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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的特奥·皮拉在那台有着长长的滑动架的打字机上打完报告后，把纸从滚轴里拿了出来。他再读了一遍:“玛丽亚·艾希后悔爱上一个只有能力砍取暖木头的纳粹后，埋头工作，从刻苦劳动中寻求慰藉，正在成为德意志剧院唯一的伟大的女演员。”
他觉得自己写了一份精彩的综述，接着吞了一小块涂了芥末的酥皮卷肉。他还喝了两杯啤酒，惬意地吐着气。他看着黄昏，面色红润，眼睛湿润。透过窗户，他可以看见在美国占区行驶的大卡车的车灯。为了放松一下，特奥翻了翻《新德意志报》，无意中看到一张布莱希特在德意志剧院前与几个演员的照片。他想:
一个《格林童话》里的那种农民，他用瞎了一只眼的鹅来跟您换一头牛，还要让您相信您做了一笔好买卖。
特奥打开他黑色的公文包，把最新几期歌颂作为民族先锋的共青团员的《新德意志报》放了进去。
他走了出去。骤风里夹着雨，杨树被吹得东倒西歪。他在飞旋的落叶里成了幽灵。夜晚，废墟显得更长，让大地失去了意义。
那是在海鸥俱乐部的一次午餐后，布莱希特带玛丽亚去参观魏森湖的别墅。湖边森林里的这一偏僻住所，是按照新古典主义风格建造的，有希腊式的三角楣，还有柱子，一个被挑棚遮盖着的台阶，每年冬天，挑棚上总会留下正在腐烂的树叶。
黑色的斯塔伊车行驶在一条泥泞的路上。
他们在一串钥匙里找了很久才找对钥匙，之后便走进了屋子。
一股浓烈的霉味让他们吃了一惊。他们推开里面积满了蜘蛛网的百叶窗，走过满是死苍蝇的地板，爬上通往二楼的大理石楼梯，穿过很多间黑暗的房间。他们压低了声音讲话，穿着大衣穿过几个宽敞的房间，停留在了楼下的客厅里，坐了一会儿，透过旧纱窗帘看着窗外的树枝。就在此时，玛丽亚吻了他。他躲开了:
“别吻我!”
他们面对面地看着彼此。没有共同的过去。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绝不是我们心里所期望的。我要睡觉，走路，生活，跟这个男人睡觉。她想着。对玛丽亚·艾希而言，德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是两边种满桦树林的连绵的绿色丘陵，是被毁的高速公路，是云;而对布莱希特来说，这是一个需要用钱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实验场，年轻人用来进行意识形态革命的实验室。两个人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相同的看法。
众多空房间里的一切都沉浸在灰尘和午后的阴沉形成的灰色调里，布莱希特则倚靠在一个大理石的壁炉上。这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住所有着深色调的华丽，旧墙饰上破损的深金色，向他证明了顿姆希茨和其他人决定大张旗鼓，把他当作国家官方艺术家来对待。
然后他看着玛丽亚·艾希品尝切开的橙子。她有着某种撩人的东西。橙子一片片消失在她嘴里。他想:一个孤独的印第安小女人。只要脱掉她的衣服，她肯定立刻蜷缩在沙发上。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奢华的江湖术士，想想无数二十五、三十岁左右的女演员，搞不清谁是谁，一个一个睡过去，真是惬意。
他点燃一支雪茄。他的慷慨在于用戏剧美化玛丽亚·艾希，让她显得比其他大部分女演员更吸引人。他在床上向来不诚实(他想道:“床”)，但是他在剧院明亮的舞台上总是很慷慨，他会把这个维也纳小摆设变成一个出色的安提戈涅。她就是魅力本身，两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在一张床上睡觉，而从不会在同一时刻想同样的事情。暂时的愉悦。微笑、轻盈、金发、雪白的脸，魅力本身……
他向前厅走了几步。她脱掉了大衣，随意地披在肩上。她也走了走，在走廊尽头发现了一个旧的杂物间，里面有一些旧碟子，陶瓷上画着有立体感的芦笋。厨房桌子的抽屉里还有些叉子和小勺子，奇怪的是，还有些鸡毛，好像是以前某个孩子特意收藏的。
布莱希特默默地站在一扇窗户前，凝视着白蜡树。世界变了。德国只剩下千疮百孔的城市和美好的意愿。
玛丽亚拿了一只蓝色的碟子回来。
“瞧瞧它多漂亮……”
布莱希特含糊地回答道:
“很漂亮。”
“以前谁住在这儿？”
“什么以前？”
“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他重复道。
