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朝政中的少数派
在论及西汉的政治与思想史时，学者们经常征引几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比如，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因为不喜儒家学说而惩罚儒生辕固；武帝任用儒生赵绾与王臧推行仪礼，又举贤良将治《春秋》的公孙弘由微末小官擢升相位。除了考察这些儒生官员本人行止外，笔者更欲探究，公孙弘、赵绾与王臧的同僚是哪些人，掌控中枢的高官们有何典型特征，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到达权力顶层。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列有三公，即丞相、太尉（后改称大司马）及御史大夫的姓名、任期、卒年或罢黜年份。其记载起于汉朝建立（公元前206年）止于汉元帝中期（公元前20年）[7]。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对前表的信息作了补充，除了涉及三公的信息外，还记载了九卿、名将以及京城高官的姓名，任命、去世或罢黜时间。[8]
三公权力仅次于皇帝，位于汉代官僚系统的顶端。九卿则位于权力金字塔的第二层级。[9]京城的高级官员常常作为九卿的后备人选，地位等同于或略低于九卿。[10]除行政头衔外，汉朝的官员等级也以作为俸禄发放给官员的米谷来划分，从万石到一百石不等。据说三公年俸达万石，而九卿及大都邑的高官的年俸达两千石。这三个集团加上领兵打仗的将领是帝国官僚系统中最显赫的官员。[11]
图1.1 武帝时代身份情况不明与身份可以确定的高级官员
在汉武帝54年的统治期内，共有142人（原文为141人，根据图1.1改为142人。——译者注）担任这些官职。将散见于《史记》与《汉书》的相关信息汇总，可以确定77人的出身、仕宦途径、学术方向与关系网络等。（见图1.1与表1.1）[12]对上述信息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对日常操控国家机器的官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13]
显赫高官们的家世背景
武帝统治期间，共有12位丞相。其中3人属于外戚或刘姓皇族，6人属于高官后代。[14]而在这6人中，有4人为汉朝开国功臣的后代。12位丞相中，只有3位——李蔡、田千秋与著名的儒生公孙弘——不属于累世公卿的世家。李蔡出身将领世家：他的一位先祖曾在秦朝出任将军，而他的一位同族表兄就是汉朝著名的将领李广。田千秋曾为高庙寢郎，其家庭背景并不清楚。与那些几十年来其家族一直靠近权力金字塔尖的丞相们相比，李蔡和田千秋的出身可谓卑微。然而和公孙弘相比，他们的出身又可算高高在上了。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公孙弘曾为薛狱吏，有罪被免，青年时家中贫困只能养猪为生。
表1.1 武帝（公元前141—前87）朝三公九卿统计表
大体说来，在汉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前途，高级官员尤其如此。我们对丞相刘屈氂如何爬上帝国官僚层级系统的巅峰知之甚少。历史记录仅仅告诉我们，他是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刘胜之子。丞相田千秋的荣显之路让他的同僚们觉得匪夷所思。近70岁的汉武帝因为看到这位高庙寝郎一句话的奏章欣慰感悟，于是将其从一个微末小官提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几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丞相。根据班固的记载，匈奴头领单于闻讯后，轻诋汉庭不用贤才。[15]
在这12位丞相中，有7人在武帝即位前便早已担任要职，并在朝廷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初，在文帝治下，许昌、薛泽、庄青翟就已经承袭了祖父的爵位。窦婴、田蚡、李蔡，还有石庆在景帝朝官秩已经升为两千石。因其父功勋卓著，赵周在公元前148年封侯。公孙贺之父曾因军功被封为平曲侯，他本人在武帝尚为太子时任太子舍人。公元前135年公孙贺被擢升为九卿之一的太仆。
前朝功勋卓著的官员（尤其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并不需要有出色的表现，如果他们继承了爵位，就意味着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丞相的候选人。武帝依然延续了这种做法。正如司马迁所言：“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彊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16]
公孙弘的仕途之路与其他那些享受特权官位数十载的丞相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身为武帝朝唯一的儒生丞相，他直到公元前140年才涉足政治舞台。当时他年已六旬，之前只担任过博士——这个职位不承担任何行政职责，而且很快他就从博士任上被黜落了。多亏他的长寿，11年之后（公元前130年），70岁的公孙弘重新被任命为博士。两年之内，他就被提拔为左内史，官秩两千石。公元前126年，他担任御史大夫。他从公元前124年起担任丞相，直至公元前121年死于任上。从低微的博士到出任丞相位极人臣，他仅仅用了7年时间。公孙弘的平步青云与其他丞相的仕宦模式截然不同。而且54年间武帝任命的所有12位丞相中，只有公孙弘被同时代的人认作儒生。他的儒生资格是由他在《春秋》方面的学术专长确定的。在12位武帝朝丞相中，只有公孙弘是通过贤良举荐进入中央朝廷的。[17]
