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竹简、文献与学派
一、郭店竹简的发现与问题的缘起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郭店竹简的出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经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释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郭店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四)共十四篇。目前的编连结果可能不是最佳的,研究者已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其中尤集中在《成之闻之》一篇,类似的调整还可以进行,不过总体来看,各篇的内容基本是清楚的。郭店竹简的形制不完全一致,十四篇儒家简的形制可分为三类:一、简长32.5厘米左右,两端修成梯形,编线两道,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共六篇。二、简长26.4~30.6厘米,编线两道,有《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共四篇。其中《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简长26.4厘米,两端修成梯形;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简长28.1~28.3厘米,两端平齐。三、简长15~17.5厘米,编线三道,有《语丛》一、二、三、四共四篇。
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约当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2]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该墓位于楚国郢都外墓地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这一带楚墓的时代序列已经排定,因此整理者对墓葬年代的推断应该是可信的。通过对相邻楚墓的分析,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竹简的书写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竹简著作的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均在《孟子》成书之前(孟子约卒于公元前289年,《孟子》成书约在此时前后)。在这批竹简中,有记载原属于《子思》的《缁衣》一篇,有曾经在马王堆出土,被认为是反映思孟“五行”说的《五行》一篇,更有明确提及子思的《鲁穆公问子思》一篇,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暗示人们:这批竹简会不会与已遗失的《子思》有关?[3]有没有可能早已失传的《子思》不经意间被部分重新发现?如果是这样,会不会为历史上聚讼纷纭的《子思》以及思孟学派研究带来新的机缘?
郭店竹简于1998年5月1日正式公布,大陆学界迅速作出反应,国际儒学联合会于5月2日召开了会议,庞朴、姜广辉、陈来、李存山等多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由于已提前得到了竹简材料,有一定的研究准备,与会学者就竹简中的儒家典籍《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诸篇进行了逐篇介绍,并认为郭店简的儒家部分,“大体相当于思孟学派,其成书的年代早于《孟子》,简中所论述的心性学说和伦理思想,属于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时期,因而大大有助于理解孔子思想向孟子思想过渡的具体情景”[4]。此次会议为郭店简与思孟学派的关系,初步确立了理论导向。
一些著名学者也纷纷发表意见,肯定郭店竹简与子思或思孟学派的关系,为思孟学派研究鼓动声势。李学勤先生撰文介绍了竹简的内容与墓葬的情况,提出“郭店简这些儒书究竟属于儒家的哪一支派呢?我以为是子思一派,简中《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他对郭店竹简中简长32.5厘米的一组文献,包括《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共六篇,结合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证,认为“竹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儒书都与子思有或多或少的关连,可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并指出:“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的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大学》中提出的许多范畴,如修身、慎独、新民等等,在竹简里都有反复的论述引申……由此可知,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5]庞朴先生则着眼于儒家思想的发展线索,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对思孟一系的心性说做了有益探讨。他认为,孔门后学“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郭店竹简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内求索的方向,“这批竹书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6]姜广辉先生还对孔门后学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此来确定思孟学派的传承。他认为所谓的思孟学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而曾子一系属于重孝道的“践履派”,“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在家庭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认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是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并无事实根据。此外,还有子夏一系的“传经派”和子张一系的“表现派”。[7]姜广辉先生根据新出土的竹简资料,对儒家道统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并非是由理学家所宣扬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真传,而是“由‘大同’说的社会理想、‘禅让’说的政治思想和贵‘情’说的人生哲学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主要由思孟学派所倡导、发扬,并在今日依旧显示出积极的意义。[8]此后,思孟学派的研究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相关文章不断出现,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一时有成为当代“显学”之势。
