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66年春天，我购买了我当时所拥有的最昂贵的历史书——劳伦斯·斯通的《贵族的危机》一书，600多页——遍布图片和表格，花费了奢侈的5英镑，但在我看来，物有所值。因为它本应写于20世纪下半叶——对一个社会现象热情而严格科学叙述，如果斯通所言属实，这个现象深刻地影响到英国的历史进程。只有同时代的其他两本著作——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和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1971年）——能够与斯通的说服力、磅礴的气势和深度的解释相媲美。所有这三本书，尽管在政治和方法上迥异，但共同代表了后来被称为“新社会史”的胜利。[1]
正如在1985年发表的自传性演讲中所解释的[2]，斯通最初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R.H.托尼的吸引，进入17世纪研究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海军休假时，斯通定期拜访托尼。托尼被斯通描述为居住在布鲁姆斯伯里污秽之地，穿着布满黑洞的衣服，这些黑洞由其烟斗落下的烟灰所致。斯通从这位“圣洁的，如果不完全是实际的人物”那里，接受了一个关于17世纪英格兰的革命性观点[3]：
我认识到，在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发生了西方历史上几乎最伟大的变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大一统的天主教转向基督教多元主义，随后又转向世俗主义；清教主义的兴衰；向全能民族国家进化的夭折；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激进革命；相对自由政体的第一次大范围建立，它拥有弥散性权力、宗教宽容和一个权利法案；创建了一个由土地贵族统治的社会，这些土地贵族以其企业家精神、父权主义和对政治权力的近乎垄断而在欧洲独一无二。
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在《英国革命之起因》长篇大论的第三章中都得以论述。正如托尼一样，对斯通而言，17世纪的剧变对现代性叙述至关重要。
那么，斯通是如何撰写这个过程的历史呢？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式——描写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出现的历史，创作一部宪政史，是其完全不予考虑的。斯通愉快地承认自己是“略微过时的人，辉格派的最后一人，以及……启蒙运动时代的人”[4]，但是，正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执拗地反对狭隘的维多利亚政治史——叙述伟大政治家——这种模式统治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大学的课程体系。他认为“正式的宪政史”是“切入历史变迁错综复杂局面最无效和最无意义的方式之一”，因而不予理会，斥之为“历史古文物研究的削片和碎屑”[5]。
然而，尽管斯通与托尼交往甚密，但他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他反而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吸引：后者的著作“较之任何一个学者的作品可能对我影响更深”。吸引斯通的并非韦伯的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更多的是这位社会学家的方法：“韦伯在阶级与地位之间进行细微区分，他密切专注观念和意识形态与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些指引了我的思考，启发了我的研究。”[6]
在一剂社会理论良药的帮助下，历史学能够走向现代化，这个信念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的普遍想法。1966年，即《贵族的危机》出版后的一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专辟特刊《历史学的新路径》。几乎所有撰稿人都认可基思·托马斯的观点，即历史学的未来需要“在社会科学方面更为系统的灌输”[7]，他们同意摩西·芬利的观点，“社会学分析不仅补充和强化了更为传统的方法，它还引入了激进的修正”[8]。社会学的吸引力来自三部分：它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中的进步政治联系起来——它使得历史学更为目的明确；它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不只是对治安法官、文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员这个（男性）统治精英阶层的政治教育；它遵循了对科学和技术的迷恋，在工党中曾如此宣称这种迷恋，他们以其对“白热化技术奇迹”的大众化承诺来对抗保守党的外行做法和特权。
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一书中，斯通对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模型的谨慎运用，使其深深扎根于这一传统中。他的辩解是对摩西·芬利的直接回应——“历史学家倾向于古文物研究的事实搜集，社会科学家能够对此进行匡正”；后者提供“一般相关性”的洞察力和“新问题”“新的审视方式”“新范畴”“新想法”。[9]社会科学能够使历史学不断进步，变得现代化，并且与当代社会相关联。然而，这样的方法带来了棘手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吸引力在于其普遍性——它声称提供对社会的洞察力，而非对特定社会。这种主张有利于使社会科学历史与今天产生关联，但却付出了丧失历史学的传统要求的代价，即解释一个时代或重要时期的特殊性。这种历史关注大的社会力量——例如现代化——这看起来忽略或无视人类能动性和经验的特殊性，并加强了这一倾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斯通所称的“直接叙述”及他采用的模型和“多因分析”之间的结合，远非一个十分满意的结合。
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解释中社会的至关重要性这个问题上，斯通观点中的这些冲突。斯通写道，“社会结构与政治机构之间有直接关系，以及前者倾向于决定后者，这个观点在今天被广泛接受，即便是强烈反马克思主义思维模式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亦不例外”（第39页——此为原书页码，下同）。但是，《英国革命之起因》最迷人的特点之一是，斯通如何力图展现这一观点，然而似乎又被迫去限定这个观点。他承认，“社会原因仅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第40页）；阶级和社会地位无法解释政治忠诚（第71～72页）和宗教信仰（第99页）。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冲突是关于在何种程度上历史事件是由结构决定的或者是人类能动性的结果。斯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是创制了三个时间间隔递减的年表，用以识别革命的前提、促变因素和诱因。[10]年表越短，偶发事件和个人行动则越发重要。但是，其叙述的主体——接近60页——专用于前提，他认为前提“导致权力的些许再分配几乎不可避免，并使得教会改革极为可能”（第117页）。斯通叙述中的矛盾情绪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对比1972年出版的《英国革命之起因》初版和他在1965年关于英国革命的叙述[11]，这种矛盾情绪看起来甚至更为显著。