公孙弘的特殊经历是否表明一种新的晋升模式已经确立，而武帝对儒生的提拔和对儒学的揄扬促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答案很复杂。公孙弘是武帝第5位丞相，被任命于他当政的第17个年头。在随后的35年间，前后相继有7位丞相，而他们没有一个被认定为儒生，也没有一个是通过贤良举荐制度入仕的。除了田千秋之外，公孙弘后之其他丞相的社会出身以及晋升相位的模式都与在他之前的那些丞相类似：都曾经担任显要官职几十年，都来自几代人享受特权地位的官宦世家。如果公孙弘只是一个特例，他的青云直上是由武帝的个人意志而非当时的官场成例造就的，那么为何长期以来他的经历被歌颂为儒生在政坛取得成功的标志？[18]谁又造成了这样的曲解？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御史大夫、太尉、九卿和京城高官们的家庭出身、学术倾向以及仕宦模式。
根据《史记》与《汉书》的记载，武帝统治期内共有130人曾任这些职位。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在这130人中我们可以较为详细的了解65人的身份和仕途（见表1.1）。尽管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将高层官员的每一个人都逐一剖析，但仔细考察保存下来的资料能让我们对《史记》与《汉书》中所描绘的汉武帝的官场高层做尽可能忠实的再现。史料缺乏和认知的局限让再现历史成为一种认识论上的不可能，但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努力再现史料中所呈现的历史。
通过考察家庭出身以及仕宦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将这些官员们分成三个群体：朝中重臣家族之后，地方名门望族之后，以及出身卑微或身份背景不明的官员。65位显赫高官中，5人来自皇族或外戚，25人是曾侍奉先帝的高官之后。[19]这25人中有15人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开国功臣的直系血亲。[20]在武帝时代的朝中大员中，亲属关系织成了一张复杂的网。例如，在时任丞相的石德之父死于任上后，石德本人旋即得到晋升，位列九卿；公孙敬声在其父任丞相期间被委任为九卿之一。[21]司马安与汲黯是表亲，终其一生，两人的官秩都在两千石或以上。张广国于公元前113年被委任为太常，而其子张昌于公元前104年执掌了同一职位。李敢公元前118年任郎中令，而其父李广出任官秩在两千石或以上的各种要职凡40年。而李广的表弟李蔡从公元前121年至前118年一直担任丞相。简言之，武帝54年的统治期间，在65位除丞相以外的朝中大员中，有30位，近46%，来自朝中重臣家族。有权有势的官员家族本身在不断复制自己，制造高官。
我们虽然不能追溯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在京城任职的历史，但他们也在汉武帝一朝成功地将其子孙安插进了官僚集团上层。65位高官中有5人便带有这样的家族背景。郑当时与李广均来自地方军事世家，而卜式、孔仅与桑弘羊来自商贾之家。依靠自己的军功李广一步步晋升到权力等级的高层。卜式靠对政府慷慨的捐助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份官职。桑弘羊以郎吏之职入仕，而郑当时最初的官职是太子舍人。[22]成为郎吏或太子舍人往往依靠家族特权或靠对政府的捐助。司马迁愤怒地抨击武帝一朝任用商贾与卖官鬻爵之风。他提到，孔仅与东郭咸阳“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23]。他还称“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24]。之前并无担任公职记录的富贾之家通过安插族中年轻子弟担任太子舍人或出钱为他们买到下层官位，逐渐渗透入官场精英阶层。
65位朝廷重臣中，有13人入仕之初仅为官僚底层小吏，而最终爬上了权力巅峰。他们中并无一人来自权贵之家。[25]相反，司马迁与班固都着意强调，他们中有些人出身非常卑微。[26]例如，张汤之父为长安丞，据说曾因为在张汤看守家舍时老鼠偷了一片肉而对他大加鞭笞。[27]杜周初次任廷尉史时，只有一匹马，马腿还是瘸的。[28]这13人中有3人是因为特殊际遇成为官场的暴发户，武帝直接把他们从蕞尔小吏擢升为官秩两千石或以上的大员。朱买臣在长安城中忍饥挨饿时，只因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博得帝心大悦，骤然就提升为中大夫，由此开始飞黄腾达。[29]新安令史李寿与圉守卫魏不害两人都是机缘巧合，各自在暴乱中立功而封侯，之后不久又位列九卿。[30]
与这3个人的骤然拔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余10人均是从官僚集团的底层一步步攀上了仕途的巅峰。这些人或善于治狱，或能抑豪强平盗匪，或长于征税，依靠自己的行政能力得到提拔。他们另一个共有的特征是都和当时的权贵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让他们可以运用复杂的人脉，推进自己的仕宦之路。例如，在还是长安城里一名小吏时，张汤结交了武帝母亲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田胜，田胜将张汤引荐给了许多达官显贵。宁成为内史时，张汤做其下属。在宁成的推荐下，张汤当上了茂陵尉。王温舒、尹齐、杜周，还有兒宽都曾先后做过张汤的下属，由于他的推荐，这些人得以从下级官吏逐渐升至三公或九卿的高位。
