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埃提乌斯的时代（425—454年）

这一章所涵盖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帝国历史可以分成大体相等的两个部分，其分水岭就是埃提乌斯之死。这不是随意的划分。埃提乌斯近三十年统治的主要特征与他身后二十年时间内的政治模式有明显的不同。大体来说，埃提乌斯能够对进入西部帝国的移民实行一种更传统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他的继任者在新的形势下很难采用的。

1.争夺权力的斗争（425—433年）

在425年之后，主要参与争夺权力的人是西部三股主要军事力量的领导者：弗里克斯（Felix），高级近卫军（senior 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兼意大利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博尼费斯（Boniface），非洲的统帅；以及埃提乌斯，高卢的统帅。425年，埃提乌斯没有使用他的匈奴军队对抗瓦伦提尼安东部军队，他因此得到后面这个职位作为补偿。弗里克斯首先发难。他指控博尼费斯不忠，并命令后者在427年返回意大利。但博尼费斯拒绝接受命令，于是弗里克斯派出一支军队进军北非，但这支军队被击败了。接着埃提乌斯介入。埃提乌斯的军队成功地抵抗了西哥特人（426年）和法兰克人（428年），倚仗着这支军队的支持，他感到有足够的信心去对抗弗里克斯。也许这些成功赢得了瓦伦提尼安的母亲——加拉·普拉西蒂娅（Galla Placidia）及朝廷其他一些关键人物的支持。他们确实使埃提乌斯安全转移到了意大利，并提升他为“初级近卫军”（junior 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保留下来的材料过于匮乏，所以我们很难确定事件的确切过程，但是在430年5月，埃提乌斯已经以谋反罪的名义逮捕了弗里克斯和他的妻子。他们很快在拉温纳被处决。

与博尼费斯的对决没有拖多久。当埃提乌斯与弗里克斯的斗争正酣时，博尼费斯置身事外，并试图在429年对付从西班牙跨海来到非洲的汪达尔人。虽然埃提乌斯成功地削弱了弗里克斯，但在5世纪30年代初期，他明显在宫廷中失去了基础。可能其他的朝廷政客，如加拉·普拉西蒂娅不愿完全受制于埃提乌斯。因此，博尼费斯在432年被召回罗马，似乎在埃提乌斯不在的时候，他被提升为“近卫军统帅”（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ilis）。埃提乌斯迅速做出反应。他带着军队向意大利进军，并在里米尼（Rimini）附近与博尼费斯发生战斗。博尼费斯获胜，迫使埃提乌斯逃逸，但博尼费斯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并很快死去。“近卫军统帅”这一职位传给了他的养子塞巴斯蒂安乌斯（Sebastianus）。

但是，埃提乌斯还有其他可利用的资源。他先退到自己的地盘上，但他在独自做出一次进攻之后便向匈奴人求助（正如他在425年所做的那样）。433年，他带着一支强大的匈奴增援力量返回意大利，迫使塞巴斯蒂安乌斯逃到君士坦丁堡。直到444年，塞巴斯蒂安乌斯一直留在那里。埃提乌斯成为“高级近卫军”。这样，到433年末，埃提乌斯的两个主要对手都已经被击败了，他在西部的地位终于无人能敌。435年9月5日，他接受了“高级将领和行政官”（Patricius）头衔以显示他的杰出成就。瓦伦提尼安可能非常明智地没有继续参与围绕自身职位的争斗。在经历了刺杀、战斗以及幸运之后，埃提乌斯控制了西部帝国。

残酷的斗争在帝国的政治中几乎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失败就意味着死亡。然而，一旦半自治的外部族群在帝国的土地上确立起他们自己的统治，这种斗争不仅会导致中央瘫痪，同时也会导致其他危害。在埃提乌斯的时代，大多数移民接受了帝国赖以存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他们根据情况变化，或接受帝国的统治与荣耀，与帝国豪门贵族中央政权联姻[加拉·普拉西蒂娅的第一任丈夫就是阿拉里克（Alaric）的继任者阿托尔夫（Athaulf）]，或者发动篡权行动，但不会试图将他们自己划成独立的国家。[6]但是，对罗马文化（romanitas）表面上的尊重并没有阻止定居者在帝国境内拓展自己独特生存空间的努力。因此，三个将军在425—433年期间的斗争进一步放松了中央控制的纽带。

