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从1763年的《巴黎和约》到30年以后的欧洲反对革命法国的第一次联盟战争这段时间里，一种西方文明的轮廓很快地显露了出来。代表其特征的种种主张和象征，大多明显地具有“近代”色彩。北美的英国殖民者同威斯敏斯特帝国政府之间的内战，英国空前的工商业扩张，法国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以及人口稳定但不平衡的增长，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经久不衰的革命变革的势头。西欧还爆发了一系列规模虽小但其结果促使这一阶段的潮流向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平等的方向发展的革命，如：1768—1789年在小小的城市共和国日内瓦爆发的斗争，其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上解放中产阶级代表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没有特权的本地人；1784—1787年荷兰的“爱国”运动；1789—1792年在奥属尼德兰的比利时民主主义者掀起的分离暴动。甚至在保守的英格兰，自相矛盾的辉格党信条中所固有的激进主义在以下两次事件中也得到了新的强调：一是1779—1780年主张议会改革的郡县“联合”运动；二是1787—1790年为恢复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根据宗教考查法和市镇机关法被剥夺的公民权利而展开的鼓动活动。一些历史学家在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激进运动以及它们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联系之后，从这段时期中找到一种在西方世界许多地方共同存在的激进改革和革命变化的模式。[1]
这种研究方法之产生，是因为不满足于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作孤立的而不是更广泛地从已经出现的18世纪“大西洋共同体”[2]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倾向。这个“共同体”本身就是西欧与新世界之间不断扩大的商业、知识和宗教交往的产物。在这种广阔的联合体内，随着速度越来越快的航运和邮政往来而把港口和城市中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和观念遂得以广为传播而畅通无阻。[3]有人认为，1763年以后大西洋两岸支持民主事业的人们同样信奉天赋权利的哲学，同样主张人民主权的观点，同样倾向于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成文宪法，并且力主所有公民不论其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都可担任公职。[4]这些政治原则得以在大西洋两岸双向交流的原因是，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文学和哲学学会，共济会支部、科学和学术团体，并且有急剧增加的首都的和地方的报纸。在这一共同体内，激进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倡导者们相互同情并为共同的理想所驱使，在反对教会和国家已确立的权力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这种合作关系清楚地表现在英国“哲学”领域不信奉国教的领导人——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对美国独立运动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支持，托马斯·潘恩进行的强有力的共和政体宣传，以及美国先后驻凡尔赛的两位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对法国自由派改革的同情和鼓励。相比之下，1789年以后英国兰斯多恩勋爵的鲍伍德功利主义改革派与巴黎米拉波的被驱逐出境的日内瓦合作者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则显得不那么成功，而且靠不住。在英吉利海峡两岸，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和法国的类似团体——黑人之友社展开的与此相似的宣传鼓动情况也是如此。[5]
有一种观点认为，朝着现代民主方向发展的这种总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反抗各种欧洲“合法机构”中根深蒂固的贵族权势，这类机构包括全国的和地方的议会、国会、拥有最高权力的法院或国教等，以及英属北美的殖民地议会和总督议事机构。[6]1763年以后，这些贵族权势中心受到来自三个主要方面的压力。在法国，尚存的地方三级会议和高等法院，因波旁王朝实行的中央集权和改革政策而岌岌可危；在中欧和北欧，全国和地方的议会的权力正逐步地被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专制政体日益壮大的权力所侵蚀；在殖民地美洲、英国、日内瓦和联合省，立法议院或地方议会遭到来自中产阶级或民众激进主义的压力和批评。由于受到上述种种抨击，以及部分地迫于日渐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特权阶层重新强调其豁免权和独有的市镇特权。这种贵族的“反动”在法国最为明显，其表现形式是俗人、教士和司法界贵族之间在政治上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后导致企图阻止对旧体制的激进改革，即所谓的1787—1788年的贵族反叛。然而这种反动也明显地表现在：1782年贵族政变后日内瓦“自由派”的被驱逐；马扎尔贵族和保守的比利时议会反对约瑟夫二世皇帝推行的社会和行政改革的叛乱；以及1787年对荷兰“爱国者”的镇压。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北美和西欧正在演变的革命形势极为复杂，表明“保守主义和反革命不是仅有的对革命的‘反动’，而革命本身就是对18世纪各种势力的一种反动”[7]。
尽管关于西方出现一场普遍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概念主要是用政治术语来陈述的，但是人们对在大西洋共同体范围之外没有类似的推动力这一点，则是从中欧和东欧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来加以解释的。实际上，西欧与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西欧，英国旧日的封建主义只留下几丝残余的痕迹；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早已获得人身自由，他们拥有的土地一再被划分。但在易北河以东地区，除了普鲁士国王的直辖领地之外，整个严酷的封建体制仍然存在；尤其在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拥有大片土地的庄园依旧原封不动。但是，人们早就认识到，社会不公正感和对经济状况不满的严重程度在欧洲西部地区反而更加突出，因为在那里封建主义已放松控制，人们对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封建反动”更加憎恨。东、西欧之间在其他方面的三个差异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西欧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不满情绪。第一，正如托克维尔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的那样，在法国，贫困潦倒的地方贵族在教区一级已经丝毫无法行使行政职能；而在德意志中部的农村，尽管邦议会已不发挥作用，但普鲁士、奥地利和马扎尔贵族仍积极参与地方政府的工作。第二，虽然在法国，中央政府不愿意阻止贵族牺牲农民来恢复已废弃的封建地租；而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则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以保护皇家领地以外的农奴免遭贵族的无理压榨；在哈布斯堡领地上，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规定了农奴向地主承担义务的数额；而约瑟夫二世甚至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取代这些义务，即根据年收成以货币计算出一种固定的并降低了比例的贡赋。第三，在中欧和东欧，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中心寥寥无几，且彼此相距甚远，基本上不存在造成激烈动荡局面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人数众多并且有影响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法国成为西方革命运动的名副其实的熔炉的缘故。因为在法国，中产阶级对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憎恨，以及农民对尚存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不满，都会由于君主权威的崩溃和全国性危机的迫近而更加增强。
