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岁月的涛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回眸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理论判断，把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让我们从更高层次、更大视野来认识和理解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是这个国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制度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产生的过程不同，呈现出的发展脉络和特点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政治选择，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来源于中国近现代的特殊国情

中国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封建开明士大夫阶层、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先后提出并实践过不同的救国方案，最终都失败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刻总结道：“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近代中国社会同欧美国家相比之不同点主要有：

政治文化传统不同。政党政治产生于西方，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议会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文化主张个人主义和斗争哲学，政党多是在议会斗争中产生，以取得政权为目的，形成的是竞争性政党关系，实行多党制和两党制。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尚和合、重统一、崇尚集体主义和社会和谐。政党政治是“舶来品”，进入中国以后，有一个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相适应的过程。实践证明，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会孕育不同的政党，形成迥异的政党制度。

社会阶级结构不同。西方较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西方社会的主要阶级，因此形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而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占人口的少数，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人数众多的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但它需要广泛团结其他阶级，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民族资本主义既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又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在夹缝中艰难生长，发展水平一直比较低，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这种独特的社会阶层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西方的多党政治，只能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团结其他进步阶级及其政党，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现代化任务不同。现代化是指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演变的过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由资产阶级政党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实现。而中国的现代化任务则艰巨得多。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重塑政治权威、重建政治秩序，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通过议会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并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西方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中，面临的矛盾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反映。而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社会矛盾要复杂得多。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

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社会阶级结构、现代化路径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议会制、多党制道路。民国初年，效仿西方进行议会制、多党制，造成了政党林立、政党纷争、各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随着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取消议会，复辟帝制，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的实践宣告破产。

中国人民在艰难曲折的探索和斗争中终于认识到，近代中国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领导中国人民找到这条新道路和建立新制度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开始了对救亡图存的新探索，也开始了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新探索。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长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面临强大的内忧外患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单靠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才能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也是革命争取的力量和联合的对象。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就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的政治主张，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

作为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1924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随着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实践证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所代表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使之不可能建立巩固、持久的政党关系，更不可能建立两党长期合作的政党制度。

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各民主党派，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他们的愿望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这一愿望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支持他们在国统区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努力。但民主党派中的一些成员既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主张走所谓“第三条道路”。青年党、民社党则从民盟中分裂出来，倒向了国民党一方。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疯狂镇压民主运动，将民盟、民建等党派污蔑为“共产奸谋”，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民主党派一些人逐渐认清现实，抛弃幻想，倾向共产党，更加坚定地选择与共产党并肩战斗。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向前发展，国内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召开一个没有反动势力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时机已经成熟。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一经发布，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政治选择。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完善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结束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国家政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伴随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逐步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新型政党制度。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阶层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社会上出现了“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的论调，甚至提出了还需不需要民主党派等重要政治问题。毛泽东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肯定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导思想，1956年中共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在此基础上，中共八大明确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各民主党派逐渐向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党转变。1949年底至1950年间，各民主党派先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为各自的政治纲领。随后，各民主党派清理整顿了组织、健全完善了各级机构、明确了组织发展的重点对象，党派成员总数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到1.1万人，发展到1953年初的3.2万人，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发展到约10万人。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其自身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被推向极端，民主党派受到冲击，多党合作事业遭受严峻考验。在最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给予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在严峻考验中，各民主党派跟共产党走的初心不改，爱国情怀如初。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带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开始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提出各民主党派已经发展成为“两者政治联盟”，即“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并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展完善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邓小平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1986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明确了新时期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下，各民主党派纷纷恢复组织、发展成员，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四化建设，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时期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会走向“历史的终结”？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堵孤立中国；在国内，一些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的思想暗潮涌动，有的对多党合作制度提出质疑，提出要改弦更张，实行多党制、两党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为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把它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准确界定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为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政策依据，多党合作制度走上了制度化发展轨道。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使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国家意志，新型政党制度得到国家根本法的保障。经过1997年和2002年换届，各民主党派实现了跨世纪的新老交替，为多党合作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夯实了组织基础。在人事继替的同时实现了政治交接，民主党派老一代领导人的优良传统和高尚作风被传承下来。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浦东开发、西部大开发、“中华水塔”、“西新”工程等一批重大战略性决策，民主党派都积极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有利的深刻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继续推进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党关系是这一阶段的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延伸出执政党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这一重要政治命题。胡锦涛指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坚持执政党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各民主党派要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开创多党合作事业的新局面。”

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推动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向世界全面介绍了我国的政党制度。从1987年起，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倡导建立的“毕节试验区”，已成为多党合作参与脱贫攻坚的典型案例。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阔步向前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推动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大变局”，立足“新时代”，明确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要理论，并用三个“新就新在”概括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系统阐释了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强调“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民主党派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稳步推进。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成为系统规范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政党协商的方式、程序和制度机制。2018年、2019年先后制定相关文件，就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新时代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进行规范，极大地推进了民主党派自身建设。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

在新时代，各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平台更广、舞台更大。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脱贫攻坚等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关键时刻，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开辟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新领域，为全国范围内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借鉴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经验做法，各民主党派又开启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新的征程。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孕育到发展到成熟，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底蕴的新型政党制度，这期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政党政治实践、所积累的影响深远的历史经验和制度成果，值得认真总结。中央统战部组织力量编写的《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书，目的是回望过去，系统梳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总结历史经验；也是更好地展望未来，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趋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更大共识，贡献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