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狄奥多西二世
1.政治生涯
显然,年仅七岁的狄奥多西在若干年中并没有真正参与政府事务,因此,毫无疑问,在他成年之前权力掌握在朝廷的各色官员,尤其是禁卫军长官安特米乌斯手中。[8]然而,即使狄奥多西成年了,他对亲政掌权也兴趣寡然,而对神学和学术研究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朝廷赢得了赞助文学及教育事业的美名[9],这表现为对首都地区的大学教学实行了改革(425年)[10],和制定了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429—437年)。[11]
另一个结果是,政治生活中的决策大多将皇帝本人撇除在外,所以在多大程度上认定狄奥多西要为一些特殊的决定和政策承担功绩或责难是一件困难的事。皇室家庭的女性成员在这方面尤为显眼,尤其是狄奥多西的妹妹普尔凯丽娅(Pulcheria)和他的妻子尤多奇娅(Eudocia),他与后者于421年结婚,即使她们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夸大了。[12]希莱恩(Helion)对执事大臣(magister offciorum)这个重要官职的长期占有(414—427年),表明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禁卫军长官居鲁士(Cyrus)在5世纪30年代是很重要的人物,直到他被狄奥多西的管家、太监奇里萨菲乌斯(Chrysaphius)所取代,奇里萨菲乌斯在整个5世纪40年代是很杰出的。[13]虽然不太显眼,某些军事人物也值得注意: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阿兰人将军弗拉维乌斯·阿达布尔(Flavius Ardabur)及其家族成员,尤其是他的儿子阿斯帕尔(Aspar),在整个狄奥多西统治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握有高级指挥权。[14]其次,在皇帝的最后几年里,伊苏里亚人(the Isaurian)将军弗拉维乌斯·芝诺(Flavius Zeno)(不要与后面的皇帝混淆),他是奇里萨菲乌斯强有力的对手,据说狄奥多西害怕他是一个潜在的篡位者。[15]
在狄奥多西的政治生涯中,这些人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按个人的任期来解释,因为狄奥多西本人明显缺乏行使权力的欲望(这种倾向无疑是在他性格的形成期,由他的一些顾问和家庭教师所促成的)。但这也反映了帝国官职特征中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开始于他父亲执政期间——首先是阿卡迪乌斯,然后是狄奥多西放弃了在战役中亲自领导军队的做法,而且他们的确很少远离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他们实际上就在首都度过了整个执政生涯。[16]皇帝长期蜗居在君士坦丁堡,足不出户,这为朝臣们施展自己的影响增加了机会,因为皇帝现在只是与他们接触,很少走出深宫,饱览美景,施展权力,这本是四处巡游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好处之一。[17]接下来在5世纪和6世纪中不少皇帝继续追随这种生活模式,但这显然没有能阻止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他们在黄袍加身前就已经在宫廷之外度过了他们人生的很大一部分时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狄奥多西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因此他更能容忍这种体制的缺陷。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不利因素,但是狄奥多西并没有被推翻,帝国政府也没有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18]首先,不像他之后5世纪的那些大多数的继任者,狄奥多西正式拥有皇位,这是无可置疑的:他是已故皇帝的儿子,并且在早年就已经得到晋升,成为他父亲的共治皇帝。[19]其次,有影响力的朝臣和顾问的重要性可能已经受到了老皇帝带有倾向性的批评的影响。[20]相似的是,虽然他没有参与军事作战限制了他与军队的接触,并使他更容易遭受军队篡位的风险,但这也有很多重要的好处,可使他免受军事失败的政治(以及可能是身体上的)后果的影响,这无论是对他的自然生命还是政治生涯都起到一定的作用。[21]
同时,狄奥多西迅速抓住一次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效应,这次胜利是他所控制的军队取得的。421—422年的波斯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对没有参与军事的狄奥多西带来了潜在的政治利益[22],虽然这场战争本身是以平局结束的,但这次战争很快引起铺天盖地的颂歌,与此同时,425年,东部军队在与西部的篡位者约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皇帝抓住这个机会在都城全城即兴举行了盛大的感恩游行。[23]狄奥多西参与的捕猎活动在这种环境下也具有重大意义:在前几个世纪,狩猎是一种与战争最密切的运动,是不好战的皇帝们为抵消他们疏于战阵而引起的污名所采用的一种方法。[24]