除了出身小吏的官员，还有16位家庭身份没有明确记载的高官，他们中似乎没有人有出身贫寒。这些人没有一个像那些家境贫寒的同僚那样曾经混迹于官场底层。相反，他们中有几个初入仕途便担任郎官或封国的中大夫。[31]此外，史书中初次提到他们的行政职务即为县令，或为军中校尉或为一郡都尉。因此，他们的仕宦模式与那些出身地方名门望族的官员，如李广、郑当时等人类似。
等级制度的原则
笔者已经分析了武帝朝77名高官的一些基本特征：45人（约58%）或属于皇族或外戚，或来自累世出达官显宦的家族，或来自地方权贵豪门；13人（17%）出身寒微，以除任官僚系统基层的小吏开始仕途。（见表1.1、图1.2和图1.3）这些官员显示了截然不同的仕宦模式。通过对这些模式的评估，我们将考察在当时的政坛，何种能力可受到重用并能成为晋升的资本。对高层官员的全面统计分析能够从实例的角度修正我们对汉朝官员任用体制及其对精英文化的认识。
图1.2 武帝朝高官出身背景
图1.3 武帝朝高级官员仕宦模式
朝中重臣家族的后代是汉武帝一朝官僚集团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的仕宦之路也独具特色。最幸运者直接承袭父辈的爵位，由此成为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稍逊一筹者通常先在宫中充任郎官或为太子舍人，这些低级别的官位虽无多少权力，却为他们提供了与当朝大臣交往的良机，其中一部分人甚至与皇帝或太子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32]
高官们有权委任自己的儿子（有时是兄弟或侄子）为郎官，由此得以将他们的家族成员变为担任行政职务的后备人选。这种定制就是为人熟知的“荫任”。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汉武帝将贤良举荐制度变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然而与这种说法矛盾的是，正是在武帝统治期内，通过“荫任”进入官僚集团的官员人数显著增长。正如高敏所言，当时有爵位和封邑的官员人数减少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子孙后代无法再通过袭爵享受政治声誉与社会威望。因此，他们便开始充分利用“荫任”，将其变为权贵家族后代向官场渗透的最重要的渠道。[33]
而且，资料显示，这些家世背景显赫的郎官的仕途前景光明。在有记载的郎官中，出生高官家族的子弟都未担任过县一级的官职，更不要说在底层任小吏了。他们在入仕之初往往就跻身于官僚集团的中层。司马迁记载，汲黯的家族成员世为卿大夫，至汲黯已历七世。汲黯被委任为荥阳令后，因备感羞耻，辞官回家。武帝听说后，又将其召回拜为中大夫，官秩两千石。[34]高门显宦家族后代生来就注定享有高位，这种现象不仅为数据资料所证实，司马迁也屡言及之：
（石）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35]
（汲黯）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36]
高官子弟大概无须证明自己的行政能力便可身居要职，而其余的官员要攀上官僚集团的巅峰则既需要凭借他们编织的权贵关系网，也需要凭借自己的功劳业绩。然而，在官僚等级制度中，何种行政能力或学识被列为官阶晋升的考核指标？
首先，在作战中表现卓异与擢升要职密切相关。武帝朝77位大员中有19位参与过军事行动。他们中至少有7人主要凭借自己的战功升任要职。[37]他们的出身各异：有些来自权贵家族，有些家世背景不明。尽管并无多少军事阅历，那些宠妃的亲属直接就升为将军。司马迁指出，相当多的文官官职被军中老兵占据：“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38]《汉书》载，公元前110年，将军李广利的下属中，“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黜其劳”[39]。事实上，考古出土文献也证实传世文献的记载，在军中服役是通向仕途的重要手段。[40]
其次，成功出使外邦有助于树立声望获得重要职位。前往敌视汉庭的匈奴以及其他西域国家，路途艰难而危险。完成外交使命并能设法平安归来既需要良好的谈判技巧又需要极大的勇气。出身并不显赫的郎官张骞与江充主动选择担负外交使命，他们非凡的经历使他们获得了重要的职位。[41]
再次，武帝重视理财方面的学识。东郭咸阳、孔仅与桑弘羊都来自富贾之家。他们的理财专长对他们晋升高位助力尤多。著名的盐铁专卖政策促进了政府收入大幅增长，而该政策就出自这些人之手。为了解决连年用兵与自然灾害带来的巨额财政亏空，汉武帝发行了白鹿皮币与银锡合金币“白金三品”。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激增，新币导致通货膨胀，有效地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了政府手中。[42]而且，商贸被当作政府稳定财源之一，商人与手工业者被课以重税。桑弘羊又专设官员，在全国调配物资以平准，以此防止富商大贾牟取暴利。[43]在商人受到普遍鄙视，牟利被视为不道德的年代，任用理财专家并将商贸纳入政府财政策略在西汉具有重要意义。[44]司马迁评论道：“兴利之臣自此始也。”[45]