这种普遍的民主运动的思想自七年战争结束起就支配着西方世界，其可贵之处是它突出强调了常常被那些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特定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的一个真相：在美洲以及西欧的许多地方，旧的体制和机构、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都受到有同样思想的激进派的怀疑和挑战；而且究竟是从上而下地推行激烈的改革还是从下而上地进行革命，这一选择摆在了当时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的面前，而不只是法国政府面前。毫无疑问，18世纪80年代西欧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和动荡，不仅是由当地的情况，同样是由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概念、榜样和策略造成的。而法国革命多少也是由于从在它之前爆发的小规模的欧洲革命中吸取了动力而促成的。进一步的研究也许会有助于更清楚地找出西方世界许多国家改革派之间存在的多种联系。这一西方世界的文化统一维系于18世纪的世界主义、贵族子弟所崇尚的大陆旅行、“启蒙哲学”运动的声势以及索列尔所描述的一些“游牧王朝”。另一方面，这一论点也许会过分夸大不同革命运动之间的共同点而低估了它们彼此间的差异。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就曾对启蒙运动思想对美国革命政治原则的形成所起的所谓重要作用提出疑义；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感到很难将这一阶段的英国历史比作一种即使是准革命的模式；而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则不无道理地认为，这种观点有低估1789年革命的独特历史意义的倾向。[8]
在介绍本卷内容时，也许可以强调七年战争和1763年巴黎和约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很少会有争论的，因为在随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是西方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从这一来源中也许能找出当时国际关系改变方向的踪迹，这种改变立即使中欧和东欧的政治问题明显突出了。七年战争引起的物质破坏和经济混乱使得原交战国——战胜国和战败国——同样地需要紧缩财政和进一步的行政改革。在北美，对加拿大的征服，使英国政府面临着帝国的防务和重建等急迫而麻烦的问题。波兰眼下的命运和奥斯曼帝国的最后结局，“大西洋共同体”范围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地区朝着开明专制制度发展的倾向，以及在第一个英帝国的教会分立等，都因此直接或间接地与七年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和平条约有关。
巴黎和约的直接后果是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盟友，同时更坚定了法国首席大臣舒瓦瑟尔为法国在北美和印度丧失的领土进行复仇的决心。1763年以后，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它所说的普鲁士为了与法国单独言和而脱离了它，而是1756—1757年各同盟国逆转的长期后果，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直率地公开承认和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毫不在乎纽芬兰鳕鱼捕捞场的命运。[9]法国与奥地利同盟的后果之一是它放弃了原先打算侵略奥属尼德兰的企图。这自然而然地削弱了英国与联合省的长期联系，并加强了当时荷兰人欲在欧洲大陆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的倾向。法奥同盟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进一步稳定了意大利半岛的政局，而在1748年之前意大利半岛一直是波旁—哈布斯堡冲突的主战场，这样做的结果，有助于巩固波旁家族协约。最后，由于该同盟显然不符合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支持，奥地利同盟者便促使法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越来越增强了置身于东欧事务之外的倾向。英国政府采取的类似态度，也可说明它在这一时期未能实现与俄国结成政治同盟的原因。
舒瓦瑟尔直到他1770年下台之前，一直借助其优越的大臣地位，把法国所有可利用的资源集中于重新建立本国的海军和陆军实力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革法国的殖民地管理体制方面。[10]舒瓦瑟尔虽然依旧忠实其与奥地利的关系，但却小心翼翼地限制其在大陆上的义务，而且明显地把他一手造成的1761年法兰西—西班牙攻守同盟视为从英国夺取海军优势的主要手段，因这种优势在七年战争中使法国惨遭失败。与路易十五旨在维护波旁王朝在波兰的利益而建立的秘密外交体制相比，法国1763年以后的官方外交政策主要侧重于与英国重新恢复海上和殖民地的竞争。这一政策正好与西班牙的最高利益紧密相连，即保卫它的殖民领地和保护它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垄断地位。[11]由于法国同盟者是西班牙在该阶段唯一可利用的一个，因此法国盟友拒绝支持西班牙1770年与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争议一事，也未严重影响波旁王朝各强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它们在大西洋角逐的关键地区击败英国的前景，无论如何得靠它们恢复海上力量均势的能力和促成英国政府与美洲殖民者之间关系的早日恶化。英、法和英、西在殖民地和海上优势的角逐，在1763年以后又继续起来，腓特烈大帝让普鲁士退出大西洋争斗的决心和法、英政府不卷入中欧和东欧事务的决定，几乎把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东西两部分分割成各自独立的政治世界。[12]但是，英国和波旁王朝各国在大西洋世界的公开决裂自然也就推迟，直到美洲各殖民地成功地起来造反，并且由于奥古斯特三世于1763年10月去世而造成的波兰选举王位的空缺所引起的中欧和东欧的一场持久而严峻的危机，直至1772年波兰被第一次瓜分和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缔结凯纳甲湖条约结束敌对行动时这场危机才得以解决。[13]凯纳甲湖条约承认俄国在黑海的航行自由，并有保护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正教基督徒的含糊不清的权利，以及在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土地上，有一个尽管受到限制，但却可靠的据点。这一条约标志着近东问题的开端。近东问题将在后来的18世纪剩余的时间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始终纠缠着欧洲的政治家们，因为它预示着土耳其可能很快全部落入俄国的统治，或者遭到瓜分。[14]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1763年以后，主要的欧洲大陆列强的国内政策，也部分地受到七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和财政后果的影响。