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替代理论：人的需要决定论

1.鉴于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所面临的上述困境，莱博维奇建议，“可以考虑一个替代性命题”，即“需要的首要性”命题，其基本内容是：“决定着历史变迁进程的重要因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人的需要（也就是在特定社会中发展着的人类）。特定的人类既发展生产力又改变生产关系，并且，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42]这就是说，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而是人的需要；人们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不仅发展生产力而且发展生产关系，由此推动了历史的不断发展。

莱博维奇设想了一种情形：“两个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相同，而在需求的生产方面却有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果是，在一个（另一个却没有）社会中不断增长的贫困化（immiseration）使人们对其生产关系是否适当产生怀疑。”[43]对于这种情形，用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这两个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并无差异。而从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来看，就不难理解，正是在满足需要方面的差异，使得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受到怀疑，而另一个则没有。因此，一种生产关系被怀疑和取代，是因为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从而使人们遭受贫困之苦，而不是因为它束缚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此来看，莱博维奇认为：“在这个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替代方案（即需要的首要性）中，当既存的社会结构不再满足在其中形成的人类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变革；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就会以适合特定人类的特定需要的方式发生社会变革。”[44]就是说，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在既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人们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所以，他们便用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取而代之。同时，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莱博维奇认为：“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不同，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承认工人需要的重要性”，并且，“因此明确地指出工人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45]换言之，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有助于确立和体现工人的需要和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从而避免生产力首要性命题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带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保守主义立场和观点。

在莱博维奇看来，以上论述会使我们很快“认识到”并“欣然接受”，他所提出的“这种替代理论一直隐含在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中”；并且，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实际上，“需要的首要性命题，不过就是带有人情味的1859年《序言》”；当然，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增加了几个术语”，而在于“它恢复了人类的‘核心’地位”。[46]

2.笔者以为，撇开像“两个社会”这样的主观臆想（因为从总的趋势来看，一个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引发社会变革）不谈，莱博维奇的论述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序言》倾向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需要的首要性命题是《序言》的隐含之义；一方面主张用需要的首要性命题取代具有重大缺陷的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另一方面又讲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包含了需要的首要性命题；一方面力求超越《资本论》，克服其理论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大量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阐发所谓“不为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的观点”[47]。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过是莱博维奇的一面之词和一厢情愿，并且，其论述都没能超越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即使撇开这些问题不说，莱博维奇的根本错误在于：与马克思不同，他完全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因为，尽管说人的需要是理解和解读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角度，但比之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它并不足以逼近和抵达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处。具体来说：

（1）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区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48]其中，人的自然需要是“绝对必需满足的”需要，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并且，“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这些自然需要也就不同。[49]“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50]，或者说是“历史地形成的需要”[51]。在谈到工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时，马克思讲：“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但在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都是一个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价值就有了一个界限。”[52]这里，所谓“身体需要”就是指由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的人的自然需要；与此不同，人的社会需要由社会发展水平决定，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人的第二天性。此外，马克思还谈到人的“精神需要”，如“祈祷一类事情”就是一种精神需要，人们“从中得到快乐”并“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53]

（2）就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从现象具体层面的个体需要来看，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安排生产活动，在物质生产与个体需要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彼此制约的关系。例如，孤岛上的鲁滨逊，“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54]。但另一方面，从本质抽象层面的整体特征与总的趋势来看，则是物质生产决定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相反的结论是不成立的；是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必须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相反的结论也是不成立的。马克思指出：“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封闭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55]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需要的范围的固定性和封闭性，因此是生产方式决定人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决定生产方式。

究其原因，是因为：其一，物质生产把人的需要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或者说，物质生产是实现从动物本能向人的需要转化的中介环节。若没有这个中介环节，存在的就仅仅是动物的本能而不是人的需要。在此意义上，动物所具有的只是本能，因而是无所谓需要的。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6]同样可以说，一当开始物质生产的时候，人们就把自己的需要和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因此，物质生产是人的需要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的需要，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如此，自然需要同样如此。人的自然需要之所以是“人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自然需要是以物质生产为中介的，而“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社会需要本身就是“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57]

其二，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马克思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58]而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就不会有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的发展。在物质生产的发展中，每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或者说“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59]。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形成生产体系，新的生产部门的不断出现使得生产体系不断发展，而随着物质生产体系的不断发展，人的需要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因为，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出现，而新的使用价值又意味着一种新的可以满足的人的需要的出现。因此，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正是物质生产的分化即“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60]。

