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密苏里这地方，拾掇尸体的手法无疑是顶尖水平。那些死去的可怜骑兵，被打扮得整整齐齐，就像是为了结婚，而不是准备下葬。他们的制服都用灯油刷过，挺括利落，那样子是他们活着时从未见过的。他们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仿佛入殓师绝不想看到有任何胡须出现。那个骑兵沃齐豪恩，认识他的人，如今没有谁能认出他来了，因为他那邓德里雷爵爷样式的连鬓长胡子[1]，之前无人不知，现在却不见了。可话说回来，死亡也总会把你的脸变得挺陌生的。他们的棺材盒，是很便宜的木头做成的，这一点不假，但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你抬起这些盒子，随便哪个，里面的尸体就会让底板弯曲下沉很多。锯木厂把木头锯得太薄了，只是薄薄的一片，而不是一块厚板。不过，挂掉的那些伙

计，才不会计较这类的破事。关键之处在于，看到他们最后被弄成蛮不错的模样，考虑到这个，我们就还有点儿高兴。

我现在所说的，是我第一次掺和打仗这档子事儿步入尾声时的情景。那差不多是1851年，应该就是吧。细皮嫩肉的少年期已过，我十七岁，就在密苏里志愿当兵了。只要你没缺胳膊少腿的，他们就会收你。假如你是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小伙子，他们大概也照样会收你。在美国，唯一比最差劲的工资更差劲的，就是当兵拿的那份军饷。他们喂给你的伙食，是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结果你拉的屎也是奇怪的臭味。但有份活儿干，你还是开心，因为如果你不肯为了那几个美元卖命，你就得饿肚子。这可是我学来的一个教训。反正，我讨厌挨饿的滋味。

我跟你讲，有一种人就是喜欢当兵，也不管那收入是有多可怜。这是真的。首先，你能分到一匹马。那也许是匹瘸腿的老马，也许是有疝气的老毛病，脖子上也许有球那么大的一个肿瘤，但那终归是一匹马咯。第二点，你能得到一套制服。接口缝线的部位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破绽，但终归是一套制服。蓝制服，蓝得就像大头苍蝇的外皮。

对天发誓，在部队里生活过得不错。我那时十七岁，要么就是刚到十七岁，我不能很肯定。当兵之前的那些年月，我不能说过得容易。但跳舞跳了那么久，我身上还是练出了不少肌肉，整个人细瘦又结实。那些客人，我不想说他们的坏话，我应该替他们说些好话才是。换作是你，既然拿出了一块大钱请人跳舞，你也总会指望能跳上一会儿，在地板上划拉几个舞步吧。

军队收了我，说到这个，我还挺自豪的。感谢老天，约翰·柯尔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后一个朋友。几乎整段军旅生涯，他都跟我在一起，我们各个方面也都挺合得来。我是个毛头小伙子，他也差不离，但即使才十六岁，他看上去还是活脱脱一副大人的样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大概十四岁吧，我觉得他很特别，酒馆老板也是这么说的。“是时候啦，小伙子们，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他这么说的。约翰皮肤黑黑亮亮的，瞳孔也是，那时人们把这称为“印第安眼睛”。排里年龄稍大的那些家伙总说，印第安小子们都是坏种，是邪恶的坏小子，身手麻利，瞄你一眼的工夫就把你干掉；他们还说，印第安人就该从地球上消失。“当兵的都喜欢吹牛说大话，打仗的勇气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约翰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跟约翰·柯尔，我们俩是一起去征兵报名点的，我俩算是捆绑销售吧。我们落拓潦倒，都是一副裤子包不住屁股的模样。我们看上去肯定像小叫花子。他在新英格兰出生，然后他老爹的农田里寸草不生，什么也种不出来。约翰出来闯荡时才十二岁，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自己有伴儿了。就是这种感觉。约翰是典型的美少年，尽管饥饿，尽管面如菜色。我在密苏里的一道树篱下遇到他，远离圣路易斯老城大雨滂沱，我本以为会在泥沼地区遇到躲雨的野鸭子什么的，没想到是一个大活人。天跟漏了似的下着暴雨，我狼狈地寻找藏身之处，一眼就看见了他。要不是那场雨，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碰上他，当一辈子的朋友。可以说，这样相遇挺奇怪的，是命中注定，是运气。但他见到我的第一个举动，是掏出了一把随身带着的小刀子，挺锋利的，用断开的铁栅栏尖头磨成。假如我看上去要对他使坏的话，他就打算拿刀扎我。我估计他大概十三岁，很警惕，一副离我远点的表情。不管怎样，就在前面刚说过的树篱下，我们开始说上话之后，他告诉我他太奶奶是印第安人，部落的人很久以前就从东部跑出来了，现在生活在印第安人的地界上。他从未见过族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跟我说起了这些，大概就因为我态度很友好吧。他也许这样想的，如果不立马让我知道那些不好的事情，他就会失去这突然而至的美好友情吧。想来如此。我就告诉他了，这个问题怎么看才是最好。我也是个出身可怜的穷孩子，来自（爱尔兰的）斯莱戈，一个败落的小地方。我们麦克纳尔蒂家的人也一样，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考虑到约翰·柯尔那脆弱的小心灵，我讲故事的时间点也该大跨度地向前跳进，这样就可以跳过我们早几年的经历了，除非约翰认为那些时光自有重要之处。我不觉得这段时光令人羞耻，或是充满苦难，我把它叫作“我们跳舞的日子”。毕竟，我们那时只是孩子，又不得不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求生。我们确实也活了下来，所以才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在树篱下相识，然后搭伴合伙去讨生活——如此自然、挺方便的一个选择——未成年的约翰，不满十四岁，跟我一起并肩走上了雨天的烂泥路，朝着那边疆地区的下一个城镇前进。那里有成百上千的矿工，六七间闹哄哄的酒馆开在泥泞的路边，巴望着那些糙汉能去找点乐子。并不是说，我们对这样的事有多了解。那时约翰·柯尔还是个纤弱的少年，有河水般黑亮的眼睛和瘦瘦的脸，身形细长如猎犬。我那时也更年轻，差不多十五岁，已经有了在美国和爱尔兰的冒险经历，但外形看起来跟约翰一样，还是小男孩的样子。不过，孩子们的自我判断不太准确，有时自以为庄严又高大，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个小不点。

