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陋规

道光帝所说的“陋规”，常见于清代文献，但其含义则因语境不同而各异。时人对陋规就有多种定义，概言之，可分三层。最广义的陋规存在于清代官场的各个环节，官员于公私事务中的一切法外收支，都可视作陋规。狭义的陋规是指地方政府在各类行政事务中的惯例性征收，用以津贴衙门的公私经费。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与百姓接触最多的州县官在钱谷事务中的陋规。这些“州县陋规”便是嘉庆二十五年清查的对象，本书的考察也以此为主。[7]更为狭义的概念，则指“州县陋规”中的规费、规礼部分，与赋税附加、盈余相对应（详后）。

（一）州县陋规

陋规之“陋”，在于“国家律令无文”[8]，“不够冠冕”[9]，且为时人所鄙。因此，陋规不见于任何一种官修政书，但其名目、数额，当日官场中人却十分清楚。嘉庆四年（1799），礼部主事尹壮图称：

嘉庆帝在尹折上谕中也有类似的说明：

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清查上谕中，道光帝也指出，各省州县相沿之陋规有舟车行户、火耗平余、杂税存剩、盐当规礼等项。山西学政陈官俊稍后覆奏称，州县陋规主要是平余、漕余、盐当、税契、杂税等项，此外“尚有取帮于富户者”。[12]同年，御史张元模也称，州县陋规如盐当、烟酒规礼，杂税羡余，钱粮之火耗平余，官员到任及三节时斗称、牙行例出规费。[13]

以上诸人的定义大体一致。“舟车行户”指冲途州县遇有差务，将应需舟车费用，并及衙署日用、公私杂费等，或指定行户负担，或派诸民里，具体名目包括“行户陋规”（最显著者为“官价”）、“差徭”等。“火耗平余”泛指地丁钱粮的额外加征。“火耗”于雍正年间改归正项，此处是指耗外之耗。“平余”应作“枰余”，系指地方政府以平准砝码差异为由收取的赋税规费。自乾隆初年，平余成为耗羡以外新的加征名目。[14]嘉道以降，平余几为钱漕等各税盈余的代名词。“杂税存剩”，系指田房契税、当税、牙税等项之盈余。杂税征收例有定额，且须尽征尽解，然官员普遍征多报少，由此获得大量盈余。“盐当规礼”是盐规、当规的合称。盐商、当商的经营活动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且须官方的缉私、护卫，故对于所在省区各级文武官员，各商例有规礼之馈赠，是谓盐规、当规。这四种陋规大致可分两类，一是正税的附加或盈余，一是规礼或规费，毫无疑问，它们都出自于各类商民。

面对道光帝在上谕中对陋规名目的“提示”，各督抚多是含糊应奏，本省或有或无，各处不尽相同云云，仅有少数几份奏折细致描述了本省陋规详情（此点颇可玩味）。其中，直隶总督方受畴对于南北陋规有一较为准确的观察：

南省赋重，北省役重，是时人的普遍观念。所谓“役”即差徭，狭义的差徭是指州县因驿站车马不敷而加诸民里的科派，广义的则指州县行政经费不足而产生的一切摊派。如嘉道之际，直隶各属普遍承担着与帝王出行相关的“大差”，以及州县衙门的各类“杂差”科派。[16]而在河南，民众所苦累者，也“不在赋而在差”，尤其是“杂派差钱”，其名目不仅包括驿站车马，甚至涵盖县署内外一切公私杂用。[17]差徭是当日华北、西北各省州县最重要的陋规。

在当日帝国的财政结构中，地丁钱粮与漕粮高居收入栏的前两位，其中地丁银（包括耗羡）占到货币财政收入的70%，漕粮与米粮则几乎等于全部的实物财政收入。[18]相应的是，地丁、漕粮盈余成为各省州县最主要、最普遍的陋规。东南各省（特别是江南）赋额较重，钱漕陋规尤巨。[19]