战争期间，中欧的大片土地被荒废，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工商业陷入混乱。在一个相互竞争、掠夺成性的各国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原先的交战国会感到有足够的安全，即使在媾和之后，也不能放松它们的军备。与此同时，那些抱有修改现状目的的国家则希望不仅维持，而且要增强自身的军事潜力。因此，在1763年以后，各国统治者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恢复和紧缩经济，而当务之急是需要确保增加国家的岁入。在各主要交战国中，只有普鲁士经过战争仍显露出国家财政完整无损，从而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得以从王室国库中抽出大笔资金用于资助旨在帮助财源枯竭的普鲁士地主的农村信贷机构，得以免费分发玉米种子和牲畜，并重建农场。[15]在战后的第一年中，花在这类农业补贴方面的开支就达700万塔勒。[16]以英格兰银行为模式的货币改革，于1765年1月设立了国家贴现银行，并为征收间接税而采纳了一种法国式的税务管理制度，这些都表明这位普鲁士国王在这一时期全神贯注于国家财政问题的程度。[17]在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和法国采用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则更耐人寻味。七年战争结束时，奥地利的公债高达3亿古尔登[18]左右。年轻的约瑟夫二世把他所继承的全部个人财产（2200万古尔登）交给财政部使用，使公债的年利率从6%降至4%。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在财政大臣哈茨费尔德的指引下，寻求更为激进的补救办法，设法从一般的贵族和教会人士的大量免税财产中索取。当匈牙利的贵族在1764年以维护其财政豁免权为由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并辩解说无特权等级的纳税限度早已超过时，便导致特蕾西亚女皇于1767年颁布皇家法令，规定匈牙利农民的劳役量以干预封建关系。因此在1771—1778年，这种保护农民、限定他们对其封建领主的义务的政策，在奥属西里西亚、下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施蒂里亚等地得以实施。[19]虽然这一措施是一种旨在暂时不触动贵族的财政豁免权的妥协，而让无特权等级有可能负担更大比例的国家税收，但是特蕾西亚女皇却因而开始了一种社会的改革政策，她的儿子后来实施这一政策，直至其必然发生的结果——农奴制的废除。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天主教违抗政府关于教士需向国库纳税的要求而造成的各种后果，因为自1768年起，奥地利的教士开始纳税，不再享有天主教的豁免，于是1769年开始解散修道院，修道院的基金首先转向更加一般的教会用途，而后则转向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用途。通过上述和其他的手段，奥地利的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到了1773年，财政收入比10年前几乎翻了一番。走向更大程度的国家专制和社会改革政策的趋势，即后来所谓的开明专制，就是这样根植于财政需要之上的。
在1763—1769年间的法国，也曾有过增加国库岁入的类似企图，其办法是延长享有特权的各等级的某些战时税和更平均地重新估定平民税，但这些企图遭到了高等法院一致的强烈反对。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这部分反动势力中首次提出了召集三级会议的公众要求。为安抚那些不驯服的地方行政官员们，路易十五被迫减缓了财政改革的行政计划，并勉强同意驱逐耶稣会。只是在1771年莫普大法官推行激烈的司法改革粉碎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反对之后，泰雷神父方得以采取一系列激烈的财政应急办法，在路易十五在位的最后岁月中为法国的国家财政奠定了较前牢固的基础。[20]
在诸多因素中，财政的考虑若不是更重要地，至少也是同等重要地影响着英国政府在1763年以后对待美洲殖民者的态度。总之，当时英国对美洲的财政政策似有三个主要目的：决心制止普遍以航海法为借口而造成的在各殖民地偷漏海关税收的现象；企图通过帝国议会法案在美洲提高税收；尽力在各殖民地改变和加强其行政权力，使财政独立于殖民地的议会。显然可见，这些目标实际上是希望为英国纳税人卸下因七年战争而翻了一番的国债的沉重包袱。根据战时的经验，也需要为美洲殖民地提供一种有效的防御体系，而且急需给作为整体的帝国赋予一套更加合理和统一的行政机构。这些政策并不是由那些孤陋寡闻和无能的大臣们匆忙地临时制定的，也不是受任何企图征服或奴役殖民者或为宗主国的私利而利用他们日渐兴隆的事业的不可告人的阴谋所驱使。但是，在大西洋彼岸的商界人士和激进领导人的眼里，这些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最终成为爆发一场内战的原因并以第一个大英帝国的崩溃而告终。
在美洲的殖民者看来，英国政府1763年以后在财政问题和帝国问题上所采取的这种更加明确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新措施”，有限制他们自己向西扩张、破坏他们商业繁荣的来源和侵犯他们殖民地立法议会的宪法权利和特权的危险。[21]随着这些殖民者和帝国政府之间分歧的扩大和误解的加深，辉格党政治领袖们在美洲的宣传活动加剧了这些怨恨，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希望的妥协更难以实现。但是，就实际意义而言，美洲人认为这些年来英国政府正企图贯彻一项帝国政策，一反它过去的“明智而有益的不理睬”的做法，这并非言过其实。该项政策是惨痛的战时经历的产物，同时也是商务部一些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官员和身处美洲边疆受过痛苦折磨的军人行政官员向政府所提建议的产物。
帝国政策中这一“新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是试图尽力解决由于保护西部殖民边疆免遭印第安人的攻击而产生的种种复杂问题。[22]1763年春，西北部的部落在他们的渥太华人首领庞蒂亚克的领导下举行暴动，由于殖民地政府在进行镇压中未能充分协作，以致有必要增加英国正规军在战略要地的驻军，并再次向印第安人保证，不让殖民地居民再向西扩张。乔治·格伦维尔内阁在1763年10月7日以皇家公告的形式，正式解释了这项于两年前就已勾画出的政策，即在印第安人尚未被平抚前和尚未制定出关于这些地区的土地拓殖的一致标准之前，禁止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上殖民。由于这一决定，政府不仅兑现了在战时与印第安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所产生的义务，而且还力图改变殖民扩张的方向，把它从皮毛贸易地区转向北方的新斯科舍和加拿大以及南方的佛罗里达。[23]新的分界线虽然并非固定不变，但在美洲所保持的这条线却与某些殖民特许状中所包括的西部土地所有权不相一致。看来该分界线自然会招致南方土地投机者和边疆开拓者的反对，因为他们急切希望离开所居住的受潮水涨落影响的东部海岸平原地区，那里谋生的机会很有限。[24]尽管1768年以后帝国政府不得不放弃这一限制性政策，但是其后批准的殖民定居计划没有一项来得及在革命爆发前奏效。革命前夕，诺思勋爵的政府在1774年的魁北克法中尽力安抚加拿大，恢复了帝国控制俄亥俄以北的西部领土的政策，结果在北部沿海殖民地中再次引起了最严重的恐惧。