“四处瞎跑乱撞，已经烦了。两人做伴比一人独行强些。”约翰这样说。

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找个活儿干，哪怕给人倒尿桶，或者体面人不愿干的任何差事都可以。关于大人，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不管什么混账工作，我们都欢天喜地去干，哪怕是清理阴沟、清扫粪便，或者被派去暗杀什么人，我们也无所谓，只要不被逮住就行。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我们只是两块想混口饭吃的无用木屑罢了。约翰把可以维持生计的差事叫作“天国的面包”，因为自从他老爹的庄稼颗粒无收以来，他就经常四处瞎转悠，人们通常愿意对他施以援手，给他唱圣歌，也分给他些许分量寒酸的食物。

像达格斯镇那样的地方可不多。其实，就是没有。达格斯镇到处闹嚷嚷的，难以安宁，马匹脏乎乎的，门推来关去都踢里哐啷直响，不时有怪人疯疯癫癫地喊叫。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几乎衣不蔽体，身上套着个装麦子的旧麻袋，腰部打着个固定的结，约翰要好一些，他有一套古怪的黑西服，很旧，从面料上的沙眼破洞来看，至少也穿了三百多年了。不过，约翰似乎觉得这身衣服挺舒服，裤裆的透气性极好，好到你几乎可以透过破洞目测他那家伙的大小，好到你和他说话时的目光得转向别处才行。我后来想出了一个应对策略：尽量把目光聚焦在他那张讨人喜欢的脸上。我们在一座崭新的房子前，构成墙体的木头还带着砍伐的痕迹，一看就是刚建成的样子，仓促到连墙上的铁钉都还闪着些许光泽。有块招牌上写着酒馆，就两个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招牌下面挂着一块更小的木板，上面写着：招男孩，要干净。

“看到了吗？”约翰·柯尔说。要说文化学识，他比我还差点儿意思。“你看，”他说，“我们至少能满足一半要求。”

酒馆里面非常舒服，装修用了大量的深色，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暗沉的镶木，长长的吧台色泽乌黑、质地光滑，仿佛下一秒就有黑油从木头缝隙里渗出来。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爬进小姑娘软帽里的臭虫，格格不入，很不自在。就像那些富丽堂皇的美利坚绘画，盯着的时候觉得画面气势恢宏，置身其中就没那么安逸了。吧台后面的人穿着体面的羚羊皮外套，不动声色地在擦拭着台面——那里已经够亮，根本没必要再接着擦了。这酒馆一看就是新店开张的样子。通往楼上房间的台阶上，一个木匠在忙着安装扶手栏杆，眼看就要装完了。那酒保的眼皮耷拉着，他也许早就看清楚我们了，甚至可能已经表达过“滚出去”的意思。然后眼睛睁开了。我们预计他会厌恶地后退一步，会破口大骂，但没有。这个眼光敏锐的家伙反倒微笑了，似乎挺高兴看到我们。

