法人，它们的某些行动，如干扰、阻碍和诱导破坏合同的活动，仍然是非法的。过了将近半个世纪，1867—1876年的法律才给予它们法人的地位，授权它们可以集体做一些事情，而这种事情如果是个人做本来就是合法的。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取消了对劳工结社的禁令：马萨诸塞州在1842年，萨克森、北德意志联邦、法国和比利时则在60年代；但是法律承认组织和平纠察线的权利，或者甚至罢工的权利，仍然姗姗来迟。
不管法律如何，1830年已经有了技术工人组织的地方协会、俱乐部或工会，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当那些“救世主们”在西方世界扬扬得意地鼓吹摆脱长时间的劳动，建立中产阶级政府、维护私有财产、鼓励竞争和饮酒的时候，在英国已经计划成立包括所有工种和行业的全国性工会；但是，由于纲领不切实际，领导不善，内部缺乏团结和纪律，雇主加以抵制，以及1836—1842年的萧条，这些计划遭到失败（见第13章）。
喧嚣沉寂之后，1851年工程人员联合会作为“新模型”而出现。它是由技师、机械师和其他受过训练的熟练五金工人所组成的一百多个地方工会或分会的全国性联合体。财务管理和决策权掌握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工会职员主要是行政人员和组织人员，他们的任务是只要可能就和平解决纠纷。工会也是友谊团体，在患病、失业和劳资斗争时提供援助。它避免采取早期许多工会采用的那种秘密社团的办法，欢迎公开宣传，并且再三再四向社会公众表明它是一个和平团体，无意追求乌托邦或从事阶级战争。
“新模型”颇有成效，其他技术性行业起而仿效，并且消除了中产阶级的某些不信任，得到雇主的某些承认。到1870年，在少数情况下，居然达到利用调解和仲裁机构来进行集体谈判的地步。由于1850—1873年这些年经济比较繁荣，英国工会会员人数从40年代约10万人跃增到1873年可能已超过100万。在60年代，由马克斯·希尔施组织的德国“激进”工会（1863年）吸收了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奉行与英国工会相类似的政策，同时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会也已出现，它们受到拉萨尔或马克思的鼓舞，致力于更加激动人心的纲领。在美国，早已遍布各工业中心的行业工会，增强了力量，采取联合行动，成功地实现了每天工作8小时的要求，并且在工会会员制作的商品上使用工会的标记。但是，繁荣的消失使进展一下转为后退，这在美国比在欧洲严重得多。
因此，到1870年，工资劳动者已经走上了正轨，作为依靠工资开销生活支出的人，他们也走上正确的方向。1844年成立了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它的目标中还保留着一些乌托邦思想的痕迹；但是它的工作原则却不存在任何乌托邦主义，这些原则有：由社员根据固定利率提供资金，根据市场价格现金出售食物，如果获得纯利即还给购货人作为购货红利等。这第二个“新模型”也颇有成效，它从零售杂货扩大到磨面粉、缝衣服，并且还成立了一个批发合作社（1863年），向北部工业地区一百多家零售合作社供应货物。到1870年，这些合作社的社员达到8万人，而且还在迅速增长。
产业工人就这样逐步发展保护自己的一些机构。但是在1870年，即使在英国，这种机构的范围、规模和地区分布仍然是很小的，还没有触及非熟练和低工资工人；至于在欧洲大陆上，它们的影响则微不足道。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劳动者个人的能力和行为，生产和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以及工业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他们的货币工资和物价水平等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工会、“合作社”，甚至政府为他们所做的种种事情；两者相比，前者对他们收入的影响远远大于后者。
虽然我们对这些影响的性质已经作了论述，然而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数字，对于它们的效果却很难作出估计。不过，还是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结论。第一，在西欧还无法依赖俄国和北美的大量粮食供应以前，收成的丰歉或直接通过粮价的波动或间接由于对商业周期的影响而影响一般人的福利。年景好、食物价格低有助于使经济摆脱萧条，年景不好则会促使经济大大倒退。在1870年，这个因素的影响还远未消失。