最后，行政能力，包括治狱、抑地方豪强与平盗匪、征税等，是官员升迁到官僚集团顶层的重要资历。在32位出身寒微或背景不详的官员中，12人主要凭借其政绩升为高官。[46]这些人一开始都是在县中为吏（司马迁称之为“刀笔吏”），因为他们在法规方面的专长而脱颖而出。[47]
儒生，黄老信徒与法家之士何在？
武帝朝77位身份可以确定的高官的仕宦模式表明，构建官场等级制的主要标准是世袭高位、军功、理财专长与行政能力。儒学呢？这77位高官中有多少人被时人视为儒生、黄老之徒或法家？通晓儒学五经对于官员仕途成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将大部分以小吏起家的官员都收入了《酷吏列传》。[48]因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主要职责都是追捕盗匪和其他罪犯，我们能据此把他们当作法家——与儒家学说极端对立的思想派别——的代表吗？[49]一些学者曾根据官员的性情与行为推想他们的学术方向，给他们贴上一个列在《史记》或《汉书》中的思想派别——儒家、黄老或法家的标签。例如，一些学者将几乎所有活跃于西汉朝的官员，甚至军事将领都分成两派，或属黄老阵营，或属儒家阵营。他们称，如果某人有诸如反对在北方用兵之类的言行，那此人便应属黄老学派。[50]
但如此探讨汉史并不合理。已有学者质疑将此类思想派别的标签套用于早期中国是否正确。诸如“道家”与“法家”之类的术语由司马谈创造，又经刘向（公元前79—前8年）修订。苏德楷（Kidder Smith）令人信服地指出，司马谈发明“名家”“法家”等概念并非因为他试图客观描述西汉之前的思想史，而是因为他意图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51]和这种观点相呼应，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与戴梅可认为，司马谈《六家之要旨》中“家”的概念并不指思想学派，而是指某些领域的专业学识。[52]
此外，政界并非只是学界的延伸，也不能将宫廷内的政治斗争不加批判地解读为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竞争。《酷吏列传》中没有一个官员被他们的同时代人视为法家信徒。而已知的曾研习法家的官员，诸如韩安国与张欧，《史记》中都独列有传记。司马迁在撰写《酷吏列传》时，并无撰写《法家吏列传》之意。同样，窦婴与田蚡都以提倡儒术闻名，但无人把他们说成儒学经典方面的专家，他们的同时代人也并不称其为“儒”。
这些例子意味着在《史记》与《汉书》中，某人是否属于某个学派并不依据其个性，而是建立在其接受的教育和学识基础上。事实上，司马迁认为一个人的性情和行为不一定会反映其学术方向，更不要说对某个学派的熟悉了。例如，张欧据说曾治刑名家，但司马迁赞之曰：“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张欧的举止大异于《酷吏列传》中那些擅长滥用刑法的官员。[53]同样，公孙弘被描述成一个阴险狡猾而报复心重的人。其卑劣的性格并没有影响其跻身儒林，其儒生的身份只是由其在《春秋》方面的学识而确定的。[54]如果不能按照传统观念给《酷吏列传》中记载的官员贴上所谓“法家”标签，那么让我们把注意力先放到儒生身上。我们的发现可谓令人震惊：在帝制中国初期政治史上最耳熟能详的主角——儒生官员事实上不过是官僚体制中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在前述77位高官中，仅有4人被司马迁确定为儒生：公孙弘、赵绾、王臧及兒宽。这4个人都是精通五经中的一种或几种经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2人。朱买臣据说研习过《春秋》，被班固评价为“缙绅之儒”（字面意思是一个宽大的衣带上插着用于记事的笏板的儒生）。[55]《汉书·艺文志》将孔臧的文学著作归入儒家。尽管司马迁没有明确将孔臧认定为儒生，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大概还是视之为儒的。[56]
结果，在汉武帝54年统治期间，77位身居要职的高官中只有6人（7.8%）被司马迁和班固称为儒生。（见图1.4）显然，儒生只是权力的金字塔上层几个落落寡合之人。这一发现促使我们不得不问一声，武帝所谓奖掖儒学是否有事实的基础。
儒生并非唯一的少数派。在这77位高官中，仅有两人——汲黯与郑当时被称为黄老学说的信徒，还有两人——韩安国与张欧被当作法家的信徒。[57]我们细查司马迁与班固撰写的史书，结果却发现，在当时只有寥寥几个高官对各种学派有所研习。
传统史学记述给秦政贴上“法家”标签，给汉初政治贴上“黄老学说”的标签，给武帝及其后的政治贴上“儒学”标签，这是将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直接投射到了政治领域。根据传统的史学记述，丞相卫绾在公元前141年请求汉武帝罢黜法家，标志着弘扬儒学的开始[58]；董仲舒在奏疏中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预示着儒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59]
然而，就在这些事件后不久，先是韩安国，紧接着又是张欧，相继出任御史大夫之职——而这两人都是公认推崇法家思想的。[60]卫绾与董仲舒的奏疏也并未影响郑当时与汲黯升迁到重要职位——而这两人都是黄老学说的信徒。郑当时虽然曾被短暂地贬为詹事，但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0年位列九卿，官秩两千石。汲黯在公元前135年被提拔为九卿之一，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他出任多个职务，官秩至少都在两千石。两道著名的奏疏似乎并没有对帝国的行政格局造成巨大的改变。它们表达的可能只是个人观点而非系统实施的帝国政策。
