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基于近代社会变革和时代建设诉求，我国逐渐兴起了学习外国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的潮流，“睁眼看世界”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比较教育学科价值凸显，比较教育学对这一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兴起以及比较教育学科制度的正式萌芽共同谱写了新中国成立前比较教育学科的起始篇章。

一、对外交流中比较教育学术活动兴起

中国比较教育学术活动的兴起始于最初的对外交流。西学东渐、教育考察、留学深造以及参与国际会议，拉开了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帷幕。

（一）西学东渐推开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大门

中国古代就有大量介绍外国教育概况的旅游见闻类记录。学者出国考察抑或是商旅海外经商，其间不乏记录外国教育制度的旅行见闻。7世纪，唐玄奘出使印度，在《西域记》中粗略描述了印度等国教育文化概况。在中国古代的太学和国子学等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中也有大量日本、高丽等国的留学生。[1]据史书记载，仅840年，来华留学的朝鲜留学生学成归国的就有105人。630年至838年，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多达13次，且人数众多。这些遣唐使主要致力于学习中国的佛学、哲学以及教育体制等项目，并在归国之后大力仿效中国的学校教育体制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中国在接待外来使者的同时也得以接触到外国教育思想，实现不同文化间教育交流。到了16世纪，中国更加注重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通过互派使者等举措实现大国交往，并对外国教育发展进行一定的介绍。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开始修习中文并著书立说，系统介绍西方教育文化和教育制度。[2]尽管古代的中外交流实践还不具有学术研究性质，只是单纯的概况介绍，但基于相互学习与交流的比较教育学实践活动已初现端倪，并在中国大地开始萌芽。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封建社会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人民从闭关锁国中觉醒。对于丧权辱国的痛惜与反思，激励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着眼于学习西方列强发展经验，其中教育改革是极其重要的方面。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洋务改革运动，在坚持封建教育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提倡实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逐渐掀起了学习西方教育热潮，使西方各国教育理论得以大量涌入。此时的中国主要是通过留学考察和译介西方教育著作等手段介绍西方学校教育制度。[3]尽管“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皆浅尝辄止，有名无实”[4]，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学东渐的兴起为后来中国比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渗透，清末维新派人士进一步推动西艺西学的引进。[5]这一时期，黄遵宪系统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如何借鉴西方国家教育经验，其撰写的《日本国志》描述了日本教育发展概况；此外，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也概述了英、美、俄、法、德、日等国教育发展，以反思中国教育弊病，通过学习外国成功教育经验，达到改革本国教育的目的。然而这一时期还未出现研究外国教育的专门人员，从事外国教育研究和考察的人员也大多是基于政治目的的政府官员。我们将这之前的时段界定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前学科形态的“旅行者见闻时期”。

进入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才开始真正具有学术性质。[6]1901年至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清朝的最后十年，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高潮时期。[7]1915年以后，中国社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逐渐以开放的思想和心态关注西方国家的教育情况和发展优势。1919年2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合作成立“中国教育扩张会”，留美学者郭秉文任会长。该协会主要致力于考察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国家教育情况，以便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发。1923年4月，教育部批准成立了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的“国际教育研究会”，积极召集留学归国学子成为研究会成员，大力提倡国际教育事业，重点关注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协作推进中国教育结构改革。[8]

（二）教育考察助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

随着新文化教育运动的推进，中国教育革新进程加快，对于西方国家教育理论的介绍与探讨更是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中国学者邀请了大量国外教育专家来华讲学。此时，各国教育家相互访问学习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潮流，为比较教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1919年，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郭秉文、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热情邀请和大力支持下，于4月30日携妻女到达上海。5月3日，杜威在南京作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演讲，正式开启了他的在华巡回学术演讲之路。据统计，杜威在华期间足迹遍及山东、江苏、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浙江、辽宁等14个省市，作了200多场学术演讲；其主要演讲题目包括《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教育哲学》《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伦理讲演》等。[9]1921年7月，杜威正式离京返美。杜威的来华讲学对中国制定“六三三”学制以及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全面介绍欧美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教育利弊。192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也来华考察，在传播平民教育思想的同时对中国当时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1922年，俄亥俄大学教授推士以及美国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1927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到教育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等进行交流讲学。[10]西方教育家来华讲学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学校教学革新造成了轰动效应，中国教育界开始更加关注美国教育的发展，大量引进美国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以期借鉴美国优秀教育经验与成果，实现针砭中国教育时弊、改革中国教育体系的目的。