正如我们所见，阿奎丹的哥特人在426年威胁着帝国的第二大城市阿尔勒。在430年展开的、反抗罗马政权的第二波暴动由一个哥特贵族阿瑙尔苏斯（Anaolsus）领导，但这可能是一次未获认可的、一个有自治权的下级领导者的单独行动。汪达尔人更加活跃。在5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第一次戏剧性地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张到伊比利亚半岛，随后他们在429年做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全体跨海到达北非的毛里塔尼亚。随着他们的离去，苏维汇人自由地扩张，他们在430年和431年攻击了加里西亚（Gallaecia）的罗马人（Hydat.Chron.81[91]，86[96]）。同样，莱茵地区的族群乘机填补权力的空隙。法兰克人在428年和432年曾经遭受过反击，430年和431年，阿拉曼尼人则越过罗马边界进行劫掠。

所有这些直接威胁了帝国的生存。很简单，为了维持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既存的政治行政机构，罗马必须向其依附地区征收农产品税。[7]因此，在战争中，任何永久吞并导致的领土丢失或导致的临时破坏，都意味着税收的丧失及国家机器的衰落。移民领袖都很现实地认识到，在5世纪早期，罗马国家仍然是当时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因此对它要表现出一些尊重，但这并没有使这些领导人减弱对独特政治利益的追求，也没有减弱对罗马国家的损害。[8]

此外，罗马国家的任何衰落（永久性的或暂时性的），对罗马地方精英与帝国中央的关系有着更为隐蔽的破坏作用。从更基本的角度看，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精英可以说是由地理分布相当广泛的地方地主阶层组成，他们同时也参与到帝国的管理机构中。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罗马国家对他们在家乡的地位提供了保护并使其合法化，而且通过在帝国当差，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赚钱和提升社会影响力的机会。这种额外的财富和权力，连同终身的权利以及特权（这些都是个人帝国生涯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了地主在本地社会中的地位。[9]

由于外部军事力量的出现，罗马国家不再维护本地社会精英的利益，却又强迫他们继续效忠罗马，这时，他们与帝国的联系也就烟消云散了。结果，他们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求新的力量以维持自身地位，而他们本地的当时最为强悍的蛮族移民群体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对象。一些人可能依然对帝国体制心存依赖，对于他们来说，帝国权力衰落的心理调整过程自然要缓慢（见后文第29—30页）；而另一些人则迅速转换了他们的政治忠诚。比如在5世纪10年代早期的高卢，阿托尔夫（Athaulf）赢得了本地地主上层相当大的支持。他们将认为，与军事强大的哥特人维持良好关系，是变化的环境中保护他们生活基本结构，尤其是财产的最好办法。[10]对于同样问题的另一种反应就是宣布独立，它同样也损害了帝国中央的利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不列颠和阿莫里卡（Armorica），本地的社会精英更坚毅、更好战，他们早在5世纪10年代就已经试图担负起保卫家园的责任[11]，而且在430年，在文德里西亚（Vindelicia）和诺里库姆（Noricum）可能还存在相似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12]因此，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中央权力真空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可以放手摧残罗马国家。

2.希望的年代（434—439年）

埃提乌斯的地位一旦稳固，他就能够为恢复局势直接采取行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他同弗里克斯与博尼费斯斗争期间，他还赢得了一些对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胜利。到434年之后，他加大魄力推行他的政策。他在解决野蛮人的威胁之前先击败罗马的对手，这似乎错置了先后次序。但政治危机并没有终止个人的野心；实际上，它经常能为争斗提供一个纯粹的借口。而且，为了与帝国所面临的各种严重威胁进行战斗，任何领导人都需要调用帝国的全部资源——当然，尤其在军事前线。