图1.4 武帝时期儒与非儒官员
如果仅仅从黄老信徒、儒生与法家学派之间争斗这个角度审视武帝时代的政界，不免会扭曲真实的历史面貌。笃信黄老学说的窦太后的确直接导致了武帝任命的两名儒生官员的贬官。然而在武帝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期内，这是唯一有案可查、可以确认的黄老信徒与儒生之间的冲突。
学者们试图发现更多的冲突，他们称，黄老信徒汲黯与儒生公孙弘之间的摩擦是由他们两人不同的学术方向导致的。[61]然而，汲黯一直都是公开斥责任何自己厌恶的人，甚至连武帝本人也害怕他的批评。公孙弘不仅与汲黯之间存在冲突，而且也与许多高官不和，其中就包括一些儒生。上述6名儒生从未结成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两位黄老学说的信徒也是如此。[62]汲黯与公孙弘之间不睦的根源在于前者一直介意两人之间悬殊的出身。汲黯为名门之后，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着特权地位；而公孙弘始为郡县小吏。汲黯对朝中新贵官位竟凌驾于自己之上大感羞辱。司马迁《史记》中载，汲黯曾讽刺皇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63]
况且，即便是黄老信徒、儒生与信奉法家者在某些重要决策上存在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也从未导致严重的政争。把这些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人而已，这仅仅是活跃在武帝朝堂之上的高官中的很小一部分人。少数几个官员之间的争斗不会动摇由百余位重臣组成的政坛。的确，影响汉代政治的动力并不源自不同思想学派之间的紧张冲突，而是来自其他完全不同的因素。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对当时官员的分类。
司马迁对其同时代官员的分类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仅有少数高官通晓五经，并被时人确认为儒生。人们不禁要问，司马迁与班固对于当时官场的分类是否合理。难道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后代还有身处高位的官员们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有没有可能接受过儒学五经的熏陶？“儒生”这个称谓可否用来指称他们中的某些人？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些疑问。
首先，将人群按标准分类是有意义的行为。不论“儒生”这个标签在汉代的使用有多么宽泛，司马迁与班固只将少数官员称为儒生。不论这样的分类是否代表了共识，公开的命名总能反映他们个人对儒生集团的定义。因此，我们应当尊重司马迁明确的分类（班固也遵循了这种分类标准），并考察他的官场分类体系。由此，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史料的认识，还能够探索司马迁通过将人物传记排列组合并分门别类传达出的信息。[64]
其次，仔细考察现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详尽地审视有记载的汉代高官及其子孙后代的教育情况。司马迁提到以五经为专长的儒生担任皇室子弟的老师或太子太傅、少傅。例如，《史记》记载，高祖外甥刘郢与申公同师，后刘郢为楚王后，便邀请治《诗经》的申公做自己儿子刘戊的老师。[65]申公的门徒王臧在景帝朝任太子少傅，这就意味着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曾做过他的学生。[66]景帝统治期间，韩婴为常山王太傅，辕固为清河王太傅。[67]
尽管《史记》中并未提及，但《汉书》记载武帝命太子刘据修习了《公羊春秋》，后太子又师从瑕丘江公学习《穀粱春秋》。[68]《汉书》中还载有武帝之子昭帝的一篇诏书，其中称“朕……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69]。
《汉书》还记载，景帝时的蜀郡守文翁曾将小吏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据说，文翁又在成都设立学官，让出类拔萃的学官弟子补任郡县吏。根据班固的记载，文翁外出巡查时，会挑选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学官弟子（“明经饬行者”）随行，所以学官中极有可能也教授五经。班固又言，武帝按照文翁创立的模式，命天下郡国皆立学官。[70]
以上的材料是现有资料中有关西汉建立到武帝统治末期统治阶层的教育状况的全部记载。其中一些故事经常被学者征引，用来支持武帝治下儒学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观点。但是把这些材料放在其历史和文献的上下文中来理解，我们将看到更为复杂的场景。毫无疑问，五经是某些学校和某些人任教时课程内容的一部分，然而汉朝统治集团却并非确定无疑地普遍接受了五经教育。