虽然胜利总是皇帝塑造强者形象的重要因素,但幸运的是,它不是唯一可行的高贵品德。[25]在狄奥多西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美德“仁爱”(Philanthropia)[26],狄奥多西曾经向宽容女神克莱门蒂娅(Clementia)宣誓不愿实施死刑。[27]这是一种“怜悯”(pietas),一个自奥古斯都以来就受到尊重的德目[28],并且最近又被基督教赋予了新的含义,这种道德形象通过虔诚的普尔凯丽娅的影响,同时借助于同时代御用文人之手,被塑造成狄奥多西执政的基调。没有理由怀疑狄奥多西在这方面的个人真诚,但是在一个禁欲主义受到极大尊敬的社会中,通过宣扬皇帝这方面的行为(他有规律的节食,自我克制享受,每日祈祷以及记诵经文)可以为他谋取显而易见的政治优势,而且四处传播皇帝的祈祷在取得军事胜利中所起作用的故事,这有利于证实虔诚对军事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29]在风云变幻的5世纪及其之后岁月中,这种宣传在保障帝国政府的统一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宗教事务
“给我没有被异端玷污的世界,作为回报我将给你天堂。帮助我毁灭异端,我将帮助你毁灭波斯人。”这份直言不讳的恳求,据说是一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呈献给狄奥多西的,它生动地揭示了人们是怎么相信皇帝能增强他的虔诚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实际利益。[30]当然,狄奥多西的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惩罚异端、异教徒和东部帝国其他宗教群体的信仰者。[31]但是,这些法律所用的自信言辞经常掩饰了它们的实际效果。尽管狄奥多西在423年就对镇压异教徒做了种种预想,但一再重复的法律连同其他证据都证明,异端活动继续存在。[32]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简单化地强制推行某些法律,实际的执法过程常常会应现实需要而做出某些调整。我们知道,在整个狄奥多西统治时期,有许多的异教信徒和阿里乌斯派信徒一直占据着高级军事职位[33],这些在军队中服役数量众多的阿里乌斯派哥特人势必成为严格执行相关法律的障碍,更不用说会再出台一些更严格的法律了。[34]但是,对一个热衷提升帝国虔诚品德的政权来说,最重要的是宣布而不是实施这些法律。同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官方执行的力度不同,但一些僧侣却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相关的重任。[35]
帝国虔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关心教会内部的和谐,君士坦丁堡首先关注到这一点,狄奥多西在这方面也不乏表现。428年,著名的安条克布道者聂斯脱利(Nestorius)被狄奥多西选中,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借机继续坚持“贞女玛丽”(the Virgin Mary)——恰当的表述应当是“基督之母”(Christotokos),而不是传统称呼“神之母”(Theotokos),这个称呼的内在意义是强调基督的神性,本来,安条克(Antioch)和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神学传统都认为基督身上同时体现了人性和神性双重因素,现在,这种看似精妙的关系背后潜在的矛盾显现出来了。聂斯脱利的观点引起了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Cyril,412—444年在职)的反驳,为了解决随之而来的争论,狄奥多西出面调停并在以弗所召集了一次会议(431年),狄奥多西本来指望这次会议有利于聂斯脱利,因为非常钦佩聂斯脱利的能力。实际上,会议谴责了聂斯脱利,认为,聂斯脱利的教义事实上认为既存在一个人性的基督,又存在一个具有独立神性的基督。尽管会议存在程序不规范的问题,但狄奥多西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他赞成会议的裁决。