埃提乌斯再一次在高卢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436年，哥特人再一次造反了，并且他们向南、向东移动，围困了纳博讷（Narbonne）。这次袭击的规模不小，而且它使埃提乌斯花了三年时间才在某些方面恢复了秩序。这个地区的主要指挥官是行省军事长官里托里乌斯（Litorius），他掌握着一支主要由匈奴人组成的军队。他率军在437年和438年给哥特人以沉重打击，但在439年，他在图卢兹附近遭到失败，被俘被杀。随后，重申了418年的条约。尽管失去了里托里乌斯，埃提乌斯已经挫败了哥特人谋取更多利益的任何企图。在对抗法兰克人过程中他取得了更多的成功（部分法兰克人于432年发动暴动）。更令人担忧的可能是另一场范围更大的动乱，即所谓的“巴高达”（bagaudae）运动，435年，一个叫提巴托（Tibatto）的人领导了这次运动。这场运动始于阿莫里卡（正如我们所见，那里在以前就有麻烦），并通过高卢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但在437年，提巴托被捕，叛乱被镇压。埃提乌斯对勃艮第人的战斗也取得了胜利。自5世纪10年代以来，勃艮第人在罗马的边境上已经确立起他们的权力。436年和437年，他们遭受的重创被记录在不同的文献里。第一次很明确是被埃提乌斯击败的，第二次则败于匈奴人。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埃提乌斯本来可以很好地组织匈奴人发动攻击（如果这两场战役不是一场战役及同一场战役的一部分的话）。[13]在伊比利亚半岛，埃提乌斯的行动并不那么简单，甚至好像没有获得成功。苏维汇人仍然不断袭击加里西亚人，面对援助请求，埃提乌斯在433年和438年派出了一些使者（Hydat.Chron.88[98]；91[100]；105[113]）。一篇关于埃提乌斯的颂文的确记录了由他一个下属率领的一支军队在西班牙的军事干预行动。但在西班牙—罗马编年史家海达提乌斯（Hydatius）的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记录。[14]不论情况怎样，第二次派出的使者似乎劝说苏维汇人缔结了和约，尤其，有人推测，这可能是因为第二次派出使者的时候，埃提乌斯在高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

除了西部帝国的本土资源之外，在这几年中，埃提乌斯还得到了两个外部资源的协助。一是东部帝国。431年，最初是为了支持博尼费斯（在与埃提乌斯的斗争中，东部可能是支持他的），一支东部军队在阿斯帕尔（Aspar）的率领下进入北非与汪达尔人作战。根据普罗柯比（Procopius）的记载（WarsⅢ.3.36），阿斯帕尔在被汪达尔人击败之后、博尼费斯在与埃提乌斯的战争中战死之前（432年），离开北非回到君士坦丁堡。他在434年1月的时候仍然在迦太基，这个时候埃提乌斯在意大利已经牢牢地确立起自己的权力，因此，阿斯帕尔和埃提乌斯之间可能已经建立了实际联系。同样也很有可能，435年阿斯帕尔破坏了与汪达尔人之间的和平条约，从这个条约中我们能看到汪达尔人定居在相对贫穷的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和努米底亚（Numidian）海岸（图2）。[15]因此君士坦丁堡仍然对西部事务有积极的兴趣，他们为把汪达尔人驱逐出最富庶的北非行省——普罗康苏提里斯（Proconsularis）和拜札塞纳（Byzacena）做了不懈的努力。

二是埃提乌斯可能从匈奴军队中募集了大量人力资源，并为此支付了大量金钱。在处理425年和433年帝国内部的政治纠纷中，匈奴人一直是他的撒手锏。[16]在5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埃提乌斯同样也在高卢广泛使用匈奴人，在那里他们负责粉碎阿莫里卡的“巴高达运动”和许多对付西哥特人的战役。[17]437年，匈奴人曾经凶猛地攻击了勃艮第人，根据现有的一些材料，这一事件是由埃提乌斯组织，而且事后幸存者被重新安置在帝国边境地区。[18]