不过,对于将郭店儒家简的全部或大部分归于子思学派或思孟学派,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郭齐勇先生通过对竹简之人性天命说、竹简与《孟子》的思想联系与区别、“情”与道德形上学三个方面的研究,提出:“郭店儒家简诸篇并不属于一家一派,将其全部或大部视作《子思子》,似难以令人信服。笔者不是把它作为某一学派的资料,而是把它视作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的部分言论与论文的汇编、集合,亦即某一时段(孔子与孟子之间)的思想史料来处理的。”[9]李存山先生也提出类似的看法:“郭店竹简,除《老子》、《太一生水》以及《语丛四》外,余皆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文献,这一点可以肯定。观这些儒家文献,其与子思、孟子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可以肯定……但有的也与思孟的思想相出入。因此,我不认为这些文献都属于子思学派或思孟学派。”李存山先生特别指出,郭店儒家文献内部之间也“相出入”,在道德概念体系的使用上很不一致,“如《五行》篇构建的道德体系是‘仁、义、礼、智、圣’,《六德》篇构建的道德体系是‘圣、智、仁、义、忠、信’,《忠信之道》则又强调忠、信是‘仁之实’、‘义之期’。此三篇必非一人或内部关系较近的一个学派所作。鉴于以上情况,我认为郭店儒家文献的学派归属当不是很集中的,而是比较‘分散’的”。[10]此外,陈来先生也反对将郭店竹简多数归于《子思子》,而是认为应将其看作类似于《礼记》的儒家总集。[11]
以上学者虽不同意将郭店儒家简的全部或多数归于子思或思孟学派,但并不反对其中的某些篇与《子思子》有关,亦不反对对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关系进行研究。对此,真正的反对意见来自李泽厚先生,李先生认为,郭店简“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为何,并不清楚)。相反,竹简明确认为‘仁内义外’,与告子同,与孟子反。因之断定竹简属‘思孟学派’,似嫌匆忙,未必准确。相反,竹简给我的总体印象,毋宁更接近《礼记》及《荀子》……就总体说,竹简重视外物对‘心’‘性’‘情’的作用,强调陶冶、教育的人为造作,分析、论述具体细密,而不是孟子那种模糊、笼统而神秘的‘扩而充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说法。此外,竹简专注于‘人道’,‘知天’处于次要位置……凡此种种,其基本倾向似更近荀而不近孟;更可能是当时派系分化尚不鲜明,只是处于某种差异中,因此不能判其属于某派某子”[12]。也有学者通过对《性自命出》等篇的分析,认为将郭店儒简定位为“孔荀之间”可能更为合适。[13]
郭店儒简与《子思》的关系难以否定,这点即使最具怀疑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竹简中的几篇与《子思》具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看来,分歧和争议首先不是来自材料上,而是来自对于思孟学派的认识和理解上。因为学派乃是一个后起的概念,是后人对前人思想主张、学术传承的概括和总结。在先秦典籍中,与“学派”约略相当的是“家”这一概念,战国时代,每一个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都可以成为一家,如《庄子·则阳》借少知之口说:“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在这里,季真、接子二人,就是“二家”。故在当时,“子”是“家”的代表,举一“子”可以赅括一“家”,荀子的“非十二子”,也就是非十二家。[14]这样,子思与孟子实际便是两家。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帽子太小,不适合子思、孟子。“家”后来也可以指有相同思想宗旨和共同学术渊源的学派,这就是司马谈的“六家”、刘向刘歆父子的“九流十家”中的“家”,也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之“家”。但儒家这顶帽子又太大,对于思、孟同样不合适。在先秦典籍中,与“学派”有关的还有《韩非子·显学》“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说法,这里的“八”和“三”便是指孔子、墨子之后,儒家、墨家各自分化的八派、三派,尽管其并没有点出“派”一字来。但按照韩非的划分,“子思氏之儒”与“孟氏之儒”又分别属于两派,而不是一派。这样看来,将思孟联系在一起,冠之以学派,显然是后起的事情,是后人对子思、孟子思想主张、师承关系的概括和总结。那么,思孟被看作一个学派,是何时、如何发生的?是建立在什么根据和基础之上?是否合理、合法?思孟在后人的观念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和使用“思孟学派”?这便是我们首先要考察和回答的问题。与之相关,郭店儒简中哪些可归于《子思》?哪些可看作思孟学派的材料?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正式进入思孟学派的研究和讨论,故我们也首先予以讨论。
郭店竹简的发现对于思孟学派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缘,使得我们有条件对于子思、孟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学史、整个先秦思想史作出新的认识和思考,但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貌,正确的研究方法同样十分必要。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将思孟学派看作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应以任何形式的“道统”论先入为主;同时我们坚信,思想、学说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具有自身的规律,而不是杂乱无序的。在儒学的发展中,思、孟因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因而前后相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联系。但这种一致性是“具体中的同一”,只能在具体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我们遵循的一个基本方法。基于这种思考,我们将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以期对思孟学派有一全面、客观同时是全新的认识。
郭店竹简中的“仁”字均写作“”,表明“从人从二”并非仁字的最初构形。那么,“”的本义如何?对理解孔子仁学有何启发意义?孔子的礼学有何特点?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线索是什么?从这一线索出发,思孟学派处于何种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具有哪些特点?
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谁?是荀子所说的子游?还是孟子经常提到的曾子?抑或是他们二者?尤为重要的是,将曾子、子游与思孟看作一系,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曾子、子游与子思、孟子一脉相承,传授“道统”?还是因为子思曾经从曾子、子游问学,有学术上的交流、讨论、启发、影响等,而子思与他们的思想也具有某种一致性?
