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篇 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何为周期——当下世界的根本性变化

向松祚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院长

周期：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古话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说，社会存在着治乱分合的周期律。实际上，从古至今，伟大的思想流派都深刻地认识到，周期律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特征，这是一个历史和哲学话题，也是一个数学和科学话题。

在古希腊先哲们活跃的年代，他们也在早期的天文学探索中开启了对周期的认识。后来的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春、夏、秋、冬就是一个周期的循环，如果没有太阳的周期性运动，就不可能有气候的变化、生命的萌芽和人类的诞生。

周期律不仅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基础的事实，也是自然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基础的事实。无论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人类社会，出现循环往复的周期变化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人类站在周期的关口上

具体观察当下的世界，我认为有两点根本性的，也是周期性的变化。

一是在经济层面，全球化进入逆转态势。从19世纪至今的200多年间，有两次重要的全球化进程。一次是19世纪后期，也就是从186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50多年里，英国主导了一场全球化进程，那时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英镑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英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出口大国和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这场全球化进程让美国、日本、德国乃至欧洲一些国家（地区）都成了现代化国家（地区），直到一战终结了这场全球化浪潮。另一次是经历了灾难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抗性的冷战之后，于1980年前后开始的第二次全球化，这次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东欧许多国家（地区）也在这一时期拥抱了全球化。这场全球化浪潮延续了差不多30年，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前10年，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放缓，各国（地区）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随之抬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概莫能外，加上现在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冲突，全球化的逆转就更明显了。

二是在政治层面，西式民主价值观遭到质疑。1980年开始的这场全球化中，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广受推崇，但现在，这一思考开始逆转，许多人认为西方民主体制好像有很大问题，也解决不了人们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号称“民主灯塔”，但是美国也确实因为体制遇到了很多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看起来解决不了。

除了这主要的两点之外，全世界在金融层面也面临着周期的转变。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货币政策一直是宽松的，这一宽松周期最终积累为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无限量的宽松政策是有很大问题的。

总体来看，和过去的半个世纪相比，今天的人类位于一个转折点上，好像要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或者一种新的发展道路、模式，然而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全球化在逆转，人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是不是会进一步逆转；西式民主被质疑，人类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争论并未尘埃落定；全球金融动荡，下一步将走向哪里也看不清；全球贫富差距令人担忧，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全球化之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本质上会加大收入差距、造成贫富悬殊，世界各国（地区）都冒出了一批富豪，但多数民众收入并不高……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混沌的、不确定的、摸索的时代，人们为此创造了一个词叫“乌卡”（VUCA，即Volatile、Uncertain、Complex、Ambiguous）。

就当下而言，我主要关心3件事，它们会对人类面临的周期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第一件事是俄乌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会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结束。俄乌冲突对未来的世界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这指的不仅是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它还将影响人类的价值观、金融的稳定、能源和粮食的稳定以及世界是重新走向融合还是进一步分裂。俄乌冲突只是当今世界的分裂、全球化的逆转的暴力表现，战争往往是人类社会内在矛盾的极端性表现。

第二件事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伴生的美元对全球的影响。我认为，和俄乌冲突相比，这一点的影响要小很多，因为人们毕竟已经比较习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它往往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第三件事就是新冠疫情。疫情实际上是导致全球化停顿甚至快速逆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地区）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恢复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疫情这种外部冲突往往会加剧人类社会的很多内在冲突，所以我们会发现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上升的周期或平和的周期，好的事情似乎会同时发生；一旦进入比较糟糕的周期，坏的事情、人们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情也会集中发生，比如在全球化逆转的背景下，不好的事情纷至沓来——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甚至自然灾害等。

周期形形色色，难以精确把握

事实上，人类思想者对周期的探索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而不是在经济学诞生之后才开始的。

例如，中国、古希腊、印度的哲学家们不同程度地表达过决定人类社会周期性波动的因素。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家们用了很多科学工具观测、研究太阳黑子的周期、天体运行的周期、气象变化的周期、彗星往来的周期等。社会科学家受到自然科学家的鼓励，希望发现政治上的周期，比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黄宗羲定律”，认为中国几千年王朝演变存在周期律：“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一个是不劳而获的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食利阶级，另一个是靠劳动创造财富的劳动者阶级。新朝成立伊始，政策比较宽松，食利阶级人数较少，税负较轻，但久而久之，官僚队伍越来越庞大，不劳而获者越来越多，税征得越来越重，引发‘积累莫返之害’，劳动者阶级没了活路，只好揭竿而起，旧的政权就崩溃了，新政权上台后又重复这个政治周期。”黄宗羲表面说的是政治周期，实际所指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内在变化结合在一起的周期。

