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剑桥古代史》第十四卷是在剑桥大学出版社60年代修订已出版的《古代史》过程中增加出来的新内容。这个新不仅仅是旧版只有12卷，本卷原本不属于旧版系列，还在于本卷的内容是旧版没有的。旧版《剑桥古代史》的下限只到公元3世纪，而新撰的本册则始于公元5世纪20年代，其下限一直延伸到600年前后。《剑桥古代史》第一版出版后很长时间内，人们都认为世界古代史的下限在公元5世纪。单单从这一点看，新版的《剑桥古代史》虽然没有像新编中世纪史那样，冠以“new”（新编）的头衔，其“新”已不言而喻了。

不仅如此，本卷的“新”还有其他若干表现。新版突破了旧版偏重政治史、军事史的旧框架，广泛涉猎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试图呈现更为全面的历史，这种创新在本卷表现得更为明显，教育、建筑、视觉艺术等被纳入研究和写作体系；本卷放弃了传统古代史写作侧重渲染的“衰亡”这一历史主题，更为强调“历史转型”，传统的古代晚期一般都是围绕罗马帝国展开，基于此，尽管东部罗马帝国依然保持了繁荣，但至少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逐步衰落、解体消失了，人们看到的是此起彼伏、快速更替的由外来民族建立的王国，东部的繁荣难掩整个罗马帝国的衰落，东部帝国文化的逐步转型、偏离传统罗马文化，则成为古代世界灭亡的挽歌。但本册着眼于新的世界的诞生，它所呈现的不是“衰亡”这样的悲剧，而是新文化元素的孕育，新文化体系的创生，展现的是生机勃勃而又步履蹒跚的历史过程。新的历史站位使得本卷的空间范围也大为拓展，历史空间的中心也发生位移。传统的古代史主要覆盖地中海地区，本卷的范围则拓展到不列颠、北欧、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内陆地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南也门等更为广阔的范围；传统的古代史往往以地中海西部，即西罗马帝国为历史空间的重心，而本卷则将这一重心转移到了地中海东部，拜占庭帝国在本卷中占有了相当大的篇幅。

历史空间重心的东移固然与本卷的指导思想有关，但也有东部地区发生的历史内容做基础。从历史和文化转型这个角度，东部地区更好地呈现了这种转型的过程，西部地区由于外族入侵，传统文化被人为打破，尽管新移入的外来民族也在学习、吸收传统文化，但外族文化元素的输入毕竟较多，历史发展的断裂色彩更为明显，而东部地区一直到公元7世纪都保持了较多的罗马文化特色，同时又在数百年的时间中不断吸收周边文化，推动自身文化的不断发展演变和转型，因此，这里也更容易展示出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也因此这一历史空间自然而然成为写作的重心。

读者也不应忘记推动这一转移的另一股力量。在我国大多数世界史学者看来，“剑桥古代史”可以称为“剑桥世界古代史”，因为它涉及到欧洲、西亚、北非等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范围构成了世界古代史历史空间的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剑桥古代史的作者们并没有冠以“世界”，实际上，他们写的是欧洲史，西亚、北非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及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被纳入写作框架。因此，严格意义上，“剑桥古代史”也乃是一部“剑桥欧洲古代史”。正是基于这一写作的“潜意识”，现实欧洲形势的变化对本书乃至对整个新修的“剑桥古代史”的影响都十分巨大。正如本书结语中说：“20世纪后期东欧的历史变革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欧洲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重新思考‘欧洲’这个概念的内涵。”与旧版写作时代的“旧欧洲”相比，东欧地区成为欧洲的组成部分，土耳其更早在1952年就加入了北约，93年欧盟成立，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加深，这些重大的历史变化催生了“新欧洲”。“新欧洲”呼唤“新欧洲史”，倒逼“剑桥古代史”写作群重写欧洲古代史。“新欧洲”也为新欧洲古代史提供了条件。如果土耳其继续游离在北约之外，土耳其所控制的罗马帝国行省很难受到如此多的重视。如果“东部行省”继续游离于古代史的边缘，作为显示“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前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世界” 的更遥远的东部地区很难纳入到书写范围。“新欧洲”需要新的“欧洲认同”，新欧洲认同又促使人们去更多地关注和研究“新欧洲”地理范围内，在古代各地区之间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于是，文化延续、历史转型则成为理想的历史叙事理路。进而，本卷作者所说的原先未受重视的罗马东部行省地区，因为较多保留传统罗马文化成分，成为联系古代罗马与当代“新欧洲”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历史枢纽，自然成为古代晚期的历史空间的重心。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修订的“剑桥古代史”就是屈从于现实需要的“政治史”，并不是否认它的学术价值，而是增加一个视角去更为全面地认识、评价本书。事实上，撰写本书的作者都是西方史学界著名的史学家，他们扎实的史学素养，严谨的史学态度，丰富的史料来源，都决定了本书独有的史学价值。

面对这样一本极为专业的史学专著，要想将其翻译过来，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几乎不可能。翻译组在该工程立项后承蒙课题组邀请，既感到光荣又觉得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剑桥古代史”在国际史学界拥有崇高的声誉，几同工具书的学术地位，将其翻译过来对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作为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能参与其中，尽绵薄之力，觉得无上的光荣，也自认为责无旁贷。但承接任务之后方知艰巨程度超过想象，本卷涵盖的时间范围和内容对译者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越译者的知识储备，仅举数例，本卷涉及罗马帝国的大量官职以及早期基督教的教职名称，古代晚期各地学校教育中的各种职务，在汉语词典中几乎没有可供匹配的，如音译读者难以理解，如意译又难以选字组词；本卷涉及到建筑、视觉艺术等方面的内容，西方建筑、艺术的许多元素、结构、方法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完全没有，也很难进行翻译，我们只能一边翻译一边学习；至于全书涉及的大量专有名词，有些学界已有通常的译法，尽管可能翻译不准，但因为已经约定俗成，我们可以照搬照用，但有些词很少用，千人千译，特别有些古词发音都不知道，就算采用最简单的音译法，但也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就主要采用音节分析的方法，参照课题组提供的由徐晓旭教授和刘健研究员制定的音译表，间或采用意译法，查阅工具书，弄清词源、含义，再小心选词。尽管如此，也很难说就翻译得准。本卷原书正文1000余页，一人很难完成，我们以小组形式进行翻译，参与人员多达11人，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协调组织本身也成为一项繁杂的工作。翻译组的同仁术业专攻、知识储备不一样，导致翻译的文风甚至对原文的理解也不一样，虽然审读、审校多次，但译名、文风的不一致，某些理解的错误肯定还会存在，我们热忱期望读者能够不吝批评，期待在重印、再版时能够有机会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经多次向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胡玉娟研究员、南开大学的叶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徐晓旭教授等就古代语言方面和专业方面的问题请教，还曾经就一些复杂的英语问题向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田朝霞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韦清琦教授请教，译稿初稿完成之后翻译组成员相互之间继续互校，课题组组织全组参加翻译的同志互校，晏绍祥、张强等老师都曾经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这些环节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信”，较大程度上达到“达”，至于“雅”，那是我们的追求，不敢奢望。

最后，我们要感谢本翻译工程领导小组的辛苦工作，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细致温馨的组织协调，感谢所有为我们的翻译提供帮助的老师、朋友！我们翻译组的同志也要互相道一声：谢谢！在这十年中我们曾经为一项共同的事业，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努力过，奋斗过！

祝宏俊

宋立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