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太古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有人说这是偏见，体现了西方人的历史观。这是西方人的偏见吗？不。黑格尔生活在公元1770年至1831年间，他能看到的中国历史，是1831年以前3500年间的中国历史。3500年来，中国经历了数十次改朝换代，都没能改变封建王朝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从这一点看，黑格尔确实没有看到大的社会进步。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也曾产生过类似困惑，他在《论中国》一书中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黄帝被很多人尊崇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据这一传说，当时中国似乎已经存在。”他还说：“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

黑格尔的“偏见”也好，基辛格的“困惑”也罢，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如此神秘而深不可测，主要是因为我们只向他们介绍了千年中国，而从未讲过万年中国、十万年中国、百万年中国，乃至更为久远的中国的缘故。

是中国没有更为久远的历史吗？不是。

久远的中国历史在哪里？至今仍然是个谜。

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古城呈正南正北方向，东西宽1 500-1 700米，南北长1 800-1 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为基础，宽40-60米。墙体为黄土堆筑而成，共发现6座水门。人员分区居住，普通民众居住在古城外围，贵族居住在古城中央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2016年发现的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之一。良渚古城遗址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 600年，下限为公元前2 300年，这表明早在距今5 000年以前，我国就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时代。

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发掘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第一组45号墓穴有一副男性骨架，身长1.84米，仰卧，头南足北。骨架右侧摆有一条蚌塑龙，头北面东，昂首弓背，前爪扒，后腿蹬，尾作摆动状，似乎在遨游太空。骨架左侧用蚌壳摆塑一只虎，头北面西，两目圆睁，张口呲牙，栩栩如生。墓的东、西、北三面小龛中各葬一少年，西龛人骨长1.15米，似女性，年龄约12岁，头部有刃伤，说明非正常死亡，很像是殉葬者。第二组蚌图位于第一组南20米处，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第三组蚌图位于第二组南25米处的一条灰沟中，灰沟呈东北—西南走向，沟底铺厚约0.1米的灰土，上面摆塑人骑龙和虎的图案。龙头东背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呈腾飞状。龙背上骑一人，双手一前一后作驾驭状，头微侧，好像回首观望。虎塑图案摆放于龙的北面，头西背北，仰首翘尾，四足微曲，鬃毛高竖，作奔驰状。另外，在龙的南面，虎的北面，还有或成堆或散乱的蚌壳。在龙虎以西还有一舒身展翅的飞禽。在飞禽与龙之间还有许多零散但并非胡乱摆放的蚌壳。从总体看，灰沟就像天空中的银河，零散的蚌壳好像银河中的无数繁星，人骑龙和奔虎腾空而起，有骑龙升天之象，极富动感，十分壮观。有学者认为，龙、虎、鹿蚌塑图形是我国古代原始道教中的龙虎鹿三跷，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早期就产生了原始道教的观念。也有学者认为，在第三组蚌图南约25米处的埋藏中，发现人的下肢胫骨、腓骨和足骨，与三组蚌图共同构成了完整的45号墓主人死后升天的场景，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已具有立表测影、分至四气、原始历法、恒星观象、北斗建时、四象体系、二十八星宿和盖天观等系统的天文认知。据放射性碳素方法测定，西水坡遗址蚌塑龙虎图案距今6 500年至6 300年。这说明，早在6 500年之前，我国先民就已对天地自然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建立起了自己的时空观和宗教信仰观。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6 500年算不上遥远。2018年7月13日，《参考消息》第7版刊载了《中国两百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的报道。报道说：“由朱照宇博士带队的中国科学院团队在蓝田县上陈村发现了近100件石器，这些石器表明，原始人类曾在130万年到210万年前在此居住。”这一发现引起国际考古界的注意。有人认为：“在中国发现的简单石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的早期迁徙。”也有人认为：“古老的石器以及动物骨头的年代可追溯至200万年以前，这表明原始人类近亲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亚洲的时间比科学家之前以为的早了数十万年。”根据这一报道，中国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10万年之前。