光绪末年，上海知县汪懋琨曾详言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江苏州县钱漕陋规：

“米”即漕粮，“忙银”即地丁，二者合称“钱漕”。东南钱漕，州县或浮征本色（“以两三石抵完一石”），或强勒粮户以高于市价的折价完纳（谓之“勒折”，“每米一石，折收钱七八千文，每银一两，收钱三四千文”），可获盈余巨万，其中漕余又较地丁平余为重。通常情况下，钱漕盈余足敷地方官“抵作衙用”“酬应开销”，及“捐助地方各项公用”。

道光初年，江苏巡抚陶澍称，“（州县）终年之用度”与“通省之摊捐”皆出自漕余。[21]冯桂芬也相当直接地指出：

可见江苏州县公私之用多“于漕务中与以出路”。[22]不仅江苏，当日东南各省州县办公之需，“全赖钱漕陋规稍资津贴”。[23]此即方受畴所谓“（南省）有漕州县办公则借漕粮”。

在广东、福建等省，例充兵糈的米粮（“兵米”“民米”）地方官多以折色征收，再买米解交，此中的盈余——“米羡”成为州县陋规之大宗。嘉庆二十五年，广东巡抚康绍镛奏称，“他省州县岁入多借地丁赢余，粤东州县岁入尤借兵米折价，向来屯米、民米每石正米连耗米收银二三四五两不等，间有六七两者”，州县以之采买解交，颇有盈余，约计每石可获米羡二三两不等。[24]

西南诸省地丁额数较轻，又无漕粮，州县陋规以杂税盈余为主。《四川全省财政说明书》载：

田房契税实行定额包缴，除解司定额外，盈余悉归州县。川省契税定额在乾隆末年仅78000两，至清季筹措甲午、庚子赔款，解额增至534000余两，为乾隆末年数倍，然各邑契税仍有盈余，可知嘉道之交州县盈余之巨。[26]

北省差徭、东南漕余、粤东米羡、川省契税盈余等，不过是笔者择较具“代表性”者言之，实际情况是各省普遍存在多种陋规，地域间的差别仅在于各陋规所占比重不同，这与各地财政收入结构的差异有关。如道光初年的山东，州县多“倚钱漕羡余为生”，地丁普遍加耗，漕粮则“重者至两斗八升完一斗，轻者亦两斗四升完一斗”，每漕一石，州县可获漕余两许。额漕较少之州县，则取给于“卷零”（完漕规费），无漕州县，则有“集头规费”（行户陋规）及“落地税”。[27]《吴煦档案》中存有道光、咸丰年间浙江乌程、江苏金坛等县收支账簿，可展现19世纪前半期江南州县陋规收支之实态，极为难得。[28]笔者将乌程县账簿中的收入部分整理为表1-1：

表1-1　道光年间（1843年前后）浙江乌程县收入各款年额

乌程为财赋巨邑，其收入全部来源于赋税陋规，其中以漕粮、地丁盈余为大宗，或得自浮收（地丁、契税）、勒折（漕粮、南米、盐课），或得自与征收相关的规礼、规费（当规、盐规、产单）。较诸乌程，金坛可谓瘠缺，该县账簿“进款”项下载：“盐当季规各五百元；寿、节、到任程仪各八十元；盐引每引十文；税杂契每两二十文。”[29]可知陋规主要来自盐当规礼（季规与节寿、程仪），每岁约4480元，另有盐引规费、契税盈余两款。

清代州县官被称为“亲民之官”，嘉道之际，他们负责征收除盐课、关税以外的各种赋税，其陋规也基本来源于此。在此过程中，州县官需与本署的胥吏、差役、幕友、长随等分享这些陋规。[30]更重要的是，他们又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规礼送入各上级衙门。这正是清季西人马士（H. B. Morse）的直观感受：“一个中国官吏好像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以及他的同僚、上司和僚属们的生计而存在的。”[31]

（二）州县以上各级陋规

陈官俊曾形象地指出：“州县之陋规取给于百姓，而道府之陋规则取给于州县，所谓节寿规、四季规是也。”[32]其实不仅道府，州县以上各级的陋规都或多或少来自州县，后者例在“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三节，上司及其夫人的生辰）及上司到任、过境及谒见时赠送规礼。前引乌程县账册支出栏下有“各宪节寿”一款，引用如下：