被皇室延请为师的四个儒生的例子都见于《史记·儒林列传》，在这一章中，儒生被描述成最有资格充任朝廷官员的人选。此章追溯了儒生官员的仕宦之路，并将他们担任过的重要职务一一列出。儒生在宫廷或诸王国中成为皇子或王子老师的事例集中被列举。这种叙述对读者有一种导向，让读者觉得聘请儒生作为皇室或诸侯王子的老师不是特例，而已成为常规做法。然而，上述这四个例子实际上都是个案，并没有代表性。据我们所知，除王臧外，汉初担任过太子少傅的还有3人，而担任过太子太傅的至少有11人。[71]在这些人中，王臧与叔孙通治五经，被称为儒生，而剩下的人都没有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儒生。卫绾因为他的“戏车”之技以郎官入仕。卜式本为富贾。石奋“无文学”。[72]石庆为石奋之子，而石德为石庆之子。[73]司马迁《史记》载，窦太后认为石家“不言而躬行”（大概是说他们“不宣扬繁琐的学说”），斥责儒者“文多质少”。
在西汉四朝（高祖、文帝、景帝、武帝）12位太子傅当中，有8位都来自辅佐刘邦建汉的开国功臣之家。[74]因此，的确有少数儒生在汉武帝时被任用为太傅、少傅，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阶层都受过五经教育：尽管有少数儒生占据高位的事例，这些例子并不表明所有的汉朝官员都是儒生。
武帝之子刘据与刘弗陵（后来的汉昭帝）研习五经的例子经常被征引，以证明汉朝精英阶层普遍研习儒学经典。说汉昭帝对这些儒学著作有一定的了解还算合理，因为他自己在前引诏书中也言及此事。但汉昭帝在发布这道诏书的时候仅仅13岁，甚至有可能更小。[75]在这样一份号召高官举贤良的诏书中，他提到自己对这些儒学经典的了解更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不过刚刚说到自己通《保傅传》等经书后，他就马上语气一转，称对这些书“未云有明”。这自然引出了后面的谕令，命高官举荐“贤良”与“文学高第”。[76]
说到刘据修习《公羊春秋》与《穀粱春秋》则有可疑之处。司马迁是刘据同时代的人，他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提到瑕丘人江生教授《穀粱春秋》，却并未提及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据学习《公羊》，更没有提到瑕丘江生是其学习《穀粱》的授业老师。刘据修习《春秋》见于《汉书》，此书完成时距刘据的时代已相隔百余年。[77]而且，在刘据活跃的年代（即武帝统治期），《公羊春秋》比《穀粱春秋》影响力更大。不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记录的教授《公羊》的儒生人数都多于教授《穀粱》的儒生。瑕丘江生是当时最有名的传习《穀粱春秋》的学者，但在朝堂辩论中却被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击败。有趣的是，《汉书》中并未具体指出刘据《公羊》的授业老师是谁，而只是确认瑕丘江生为其教授《穀粱》。[78]有可能是穀粱学派的追随者们在西汉末年力图美化其历史。一旦他们确立了对竞争对手的优势，便编造出太子修习《穀粱》的故事。[79]
关于文翁的故事，俞启定有力地证明了，武帝诏命天下郡国依照文翁范式皆立官学极有可能只是一纸空文。中央政府连扶植一个太学都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在地方上建立官学了。甚至在东汉初年，地方官学的发展依然不均衡。此外，文翁的故事直到百余年后班固撰《汉书》才被记载下来，而文翁的同时代人司马迁从未提到此人。现有的文献资料中也找不到武帝时立地方官学的诏令。[80]
因此，综合考察史料，我们不能得出汉代官员接受过五经的培训的结论。相反，武帝统治期内的高级官员普遍缺乏五经方面的学识。例如，司马迁曾指出，御史大夫张汤由于不熟悉五经，在徐偃引《春秋》为自己辩护时，张汤无法将其驳倒。前文曾提到过，围绕张汤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彼此之间互相提携。然而，当张汤判处重大复杂案件，试图援用载于五经中的古语作为判例以证明判决公正合理时，却不得不到他的小圈子以外寻找研习过《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兒宽充任自己的属吏。[81]《史记》还记载，公孙弘在众多要员中脱颖而出便得益于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82]。
甚至一直到西汉末年，在五经方面的学识依然未能成为仕途成功的必要资质，也没有被当作精英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司马迁和班固，而且两汉时期的其他同时代人一般都明确将专长为五经的官员与其同僚区分开来。汉元帝时代的少府欧阳地余称自己为九卿儒者，并告诫自己的后代在行为上要有别于其他官员。[83]汉哀帝时，当尚书弹劾给事中博士申咸与炔钦时，曾称这二人为“儒官”（“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84]
最后，汉武帝之后至西汉末年，都有对五经知之甚少的官员成功擢升高位。丙吉、黄霸、于定国等人的专长都是律法。丙吉与于定国始为狱吏，黄霸则通过捐官入仕为侍郎谒者。他们主要凭借政绩或人脉在元帝朝先后取得相位。班固特别提到，他们直到在官场有所建树后才开始修习五经。[85]比如，谈到丙吉的时候，说“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86]；于定国被迁升为廷尉之后“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87]；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88]。篡汉的王莽虽然以严格依照儒家经典推行疯狂的改革闻名，但与汉武帝一样，他也因为商贾善于理财就任用商人推行其经济改革。[89]