“你要找干净的男孩？”约翰问道，语气恰到好处，有一点拳击场上出手试探的意思，但仍然预示着相当的威胁。

“欢迎，欢迎你们。”那人说。

“我们？”

“是的，你们。要找的就是你们这样的，特别是那边更小个的那个，”他说，用手指了指我，然后像是害怕约翰会生气并闷头跑掉那样，也顺便带上了他，“你也行的。”他补充道，“一个晚上给你们每人五十美分，只要你们喝酒悠着点，喝多少都免单。我们后面的棚屋可以供你们休息，那里还是挺不错的，舒服又安逸，暖和得像猫窝。只要你们表现合格，待遇就是这样的。”

“那是要做什么呢？”约翰心存狐疑地问道。

“世上最轻松的工作。”那人说。

“比如说呢？”

“哎呀，就是跳舞啦，全部的工作就是跳舞。只是跳舞。”

“我想我俩可不是什么能跳舞的。”约翰说。他看上去大受挫败，极度失望。

“你们不需要正经八百地跳舞，不用像字典里对这个词的定义那样的，”那人说，“反正不是高踢腿那样的舞蹈。”

“那好吧，”约翰说，看上去依然在概念理解方面感到困惑，“可是我们什么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他边说边向对方展示自己破破烂烂的外衣。

“这不是问题，所有东西都由我们提供。”

此刻木匠已暂停了手头忙活的工作，正坐在楼梯上，咧开嘴巴笑着。

“跟我来，先生们，我给你们看看工作穿的服装。”酒保说。按照他那架势，我们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这里的老板。

他大步走过那崭新的地板，皮靴踩得咯吱直响，打开了进入办公室的房门。那里挂了个牌子，写着办公室。“哎呀，小朋友们请进，”他说，一边伸手挡着门，“我可是有礼貌有风度的人，我希望你们也讲究礼仪风度，因为哪怕是粗野的矿工，也喜欢文雅的举止。”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门，然后惊讶地看到，长条架横杆上挂着一排女人的衣服——那种连身长裙。我们仔细地打量周围，打量每个角落，发现这间屋子里除了连衣裙什么都没有。

“跳舞，八点准时开始，”他说，“挑合身的衣服穿就行，跳一晚每人五十美分，小费什么的你们可以自己收着。”

“可是，先生，”约翰说，仿佛面对的是一个让人忍不住要同情的可怜疯子，“我们不是女人啊。你看不到吗？我是个男孩子啊，托马斯也是男的。”

“没错，我很清楚你们不是女人。你们刚走进来的那一瞬，我就能确认。你俩是俊俏的美少年。招牌上说的也是招男孩子。我倒是巴不得能雇佣女人哪，可达格斯镇这里压根就没女人，除了杂货店的老板娘和马贩子家的小女儿之外全是男人。可男人没了女人会很苦闷、很沮丧的，那种感觉悲哀又凄凉。我希望替他们排除那情绪，在这过程中也顺手挣上几个钱，是的，小兄弟们，这就是伟大美利坚的风格做派。他们需要的就只是幻觉，只要幻想对方是那温柔女性就行。你们就正适合做这个，只要你俩愿意接下这份差事。就只是跳舞而已。不用亲嘴，不用搂搂抱抱，也不会动手动脚。哎呀，就只是一起跳舞，那种最文雅、最斯文的舞蹈。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粗野的淘金工们跳舞时会有多礼貌多斯文，那模样简直让人落泪。你们已经足够俊俏了，跟姑娘一样秀气，希望你们不介意我这么说，尤其是更小个的那个，”他边说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又连忙转头对约翰补充道，“但你也一样，你也一样。”

约翰看着我。我说我无所谓。好歹比披着麻袋饿肚子强。

“就这么着吧。”约翰答应下来。

“在棚屋那里，你们要好好洗把澡，要多擦肥皂，到时候会有人负责给你们内衣穿，那非常重要。内衣都是我从圣路易斯带过来的，你们穿起来会很好看，小家伙们，我估计几杯小酒下肚，那些男的没有一个能抵挡这种诱惑。达格斯镇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那些孤魂野鬼般的男人从此有了小美妞陪着跳舞。这一切都挺不赖的。”

我和约翰从办公室走了出来，边走边甩动肩膀，仿佛是在说，这世界真疯癫，但时不时地也有小幸运降临。“每人五十美分”。在往后的军旅生涯中，记不得有多少次了，我和约翰总喜欢在临睡前，在不同的栖身之地——空旷的大草原上，在荒寂的山坡间——重复这个短句，每一次都能开心地傻笑起来。“五十美分，每人五十美分。”