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早在1989年10月，《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刊登了杨甫旺撰写的《云南元谋“东方人”的发现及其在人类起源中的地位》一文。文中载，1986年10月初，云南省元谋县物茂乡大德村初一学生李自秀在竹棚乡政府西北约1 000米的豹子洞箐的一个断层斜面滑坡上发现4枚人牙化石（臼齿3枚，门齿1枚），随后其母又在山坡上获6枚人猿超科牙齿和大熊猫、腊玛古猿（属蝴蝶腊玛古猿）等动物牙齿化石。至1987年4月底，共获人牙化石41枚，包括前臼齿、门齿和臼齿。地层从山顶到箐底都有发现，说明了年代的连续性。同时在地表和地层中还发现了大熊猫、三趾马、大唇犀、剑齿虎、狗、湖麂、矮麂、原始剑棱齿象、獏、鬣狗等30余种古动物化石和若干骨器、石器。据对6枚作为正型标本的牙齿化石描述，各类牙齿具有以下六大基本特征：（一）右上第一臼齿。齿冠呈棱形，齿冠低，宽大于长，颊侧较陡，舌侧较缓。有4个主齿尖呈Y-4型排列，脊与前凹后缘成三角凹。咬面皱纹较多，齿带不发育。牙齿的尺寸稍大于开远腊玛古猿（距今约1 400万年），而与禄丰腊玛古猿（距今约800万年）较为接近。（二）右上第四前臼齿。齿冠呈椭圆型，有两个双尖，前尖较高，颊尖比舌尖高。齿根两支，前后凹明显。颊侧齿带发育，具有进化意义。（三）右上内侧乳门齿。仅有牙冠，大小适中，齿冠唇面呈扇形，表面釉质光滑，唇面有轻微的弧度。切缘平直，未磨蚀，有波状小缺刻，牙齿呈铲形，基底节处发达，指状凸起明显。与元谋人同类牙齿有相似之处。（四）右下犬齿。齿冠低小而钝，磨蚀面小。舌面偏近中缘处有一隆起主脊，纵纹明显。齿根扁平而小，舌侧齿带发育较好。（五）左下第三前臼齿。齿冠近似椭圆型，体形较小，前部稍大。双尖颊尖较大，舌尖低小。颊面呈三角形，前边略长于后边。齿冠较低，下后尖高度与齿列平面接近，齿带发育。牙齿有别于猿类又完全不同于现代人，具有从猿到人的过渡特征。（六）左下第一臼齿。齿冠呈长方形，长略大于宽，前缘较直，磨蚀面较平，后缘向后，凸齿冠较低，舌侧较陡。有5个主齿尖，呈Y-5型排列。咬面皱纹不复杂，前凹为漏斗状，颊侧齿带不发育。总体看，“东方人”牙齿化石的形态特征介于腊玛古猿和早期猿人之间，更接近于“元谋人”，其前部齿尖大小适中，上内侧齿为铲形；犬齿低小，齿尖钝，颊侧横纹明显；下第三臼齿为双尖型，齿尖低而钝，齿冠较低，咬面皱纹较少，齿带不发达；上臼齿原尖附小尖。根据上述牙齿形态特征，当属于人猿超科。从门齿切缘平，下第三前臼齿为双尖型等特征看，又区别于猿类门齿的切缘，为不对称斜型，下第二前臼齿为单类型等，当为人科。时代推断为第三纪上新世晚期或第四纪更新世初期，距今约250万年。文中对“东方人”的发展与演化做了这样大胆的推论：人类可能最早在云南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演化，逐渐进化到现代人类。“东方人”是人类从猿到人进化的关键环节，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原始人类，可能是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起源于云南的古人类，可能沿着三个方向迁徙发展：（一）向西沿金沙江、雅砻江、怒江方向迁徙，到达青藏高原后分为三支：一支向东沿今黄河中下游发展，逐渐演变为华夏各民族的先民；另一支向东北迁徙，其中一部分越过白令陆桥直至美洲大陆；第三支向西迁徙，直至西亚、非洲及欧洲大陆，逐渐演变成现代西亚、非洲、欧洲众多民族的先人。（二）向东沿长江、珠江流域迁徙，后来逐渐演化为朝鲜、日本、“百越”及菲律宾诸民族的先民。（三）向南沿横断山脉的山间河谷迁徙发展，以后逐渐演变为南亚语系的先民。按照这一推论，早在250万年之前，“东方人”就在中国云南的某些地区繁衍生息，并向四周迁徙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

考古是凭事实说话的，但地下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和遗迹本身并不会说话。现代的人们需要它们说话，考古人员就要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按图索骥般推演出种种猜想和故事。例如，西方人拍摄的《人类溯源》大片，虽然制作者煞费苦心，观者总觉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处处充满主观臆想的痕迹。笔者认为，在研究探索人类起源和发展演化的课题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中国不仅有十分丰富的地下遗址、遗迹和遗存可考，还有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籍记载可查，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握奇经》《阴符经》《山海经》等，还有一批早已失传，今人只能从古人著作中间接知道其存在的文献。这些作品内容广博，蕴含深刻的哲理，涵盖了历史、哲学、医药、养生、军队、作战、罪罚、贡赋、山川、河流、风物、人情等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中华先民的聪明智慧与社会文明开化的历程和水平。特别是《古三坟书》，其中的《太古河图代姓纪》记述了古人对宇宙诞生、物种演化、人类起源的认知；《山坟·天皇伏羲氏连山易》（简称《连山易》）、《气坟·人皇神农氏归藏易》（简称《归藏易》）、《形坟·地皇轩辕氏坤乾易》（简称《坤乾易》），隐藏着中国古典哲学的原始奥秘；《天皇伏羲氏皇策辞》《人皇神农氏政典》《地皇轩辕氏政典》，是中华民本思想的本源。如果把地下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古典文籍记载结合在一起，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犹如增添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腾飞之日就为期不远了。

一提到商周乃至秦汉期间出现的大批不知道何年何月何人所作的古典文籍，未免有人提出一连串疑问，认为是后人假托古人的伪作，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也不敢引以为据。为什么商周乃至秦汉之间集中出现大批不知道何年何月何人所作的古典文籍？这成为中国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