他点燃他的雪茄。
“肯定是坏蛋纳粹。”
他的话让玛丽亚吃了一惊。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已经在猛敲玻璃窗，以引起在院子里走动的那个人的注意。
突然间，下午失去了光泽。玛丽亚唯一的感觉，是崩溃。她成了废物，不合时宜，像一条挂在衣架上的裙子。她能听见，能看见，能走路，但一切都变得混乱，如果让她谈谈她的感受，她会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在混沌的世界里流浪的人。
布莱希特注意到她脸色苍白。看到她站在窗前如此脆弱，如此无助，他心中涌出一股柔意。当她把左脚的鞋踏进一缕光线里，似乎想看看鞋子是否结实的时候，布莱希特走到了她身边。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他把双唇印在她的衬衣领子上。
“您又不是在法庭上受审，玛丽亚!……”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结满水垢的烧水壶，喝了点茶。
布莱希特的鸭舌帽一直牢牢地扣在头上。玛丽亚因为那些让她变得一无所有的事情而焦躁。而他以为他遇见了一个复杂的女演员。他们觉得冷。他们来到离腓特烈大街车站不远的一个偏僻的咖啡馆里，这种沉闷的地方只有一张大圆桌，铺着一块洁白的桌布。这种白色藏着秘密的信息。
这地方很清静，轰轰作响的炉子叫人舒畅。布莱希特从大衣里拿出一支笔，一个本子，画了一个圆圈:他又与他的安提戈涅在一起了。玛丽亚看着他的手画着表演区域。在一座被毁的城市里，有一只手脱离一切，在画画。布莱希特的笔慢慢地动着，画了一些平行的直线，是几根柱子。笔停留在空中。布莱希特说:
“卡斯帕·奈尔会画马头，我，我不会。”
接着，他喝了他的咖啡，没等玛丽亚喝完她的，又说:
“我们约了在德意志剧院见面……”
外面冷得可怕。但是玛丽亚离开那漂浮着雪茄烟臭味的小屋，感到如释重负。
苏联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然后又遇到了几个十字路口，一条运河，一些树荫，几辆马车，一个巨大的瓦砾堆。夜晚慢慢地逼近，一个雷声，只有一个，在城市上空滚过。布莱希特减速，把车停在一个几乎完好无损的院子的门廊前。一只火盆前放着几件大衣。一个女人摇着一张硬板纸驱散呛人的烟，把炭火扇得发红。
“看看这些可怜的人。”布莱希特说，“看看他们，看看他们!……躲在他们的国家里，躲在他们肮脏的生活里，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陌生……他们是德国人，他们说着我的语言……说这样一种美丽的语言，可不简单，他们不知道它有多美丽……在我的戏剧里，他们至少能重新找回他们的语言……”
他重新发动汽车。
离格利尼格桥不远处，有几个苏联士兵在进行毫无意义的例行检查。一个苏联士官把布莱希特说的话从德语翻成俄语，再把他自己说的话从俄语翻成德语。玛丽亚忍不住想着德语翻译成俄语后贬值了，变成了粗暴的语言。一个检查车上物品的苏联士兵那审讯的目光，一个士官核对斯塔伊车的证件和牌照号码时的仔细谨慎，不但没有激怒布莱希特，反令他心情不错，仿佛他觉得受到了这些警察士兵的保护。但对玛丽亚·艾希来说，这样的检查让她回忆起其他的检查，尤其是她父亲，在魏斯小剧院里，走进他女儿的化妆室，扯下她的小金链子和晃动的十字架。
夜里十二点半左右，他回到巴特弗斯劳的大别墅，搜查玛丽亚的房间。他把床垫翻了过来，把五斗橱的抽屉扔到地毯上，疯狂地寻找《圣经》、精装版的《海涅诗集》。他吼叫着受够了有这样一个“天……天……天主教的女儿”，像“她那笃信宗教的呆鹅母亲”一样。接着他用双手拼命地挤玛丽亚的脸。他强迫她照镜子，问她是不是更像一个圣女，或是更像一个妓女。然后，他用戏剧化的大动作，把一本弥撒经书和一串小念珠扔到厕所的马桶里，说他永远都不能接受他活泼的女儿跪在那里，嘀咕着那些把人类当作一群咩咩叫的、等着被带到屠宰场的傻子的说教词。
是的，苏联人慢悠悠地检查他们的证件的时候，玛丽亚想到了父亲的那次歇斯底里，想着挂在厨房抽油烟机旁、旧暖气片上的日历，上面的天主教节日都用红色的粗铅笔狂怒地画去了。
她想到了这个要把所有能让他想起女性世界、《圣经》教义、提倡美德与善行的东西都除掉的父亲。汽车重新发动时，布莱希特问玛丽亚想不想下象棋。她根本不想。她依然在回忆父亲的野蛮，回忆她在浴室里哭了两个小时，仿佛世上的温柔与坚定都随着被他扔到马桶里的东西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