图2 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北非的定居

5世纪30年代后期，埃提乌斯恢复了西部帝国的一些秩序。虽然在罗马—不列颠人与他们大陆上的同伴之间一直保持着大量的非正式的联系，但不列颠并没有回到帝国团体中来。429年和5世纪40年代初，欧塞尔的主教日耳曼努斯（Germanus of Auxerre）两次访问不列颠岛，这两次访问可能仅仅是冰冷关系中的两次小插曲。其他方面，高卢本土的和移民的叛乱被镇压，莱茵边境的群体也被击败。苏维汇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受到可以接受的控制，而且在东部帝国的帮助下，汪达尔人被限制在北非较贫穷的行省内。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因为埃提乌斯将注意力集中在高卢，牺牲了更富有的，且在战略上更易防守的北非地区，这使他在现代受到了批评。但是，意大利与高卢南部精英阶层的联系非常坚实，而且埃提乌斯也在高卢赢得了声誉。因此，抛弃高卢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依靠东部的帮助保有最有价值的非洲地区，这远不是一种荒唐的策略。综合来看，埃提乌斯的成功最惊人的方面是匈奴人起的作用。匈奴人不但在425年和432年两次将他从政治失败中拯救出来，而且还是他在高卢军事成功的核心力量。因此，正是在匈奴和东部帝国的帮助下，埃提乌斯才在5世纪30年代重建了脆弱的权力平衡，抑制了西部的政治分裂进程。

3.非洲的丢失及后来的情况（439—449年）

然而，当439年汪达尔人向迦太基行进，并占有了北非最富有的地区时，本来已经很困难的局势被推演成了严峻的危机。[19]这些土地对罗马帝国，尤其是养活罗马人口至关重要。汪达尔人在这之后又充分利用了在城市中可以获得的海洋知识。440年初，一支巨大的汪达尔舰队离开迦太基，登陆并摧毁了西部帝国另一个主要税收中心——西西里——的大部分地区。东部和西部都对汪达尔人的新能力迅速做出了反应。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海上防御迅速得到了加强[20]，而且制订了恢复局势的计划。早在440年6月，埃提乌斯就提到东部提供的帮助正在行进的路上，但是，由于后勤问题（参见CJⅫ.8.2；50.21），这次远征直到441年的战争季节（campaigning season）到来还没有准备好。这一年初，来自东西部的联合军队集结在西西里，东部的军队是从多瑙河前线抽调的，由阿里奥宾都斯（Areobindus）指挥。[21]这次危机从多个方面考验着埃提乌斯的努力到底是真正阻止还是仅仅延缓了西部的政治分裂。对于西部帝国来说不幸的是，这次远征没有能够越出西西里。匈奴人的政治立场此时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到约440年，在阿提拉尤其是他的兄弟布莱达（Bleda）统治之下，匈奴帝国的声威趋于鼎盛。这似乎也是匈奴人权力集中和征服其他部落的终点。在他们之间，这些转变将前所未有的众多种族置于单一匈奴领袖的直接管辖之下。[22]随着权力的增强，匈奴领导者进一步扩张了他们的野心，埃提乌斯利用他们对抗罗马土地上那些不受欢迎移民的政策失败了。[23]当对抗汪达尔人的东西方联合部队集结在西西里的时候，阿提拉和布莱达越过多瑙河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匈奴人一批批地越过多瑙河，占领了维米纳西乌姆（Viminacium）和马尔古斯（Margus）两座城市。小规模的袭击扩展到更大的范围。[24]

这一系列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汪达尔人彻底占有了北非。西西里的许多东部部队抽调自多瑙河前线，由于匈奴人，他们又不得不返回。结果，埃提乌斯被迫于442年签署和约承认了汪达尔人的最终征服。在这项协议中，埃提乌斯承认他们对阿非利加、拜札塞纳（Byzacena）和西努米底亚总督辖区的控制。他收回了在435年割让给汪达尔人的几个行省，这几个行省比较贫穷且已遭到严重破坏。[25]