然而,争执并没有烟消云散。5世纪40年代晚期,君士坦丁堡的僧侣尤提奇(Eutyches)在首都传播自己所理解的西里尔的观点,他因此遭到由主教弗拉维安(Flavian)召集的一次本地会议(448年)的指责,批评他否认基督的人性。西里尔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继任者狄奥斯克鲁斯(Dioscorus,444—451年在职)也被激怒了,他促使狄奥多西召集了第二次以弗所会议(449年),这次会议颠覆了对尤提奇的指责,相反,弗拉维安及被认定为聂斯脱利同情者的人遭到谴责。然而,在会议进程中,狄奥斯克鲁斯支持者不断施加恐吓和暴力。罗马主教列奥(Leo)因此宣布这个会议是“土匪式”的,要求在他亲自主持下重新召集会议。但是,狄奥多西根本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36]
虽然这些分歧最初在性质上还是教义上的,但是这些分歧在感情和行为方面展示的强烈程度显示除此之外还存在重要的、非神学方面的东西。比如,对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来说,困难是教会的敌对和威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正统地位的争夺[37],而且一些西部的安条克主教支持西里尔对聂斯脱利的指责,原因则是他们憎恨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侵犯了他们的独立性。[38]国家层面的行为则由于政治的考量而摇摆不定。狄奥多西最初抵制在430年召集一次会议的倡议,但君士坦丁堡的动乱让他改变了想法;431年,他不情愿地免去了聂斯脱利的职务,其原因可能是他认识到了聂斯脱利遭到人们普遍的反对;而且他在5世纪40年代后期的行为则是因为宫廷的关键人物奇里萨菲乌斯信奉尤提奇的思想,尤提奇正好是奇里萨菲乌斯的教父。[39]这些有助于解释狄奥多西为什么冷淡回应列奥召开新会议的要求,这种反应似乎造成了一个僵局,直到狄奥多西意外死亡后的第二年,僵局才被打破,新发展才有了可能。
3.对外关系
在4世纪的许多时间里,与萨珊波斯的关系是东罗马帝国最棘手的外交问题。但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关注的焦点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而且这种情况在狄奥多西统治时代一直延续。在5世纪前半段,帝国与波斯打了两场战争,但是这两次冲突(第一次在421—422年,第二次在440年[40])都没持续多长时间,而且两个国家的关系虽有一些短暂的麻烦,其他时间一直保持平静,二者都有更紧迫的、更需要关注的事务。就波斯来说,麻烦主要来自亚洲中部的游牧民族对其东北边境的骚扰。[41]就君士坦丁堡来说,有两个突出的地区需要关注——地中海西部的发展以及与多瑙河下游盆地匈奴人的关系。
在狄奥多西统治时期,东部的军队有四次被派往西部。410年,4000人被派往拉温那以帮助西部皇帝霍诺里乌斯防卫阿拉里克和哥特人。424年,一支由阿达布尔(Ardabur)和阿斯帕尔(Aspar)率领的军队干预霍诺里乌斯死后发生的动乱,最终这支军队击败了篡位者约翰,并监护着霍诺里乌斯的外甥瓦伦提尼安三世就任西部的皇位(425年)。第三次是在431年,当时东部的军队在阿斯帕尔的指挥下,开往北非以帮助西部的军队遏制汪达尔人向迦太基东进的势头。虽然阿斯帕尔的军队在随之而来的战斗中享受到了有限的胜利,但这次参战还是对435年的和解有所帮助,尽管和解只是暂时的,却保全了罗马对这一地区有价值的东部省份的控制。最后,439年,汪达尔人破坏条约、占领迦太基,东部军队在441年再一次组织远征,与西部军队遥相呼应,协同作战,这次远征可能是四次远征中规模最大的。[42]君士坦丁堡乐意用这种方式向地中海西部提供大量的军队,这最初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在前三次,东部的利益并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或直接的威胁,所以军事干预最好被理解成为表现狄奥多西家族成员之间的团结,同时也夹杂着对自身利益的考虑。[43]但是,汪达尔人对迦太基的占领,控制其码头,俘获其船只,对原有的均势局面注入了一种突如其来的新因素。西部帝国立即在意大利有可能受到攻击的地方匆忙修建防御工事[44],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同样的角度解释帝国何以扩大君士坦丁堡沿海一侧的城墙防御。[45]440年,汪达尔人入侵西西里,这表明确实存在值得担忧的真正原因,对东地中海安全存在潜在分化的担忧确实影响了君士坦丁堡在441年提供军队、进行远征的决定。
事实上,远征军没能越过西西里继续向西,因为,匈奴在巴尔干地区发动侵袭,这迫使君士坦丁堡召回部队。在狄奥多西统治期间,匈奴的活动决定东部的政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然,在狄奥多西登基之前,匈奴就已经侵犯过帝国了,第一次间接地感觉到他们的出现可追溯至4世纪70年代,当时他们穿过里海和黑海北部的草原地区,迫使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哥特人寻求帝国的准入许可进入帝国境内。但是,可能直到狄奥多西执政的早期,才有大批匈奴人到达多瑙河地区[46],或对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区构成威胁。