除国外教育家来华之外，中国学者也积极前往各国，考察他国教育发展。1927年2月，庄泽宣先生以及崔载阳先生等人前往菲律宾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教育考察，并在归国之后设置了《菲律宾教育》考察专号，系统介绍菲律宾教育发展经验。1932年，庄泽宣先生在出席第六次世界新教育会议期间前往瑞士、丹麦、意大利、捷克、德国以及法国等国进行教育访问与考察，并在回国之后受邀到岭南大学作了题为《赴欧调查教育所得》的演讲，之后又赴广州青年会作了《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经过》的演讲，阐释考察各国教育所想所得。[11]

（三）留学深造孕育比较教育学术人才

20世纪上半叶，留学也被视为比较教育学科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推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比较教育学实践活动的核心，外国学习的宝贵经验和所获得的教育实践感知使留学生对中国比较教育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留学生们以更加开放的研究态度和更加先进的教育理念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与演进。基于留学浪潮的兴起，大批学子先后前往日本、美国等国进行学习深造。其中，世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留学生首选的修学基地。除此之外，还有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柏林大学、伦敦大学等众多世界一流名牌学校。[12]

留学经历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外教育先进的发展理念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自此，留学生也致力于将西方教育制度向中国同胞进行系统介绍，从而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奠基者。可以说，中国比较教育学的确立离不开留学生群体的付出和努力，其中包括中国早期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庄泽宣、孟宪承、常道直、钟鲁斋、王承绪等一批留学生。庄泽宣先生留学于美国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孟宪承先生留学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钟鲁斋先生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常道直先生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受教于杜威，并在德国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进行深造，利用留学机会系统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教育体系。[13]

王承绪先生于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受教于庄泽宣先生和孟宪承先生。1938年，王承绪先生被公派赴英留学，1941年获得伦敦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47年应邀回国任教于浙江大学，正式开始了他的比较教育学研究生涯。[14]这一时期，基于庄泽宣、钟鲁斋以及王承绪等前辈的努力，比较教育学科得以确立，比较教育学开始以国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为研究重点。

其中，庄泽宣主要倾向于列国并比法，继承了康德尔的思想，重视从民族性的角度去剖析教育问题。常道直则主要运用逐国叙述法，以国家为单位进行逐一叙述，使读者对不同国家的教育形成完整的概念，获得系统的了解。钟鲁斋则采用折中法，认为应该首先提出研究的问题，然后逐国描述，最后再做深入的比较，同时还需归纳出不同国家在其教育制度上的差异。庄泽宣先生、常道直先生以及钟鲁斋先生等人被视为中国早期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和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带头人，对于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的留学经历对早期比较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四）国际会议推动比较教育学术交流

参加国际教育组织及教育会议推动了中国比较教育学术交流。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至1949年，中国参加国际教育会议达275人次。[15]从1919年首次参加在比利时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开始，之后我国便持续派遣就近留学生前往各种教育会议，在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受到强烈教育启发的同时，也积极发出中国声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派遣相关人员参加国际教育会议和教育组织达到高潮。

192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兼交际主任郭秉文先生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1927年参加了在夏威夷举办的太平洋农垦教育会议；东南大学程其保先生也于1923年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成立大会；1929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参加了在瑞士举办的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第三届大会；1931年，中山大学教育系庄泽宣前往法国参加了世界新教育联谊会第六届会议；1934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赴菲律宾参加了远东高等教育会议；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分别于1929年和1934年前往瑞士和菲律宾参加了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第三届大会以及远东高等教育会议；1935年，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罗廷光赴英国参加了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第六届大会；1936年，陶行知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第八届世界新教育协会联谊会；1945年，胡适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大会；1946年，常道直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教育专业会议。[16]