《大学》的作者、成书如何?《大学》是否如朱熹所言,分为经、传两个部分?与曾子有何关系?是否即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郭店竹简及上博简中发现大量谈论禅让的文字,表明战国中期以前社会上曾出现过宣扬禅让的思潮,儒家学者也参与其中。那么,《礼运》的“大同”说与这一思潮有何关系?《礼运》是否为子游氏之儒的作品?其成书大致是在什么时间?通过对《大学》《礼运》等文献的重新考察,我们能否对曾子、子游学派的思想有一新的认识?
竹简《性自命出》的作者和思想如何?对于理解早期儒家心性论具有何种意义?竹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应如何理解?与《中庸》“天命之谓性”有何关系?有学者提出“后儒直到今天的现代新儒家对‘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值得重新考虑”,那么,早期儒学是如何看待“性命”“天道”问题的?其形上学有何特点?具有哪些类型?竹简中有大量论“情”的文字,其所谓“情”具体内容如何?一些学者提出的竹简“重情”说是否成立?其对于“情”的理解与后世是否有所不同?
《五行》的内容如何?应如何理解?它是否即是思孟所倡导的五行?荀子批驳思孟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原因何在?《缁衣》《表记》《坊记》的思想如何?其中的“子曰”是“孔子曰”,还是“子思曰”?抑或是在引述“孔子曰”的同时,又加入了子思个人的思想?如果是后者,对于理解先秦典籍中大量的“子曰”有何重要意义?
《中庸》的成书如何?是否是原来独立的两篇而被组合在一起?根据新出土的子思佚籍,可否解开这一学术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公案,并对《中庸》的思想作出合理的解读?《大学》《中庸》中的慎独应如何理解?与《五行》“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是什么关系?先秦典籍中的慎独是否如学者所言,是具有不同的含义,还是在同一种含义下存在不同的表述?
作为孟子思想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内容,其“四心”说是如何形成、提出的呢?在孟子思想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四心”说的提出,对儒学理论特别是儒家仁学有哪些重大的发展?
郭店简中“生”“性”通用,且有大量论“生”的文字,提示我们即生言性乃是古代人性论的大传统,儒家人性论包括孟子性善论,均不应与这一传统对立起来,而应放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考察。那么,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将对孟子性善论获得怎样新的认识?对孟子研究的范式又将带来怎样的根本性变化?
孟子性善论应如何理解?既然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框架无法真正解开孟子“性善之谜”,那么,孟子“道性善”的内在理路是什么?其理论根据如何?孟子性善论与后天的修习、培养是什么关系?《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应如何解读?对于理解孟子性善论有何意义?
郭店竹简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结合《墨子》《管子》《孟子》等文献,可知“仁内义外”曾是战国时期被普遍讨论的问题,儒家学者也曾接受这一观点。那么,郭店简“仁内义外”的内容如何?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是什么关系?孟子批驳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并提出“仁义内在”说的原因何在?对儒学理论又有何发展?
学者已指出,《五行》的“经”与“说”并不是同时形成的,“说”也不完全忠实于“经”的原意,而是多少添加或转移了“经”的思想重点。那么,《五行》“经”与“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从“经”到“说”可以看到思孟内部哪些传承与变化?
郭店竹简有《穷达以时》一篇,其中提到“天人之分”,这种“天人之分”与《荀子·天论》篇的“天人之分”是什么关系?与孟子是否有思想的联系?透过竹简,对早期儒家天人观将会有哪些新的认识?
竹简《鲁穆公问子思》记录了子思直言敢谏的精神风貌,其“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一语,尤被学者所津津乐道,那么,早期儒学的批判精神如何?具体有哪些表现?其政治理念又是什么?
“仁”与“孝”是早期儒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考察思孟学派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那么,孔子对仁、孝关系的理解如何?孔子之后,曾子一派尤为重视孝,《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中大量论孝的内容,是否与其有关?根据《韩非子·显学》,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学派,即“乐正氏之儒”,其论孝有何特点?与孔子、曾子对孝的理解是否有所不同,甚或是发生根本的逆转?子思、孟子对仁、孝关系的理解又如何?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对仁、孝关系的理解,是一以贯之,还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探索过程?
最后,思孟地位的凸显是与道统说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儒家道统论的内容如何?在历史上具有哪些形态?如果说由韩愈倡导、当代新儒家承继的道统说,尊孟而排荀,把道仅仅理解为抽象、超越的原则,理解为仁义,因而表现为一种“一线单传”“孤立易断”的道统说,不能真正反映儒学的丰富内涵,不能反映儒学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的话,那么,如何对儒家的道统说作出检讨与重构?特别是郭店竹简出土后,人们意识到,孔子、子思不仅与以后的孟子,也与荀子存在思想上的一定联系,从子思到孟子、荀子,实际是儒学内部思想发展“深化”同时也是“窄化”的过程,那么,如何整合孟、荀的思想,恢复儒学根源的文化生命,便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