与此同时，帝国在西班牙的统治也受到了进一步的挫折。仿效盖塞里克（Geiseric）占领迦太基，苏维汇人在新国王瑞奇拉（Rechila）的领导下，利用埃提乌斯全神贯注于北非，趁机扩展他们的地盘。439年，他们越出了加里西亚（Gallaecia）占领了卢西塔尼亚（Lusitania）的主要城市梅里达（Mérida）。440年，他们俘虏了埃提乌斯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半岛的主要代理人森苏里乌斯（Censurius）。441年，他们占领了塞维利亚，从而将其控制范围扩展至整个贝提卡（Baetica）和迦太基尼恩西斯（Carthaginiensis）地区（图3）。[26]一系列巴高达（bagaudic）的起义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控制，尤其在塔拉肯尼斯（Tarraconensis），当时它仍然处于帝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就像在高卢一样，这些起义似乎代表了地方权力对抗中央权力的要求。其中至少有一次起义，即巴西里乌斯（Basilius）于449年在提里亚索（Tyriaso，即Tirasona）领导的起义，好像帮助苏维汇人占领了这个行省。[27]在森苏里乌斯被俘之后，一连串的帝国指挥官被派到这个地区：阿斯图里乌斯（Asturius）于442年，美罗包德（Merobaudes）于443年，以及维图斯（Vitus）于446年。阿斯图里乌斯和美罗包德不得不集中精力挫败巴高达（bagaudae）运动，目的就是要维持帝国对塔拉肯尼斯（Tarraconensis）的控制（Hydat.Chron.117[125]；120[128]）。维图斯（Vitus）的受命更是野心勃勃。他沿用了5世纪10年代的策略，率领一支罗马人与哥特人的联合大军进入迦太基尼恩西斯和贝提卡，以图扩张帝国在半岛控制的疆界。海达提乌斯（Hydatius）强烈地抱怨军队对本地西班牙—罗马人提出的后勤保障需求，但这种抱怨可能是由远征结果决定的。当维图斯的军队与苏维汇人激战时，他们被击溃了（Hydat.Chron.126[134]）。在446年之后，海达提乌斯没有继续记录帝国军队在半岛上的举措，苏维汇人则在与本地力量联合之后推进到了塔拉肯尼斯。

图3 苏维汇人在西班牙的扩张，约440—444年

对于5世纪40年代的高卢，我们知道的相对少一些。至少在西南部，埃提乌斯在5世纪30年代的成功足以使哥特人保持平静。这里没有提及任何种类的反叛，而且他们还为维图斯在446年远征西班牙提供了帮助。在其他地方，帝国统治并非平平安安。阿莫里卡（Armorica）的困境依旧。442年，埃提乌斯好像在这里安置了一群阿兰人以防止该地区的叛乱，他们由古尔（Goar）领导。但这并没能阻止448年巴高达运动再次兴起，显然是定居在这里的阿兰人，巴高达运动再一次被镇压。[28]是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埃提乌斯决定将勃艮第人安置在高卢东南部的萨瓦（Savoy），我们不是很清楚。这有时还在争论，勃艮第人在5世纪30年代中期曾经遭到罗马—匈奴人联合行动的重创，但也有可能是旨在摆脱布莱达和阿提拉统治的避难者，他们采用了376年和406年之间的早期边境渗透模式。但无论情况如何，443年，他们是在埃提乌斯监督之下定居于萨瓦（Savoy）的（Chron.Gall.452 no.128＝Chron.Min.Ⅱ）。在莱茵河边界，我们只听说法兰克人可能在448年对阿拉斯（Arras）发起过攻击，阿拉斯人曾经被埃提乌斯亲自率领的军队击败。因此，西部帝国实质上保持了对高卢的控制，但北非的丢失足以使西部帝国陷入尖锐的财政危机之中。

这个危机在5世纪最初十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显现了。所有领土都卷入了战争，它们要么被野心勃勃的蛮族国王完全吞并，要么变成独立的地区，其结果是罗马中央政府暂时或永久地丧失了这些地区的税收。约在410年以后，不再有税收来自不列颠，而且在5世纪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的税收肯定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此后只是部分地恢复了一些。加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在整个5世纪仍然在苏维汇人的手中，而且汪达尔人仍然非常活跃，他们有时攻击苏维汇人，有时抢劫西班牙—罗马人，直到他们于429年离开西班牙。[29]同样，在5世纪10年代或30年代饱受战争蹂躏的高卢提高税额也是不太可能的。此外，实质的税收豁免有时不得不授予遭遇战斗的地区。在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离开意大利后，413年，霍诺里乌斯（Honorius）将八个罗马市郊省份的土地税减到正常水平的五分之一，而且在五年之后，将皮西努姆（Picenum）和图西卡（Tuscia）的税减到了七分之一，将坎佩尼亚（Campania）的税减到了九分之一。[30]