按当日各上司“节寿”为规礼之大数。大数之外，以小数与其长随，谓之“门包”，通常另附十分之一的“随银”。又以小数与其传禀之役，即此处“外开发”“号房”之类。“乾礼”又称“乾修”，为州县馈送上司所荐挂名幕友之脩金。“杭文”“杭元”即杭州市平所计之银。乌程县每逢布政使、按察使、杭嘉湖道、盐运使、粮道、学政，本府（湖州府）以及杭州府官员节寿或到任（“新参”）之时，均赠送“门包”，并附“小随”“外开发”，其中按察使、杭嘉湖道、湖州府更馈以大额之规礼。湖州府因直辖该县，数额最多，除到任及三节两寿规礼较多外，各色长随（“把门门号”“接帖门上”“投文”“挂号”“管厨”“跟班”等）、衙役另有赏钱。此外，账册中另有“在城文武节仪”一款，即逢节日馈赠驻本县及省城杭州的文武同寅之规礼，各洋数元至十数元不等。金坛的情况与之十分相似，该邑规礼清单上开列着本府（镇江府）、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首府（苏州府）、本道（常镇通海道）、粮道、同寅（县学、捕厅、城守），每逢节寿、到任，各赠门包十余元至数十元不等，本府另送规礼，每次400余元。

节寿规礼之外，乌程县每月例送湖州府“月费”66.66两，全年共800两，每次另有门随洋10元。知府因公上省，乌程、归安二县每次送银50两。年底知府赴县盘查库项，须赠银400两。又，湖州府署各发审幕友脩金、火食亦由府内七县公摊，乌程每岁负担脩金240两，火食43200文，逢节日另赠各幕友节礼数元至十数元不等。不仅如此，府署内外一切琐细杂用，均由乌程、归安两首县负担。综计“各宪节寿”“府署费用”“在城文武节仪”各款，乌程县每岁至少馈赠各上司、同寅规礼银6258两。[33]

乌程的情况并非特例。清代自雍正朝创设养廉银，地方各级官员中，大抵督抚及藩臬两司事简而廉银较厚，道府以下，则事愈繁而廉银愈少。[34]其中道府（尤其是府）为当日地方行政中承上接下之要职，其廉银虽较州县稍厚，但与州县不同的是，道府并不“亲民”，不能直接在赋税征收中获得盈余和规费。因此，其公私之用几乎无不仰给所属州县（尤其是府内首县）。道光十二年（1832），御史徐宝善就指出，“向来道府收受陋规，曰三节，曰两寿，相习成风”，因“每岁修脯之费、公事之用，多或万余金，少亦数千金，悉借节寿之名取之州县”，而“州县无所怨，以为此事相沿，几成通例”。[35]在嘉庆初年的江西，“知府每月薪米之费，多取之于州县”，大县每月一百余两，小县八九十两，一县每年总须千余两，名曰“月费”，此外，“知府进省一次，各县亦送盘费银七八十两不等”。据说该省府缺向来“以属县多而有漕者为美缺，以属县少而无漕者为苦缺”，可见知府陋规出自属县漕粮盈余。[36]嘉道之交，直隶各道府因“养廉摊捐殆尽”，“又别无应得之项，延友办公，养赡家口，不免竭蹶”，“惟借州县所送到任、节寿、季规等项规礼为办公之用”。[37]可见，道府陋规基本是州县陋规的再分配。事实上，道府、州县之间的这一关系存在于各上下级之间，每一级官员都将得自属吏的部分陋规送入各上司的衙署。也就是说，州县以上各级陋规都或多或少地来源于州县。

对于督抚、布政使、粮道，以及少数道府而言，除去属吏的门包、规礼外，其陋规另有更重要的来源：因管理盐、漕、关、粮等事务，他们可以直接获得大量盈余、规礼，这是在更高级别上重复州县在赋税征解中的行为。如给事中黄中杰称：“各省督抚司道俸廉而外另得之项，岁有常规，督抚之兼关者则有税余，司道之管库者则有平余，道府之辖漕者则有漕余，又凡营销引盐地方无不各有规项。”[38]部分官缺“出息”较多，成为当日著名的“肥缺”。如四川夔州，广东韶州、肇庆，广西浔州、梧州各府及江西赣南道兼管税关，每岁盈余以十万计。陕西粮道、浙江杭州府、福建福州府及各属同知、广东广州府办理兵糈，其陋规取资米羡，江南诸省及河南、山东二省粮道则可获大量漕规。各省藩司陋规取资平余、解费，督抚兼管盐务、关务，亦有巨万之规费。[39]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按察使并不参与赋税管理，其廉银亦较督抚藩司为轻。因此，当日各省臬司多属“瘠缺”，其陋规与多数道府相同，主要来自州县的节寿规礼。[40]