1946年11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王承绪先生和钱三强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17]中国学者积极活动于世界各国，并在国际教育会议中留下了足迹。通过广泛参与国际教育会议，中国学者有机会开阔教育眼界，学习先进教育理论，并全面了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把握当时各国教育发展潮流，进而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识别中国教育问题。

简言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方传教士著书立说，以及西学东渐的兴起逐渐开启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大门。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体西用”教育理念的提出，大大激发了对于外国教育制度的研究热情，并助力推进了对于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的认识。通过组建研究会和协会组织以着眼于世界教育事业发展，扎实启动了中国较为正式的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进程。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以及出国留学潮流的兴起、广泛参与国际教育会议，不仅为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孕育了优秀研究人才，更凸显出中国正逐渐打破被动接受外国教育信息的局限，开始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全面把握当时教育发展的态势。

二、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缓慢萌芽

随着比较教育学术活动的兴起，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逐渐萌芽。基于教育期刊出版、专业课程设置、教育机构建立，以及从译著到编著的转换，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地位一步一步凸显和确立。

（一）教育期刊搭建比较教育学术交流平台

20世纪初期，中国比较教育学科成立的标志首先表现为专业教育期刊的出现和国外比较教育著作的翻译引进。1901年5月，王国维和罗振玉协同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教育类专业杂志，其创刊宗旨在于一是引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是载各国良法宏观以资则效，三是录史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劝。[18]杂志设置了译篇专栏，重视对日本以及欧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学说的译介，并以外国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为主要刊登内容。《教育世界》当时畅销全国，影响深远，为中国学界开辟了中外教育交流的新天地。[19]1901年至1907年，《教育世界》连续出版了七集《教育丛书》，每一集都印发了关于外国教育研究的文章，至1908年1月停刊，共出166期。[20]

1909年，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也刊登了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制度的文章，是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一本刊物。《教育杂志》极其重视对外国教育研究发展动态的审视和考察，设有“新刊介绍”“儿童研究”“小学教育论坛”“世界教育新潮”等众多栏目，旨在描述欧美教育制度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教育热潮，以及各国在儿童教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21]据统计，1909年至1939年，《教育杂志》的第一卷至第二十六卷所刊印的外国教育文章中，关于美国教育研究的文章共74篇，日本教育研究的文章有81篇，英国和法国分别有34篇和33篇，德国教育研究的文章有49篇，俄国（包括苏联）教育研究文章共计36篇。[22]《教育杂志》直到1948年12月才正式停刊，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前期资料。

1917年10月，黄炎培主持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刊载内容紧紧围绕国内外职业教育理论、各国职业教育发展概况与职业教育制度等主题。1919年2月，作为新教育共进社的机关刊物《新教育》在上海出版，蒋梦麟和陶行知先后担任该杂志主编。《新教育》重点关注美国教育概况、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以及教学法等内容。[23]

除此之外，其他教育杂志也或多或少对外国教育有所关注，并刊载了一系列关于外国教育思想和理论方面的成果。如1917年，《清华学报》就刊载了程其保先生所写的《卢梭教育思想》一文。[24]作者指出：“卢梭之教育多得力于经验，故其平日所抱之主见，恒由感触而发，其立论更与他人不能相容。”“卢氏以只手为教育界，开一新天地，为世界众生，开无前之利益，是诚达识先觉者矣。”可见，专业教育期刊的创建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为比较教育学者开辟了新的研究天地，并逐渐确立了比较教育研究领域，推动了早期中国比较教育学制度化进程。

（二）专业课程与机构确立比较教育学科地位

专门教育研究机构和比较教育课程的设置进一步确定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合法地位。1901年前后，美国耶鲁大学校友会成立“雅礼协会”（Yalein China）。1906年，雅礼协会在湖南长沙创办了雅礼中学（The Yale Union Middle School），并在1914年创办了雅礼学院（The College of Yale in China）。此外，耶鲁外国人传教协会还与湖南玉群协会正式签订湘雅协议，共同开办湘雅医学院。雅礼协会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华中大学理学院的组织建设。[25]雅礼协会引进了美国学校教育发展模式，以大力培养中西文化共通人才。1928年，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大学协同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并在燕京大学设立办事处，为中美教育交流提供了良好机遇与条件。1933年，德国汉学家与我国留德学生联合创立了中德学会，全面推进中德教育交流。[26]