因此，甚至在439年之前，西部帝国的税收基础暂时或永久地遭到了严重削弱。毫不奇怪，仍然受中央控制的这些地区的纳税人好像已经面临着日渐增长的税收负担。比如，有人认为，440年西部的税率甚至是东部一个世纪后税率的两倍。[31]除此之外，当西部将其最富有的土地的控制权转让给汪达尔人，以及将另一个有价值的地区转让给苏维汇人时，本来已经糟糕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5世纪40年代，埃提乌斯政权的法律明确无误地表明了随之而来的财政压力。444年，一条帝国的法律声称，由于税收短缺，无法实现壮大军队的计划，税收甚至不足以为既有的部队提供衣食。这项声明就是为了证明实行一项大约百分之四的销售税——“四厘销售税”（siliquaticum）的合理性。[32]就在几个月以前，许多官僚失去了他们豁免征兵税的权力（444年7月14日的Nov.Val.6.3），而且帝国在440年、441年也做出了其他一些努力来削减税收特权和腐败。因此，政权对向土地拥有者、官僚阶层加税获取现金已经绝望了，政权要依靠他们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33]埃提乌斯在5世纪30年代确立的、脆弱的权力平衡已经被削弱了，这主要是因为匈奴的扩张野心。匈奴人在5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传奇经历中的一系列变故彻底破坏了这种平衡，也葬送了埃提乌斯自己。

4.阿提拉及其之后的情况（449—454年）

虽然没有能够扭转非洲的形势，也没能够收回苏维汇人在西班牙获得的利益，但在5世纪4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西部至少没有直接应对阿提拉的野心。在449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可能在胁迫之下，埃提乌斯将萨维亚（Savia）的潘诺尼亚（Pannonian）行省割让给匈奴人（Priscus fr.7；Blockley fr.11.1）。在同一时间，阿提拉还享有 “近卫军”（magister militum）这一荣誉头衔，并领取相应的薪水（Priscus fr.8；Blockley fr.11.2，pp.278，627-631）。这些让步的背景无从得知。在这一时期，阿提拉已经将精力集中在东部帝国的属地巴尔干半岛，在这里，他于441年、442年及447年（可能）赢得了巨大的胜利。[34]但是，在5世纪40年代晚期，阿提拉向西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皇室的丑闻给了阿提拉一个借口。瓦伦提尼安的妹妹霍诺里娅（Honoria）怀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段婚外情的结果，即霍诺里娅与她的地产管理者尤根尼乌斯（Eugenius）所生的孩子。最后，尤根尼乌斯被处决，霍诺里娅遭监禁。为了防止丑闻再次发生，随后她与一个值得托付的、名叫赫尔库拉努斯（Herculanus）的元老订婚。出于同样的目的，她可能曾经写信给阿提拉，称如果他愿意拯救并娶她的话，她会将半个西部帝国作为嫁妆给予他。结果，在449年或450年，阿提拉根据这封信提出了一个正式要求，并威胁发动战争。我们很难说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个故事出现在很多材料中，霍诺里娅不光彩的事实似乎也变得确定无疑。[35]然而，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阿提拉在无法继续从东部获得直接收益之后，正在想方设法计划一场西部战争。

地图1 5世纪和6世纪的罗马世界

的确，阿提拉细心地准备着向西部进军的理由，而且霍诺里娅不是他唯一的借口。449年夏，西部的大使被派到阿提拉那里，因为阿提拉回应指责一位叫西尔瓦努斯（Silvanus）的罗马银行家占有了本应属于阿提拉的金盘子。这本是一桩小事，但阿提拉威胁如果不按他希望的方式处理就发动战争（Priscus fr.8；Blockley fr.11.2，pp.263，265，277）。这或许是一个独裁者的狂妄，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阿提拉想与西部宣战的另一个迹象。从外交上来说，也精心准备着条件。在450年夏，阿提拉与君士坦丁堡友好地解决了拖延日久的问题，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认为这对东部帝国来说是有利的（frr.13-14；Blockley fr.15.3-4）。阿提拉的慷慨表明，他可能为了计划中的西部战争正在热切地寻求东部边界的安全。[36]同时，他一直在干涉西部，尤其试图在其各派权力之间制造不和。存在几种阿提拉与盖塞里克之间相互联系的、模糊的记录，据说盖塞里克贿赂阿提拉，使后者调动他的军队向西进军。刚被击败的巴高达领袖之一、医生尤多西乌斯（Eudoxius）于448年逃到了匈奴。对他的收容可能表明，阿提拉预见到可能会利用他煽动一场叛乱，这可减轻匈奴军队在西部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样，在450年末，埃提乌斯与阿提拉各自支持的候选人觊觎里普利安（Ripuarian）法兰克人刚刚空缺出的王位。阿提拉利用了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第一，挑起一个争端；第二，阻止在西部建立任何反对他的联合阵线。外交攻势在451年达到顶点，这时，当他的军队终于开始出发时，阿提拉向在拉温纳的西部朝廷以及在图卢兹的西哥特国王提奥多里克一世（Theoderic Ⅰ）都发出了信函。对拉温纳，阿提拉声称为了他们的利益他要去攻击西哥特人。提奥多里克则被告知匈奴人正与拉温纳发生矛盾，信函劝说他带着哥特人站到阿提拉这一边。[37]正如约旦尼斯（Jordanes）所述：“（阿提拉）不仅凶残暴戾，而且高深莫测，他在正式战争之前就施展阴谋诡计。”（Get.36.185-186）