事实上，权贵家族后代把控官场以及专长为五经的儒生屡屡受挫一直都是当时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些武帝朝重要的儒生官员也屡屡提及。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奏疏中指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他因此请求皇帝将贤良举荐制度常规化，并兴办太学。[90]
十年后，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再次提醒皇帝注意此类问题。在奏疏中，他对当时官场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官吏们见识浅陋，无法向人民透彻讲解朝廷律令；而懂经学、通仪礼的人却没有机会晋升。[91]有鉴于此，公孙弘请求皇帝招纳太学博士弟子，任用其中通晓一种经学以上者或补文学掌故，或为郎中。
当儒生官员公孙弘力图解决此类问题时，他已在武帝朝身居高位6年了。然而，从公孙弘的奏章来看，儒生普遍仍难以进入官僚集团，更不用提进入权力中心了。董仲舒与公孙弘对武帝时代的官场看法相似，他们所描述的官场面貌与前述数据资料完全吻合。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武帝朝77位执掌大权的高官中，有39位为高官后代，其家族成员累世占据官僚集团显赫位置；有6人来自地方富贾之家；有13位是从官僚集团底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之巅；只有6位高官通晓五经，被时人称为儒生。除孔臧外，这些儒生官员没有一人来自权贵之家。这种趋势在宣帝朝依然在延续。尽管官场上层的儒生官员数量大幅增长，但他们中大部分（约93%）的家族没有任何可以追溯的在汉朝为官的历史（见第四章）。这说明，被时人称为儒的官员和来自权贵之家的官员分属两类完全不同的官僚集团，他们之间也很少有交集。[92]
根据以上考察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一二个案，而是细究司马迁及其同时代人如何记述当时的官员，我们就不会得出汉朝吏以上官员皆为儒生（即通晓五经的学者）这样的结论。[93]
重估举贤良政策与太学
有鉴于官员任用不是凭借自身学识而是依靠世袭的政治权力与财富，董仲舒与公孙弘提出了著名的建议：将贤良举荐制度常规化，招纳博士弟子入太学，完成学业者委任为吏或郎官。他们的奏疏一直被赞美为武帝朝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蓝图，在汉代思想史与制度史研究领域地位突出。贤良举荐制度被称赞为后世科举制度的先导，被视为武帝时代任用官员的主要方式。[94]学者们论及“儒学的胜利”，认为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将儒生入仕之途体制化了。[95]他们援引公孙弘与兒宽的事例，以此说明上述制度创新让出身卑微的儒生得以飞黄腾达。
然而，如果将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放在皇帝的诏谕或少数个案上，而是考察史料中所保存的所有高层官员的仕宦模式，我们所看到西汉官员任用制度的面貌显然与基于诏谕或个案而得出的论断大相径庭。[96]从董仲舒与公孙弘提出建议一直到武帝统治末年，其间相隔了三十多年，但是儒生难以进入官僚系统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武帝统治中国的54年间，77位占据要职的高官中，只有1人（公孙弘）是通过贤良举荐制度得到晋升的，仅有1人（兒宽）是通过太学入仕的。可见，这并非进入官僚集团上层的主要途径。[97]
况且，公孙弘与兒宽的仕途道路迂回曲折。他们最终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一些偶发事件。通过地方上的举荐，公孙弘两次被委以博士之职。他第一次被免职是由于武帝一时盛怒，而随后对他的晋升也显得武断而随意。兒宽就读太学时出类拔萃，完成学业后获得廷尉史之职。尽管职务低微，他还是被贬北地管理畜牧多年。[98]而他最终的升迁主要是因为张汤的举荐。完成太学学业只不过相当于得到了一张官场偏远席位的入场券。仕宦最终成功靠的是职场人脉而非专业学识或教育背景。汉武帝时期无论贤良举荐还是太学都不能确保儒生仕途一帆风顺。相反，这两条途径只是让少数人得以进入等级森严的官场。
如果通过贤良举荐政策或太学只能获得进入官场的入场券，而进入官僚集团高层困难重重，那么这两条渠道提供中高级官职后备人选的作用也需要探究清楚。
在汉武帝54年统治时期，共有八道诏谕号召高级官员为朝廷举荐人才。还有一道诏谕命令县级政府将有前途的才俊送入京师，就读太学补为博士弟子。司马迁也记录了公元前140年与公元前134年，由县政府举荐给朝廷的人才逾百人。[99]
然而，武帝时代在史册中留下名姓的数百位官员中，仅有7人是通过贤良举荐制度入仕的，其中包括公孙弘。还有3人是前朝老臣，被举荐后因年龄太大已无法担任任何职务。其余3人为董仲舒、严助、杨何，他们的最高官秩为两千石。[100]
在所有被举荐成为太学中博士弟子的人中，留下姓名的只有两人：兒宽与终军。终军二十多岁死在谏大夫任上，官秩八百石。[101]与完成学业后被委任为小吏的兒宽不同，终军很快就成了皇帝的亲信。但他的成功跟他博士弟子的身份无关，而是因为他的上书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见表1.2）