斯通写作《英国革命之起因》之时，正值社会科学历史的矛盾性成为历史学家辩论的一个主题。20世纪60年代的情绪高涨，甚至爱德华·汤普森在1966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也表达了对社会科学历史的些许（有限的）热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过时的政治史共有敌意的推波助澜，这种敌意掩盖了其支持者之间的分歧。社会史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宣称客观性和普遍真理的社会科学历史，其范围宏大，通常基于定量数据；另一方面，社会史逐渐意识到其（主观的）政治目标，范围缩小，转向讲述故事和地区性细节，希望恢复群体的历史，而这在以前被边缘化或者忽略。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家在光荣的“历史学号”船上作为盟友受到欢迎，并将推动这条船驶进新的水域，然而，现在他们遭到了猜疑。在爱德华·汤普森对基思·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一书的评论中，可以很好地捕捉到这种情绪：“在一些人看来，对历史学家系统灌输所有社会科学，让人想起受精的场景，克利俄（九位缪斯之一，掌管历史、史诗的女神——译者注）呆滞而冷淡地平躺着（可能眼珠转动），人类学或社会学将自己的种子射入其子宫。”[12]
斯通本人既不属于“理性的”社会科学历史的阵营，也不属于新左派和新社会运动诸如女权运动的社会史一派。然而，至20世纪70年代，他的观点急剧转变。在1975年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讲座中，他继续苛责传统政治史，并就某个社会科学非常荒谬、幼稚机械论的断言提出警告。他沉思地说，“或许是时候重申除一般理论模型和程序上的洞察力之外，具体情况、特殊情况和偶然情况的重要性”。[13]至1979年，斯通宣告历史写作中他所称的“叙事的复兴”的到来，批评社会史的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倡导的历史变迁三分法观点，而斯通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中曾经使用过布罗代尔的这个观点。在他自己的写作中，他从未放弃过广泛的结构论，但是，在其有关家庭、婚姻、性和离婚的著作中，他也乐于讲述故事，并着迷于轶事。
斯通视历史为一种理解和分析的方式，它永远存在于当下，无法从中逃离，这就是斯通的巨大力量。尽管他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一些人会说过分坚定），他始终意识到历史知识的暂时性，并总是准备寻求新途径来强化它。正如他所说：“从早年起就意识到历史认知的暂时性，我转入对理论、概念、路径和模型的无休止追求中，喜新厌旧；同时转向寻求方法论灵感，从马克思到韦伯，再到一些现代美国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接着政治理论家，最近则转向人类学家。”[14]他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中试图为了历史原因调度社会科学，这种尝试具有如下特征，即战后自由主义和左派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充满信心。但是，这种尝试也是斯通永无停歇的求知欲的一部分，这使得他成为我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之一。他是无畏的，总是准备在他对某一新想法或项目的热情中不顾一切。他是一个永无休止、精力充沛的探索者，如同每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谈及他的“学术生涯中多变的奇幻历险”，斯通总结道：“我不断遭到来自食人魔、龙和海蛇怪的攻击；我曾几次受到外表妩媚动人的女海妖的引诱；我曾犯下航行错误，这至少一度使我濒临船舶失事的境地。尽管我幸存下来，并继续航行，但我仍未看见伊萨卡岛的海岸。”[15]
《英国革命之起因》是一篇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的简短论文，它提供了对这个论题的一种解释，该论题随后成为英国史最具争议性的论题之一。斯通在写作时的大胆，使其成为整整一代历史写作的靶子，其中绝大多数致力于打破斯通的全局，将17世纪的剧变去激进化。然而，现在很明显的是，尽管少数学者准备攻击斯通所提供的大综合体（我们生活在不那么嗜血的时代），历史编纂学又一次开始认识到斯通所力图阐释的冲突和激进主义。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世的话，这将不仅会博其一笑，也会唤起那些热情的劝告之一，斯通正以这些劝告而闻名。
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
[1] 我或许应该加上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全部著作。尽管其中没有一本能够与斯通、汤普森和托马斯的著作相提并论。
[2] 劳伦斯·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见《学问人生：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演讲集》，道格拉斯·格林伯格、斯坦利·N.卡茨主编，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36页。
[3]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21～22页。
[4]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22页。
[5] 斯通：《英国革命之起因，1529—1642年》，1986年，第ⅻ页；斯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载《历史学的未来：范德比尔特大学百年论坛论文集》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版社，纳什维尔，田纳西州，第6页。
[6]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27页。参见《英国革命之起因》，第170页（此为英文版原书页码，下同——译者注），斯通形容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韦伯主义者”。
[7] 基思·托马斯：《工具与职业》，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66年4月7日，第275页。
[8] M.I.芬利：《解冻经典著作》，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66年4月7日，第289页。
[9] 斯通：《英国革命之起因》，第22页。
[10] 这种对时间的三分法来自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三个历史时间，即结构、事态和事件史，但又不尽相同。见斯通在《英国革命之起因》中援引的结构和事态，第117页。
[11] 《社会根源》，载《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会变迁和革命，1540—1640》，朗曼，伦敦，1965年。
[12] E.P.汤普森：《基思·V.托马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评论》，载《米德兰历史》，第1卷，第3期，1972年，第41～55页。
[13] 斯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载《历史学的未来》，第39页。
[14]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34页。
[15] 斯通：《1985年哈斯金斯演讲》，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