在经济学的范畴，马尔萨斯是最早研究经济周期的先驱。他认为，出现经济周期的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与食物增加速度之间的不协调，因为人口增长是几何级数的，而食物增加是算术级数的，算术级数肯定赶不上几何级数，因此就会出现大饥荒，经济也会反复波动。现在看起来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但马尔萨斯确实在尝试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到了19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周期，有人把经济波动和农业生产的丰歉联系起来，进而与气候变化、太阳黑子波动相联系。到了20世纪，康波周期、基钦周期等经济周期说法逐渐成为经济学家辩论的热门话题，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有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等，例如康波周期的一个长波时间跨度约为50年。

究其根本，经济学家在努力弄清经济周期性波动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通常认为，3年之内的短周期是由货币因素引发的——货币政策有时是一种被动操作，经济疲软时要降息，释放更多流动性，但这样又会导致经济泡沫或通胀，从而无可奈何地加息，如此形成经济的短周期——但货币周期究竟有多长，也很难明确判断。10~20年内的经济周期主要由产业因素引发，一个产业从启动到成熟，再到最后停止增长也是一个周期。通常来讲，一个产业持续兴盛的时间不会超过20年，比如在中国，从轻工业、家电，到房地产、互联网，各个行业从兴起到快速增长，再到成熟、增长停滞，都很难超过20年。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货币因素也感兴趣，但他最感兴趣的是由技术进步所影响的“大的周期”，他发现其中确实有一些规律：珍妮纺织机和瓦特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之后经过30年，工业革命走向高潮，这一高潮又持续了30年，在这五六十年之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就放缓甚至停顿了，下一次的经济增长高潮还需要等到新一轮的科技大发现，例如大约100年之后电力的应用，又100年之后I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产业的兴起等。这样的周期未必精确，但的确有一趋势存在其中。

每一次革命性的科技出现，都会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的长周期演变，这就是熊彼特的长周期理论的精髓所在。熊彼特认为人们应该关注长周期，因为长周期是最具决定性的，是滚滚洪流，是趋势所在，只要科技的潜能还没有被完全释放，它就不会结束。相比之下，某个产业兴衰带来的中周期、货币因素带来的短周期，都挡不住趋势，都没那么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还是要相信，人类社会的运行、经济的运作，其周期表象是有内在规律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哪个时代，经济的实际发展都不是完全符合规律的，多少都会有所偏离。这种规律与物理学规律相比，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物理学的规律，偏离一点都不行，参数差一点都不行，必须百分之百地吻合，飞机才能飞起来，火箭才能上天。相比之下，人类社会是在多方作用之下达成一个动态的平衡、一个明显的趋势、一个可以把握的规律，而不是形成一种僵化的状态，特别是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文化环境并不一样，不存在所谓精准的“参数”。

社会的周期根植于人性之中

那么，为什么人类社会的运行、经济的运作，其周期律是动态的、难以把握呢？因为人类社会周期律的变化是根植于人性的，而人性从来不是统一的，甚至具体到某一个人，他从出生到死亡的数十年、近百年里，其情感、思想观念也不是稳定的，而是波动的：一会儿悲观，一会儿乐观；一会儿自信，一会儿自卑；一会儿朝气蓬勃，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立志为善，一会儿又想作恶。就像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类永远在天使和野兽的两极之间摇摆，人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先哲也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所以儒家学说要求人努力克己，始终警惕恶的一面，不能让恶主导自己。可是，实际上有几个人做得到“克己复礼”呢？一个人变得富有了，他马上就会拥护和珍惜私有产权、赞成以法治制度保障私有产权；当他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之后，他很可能又会觉得应该消灭私有产权。

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人类社会由于人性变动呈现周期波动，一会儿和平，一会儿纷争，但这种周期性波动也是有主轴、中线的，孔子将其称为“中庸之道”，西方哲学则称之为“均衡”和“光明之道”。沿着主轴、中线展望，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周期波动不是混乱的，不是一定会倒退的（尽管可能会有短期的倒退），不是没有方向的，归根结底，人类还是在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的。文艺复兴时候的人文学者认为，人介于魔鬼和天使之间，人只比天使“小”一点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还是在慢慢地、逐渐地靠近天使一端。

什么是光明的方向？怎么衡量人类的进步？我认为，人类进步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创造。自由是创造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物质丰富、摆脱贫穷、寿命增长，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最核心的就是人类的自由、尊严、权利被更多的人所发现、认识、尊重。人类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会努力创造更好的制度，对人类的自由、尊严、权利加以保障，每个人潜在的创造性也能借此更充分地彰显出来——在蒙昧的时代、禁锢的环境中，绝大多数人的创造性是没有办法彰显出来的。