1763年之后，“新”帝国政策的第二个内容是恢复并严格实施航海法，并企图通过议会法令在美洲征税，向殖民者转嫁一部分增加了的殖民地防御费。格伦维尔政府仿效皮特的战时措施，加紧了对海关部门的管理，在马萨诸塞，更多地诉诸“协助令状”和代理海事法庭的裁判权。该届政府在执政的一年内使航海法规中所“列举”的商品数目翻了一番还要多，并禁止殖民地政府发行纸币。然而最重要的是，该届政府为寻求增加财政收入，于1764年通过糖税法，引起了颇有势力的新英格兰商人的反对；1765年3月的印花税法，又在美洲最直率和有影响的人士中引起了普遍的抗议。使殖民地人民公开向新帝国政策的方法和原则提出挑战，是因为一并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在战后经济衰退的时期，企图终止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与法属和西属西印度群岛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走私贸易，以及决定放弃不得人心的以征用方式为殖民地防御提供经费的做法。[25]“自由之子社”雇用暴徒以暴力反对殖民地的印花税税吏，使印花税法在美洲名存实亡；殖民地商人们对英国商品进行的经济抵制，迫使该法在1766年废止。但这两件事在随后的英美关系危机中都不如以下事件重要，即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残余”议会中的挑衅，和1765年10月印花税法大会通过的较为温和的决议。虽然针对英国政府的这种人身的和经济的抵制方式后来在1765年和1774年之间的数度冲突事件中再次奏效，但是印花税法危机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使宪法原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公开化，导致了最后的分裂。在这之前，殖民者倾向于依靠他们的皇家特许状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在这以后他们强调在英国宪法范围内自身享有的种种权利：征税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审判要由陪审团进行；他们可上诉要求申冤。这些既接受对英国国王的从属关系，也接受帝国议会以对外关税手段来管制贸易和商业的殖民地人民，现在把旨在增加财政收入而提高对内税收的企图斥为“违宪”。[26]当“公告令”中重申帝国议会的最高立法地位“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于各殖民地时；当汤森企图——尽管不成功——强迫殖民地的上级法院批准扩大“协助令状”的使用范围，以及当他把从另外一系列关税收入拨作支付殖民地总督、法官和官员的薪金时，这些措施便被视为对殖民地立法会议的地位和权利的直接侵犯，并被视为“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根深蒂固的计划的一部分。[27]为孤立和平息马萨诸塞对茶税的抵制而在1774年颁布的几项被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证实了他们的这些疑虑，并表明英国政府在面对殖民地的一再抵制下，终于诉诸高压政策。[28]在这一威胁下，第一届大陆会议实际上推翻了帝国议会对殖民地拥有的最高权力。[29]最终放弃效忠国王，并以正当理由要求享有天赋权利，只是到开战之后，认识到需要有外国盟友时，才在独立宣言中加以表明。
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在最初时就是这样一场殖民地的造反，或者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第二次英国内战。但是，由于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反叛成功的可能有赖于外国的干涉，因此随着战争的继续，不久便演变成一场国家间的冲突。[30]在1776年年初的几个月里，殖民地人民确信法国会参战，而且西班牙和联合省会谨慎地给予捐助。于是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是为了自身的政治解放，而且也是为了瓦解和分裂大英帝国。[31]就领土野心而言，“造反者”从一开始就打算征服和吞并英国在北美的所有其他领地——加拿大，新斯科舍，布雷顿角岛，纽芬兰和东、西佛罗里达。美国人几乎有同样的信心计划夺取西欧的贸易口岸和大西洋西部的海军霸权。由于在初期征服加拿大的企图受挫，同时越来越需要得到法国的经济和海军的援助以维持生存，最后迫使美国人把眼前目标限于争取与法国正式结盟作为赢得战争的必要手段。
使殖民地人民感到幸运的是，法国外交部的韦尔热讷伯爵在恢复大西洋的商业和海军力量的均势方面，其决心不亚于他的前任舒瓦瑟尔。他认为，不管美洲内战的结果如何，法、英的交战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独立宣言之前，法国就已开始向殖民地运送秘密援助的军事物资了。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政府不顾杜尔哥的拼命反对，于1776年5月决定保证执行向殖民地人民提供财政援助的政策。[32]但是，由于西班牙人不情愿支持一场有可能引起西班牙自己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属地不稳的反叛，以及法国人担心殖民地的抵抗运动可能失败，直到1777年10月美国人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之后，韦尔热讷才公然提出与殖民地人民正式结盟。根据1778年2月6日签署的条约规定，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两国互相承认对方在新大陆的领土，并约定把战争进行到美国的主权得到保证为止。英法两国到7月已处于交战状态，但是，法国海军投入关键性的大西洋战场则推迟了很久，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不愿意承认美国的独立。另外，也是由于佛罗里达·布兰卡执意要强迫英国给予波旁王朝各国以实质性的好处，以此作为联合调解殖民地冲突的代价，或者作为法、西两国入侵的结果。西班牙只是出于贯彻这一有限的战略和获得直布罗陀、梅诺卡岛，以及它在中美洲的权利，于1779年6月作为法国的盟友参战。[33]在法国的怂恿下，随着北方列强武装中立的形成和荷兰的卷入，英国于1780年完全被敌对势力所包围。尽管在同年春季罗尚博率领的一支规模不大的法国远征军在罗得岛登陆，但法国海军的主要活动仍集中在西印度群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虽有华盛顿的得力而精心的领导，但仍差一点在1780年年底被打败。翌年5月，法国舰队受命配合殖民地的军队作战，结果德格拉斯终于在切萨皮克湾外击败了格雷夫斯，使康华理率领的英军在约克敦投降。正如华盛顿本人曾一直预期的那样，法国的财政援助，尤其是海军援助，被证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1783年在凡尔赛的媾和中，英国海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印度洋、西地中海和加勒比海战胜了波旁列强一事，也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谢尔本的巧妙而富有想象力的外交活动，其结果不仅防止了第一大英帝国的彻底瓦解，而且也剥夺了法国和西班牙似乎已握在掌心的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土和经济利益。
这一成功的要素在于事先已与美国谈判专员富兰克林和杰伊达成了谅解，即在承认美国独立的同时，还答应美国提出的向五大湖以南的原西北地区扩张领土的要求。这一和解包含着牺牲谢尔本希望建立英美联邦和大西洋自由贸易共同体的幻想，但是它使英国保住了对加拿大、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的控制，并在实质上破坏了法、美联盟。[34]相比之下，尽管法国和西班牙得到了某些好处，尽管英国因其北美帝国部分崩溃而蒙受了屈辱，但波旁王朝各国接受了大体上并未触动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收获的和解。最为重要的是，韦尔热讷意欲变美国为法国的经济卫星国的希望破灭了。
美国革命在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反响是深远而广泛的。美国战争的灾难在英国政治方面的反应是：约克郡的中产阶级地主们和伦敦的激进分子在1779—1780年期间精心组织了争取“经济”和议会的改革运动。虽然这种鼓动加深了对罗金厄姆辉格党人的议会改革的不满，而且只达到了极其有限的目的，然而10年之后年轻一代的辉格党政治家们再次提出议会改革时，他们并未忘记各郡的一些社团向议会施加压力而采用的种种“美国的”方式。但是，不论是1780年还是1793年出现的这些政治运动，都没有革命的意图。战时的需要，格拉顿的雄辩，以及爱尔兰志愿军的武装示威，促使罗金厄姆于1782年勉强同意爱尔兰议会的立法独立。美国殖民地的丧失还使1783年以后英帝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不是减少而是更加严重。虽然负责官员的态度仍是顽固地坚持殖民地政策的重商主义原则，但在以后的10年中，皮特则为一种更加明智和持久的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由于美洲的分立结果使英国在东方的贸易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诺思勋爵1773年的管理法案又不够完善，使之有必要在比较令人满意的基础上建立与印度的官方关系。[35]皮特政府1784年的印度法要求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在经商行为中遵守更为严格的标准，并将该公司的董事们交由国王任命的政府管理机构管理，同时，通过该法修正案的方式，授予驻加尔各答总督以超越其参事会的必要权力。此外，由于原来的美洲殖民地不再向运往海外的英国囚犯开放，于是1788年在悉尼建起了第一块流放地，这便是新南威尔士殖民化的开端，它与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和太平洋的开发都有连带的关系。后来在1791年，由于被流放的美洲帝国效忠派坚持要求在上加拿大建立代表机构，导致该省从下加拿大分离出去，这两个地区都获得类似自治的权利。而皮特则坚持以为，并在实际上提出加拿大的税收应“由他们自己的立法机构决定”的主张，他显然没有忘记1776年的深刻教训，尽管当时的处境不同。最重要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在财政方面造成的后果，为1784—1789年之间皮特推行的一整套财政、商业和行政改革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36]这些改革不仅确保英国战后期间的恢复，而且使英国得以从商业和工业扩张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中受益。