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该研究所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从研究所成立至1933年6月，庄泽宣一直担任该所主任。研究所除了从事教育教学问题研究任务之外，还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动员研究所人员积极出国考察国外教育情况，主要研究英国、德国、丹麦、法国等国教育发展现状和趋势。[27]1928年2月，中山大学创办《教育研究》杂志，并设置了比较教育研究专号，包括“欧美新教育运动专号”“菲律宾教育考察专号”“日本教育研究专号”等，以梳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状况。《教育研究》还刊载了崔载阳教授撰写的《法国小学教育研究》和《美国的初级大学》等重要学术文章，积极推进中山大学比较教育学术发展研究，逐渐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山大学在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枢纽地位。

除建立专门机构推动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外，比较教育学课程的设置也助力提升了比较教育学科化水平。1913年，教育部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高师国文部、英语部、地理部、物理部以及化学部等都要设置“西洋伦理学史”“东南亚各国史”等相关课程。[28]1922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教育系中开设了“各国教育制度”选修课程，共计2学分，每周授课2学时。[29]1930年，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也设置了6学分的“各国教育行政”选修课程。[30]1931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首次将“各国教育行政”课规定为必修科目。[31]尽管这些课程还未凸显出比较教育的真正意蕴，但为后期“比较教育”课程的正式设立进行了早期探索。

1930年，私立燕京大学首先开设了以“比较教育”命名的选修课，要求文学院教育学系本科三、四、五年级学生学习。课程内容主要介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发展趋势等。[32]同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开始将“比较教育”设置为师范生必修课程，该课程共计3学分，钟鲁斋是该课程主讲教师。[33]1932年，《国立中山大学概览》明文规定中山大学教育系三年级学生必修“比较教育”这一科目，每周上四节课，共计3学分，雷通群教授和崔载阳教授是主要授课教师。同年浙江大学也将“比较教育”列为教育学专业必修课程，每周授课两小时，共计2学分，由孟宪承授课。[34]

1934年，庄泽宣教授受聘浙江大学，主讲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他以《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各国学制概要》《各国教育比较论》等为主要授课教材。[35]1936年，中国众多高校教育系已将“比较教育”列为必修科目，并规定修习学分，推动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制度化进程。

（三）译作编著昭示比较教育研究新开端

1901年，白作霖翻译了《各国学校教育制度》。该书是目前能够查阅到的国内第一本关于外国教育的翻译作品。1913年，李煜瀛翻译了《法兰西教育》；1917年，王仁夔编译了《德国教育新调查》； 1920年，何炳松翻译了《美国教育制度》；1928年，许崇清翻译了《苏俄之教育》；1940年，罗廷光翻译了康德尔的《比较教育》。[36]

比较教育学专门著述的涌现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1911年，陆费逵编著的《世界教育状况》（中华书局）被视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外国教育的专著。[37]此后，教育界开始更加积极关注各国教育发展动向，描述介绍外国教育的著作大量出现。但是学者在其教育论著中往往仅是单纯描述各国教育状况，并未凸显“比较”的意蕴。直到1917年，余寄编写的《德法英美国民教育比较论》（中华书局）才第一次正式运用“比较”一词，并采取比较研究法，辨析了美、英、法、德四国教育差异，最后还联系中国当时教育发展实情，反思了中国教育的落后等一系列问题。[38]1918年，黄炎培编撰了《东南洋之新教育》（商务印书馆），等等。