（3）就物质生产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人的需要的关系而言，如果说生产力的水平决定能够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61]，决定人们的什么需要、哪些需要能够得到满足；那么，生产关系的性质则决定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具体方式，决定如何满足人的需要、怎样满足人的需要。从生产力方面来看，马克思说：“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即生产力——引注）的发展程度便越高。”因为，“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62]在此意义上，不同的财富是作为客体的人的不同需要，人的不同需要则是作为主体的不同财富。物质财富或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发展成正比，物质生产力水平越是落后，可以满足的人的需要就越是有限。因此，马克思说：“在原始状态下，他（指人。——引注）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劳动力一样是很小的。”[63]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马克思说：“‘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64]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由人们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则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所决定。

由此就不难理解，在生产关系的作用下，人的现实的需要会发生不同的变形。例如，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社会需要……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65]。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是可以满足的现实的需要，否则，就仅仅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抽象的需要。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的需要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雇佣工人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就必须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而他要被资本所雇用，就必须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由此决定，雇佣工人的需要是一种具有悖论性的需要。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剩余价值，工人的工资水平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只能满足工人“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使之“始终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由此“造成了工人纯粹牲畜般的处境”。另一方面，为了把商品卖出去，从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66]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限制消费和限制需要的趋势并存的是刺激消费和扩大需要的相反的趋势。

鉴于物质生产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需要的不同作用，马克思指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67]在此，马克思明确地把人的需要的范围与满足这些需要的不同方式区别开来，并且认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或社会状况（而不是自然状况）所决定，因而都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都包含了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

（4）马克思认为，在未来新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8]，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如果在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阶段就已经导致为社会所用的自然资源被耗竭，那马克思怎么能够宣布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进行过度的按需分配呢？”[69]就是说，按需分配是自然资源所难以承受的，因而是一种乌托邦。如果拿了这种观点来批评莱博维奇的需要决定论，显然是合理的；但若用来批评马克思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从《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内容来看，马克思与其说是在正面论证和具体描述未来新社会的分配方式，毋宁说是在强调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现实制约，进而，是在强调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需要的现实制约。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不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制约的人的需要是抽象的，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欲望和任性。

3.正是因为物质生产和生产力（而不是人的需要）决定着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总是用物质生产和生产力（而不是用人的需要）的发展来说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

例如，“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这里，由“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然后，便转入解体”。[70]就是说，“共同体”无非就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而“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无非就是“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二者都必须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是这些共同体和所有制关系的“再生产”。而在生产力发展的“某一点”上，这些共同体和所有制关系便走向“解体”。这是因为，一切形式的共同体，由于“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所以，它们都是“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并且，它们都“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71]在此，马克思用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说明原始共同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

又如，“随着财富（同时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引注）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72]。在此，马克思不仅用生产力的发展说明原始共同体在经济方面的解体，而且说明原始共同体在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解体。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不能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作用与自然界的作用割裂开来，因为对于原始共同体来说，自然界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自然界的作用是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同时，不能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作用与科学的作用割裂开来，因为如果说自然界所主导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是原始共同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由科学技术所主导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则是促使原始共同体走向解体的物质动因。换言之，科学技术逐步取代自然界而成为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过程，同时是原始共同体逐步解体的过程。

再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切旧的关系解体的结果。“这种历史上的解体过程”包括：（1）“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2）“使劳动者成为自耕农、成为自由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隶农）、成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解体﹝公共所有制和现实共同体的更古老形式的解体，就不用说了﹞”；（3）“以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并且把作为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劳动本身当作财产（而不仅仅是当作财产的来源）的那种行会关系的解体”；（4）“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的解体”。而只要仔细地考察，就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73]在此，马克思用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可见，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而不是相反。

4.不仅如此，马克思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指出：财富或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因此，“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74]在此，马克思借用“植株→花朵→枯萎→新植株→新花朵→新枯萎”的比喻来描述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轨迹，进而用生产力的发展来阐释社会形式或社会形态的更替。这一阐释与《序言》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财富即物质生产力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种社会形式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时，这种社会形式就开始衰落，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最终，这种社会形式必然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以此来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生产力决定论或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马克思运用生产力决定论阐释了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式或社会形态的崩溃，同样，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关于后者，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基于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的阐释与莱博维奇基于需要的首要性命题的阐释作一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