在451年初，阿提拉的远征军沿着多瑙河左岸向西行进。匈奴人在美茵茨（Mayence）附近穿过莱茵河，蹂躏了贝尔吉卡（Belgica）行省，并在4月7日烧了梅斯城（Metz）。将近5月末的时候，匈奴人在奥尔良附近扎营，这时埃提乌斯最终出现了。他的军队由罗马正规军士兵以及一系列来自联盟者的特遣队组成。在这些联盟者中，最重要的是哥特人，由他们的国王提奥多里克一世指挥。约旦尼斯还提到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也参与其中（Get.36.191）。西部的当权者好像已经预料到这一次对意大利的入侵，而且埃提乌斯不得不做出极端艰苦的努力使哥特人上阵。阿提拉的外交部署差点儿就实现了。由于埃提乌斯的出现，阿提拉向香槟（Champagne）地区退却，6月底7月初，战斗在被称作卡塔劳尼安的平原（Catalaunian Plains）（或称为Campus Mauriacus）打响。在一次血腥战斗中，西哥特国王阵亡，但胜利属于埃提乌斯。阿提拉最初想自杀，但后来他撤到了潘诺尼亚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38]

第二年的战争季节，阿提拉第二次西征，这一次他猛攻意大利。在攻占阿奎莱亚（Aquileia）、帕多瓦（Padua）、曼图亚（Mantua）、维罗纳（Verona）和布雷西亚（Brescia），迅速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匈奴人攻占了弗留利（Friuli）。正是在这些胜利之后，阿提拉与教皇列奥（Leo）大概是在米恩西乌斯（Mincius）河上进行了著名的会面。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仍然存有疑问，而且好像不太可能由于教皇的劝说真的拯救了罗马。时常有人批评埃提乌斯没有与匈奴人进行一场全面的战斗，但是在没有将哥特人带到意大利（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举动）的情况下，他缺乏足够的军队。进一步来讲，与一些评论相反，他的确好像一直在尽其所能地派军队骚扰匈奴人。东部的新皇帝马尔西安（Marcian）也对阿提拉疏于保护的家乡实施了攻击，而且疾病在匈奴入侵的军队中变得越来越猖獗。很可能，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不纯粹是因为教皇的干预，导致了阿提拉撤退。[39]

在阿提拉返回潘诺尼亚的路上，这个匈奴王决定再娶一个妻子。他究竟有几个妻子不可能搞清楚。婚礼在453年初举行，而且众所周知，这个伟大的征服者的一根血管破裂，最后在睡梦中死去。他的死导致在他的几个儿子之间凶残的权力斗争失去了控制。发生于454年或455年的奈道河之战（the battle of the Nedao）是斗争的顶点，在这里，他的长子埃拉克（Ellac）在战斗中阵亡。许多受匈奴统治的群体抓住这一连串的危机，并把它们当作摆脱匈奴枷锁的机会。这些事件准确的过程很难进行重构，但是，最迟在5世纪60年代早期，阿提拉的混合帝国就已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盖皮德（Gepids）、哥特（Goths）、卢吉（Rugi）、赫尔鲁（Heruls）和苏维汇（Sueves）相继宣布独立。到5世纪60年代末，阿提拉匈奴的遗民在东部帝国中寻求庇护之地。[40]匈奴戏剧性崩溃，结果引发了罗马帝国在欧洲西部的最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