在整个历史中,像匈奴人这样的游牧民族,他们一般的社会经济特征从来不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些散布在广大区域中的众多小群体分享了政治权力,没有永久的居所、细微的社会差异,所有这些都阻碍了政治的发展。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对定居人群建立统治、剥削他们的生产和劳力,就可以建立起集权统治。[47]到5世纪初期,匈奴人已经取得了对生活在多瑙河以北各种居民——哥特人、格皮特人(Gepids)、赫鲁尔人(Heruls)及其他民族的统治权,而且君士坦丁堡也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与像茹拉(Rua)和阿提拉这样的统治者打交道,他们控制了相当可观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我们在422年首次感到了这种重要性,当时,茹拉利用帝国专注于与波斯的战争之机,发动了一次入侵色雷斯的行动,帝国不得不同意每年付给他350磅黄金以换取他离开。[48]434年,茹拉使用了相似的策略,当数量可观的东部军队被派往迦太基防卫汪达尔人的时候,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协商明显地破裂了,战争接踵而至,但茹拉的突然死亡(似乎是被闪电击中)使匈奴的军队陷入混乱之中。他的侄子阿提拉和布莱达继承了他的权力,他们先花费了一些时间在内部巩固了他们的地位,然后利用东罗马帝国为准备第二次征讨汪达尔人需要确保多瑙河地区的和平的机会,在439年或440年从东罗马帝国得到了更大的让步,包括将年度贡金增加到700磅黄金。[49]
但是,前往北非的远征军一出发,匈奴人就找了个借口违反了他们的协定并攻击帝国,他们占领了多瑙河的一些城市,并大范围地劫掠了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和色雷斯(441—442年)。开往非洲的帝国精锐部队从西西里被召回,面对这个威胁,匈奴的军队撤退了。此后,帝国没有继续给匈奴支付年贡,直到447年,阿提拉(在布莱达被谋杀后,他现在是唯一的统治者)利用一系列自然灾害(地震、饥荒和瘟疫)重新开始进犯,这次侵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50]东部的军队完全被打败了,色雷斯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君士坦丁堡自身也受到了威胁,东部帝国被迫做出最惨重的让步。除了例行要求交还匈奴的逃亡者之外,阿提拉要求多瑙河下游以南五天行程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并规定年贡为2100磅黄金(加上欠款6000磅黄金)。[51]
这场灾难的直接结果就是加税,甚至元老家庭也不能幸免。[52]普里斯库斯(Priscus)关于元老们这项负担的陈述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每个人被迫缴纳的事实强烈地表明,阿提拉的新要求的确使帝国资源承担着沉重的负担。[53]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为了保护君士坦丁堡及其附近的内陆地区,修建色雷斯长城(the Long Walls)。[54]然而,另一件事情表明罗马的命运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即奇里萨菲乌斯(Chrysaphius)刺杀阿提拉的计划。在前一世纪,帝国在遇到蛮横的蛮族领导者时多次采用这种“解决方案”[55]。这一次,计划被阿提拉知晓并失败了,但阿提拉只表现出相对轻微的愤怒,帝国幸运地逃过了它所带来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他的注意力已经向西转移了。[56]
毫无疑问,匈奴人,尤其是阿提拉,在狄奥多西统治时期给东部帝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创痛,这无论从生产力的损失以及匈奴人对巴尔干的破坏所造成的税收上[57](每年的条约赔款耗光了财政)来说,还是从匈奴要求和入侵的时机限制了君士坦丁堡在其他地方行动自由的方式上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尽管形势常常令人感到特别的残酷,尤其在447年对于巴尔干的居民而言更是如此,东部帝国在这个阶段并不是对匈奴的威胁完全无能为力。毫无疑问,东部的军队在447年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但是他们也能在早些年的时候迫使匈奴撤退。[58]匈奴人多次利用罗马暂时的缺陷或军队外出的时机实施外交讹诈和军事攻击,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匈奴人必须尊重罗马军队,而这客观上也给了匈奴人获得胜利的机会。453年,阿提拉去世,匈奴帝国基础的脆弱性一下子暴露出来,然而,狄奥多西自己已经在450年去世,只有他的继任者才能品尝事件的突然变换所带来的宽慰,只有他们需要去妥善处理早期的那些重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