（三）陋规的额数

前引二县账册直观地说明，陋规之款额是有成规可循的。康熙年间任山东郯城知县的黄六鸿在著名的《福惠全书》中就指出：“凡所云陋规者，乃地方历来之成例，而非自我创始者也。”[41]可见守令定义下的陋规最强调因袭“成例”。嘉道之际，官员也多奏称，相沿陋规俱有常额、定数，廉吏“于陋规之外无所求”，而贪劣之员则苛敛“竟溢陋规之外”。[42]这都提示出，陋规是由某种“惯例”或“旧规”来界定的，其数额相对“固定”，逾此之外时人即视作“赃私”，不复为陋规。

官员按相沿惯例所得之陋规，常被称为“自然之出息”，优缺、瘠缺之间，出息多寡相距甚远。关于其数额，由于官员讳言，极少有可靠的记载。然各优缺的出息额，似又是当日官场中的“常识”。嘉庆二十五年，某官员奏称：各省州县“缺分美瘠、费用繁简，各自不同”，如山西州县陋规，“有千余金，有数千金，或万余金至二万金者”，而著名的美缺，“如江南之上海等县、河南之祥符等县有多至十余万，山东之胶州、潍县、章邱、恩县有多至数万者”。[43]前文表1-1乌程县账簿可与之互证，该县陋规之大宗——钱漕盈余、盐当规礼各项，就达217355两。金安清也指出，嘉道年间，上海、南汇、嘉定、宝山四县，仅漕余一项，每年即有十余万两。[44]同期，湖南衡阳钱漕盈余可至六七万两，其数“视官吏廉贪能懦为多寡”，“而积任承袭，亦自有授受，廉者恃以自给，贪者无厌，或别求聚敛”。[45]而在湘潭，民间谓乾嘉年间殖官于此者，“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嗜利者不知足，犹可以多取。[46]这些记载说明：陋规之额数自有相沿惯例，足恃官员自给，然贪滥嗜利者尚可于此外“别求聚敛”。

以上记载多出自优缺，就整体而言，如尹壮图所言，陋规不及2000两者，“本系历来苦缺”，多数州县在2000两至数万两之间，兼管税关之道府，出息多在20000两以上。[47]郑家麟也观察到，州县陋规，“多者巨万，少者亦不下数千”[48]。这些描述或不十分“精确”，但至少在时人看来，除去少数苦缺，多数州县的陋规在2000两以上，数千两犹为少者，多者可至数万两。按州县额设廉银多为500～1400两，这意味着，嘉道之际，州县于陋规所入已经普遍高于法定之廉俸。

嘉庆四年，章学诚就指出，官员公私之用，“未有徒恃区区廉俸可给足者”，“区区”二字正道出廉俸之无足轻重。[49]乾嘉之际历任福建各属教谕的谢金銮也建议，官员初到任时宜详察该缺每岁“入数”，即“钱粮出息”“杂项出息”及廉俸。可知在地方官看来，出息在收入中的重要性大于廉俸。[50]嘉庆初年，洪亮吉在《守令篇》中有一段著名的描述：乾隆后期以来，里中任守令者之戚友为其所虑，唯在该缺“出息若干”，“一岁之可入己者若干”，而至守令赴任，“必先问一岁之陋规若何，属员之馈遗若何，钱粮税务之盈余若何”。亮吉所记为彼时日下之世风，然这一记载也透露出，乾嘉之际，守令们趋之若鹜的“出息”确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51]时人的这些观察亦得证于乌程县账册，知县1645两的法定廉俸甚至不足217355两陋规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且廉俸一项根本未记入账册的收入栏中。[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