在法国，1783年以后对财政改革挑战的反应做出得太晚了。正如杜尔哥所预测的那样，在那里由于参加美洲的战争而引起的财政混乱，在几年的时间内导致了全国性的破产和旧制度财政的崩溃。正如七年战争遗留的财政问题使英国政府采取了最终失去其美洲殖民地的新帝国政策一样，美国独立战争的财政烂摊子将法国置于如此的困境，除了召集三级会议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第一次显贵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了卡洛纳和布里安倡议的财政改革方案，以及他们呼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要求，这实际上等于美国人的“无代表权就不纳税”要求的翻版。在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之间随后的辩论中，法国自由派贵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中最有影响的人士有几个曾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美洲的战争。这些人得到保守的巴黎高等法院中一批年轻法官的支持，这些人因赞赏美国新宪法而被称为“美国人”。法国贵族中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集团，由于担负革命党的政治领导和全力支持中产阶级争取平等的要求，就使1787—1788年贵族叛乱最终必然遭到失败，为1789年决定性斗争中人民事业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这一贡献时常为人们所遗忘。[37]
然而，英国战后的10年主要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所谓经济“起步进入了自给自足增长”的状态，即上一代历史学家所称的“产业革命”。虽然关于这一现象的年代一直是经济史学家们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目前有见地的一致看法是：那次不仅改变英国，而且改变整个现代世界的突然出现的增长，其发生的时间是在乔治三世在位的第三个10年，而不是在最初的10年。关于这一突然增长的起因，如今人们不大从英国发明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因为这些技术革新，除瓦特的转缸蒸汽发动机外，其范围有限，并不具有革命性；而更多的是从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在海外殖民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从它率先开发棉花贸易中去寻找，因为这为控制大规模的市场，并向这些市场供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这些市场会保证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不断扩张，同时也使英国通行比较低的利率并推广新的企业经营技能。[38]此外，人们还正确地强调了这一时期促进英国商业和工业增长的种种社会的和经济的条件——水陆交通网络迅速改善；和苏格兰合并的法案签署以来，已有一个很大的国内自由贸易区域和足够的港口设施，以及除英国外在欧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现的资本主义和科学耕作方式的农业。这种农业已可以维持增长迅速的城市人口，并有足够的钱可赚，而不需要吸取英国从世界贸易中所获的全部资金，并对农村人口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劳动后备军有着足够重大的影响。[39]早在1790年，英国的社会结构就在明显地朝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方向转变，其最终形成是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不过，甚至到1793年时，工厂体制的发展也还处于初级阶段，即使在纺织业方面也是如此。工业革命虽已开始，但还未大踏步地进入其充分发展的势头。
在“大西洋共同体”范围以外的大部分欧洲大陆地区，1763—1789年间最显著的政治倾向是朝着建立传统上所称的“开明专制”的政府体制发展。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开明专制”的说法含义模糊不清，因而对它是否有用提出疑义，但似乎还没有必要把这种说法作为过时的和毫无意义的文学术语而加以抛弃。[40]18世纪末叶大陆“专制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是建立在为君主专制辩护的新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使用了新的行政手段，而且表现出某种允许用世俗的观念和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经济理论来改革其政策的倾向，即使不能改成这种样子，至少也披上了这种色彩。[41]
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欧洲君主（或他们的大臣们）关心刺激他们各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其中有些人则是希望通过对中世纪残存的重叠和倒退的地方管辖权加以合理改进或干脆取消，以便使他们的各领地在行政上有更大的凝聚力。而其他一些君主则是设法通过建立一种在政府中有效的伙伴关系或者绝对的独裁政治来解决重新抬头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无天的贵族的问题。这些目的严格说来是很实际的，而且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开明的专制君主”采取的方法和政策均与当代的需要有关，若不从18世纪理性主义的背景、不从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首先是自然法理论这一情况，不从当时统治者改善其臣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不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等方面来看待，就难以理解上述的方法和政策。
当时为取代业已丧失信誉的神权学说而提出的各种专制主义新概念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洛克的契约论和重农主义者的各种政治理论。开明专制理论的经典公式在弗里德里希的《论政府的形式和君主的职责》一文中已有陈述。在1771年私下为伏尔泰和其他朋友印刷过的这篇短文，很清楚地包含着君主制的契约论观点，并明确地阐述了统治者对其臣民所承担的义务。[42]“为使君主永不背离这些义务”，弗里德里希得出结论说，“他应铭记他与他的臣民是完全一样的人；如果他是某个社会的首席行政官、最高司令、首席财务官或首席大臣，这不是为了让他仅仅作为象征，而是要他切实履行那些职责。他只不过是国家的头号仆人，有义务正直、理智和私毫不利己地行事，就好像随时要向其公民们汇报执政的情况”。[43]新的专制主义学说的另一个来源是重农主义的“合法专制”概念。[44]早期的重农主义者避开社会契约的充分严密性，而就其职能上的特征为绝对的，但不是专制的君主制找到新的思想支柱。把这些职能与捍卫自由和财产等同起来。为了使君主能够有效地履行这些职能，便认为君主应拥有立法和执行两方面的权力。但是，在立法权力方面，君主须接受由选举出来的土地拥有者组成的咨询会议的指导，并将任务限制在“宣布”和用成文法来体现那些永远不变的自然经济秩序的原则。这在实践中意味着重农主义者希望排除君主对各种经济势力自由活动的干预，并且意味着通过一种独立的有关职权的规定把他限制在履行其“合法”职能的范围之内。也许除了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之外，没有哪位君主对这种学说产生任何兴趣，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在向1767年的立法委员会发出的“指令”中明确表示她反对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