1927年，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庄泽宣教授编写了《各国教育比较论》，并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各国教育比较论》一书以更加鲜明的“比较”研究法对英、美、德、法四国教育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该书一共有十章。第一章是各国学校系统比较，第二章到第八章分别对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教育行政组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及补习教育以及成人教育依次进行比较，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概述了日本和俄国教育的最近发展。庄泽宣在自序中写道：“环顾国内各书店，谈此数国之教育制度且比较列论之书，犹未之见，即外国文之比较教育书籍亦尚罕见，余因搜集材料编而辑之，不敢云作也。”[39]庄泽宣的《各国教育比较论》一书标志着民国时期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开端，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比美国康德尔所著的《比较教育》还要早四年出版。[40]

此外，庄泽宣还编写了《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民智书局，1928）、《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民智书局，1929）、《各国学制概要》（商务印书馆，1931）等比较教育类著作。在《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一书中，庄泽宣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教育不独效仿西洋教育的形式而且探取西洋教育的精神，于是不单是要明了西洋现代的教育制度，并且要晓得这种制度的由来与演进。[41]因此，作者首先探寻了希腊、罗马、基督教、阿拉伯等与西洋文化及教育的关系，然后转而论述近代欧洲文化与教育制度的形成、新教育的建设与扩充等。

1930年，常道直先生在其编写的《比较教育》（中华书局）著作中首次提出了“比较教育”的概念。他以国家为研究单位，分别对俄国、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土耳其、日本、瑞士以及比利时八国的教育行政组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进行论述，揭示各国教育发展近况和革新过程，指出教育是国家改造和新国家建设中的主要力量这一中心思想。[42]之后常道直还撰写了《德法英美四国教育概观》（商务印书馆，1930）、《各国教育制度》（中华书局，1941）等著作，对代表性国家教育发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介绍。与此同时，基于《比较教育》一书的影响，更多学者开始使用“比较教育”这一术语，并以“比较教育”作为著作名称，使得比较教育学的学术地位逐渐凸显，学科性质为学界所接受。

1931年，孟宪承编撰了《西洋古代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陈作樑编写了《比较教育》（中华书局）一书，主要对英、美、德、法、日各国的最新教育问题及问题的起源与沿革，以及各国现行教育制度进行了详细论述，包括幼稚园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并总结了各国教育革新改造运动及特色。[43]1934年，陈作樑、刘家壎又合编了另外一本《比较教育》著作。1935年，钟鲁斋也出版了《比较教育》与《教育之科学研究法》。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比较教育丛书”，对美国、波兰、意大利、德国等国的教育发展进行了专门研究。[44]1939年，罗廷光出版了《最近欧美教育综览》（商务印书馆）一书。

1944年至1945年，王承绪先生在伦敦留学期间，在《东方副刊》上发表了《英国教育制度之改造》《英国工学之前途》《英国师范教育之现状及其改进》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英国教育制度之改造》一文中，王承绪对英国教育改造的目的与原则、教育改造计划的梗概进行了阐释，指出英国通过更张学制，改造中学，提倡幼儿教育，扩充继续教育，整理教会学校，以及改组教育行政制度等举措，以增进儿童幸福，确立生活始基，扩充青年教育机会，改善教育设施，发展青年才智，并发扬民族文化。[45]

1947年，王承绪归国后，翻译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基本教育》（上册和下册），并于1947年和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他又撰写了《战后英国的小学教育》这一专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48年刊印发行。[46]比较教育专著的出版推动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的早期发展，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比较教育学在探索中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概言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比较教育学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比较教育学科身份也逐渐凸显。从单纯翻译、介绍外国教育制度著作到以“比较教育”正式命名的著述的大量涌现，这一转化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更加有意识地着眼于学科建设的强烈表现。同时，专门教育研究机构的成立更是保障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而比较教育课程的制度化，以及专业教育期刊对比较教育学类文章的刊载也显现出中国学者正基于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活动，努力推进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进而逐渐奠定了比较教育学在中国教育学科中的合法地位。

着眼于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比较教育学者不断转换研究视角，从对日本教育的全面关注，到大力引进美国教育体制，再到倡导“以俄为师”的基本教育方针，中国比较教育学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对比较教育学科身份的正式确认，肯定了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价值，为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