表1.2 武帝时代通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入仕者
续表
简言之，目前已知在武帝统治期间仅有9人通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入仕。通过这两条途径成为中低层官员的相关史料极为稀缺。但身居高位的官员中儒生凤毛麟角，而他们的仕宦之路更是迂回曲折，从中不难得出结论，在武帝时代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显然尚未成为任用官员的主要机制，而儒生进入官僚集团高层的路径远未制度化。
自宋代始，科举制度成为进入候补官员队伍的主要方式。撰写辞章的才具或对儒家经典的通晓成为遴选官员的主要标准，在仕途之始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世袭权力与财富，自然也就成为维系精英地位不可或缺的教育内容。[102]然而，在汉代情况要更为复杂。终汉之世，多种仕宦之路并存。有学者指出，在武帝之前，亲属关系、金钱以及军功是进入官僚集团的主要手段。聚焦于传统历史记述的研究者断言，武帝推行的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取代了旧有的方式，成为任用官员的主要依据。[103]但如数据所示，情况并非如此。世袭权力、财富与军功仍然是官员晋升制度中的重要力量，而只有少数人通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攀上了官僚集团的巅峰。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改革建议也印证了这个结论。他们的建议意不在废除已有的官场游戏规则，而只是要再加上一条，允许儒生凭借在五经方面的学识也参与其中。
后世的科举制度使学业优异者有望得到显赫的官位，与此不同的是，西汉朝通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入仕者通常在仕宦之初得到的都是低级官位。像公孙弘一样直接通过贤良举荐跻身高位的例子非常罕见。大部分被举荐者或博士弟子或被委任为郎官，或为高官属吏，这两个职位为行政官员提供备选人员。西汉的郎官约有千人左右。虽然目前我们对当时如何考察郎官以及具备何种资质才能被委以行政职务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许多角逐者正是凭借世袭的权力与家族财富成功入围。而如果熟识五经的儒者因察举或通过太学学习而成为郎官的话，他们不得不和来自权贵家族的人展开竞争。[104]
郡守或高官的属吏面临着另一种残酷的竞争。他们要完成诸如征税或庭诉之类的常规政府职能，由此得到相应的考评与升迁。这就意味着，不论是了解遥远的上古历史，还是熟稔有关宇宙或理想政府的抽象思辨都与他们的工作业绩无关，后者需要掌握涉及规章、法令与判例的实用知识。换句话说，使小吏更富有竞争力的并非是五经方面的学识，而是法律与财政体制方面的专业知识。例如，兒宽完成太学学业后被委任为廷尉史，因为“不习事”遭到贬黜。[105]武帝时代的儒生魏相从官僚集团底层崛起，并非因为他在《易经》上的学识而是因为其政绩。[106]传世史料与考古出土文献互相印证。如在居延发现的政府文档中，“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是一个合格官吏的标志。[107]西汉时，五经方面的学识既无法取代法律与经济的专业知识，也远未成为统治精英阶层典型的教育内容。
事实上，官员以吏为晋身之阶，仕宦有成的现象应该特别引起注意。在帝制中国后期，明令禁止受过法律与财务实训的吏员们参加科举考试。这不仅意味着将他们排除在官场中高层之外，还直接导致了上层社会鄙夷、忽视专业技术知识。[108]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汉代，文吏与皇帝的郎官都被视为候补官员的重要来源。首先，有名望的文吏可以直接受惠于贤良举荐制度。已有学者指出，在被提名举荐的“贤良”“方正”与“茂才”中就有为数不少的任职地方的文吏。[109]其次，除了受举荐这条路之外，文吏们还可以凭累计的功劳与服务的年限晋升行政职务，甚至跻身高位。结合传世史籍与居延汉简上的材料，大庭脩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重要的官员任用方式在汉代已经制度化了。最近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论断。[110]1993年出土的一份档案记录了西汉末年（不早于公元前10年）东海郡大约一百位低级别官员的工作表现与升迁情况。廖伯源仔细研究了这些文件所反映出的官员升迁模式，令人信服地指出，吏员通过对其日常工作表现的累计好评升任行政官员属于官场惯例。事实上，与贤良举荐制度和太学相比，这是一条更为重要的入仕途径。（两者事例之比为66∶5。）[111]尽管这些考古数据局限于郡县级别的官员，但我们对武帝时代高级官员的研究正可与其相互发明。前文已述，一大批家世并不显赫的高级官员凭借其在法律与财务方面的专业能力从吏员的位置上得到提拔。他们的日常工作表现和行政管理能力对于其晋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意味着汉代社会上层非常重视专业的技术知识。这些技术知识在精英教育领域对儒家五经构成了挑战。因此，无论是入仕还是晋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远不能给通晓五经的儒生带来优势；也不会让社会上层产生紧迫感，将关于五经的陈旧学识吸纳为必修的教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