我相信，在光明的方向上，人类的确是不断进步的：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沿着历史穿梭，就会发现的确如此。我期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随着思想的传播、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更加尊重法治、保障个人自由；加上财富不断积累、技术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能像人一样生活，而不是像动物一样苟活。

企业家应当“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既然知道了社会周期、经济周期有长短之别，短周期容易受到货币因素、经济政策等外力影响，就该明白“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尤其应该看得长远一些。的确，从短期来看，宏观环境上有一些不利因素，很多企业家因此信心不足，但短周期毕竟是容易受到不确定性影响的，如果放眼20年、30年的时空，我们就应该对中国、对世界充满信心，因为人类进步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克服短期困难，坚守价值追求，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活下去，最终证明自己对国家、对民族有真正的贡献，这才是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企业家应有的信心。

为什么我要特地为企业家群体建言？因为企业家是能够为国家和人类带来巨大价值的人，连熊彼特和乔布斯也都这样认为。企业家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赚钱只是成为企业家的一个条件。那些为社会、国家、民族创造巨大价值的，帮助人类开拓视野、提升价值的，为人类的生活增加了尊严和高贵的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至于通过投机、炒作来赚钱的，可以称为生意人，但并不是企业家。这听起来很抽象，但其实并不复杂。举一个最简单的餐饮行业的例子，过去人们追求的不过是吃饱饭，吃得精致和优雅是次要的，但是当今餐饮行业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并应该致力于餐饮的不断创新，不仅让人们吃饱、吃得健康，还要吃得优雅、有品位，而且要不浪费粮食，这就是了不起的创造，这就是价值所在。餐饮行业的企业家应该引领社会改变生活方式，杜绝浪费，提升品位。

所以在此，我想多为企业家群体带来一些建议。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面对可能迎来下行趋势的经济周期，企业家一定要带领企业努力活下去，这就至少要注意以下3点。

第一个建议，要管理好资产负债表。不要盲目地加杠杆，很多企业是倒在加杠杆上的。

第二个建议，要找准并坚守主航道，找到为社会、为国家创造价值的最重要的基点。很多企业家喜欢搞经营多元化，但在这个时代，可能需要收缩战线。

第三个建议，不要抱着投机的心理，打政策的擦边球，并且想要从中寻个方便。

此外，面对周期的波动，企业家也要重视企业的传承，尤其是家族的传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财富、文化、信仰要传承下来，主要的载体之一就是家族，这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建立良好的企业治理制度，让企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能够自己代代传续下去，这种模式在美国实践得比较成功，在其他国家（地区）似乎都不太成功，我想这与各国（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关，例如日本在二战后接受了美国的一些文化理念，职业经理人介入企业传承的情况就多了一些，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可能还是家族传承更妥当一点。

最后，企业家一定要明白，根在哪里。我看到一些企业家在境外配置了一些资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真正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的企业家来说，一定要明白，事业的基础在中国。中国人都推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企业家的时代使命就是立足中国，让我们的社会、民族、国家变得更好。

企业家一定要相信，坚守终究会有回报。欧美涌现过许多举世共仰、名字在商业史上闪亮发光的企业家，他们千差万别，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其中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始终如一的坚守：坚守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坚守对产品、技术的精益求精，坚守品牌价值和商业信誉，坚守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这样的企业家能够走得长远，就是因为有长期的坚守，面对困难也会泰然处之，跌倒了就再爬起来。中国也已经有了很多这种了不起的企业家，我相信，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企业家。

结语

大周期的更迭、大趋势的转换是个体无法扭转的。当一个大时代来临，无论它是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坚守自己的价值理念，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笃定的价值理念，当时代洪流席卷而来，那就一定会迷失方向，只能随波逐流。我不希望大家随波逐流，我乐见的是企业家乃至所有人都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哪怕外部环境不利，也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有可能为社会、民族、国家创造价值，做出独特的贡献。

1 从古至今，伟大的思想流派都深刻地认识到，周期律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2 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上升的周期或平和的周期，好的事情似乎会同时发生；一旦进入比较糟糕的周期，坏的事情、人们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情也会集中发生。

3 人类社会是在多方作用之下达成一个动态的平衡、一个明显的趋势、一个可以把握的规律。

4 人类进步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创造。自由是创造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

5 克服短期困难，坚守价值追求，按照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活下去，最终证明自己对国家、对民族有真正的贡献，这才是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企业家应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