开明专制君主们在使政府机制现代化的努力中，采取了类似技术性质的行政改良。文献和记录以前一直被视为部长和官员们的私人财产，这时被归入国家档案以作统计和计划之用。从前依靠征敛、以权谋利和出卖官职的收益的官员，这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财政中领取固定的薪水。出于经济的考虑，裁减了冗员和减少了宫廷补助；对政府账目的审计，过去只用来作为对官员们品德的司法审查，现在则进一步加以推行用来了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当前状况。接着制定了财政体系和预算控制。着手进行了各种人口调查，从事地籍测量以促进财政改革，国内外的报纸被利用作为情报的来源，技术、农业和科学的知识有步骤地用来为各级政府服务。[45]进步的经济计划虽然还不成熟，而且只为了应急之用，但终于起步了。[46]
把“开明专制”当作一种有效或可信的政治概念加以接受，存在某些困难，这是由于人们对诸如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专制君主公开表白的诚意存有疑虑，因为他们都曾私下把他们哲学方面的心腹朋友和顾问们的“开明”设计嘲讽为乌托邦。因此，18世纪君主们的“开明”常被人们与那些夸夸其谈的文学宣传相提并论，目的是博得其他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对政府体制的赞同。实际上这种体制仍然凭借使用压制性的审查制度、秘密警察和任意监禁，这也是无法否认的。影响这些君主的改良政策的“开明”，其性质无论如何不同于其倡导者们在被不确切地称为“哲学大师”或冠以欧洲伟大思想家们的得意门生的称号时所阐明的含义。这些君主在他们的基督教会改革中采取的宗教容忍和反罗马教廷的政策，表现出中立的成分比世俗的成分要多。他们的社会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人道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动机。他们的财政和商业政策往往随经济思想的最新发展而变化。[47]至少在以上种种方面，这一时期的专制统治是审慎地前进的和“开明的”，这里说“开明”并无贬义。如果说弗里德里希和叶卡捷琳娜二人就其社会同情心方面的顽固态度而言都是保守的，甚至是中世纪的，如果说他们谁都不愿冒损害封建统治之险，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专制统治仍然依赖他们的特权阶层的合作和支持。那些以激进或革命的主张进行实验的人则遭到约瑟夫二世悲剧性的命运。约瑟夫宣称要使“启蒙哲学”成为他国土上的立法者，他就背离了“开明专制君主”的真正信条，这种信条是以经验，而不是以教条为根据的。
“开明的”改革在欧洲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政教关系日益紧张；进一步向民法和刑法的法典化和现代化发展；在德意志中部，公众对贵族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虚华和妄自尊大的批评日益增多，同时还要求减轻专制主义者政府的苛政。
教会与国家关系出现危机，其本身的原因是在基督教教会改革领域中维护了世俗君权和在天主教国家内反罗马教廷的主张不断蔓延的结果。奥地利的“约瑟夫主义”从推崇神圣罗马帝国的教会政治的费布朗尼乌主义中汲取了动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来自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传统。[48]在西班牙和意大利，18世纪“政治上”的詹森主义的传播加强了王权至上论的各种历史性权力要求。不过这两种现象都反映出天主教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君主和主教日益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同样趋势，以及教会本身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样决心。反罗马教廷的主张赢得的最显赫的胜利是在1759—1767年之间把耶稣会从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驱逐出去，并于1773年7月在波旁王朝各君主的共同压力下，迫使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宣布解散该会。[49]在哈布斯堡的领地上，容忍非天主教徒，由国家控制普通的神学院，制止默祷教团，并对教会管理区域进行了重新规划。在西班牙，限制宗教法庭的权限，由王室控制主教的任命，并使大学从神职人员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在意大利本土，没收了教会土地，通过立法禁止永久管业权、对教士征税，并限制教堂的庇护权。统治者们实行的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决心维护其王权，以对抗顽强但已软弱无力的教皇统治。[50]这都是一些先例，当接着在革命的法国建立了立宪会议后，便在高卢教会中出现了宗教分裂。
编纂法典的行动与其说显示了人道主义启蒙思想的进步，不如说是表明继续强调国家权力的至上。1794年的弗里德里希法典[51]除包括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的全部范畴外，还把君主作为国家唯一代表的独特地位再次加以确定。并对贵族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在法律上予以承认。[52]出自开明的西里西亚法理学家苏亚雷斯之手的这一将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融合在一起的法律，适用于情况复杂的整个普鲁士各领地。把它说成是在国家建设方面促使社会倒退的做法，也许不能算过分不公正。在俄国，编纂成法典的与其说是法律本身，不如说是贵族的种种特权。[53]在哈布斯堡诸领地，1786年颁布的一部新民法法典的第一部分，在继承法中废除了除某些例外情况的长子继承权原则，并规定未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可以离婚，从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与罗马教廷的争执。1787年的一部反映出受贝卡里亚影响的刑法，确认了废除拷打和死刑，减轻了16世纪严酷和不人道的刑罚。这些刑罚在先前的一部1768年的法典中大部分依然存在，它十分恰当地被称作“特蕾西亚的惩罚女神”（Nemesis There-siana）。[54]
最近对德意志中部开明专制的影响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强大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多地把矛头对准顽固的普鲁士社会结构，对准从约瑟夫二世改良政策的倒退，以及奥地利秘密警察的镇压行径。[55]奥地利和匈牙利开明专制所产生的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之一，便是农民、学生和城镇工人阶级组成的第四等级的政治觉醒。在此之前，他们始终由于1787年土耳其战争的财政和军事负担以及约瑟夫二世和传统宗教活动的干预而被疏远。这些没有特权的阶层从约瑟夫二世推行的改革中受到鼓舞，开始追求彻底的社会和政治解放，这却远非约瑟夫二世原先的意图，而是法国革命家们的新信条的一部分。[56]
约瑟夫二世不顾贵族是否能接受和是否影响其特权，试图革新其所辖版图内的行政、法律和社会制度，表明当推行自上而下的激进改革措施时，欧洲专制主义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将随之而来。这种危险在路易十六的法国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显露了出来，因为在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这场推翻波旁君主政体和彻底清除封建残余的大革命，其本身就是受那些与开明专制君主动机相同的改革措施的鼓舞而突然发生的。对这场大革命的研究，对法国和近代世界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深远，在最近30年的一些学者手上，这种研究已达到了新的重要领域，他们一直试图从大革命参与者中最活跃的农民和城市“无套裤汉”的角度来重新解释这场革命。关于这些学者的某些发现以及历史学家们对这场翻天覆地的动乱有更大重要性的种种新见解的概述，在本卷的后面几章中均有所叙述。[57]