第二，积累和保持空前数量的固定资本设备的任务，给如何分配和使用收入增加了一个比较新的因素。在一个尚不知计划投资为何物的时代，“资本家阶级”，正如凯恩斯勋爵一度评述的那样，“能够把最大的那一份（收入）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并且在理论上可以自由地消费，但不言而喻有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实际上他们只消费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节约’几乎成了唯一的美德，增加收入成为虔诚追求的真正目标”。[10]如果说工人得到的一份少于他们本来能够消费的份额，那么资本就会将其所取得的那一份多半用于进一步的投资。这就增加了对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首先是建造和装备工厂、铁路和轮船，然后是经营这些项目。因此，日益增加的人口得到就业的机会，而且如果新工厂装备较好或组织得较好，那么生产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迟早就会反映在物价下跌或工资上升方面，或同时反映在这两个方面。
这种发展并不是没有痛苦的。它破坏了那些墨守陈旧的方法、组织或设备的企业，正如手摇织布工人和马车夫早已领教过的那样。发展过程也不是稳定的，由于投资产生了大力竞争的过分热情，接踵而来的就是过分悲观，死气沉沉和生产力过剩。1836—1842年的萧条在强烈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均与后来的几次萧条不相上下，都可称之“大萧条”。这些和其他一些阴暗年头所带来的悲痛，使19世纪第二个25年声誉扫地。然而，根据可以计量的成就来衡量，这一时期总起来看是“取得非凡发展的时期之一，在整个英国经济史上国内资源发展方面达到了或许是最高的速度”。[11]对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美国也可能得出类似的评价。生产率的提高也使1830—1850年的英国实际工资提高，虽然可能更多是由于物价降低而不是由于货币工资增加。
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声誉要好得多，也许过于良好，对消费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对资本货物的需求增加得更多。在淘金热和新金矿初次出现时，需求大大超过供应，使得物价远远跑在工资前面，直到1857年繁荣消失时才得以制止。此后，批发价以比1850年的水平高出大约25%的幅度来回波动，零售物价则高出13%左右。工资在1860年赶上了物价，然后继续上升，一直到1873年。因此，实际工资在1860年以后显著增加：在英国充分就业者的实际工资在1870年增加了15%，在1873年增加了25%；法国在1870年增加了18%。
《笨拙》周刊的漫画显示煤矿工人在1871—1873年喝香槟酒，尽管这可能并不是真实情况；但是许多工资劳动者肯定得到更大的份额，以及得到更多的茶、可可、肉、糖、大米和脂肪。他们能够早一点回家吃晚饭，因为工会施加压力使工作周从60小时（或者更长）减到55小时，星期六半天休息。如果他们是生活在英国，那么公共保健开始使他们的生活环境略有改善；工厂视察员取得了较多的经验，使他们的工作现场有害健康的情况减轻了一些；议会在1867年赋予他们以投票权，在1870年又终于坚持儿童必须上学，而在此以前已规定工厂不得雇用童工。自从“饥饿的40年代”以来，事物前进了。
（张扬 译）
[1] 保护主义派刊物《农场主杂志》（1842年10月号）上的论点，第308页。
[2] J.H.克拉彭：《近代英国经济史》（剑桥，1926年），第1卷，第41页。
[3] D.L.伯恩：《美国工程竞争的起源，1850—1870年》，《经济史》，1931年1月，第2卷，第292—311页。
[4]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2年），第8卷，第194页。
[5] 参见艾伯特·H.伊姆拉《英国对外贸易实值》，《经济史杂志》，第8卷，第148—151页；《联合王国贸易条件》，《经济史杂志》，第10卷，第170—194页；《英国支付平衡与资本输出》，《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5卷，第234—237页。
[6] 转引自《便士杂志》，1837年，第185页。
[7] 巴林银行对商业周期的一种看法，转引自R.W.希迪《巴林家族在美国贸易和金融中的活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9年），第130页。
[8] 即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敲诈勒索的放债人。——译者
[9] J.H.克拉彭：《近代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370页。
[10] J.M.凯恩斯：《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伦敦，1919年），第17页。
[11] W.W.罗斯托：《19世纪的英国经济》（牛津，1848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