长期以来，旧制度中存在的财政、宪法和经济等方面的种种问题需要果断地加以处理。当最后到了1787—1788年卡洛纳和他的继任者布里安提出解决方案时，顽固不化、彼此倾轧的特权阶层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府危机。倘若他们的解决方案能早一点付诸实行的话，也许会避免政府的垮台。于是改革的重任不得不委托给由普选产生的三级会议，而不是委托给由精心挑选的有利害关系的贵族组成的准代表机构。大革命在1789年春获得的第一个战果就是对这个陈腐的机构进行了决定性的改造，使其成为拥有制宪权力和最高政治统治权的国民议会。第二个战果是国民议会不顾被强行解散的威胁，通过攻打巴士底狱而维护了它的权威。1789年接踵而来的其他“战果”有：8月4日晚封建制度被部分推翻；发表了不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到十月事件时，改革道路上的剩余障碍最终被扫除。[58]
在革命的初期，正如伯克所认识到的那样，法国革命变革的模式已经形成，因为，虽然“1789年的原则”是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精心制定的，而且新秩序的建立也是他们的功绩，但是在与反动势力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广大群众直接参与了政治。这种模式后来在直至热月政变为止一直在不断向左转的革命的各个阶段中一再出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该时期农民暴动和巴黎工人阶级的活动及群众心理的研究才显得如此重要。[59]群众参与革命政治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原因，即农民对制宪议会未能成功地“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感到不满，城镇居民对能否得到便宜的大众主食——面包的充足供应表示关切，巴黎工人为争取最低日工资水平所做的努力，以及1792年以后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令人不安，因而人们希望对日用消费品实行官方价格控制。有时正是资产阶级立法的狭隘的排他性促使革命日子的突然来临，如：拒绝给“消极”公民以选举权、不准体力劳动者参加国民自卫军、对集体请愿权加以限制等。有些时候，革命群众显然是受一些激进的领袖、记者和享有盛名的俱乐部的煽动而投身于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支持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提出的要求，为反对专制君主的否决权而大声疾呼，在国王出逃失败后全力支持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共和请愿，举行游行示威以支持布里索派的战争政策和雅各宾派为废黜和处死路易十六而施加的压力。[60]群众中流传的谣言和集体的恐惧——诸如贵族策划的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阴谋，假想中的各种“匪帮”的颠覆活动，富有的投机商人大量囤积食品，以及在普鲁士入侵的紧要关头施展的“第五纵队”的诡计等所引起的恐惧，都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骚乱，其反应就是激进的动荡局面在城乡的延续，最终在1792—1793年巴黎城市实行的直接民主和带有惩罚性的九月大屠杀中达到了顶点。
这种群众性革命行动的间接政治影响是意义深远的。首先，它导致革命议会中的“爱国”领导层不断地发生分化——最早的一次是穆尼埃与温和派退出了制宪议会，以及1789年十月事件之后米拉波变成了秘密的王党分子。更加重要的向右转是1791年7月马尔斯广场“屠杀案”后“立宪”派即斐扬派，以及推翻君主制后布里索派即吉伦特派的转变。这种先倒向温和，然后又倒向反动政策的变节行为，主要是由对政治激进主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感到不安而决定的。国民公会中的中产阶级民主派，为了保持巴黎“无套裤汉”的支持，准备接受他们的经济要求，这就是雅各宾派。[61]其次，对雅各宾及其他知名俱乐部在巴黎日益增长的影响所引起的恐惧，促使他们的反对派考虑通过发动军事独裁而实现反革命。纳博讷、拉法耶特和迪穆里埃三人都曾想到这样的方案，并曾跃跃欲试。[62]这些隐秘的野心加速了法国在1792年春与奥地利开战，而且在1793年迪穆里埃叛变后，使法国险遭覆灭。最后，革命的法国，作为雅各宾极端主义和恐怖时代的发源地，不仅招致欧洲专制君主们的敌意，而且疏远了在英国的许多最初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它还到处对涉嫌的激进分子动不动就进行政治迫害和国家审判。雅各宾主义的幽灵在欧美许多地方继续游荡，直至下一世纪许多年后依然未散。
公正地说，这种极端主义的行为，是那些甚至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就从特权阶层手中夺过政治主动权的自由派贵族们和中产阶级改革派们从未打算进行的。在1789年最初的群众暴动后，即使最开明的“爱国党”成员都希望保持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不论它的“封建主义”色彩有多重，并且希望保留贵族的社会地位和尊贵的特权，以及神职人员对大多数公职的控制。但是当路易十六与移居国外的贵族同流合污并求助于外国势力后，立法议会中的布里索派领袖们便决定没收逃亡者的财产和根除教士的影响。在与奥地利开战之后，对国王叛国罪的延期诉讼使得罗伯斯庇尔得以借助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和各省的联盟派的支持而推翻了君主制。随着普选权和共和政体的出现，法国终于达到了现代民主国家的状态。
然而，最终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并不是随后几代政治家们从大革命的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也不是其在进行政治和社会试验中出现的激进主义，而是其意识形态对全球的吸引力。人民主权论导致了关于世俗国家的各种理想，在消灭封建和贵族的特权后实行的政治和社会平等、民族自决的原则和对祖国的热爱给后来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的扩展以一种新的强大的推动。[63]一些观察家甚至从雅各宾派专政和共和二年的社会民主政体中看到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渊源。[64]
伴随美利坚合众国的崛起和欧洲旧政权的衰亡而来的是崭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地平线的展现，它的轮廓随着“启蒙运动时代”接近尾声而显得愈加清晰。就这些以及其他方面而言，这个时代是个过渡时代，因为虽然它仍然从旧世界的共和理想和艺术光荣中获得灵感，但它已开始对早期启蒙运动的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抗，并在艺术、音乐和文学领域朝着未来的浪漫主义迈进。[65]在这方面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新古典主义和卢梭。在形而上学的探索领域内，康德的先验哲学指出了人的理性的界限以及首次使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理智原则调和一致，从而带来了又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66]然而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还有科学推进力的复活，它曾在20世纪前50年放慢了节奏，但现在又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了解方面产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新发现。[67]
（张志军 译）
[1] 重点参见R.R.帕尔默《民主革命的时代——欧美政治史，1760—1800年》第1卷（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59年），以及J.戈德肖《伟大的民族，1789—1799年法国革命在世界上的扩散》（巴黎，1956年），第1卷，第1章。
[2] 原文为Atlantic community。——译者注
[3] M.克罗斯：《大西洋文明：18世纪的起源》（纽约州，伊萨卡，1949年），第2章。
[4] J.戈德肖和R.R.帕尔默：《18—20世纪的大西洋问题》，《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罗马，1955年）论文集》第5卷，第219—233页。
[5] 关于米拉波的合作者的情况，参见J.贝内特律《米拉波的追随者，革命动荡中四个被流放的日内瓦人》（日内瓦，1962年）。
[6] 参见后面第15章，原文第432页（书中凡原文第×页均见本书边码）。
[7] R.R.帕尔默：《民主革命的时代》，第22页。
[8] 对这种总的论点的批评，见M.莱因哈德《论法国革命史：最近的论著及前景》，载《编年史，经济、社会、文明》，第14卷，1959年，第554—556页，以及A.科班《民主革命的时代》，载《历史》，第45卷（1960年10月），第234—239页。有关不同的论点，即启蒙运动思想在促使革命以后时期美国制宪概念的形成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见贝林《18世纪美国的政治历程与启蒙运动思想》，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1962年），第339—351页。
[9] F.斯潘塞：《1762年的英普决裂：对历史的重新评论》，载《历史》，新丛刊，第41卷（1956年），第100—112页。关于外交的革命，见该丛刊第7卷，第19章。
[10] 见后面第7章第1部分《海军》，及A.坦普尔·帕特森《另一支无敌舰队，1779年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英国的企图》（曼彻斯特，1960年），第2章。
[11] 关于在西班牙殖民帝国范围内陆续放松对商业的限制的情况，见后面第14章。
[12] 见后面第9章，原文第253、266页。
[13] 关于该时期波兰衰落的主要原因，见后面第12章。
[14] 见后面第9章，原文第265页。
[15] O.欣策：《霍亨索伦王朝及其业绩》（柏林，1915年），第380—381页。
[16] 18世纪时仍在通用的德国银币。——译者注
[17] 关于一些开明的专制君主在这一时期首要关注的是财政问题的观点，见C.莫拉泽《财政与专制：论开明君主》，载《编年史，经济、社会、文明》，第3卷（1948年），第279—296页。关于1763年以后普鲁士恢复的情况，见W.O.亨德森《腓特烈大帝经济政策的研究》（伦敦，1963年），第3章。
[18] 1892年以前奥地利通行的银币。——译者注
[19] 见后面第10章，原文第282页。
[20] 见后面第21章，原文第597页。
[21] 见后面第18章。
[22] E.赖特：《自由的结构，1763—1800年》（纽约，1961年），第40—48页。
[23] J.史蒂文·沃森：《乔治三世的统治，1760—1815年》（牛津，1960年），第183页。
[24] 特许状中包括西部土地所有权的殖民地有：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纽约、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
[25] 纽卡斯尔和皮特重新恢复了征用的做法，即政府大臣行使国王的特权，要求各殖民地立法会议以定额手段规定共同防御经费。然后国会再向殖民地补偿一部分（常常是大部分）费用。
[26] 见后面第16章，原文第455页。
[27] 关于已故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对汤森的美洲政策的论述，见《权力的十字路口》（伦敦，1962年），第203—212页，又见O.M.迪克森《协助令状——革命的一个起因》，载R.B.莫里斯编《美国革命的年代》（纽约，1939年），第40—75页。
[28] 见后面第17章，原文第484页。
[29] C.H.麦基尔韦恩：《美国革命——从宪法角度的解释》（纽约，1923年），第116页。
[30] 见后面第17章。
[31] R.W.范·阿尔斯泰纳：《崛起的美洲帝国》（牛津，1960年），第2章。
[32] 韦尔热讷和杜尔哥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是导致后者1776年5月12日下台的主要因素之一。H.格拉高：《改革的尝试与法国专制制度的灭亡（1774—1778年）》（柏林，1908年），第114—132页。
[33] A.坦普尔·帕特森：《另一个无敌舰队》（曼彻斯特，1960年），第3章。
[34] 关于谢尔本在媾和时的帝国政策，见V.T.哈洛《第二大英帝国的建立，1763—1793年》（伦敦，1952年），第6章。
[35] 见后面第8章，第1部分。
[36] 见后面第19章。
[37] 对这一时期法国贵族社会结构的精辟分析，见M.莱因哈德的文章《18世纪下半叶的精英与贵族》，载《近现代历史杂志》，第3卷（1956年），第5—37页。
[38] 参见E.J.霍布斯鲍恩《革命的时代，1789—1848年的欧洲》（伦敦，1962年），第2章。
[39] 关于英国地主在工业发展（特别是在矿业、运输和炼铁业）中的作用，见G.E.明盖伊《18世纪英国的地主阶层》（伦敦，1963年），第8章。
[40] 最新的一种说明见F.哈通的《开明专制》一文，载于历史学会的单行本（G.36）（伦敦，1957年）——这是他在《历史杂志》第180卷（1955年）发表的文章的英译文。
[41] 我在此处部分地依据了J.M.罗伯茨博士在其论文《意大利的开明专制》中提出的“实用定义”概念，他的论文载于《18世纪意大利的艺术与思想论文集》（罗马，1960年），第26—27页。
[42] 《文集》，第9卷，第195—210页。
[43] 《文集》，第9卷，第208页。在此使用“公民”一词，而非“臣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44] L.P.梅：《梅西埃·德拉里维埃所阐明的合法专制和开明专制》，载《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公报》，第9卷（1937年），第56—67页。
[45] 见后面第20章，原文第566—567页。
[46] 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是布里埃内向法兰西显贵会议提交的五年计划（1787—1792年），作为恢复财政平衡和推迟召开三级会议的手段。J.埃格雷：《革命前的法兰西，1787—1788年》（巴黎，1962年），第179—185页。
[47] 有关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见后面第2章，原文第47—54页。
[48] 关于费布朗尼乌主义，见第7卷，原文第21—22页。
[49] 见后面第13章，第2部分，原文第391页。
[50] 有关庇护六世教皇与开明专制君主的关系，见E.E.Y.黑尔斯《革命与教皇统治，1769—1846年》（伦敦，1960年），第2章。
[51] 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制定的法典，即《普鲁士国家公法》，在他死后于1794年正式生效。——译者注
[52] 托克维尔关于该法典的著名分析，见J.P.迈耶编《旧制度与大革命》，《全集》，第2卷（巴黎，1952年），第268—271页。
[53] 有关叶卡捷琳娜二世1785年的贵族宪章，见后面第11章，原文第316页。
[54] H.克雷奇迈尔：《玛丽亚·特蕾西亚》（哥达，1925年），第187页。
[55] H.布伦什维格：《18世纪普鲁士国家的危机》（巴黎，1947年）和E.旺格曼：《从约瑟夫二世到雅各宾审判》（牛津，1957年）。
[56] 见后面第10章，原文第300—301页。
[57] 见后面第21—24章。
[58] 见后面第23章。
[59] 在这方面的主要先驱者是已故的G.勒费弗尔教授。他的结论性研究成果包括《法国大革命时的北方农民》（两卷本）（巴黎，1924年）和《1789年的大恐怖》（巴黎，1932年）。
[60] G.吕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牛津，1959年），书中各处。
[61] 有关19世纪革命模式中重复出现的这种政治转变，见E.J.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的欧洲》（伦敦，1962年），第62页。
[62] 见后面第24章，原文第702—703页。
[63] G.勒费弗尔：《世界史中的法国大革命》，载《法国大革命论文集》（巴黎，1954年），第315—326页。
[64] J.L.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根源》（1952年）。
[65] 见后面第3、4章两章。
[66] 第3章。
[67] 见后面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