就在那天晚上，在那个世界一角昏暗迷失的历史中，泰特斯·努恩先生——那酒馆老板的名字——以某种男人特有的判断力，帮我们穿上了长裙。说句公道话，对扣子和固定衣服的丝带，还有诸如此类的一切细节，他还是很了解的。他甚至还非常有远见地往我们身上洒了些香水。这是我三年来最干净的一天，也许也是有生以来最干净的一天。坦白说，在爱尔兰的那些年，从来没有人夸过我清爽整洁。可怜的乡下农夫连浴室都难得一见，连肚子都填不饱，卫生习惯什么的根本不值得一提。

酒馆很快就宾客盈门了。海报一夜之间贴到了全镇各处，矿工们挺买账的，纷纷前来找乐子。我和约翰坐在木墙边的两把椅子上，模仿着姑娘的端庄举止和稳重安静。我们都不怎么看那些矿工，视线就只是直直地看着前方。沉稳斯文的女孩，我们其实也没见过几个，但模仿起来倒是有模有样。我套上了金色的假发，约翰戴酒红色的。我们坐在那里，整个人就像某个国家的国旗。努恩先生想得挺周到，在我们的束身上衣里塞了棉花。让我们看起来更凹凸有致，只不过依旧光着脚。努恩先生说，他在圣路易斯把鞋子给忘了，得往后再添置喽。他还说要小心，别被工人们鞋子踩到，我们说知道了。

淘金客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到一处地界，这我已看过千百次了。他们把美的东西全都毁坏抹掉，在河水里排泄，树木随之委顿凋零，就像村里原本活泼快乐的姑娘那样受到了侵犯。这些人喜欢粗蛮的食物，猛烈的威士忌，狂野的夜生活。说实话，哪怕是个印第安妞儿，他们也一样喜欢，只是那亲热方式让人难以接受罢了。淘金工们来到帐篷搭建的临时村镇，继而在那里胡作非为。倒也不能说所有矿工都是强奸犯，毕竟他们中只一小部分人是那样的。其他的矿工，有些人来自更文明的地方，是某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教授，也有因犯错而丢失饭碗的牧师、破产的店主、被妻子抛弃的男人……形形色色的人就像被扔掉的旧家具，但他们都走进了努恩的酒馆，他们的生活就此改变。努恩先生总是站在吧台那边，面前放着一把猎枪，一眼就能看到，他一伸手就能抓起枪。美国的法律是允许酒馆老板开枪对付矿工的，没错，行动自由度就是这么大。

也许，我们对应着客人记忆中的某个女人，扮演着他们初恋的女孩。我们长得干净又漂亮，我简直都希望能跟自己相识，和自己约会了。也许，对有些人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初恋。整整两年，我和约翰每晚都陪他们跳舞，而他们从未有过令人厌恶的举动。在这边疆地区，那间酒馆中，他们是绅士。午夜之后，他们被威士忌打倒，烂醉如泥。他们唱歌，随着曲调吼叫，他们打牌赌钱，偶尔还拔枪相向，他们挥动铁拳，彼此打斗，可一旦轮到跳舞，他们就成了老派传奇故事里讨人喜欢的角色，达达尼昂[2]那样的火枪手，连啤酒肚都似乎突然变得平坦了。为了来见我们，这些人刮胡子，精心沐浴，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约翰成了乔安娜，而我被称作托玛欣娜。我们就那样跳舞，跳了又跳。我们就那样旋转，一圈又一圈。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舞女，甚至能跳华尔兹，慢三快三都行。我敢说，达格斯镇从未有过比我们更清纯、干净的

“女”孩子。我们穿着长裙旋转起舞，杂货店老板卡莫迪先生的老婆兼做女裁缝，负责不断改大我们的衣服。或许我们不该像流浪汉那样胡乱吃喝，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长高了，而不是长胖了。我们的改变在客人们眼里并不起眼，他们依然觉得我们是此前的那两个小美妞，对我俩评价挺好，甚至有人慕名从方圆好几英里的地方赶过来，只为将自己的名字登记在小硬纸板上写着的等待名单中。“那个，小姐，能赏光跟我跳一支舞吗？”“啊，可以的，先生，十一点四十五之后，我有十分钟时间，只要您愿意用上这个空当。”“我求之不得。”那些百无一用、在泥堆里滚大的男孩，可从未有过这样的乐趣和风光。有人向我们求婚，承诺说会给我们配备骏马大车；有人送给我们昂贵的礼物，那礼物闪亮得可以让阿拉伯的沙漠酋长拿去向他的新娘献殷勤。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那些男人不会随随便便把自己送进婚姻的牢笼，只不过逢场作戏，随便说说罢了。上面的这些，都是美好的一面，有自由，有快乐，有欢笑。

淘金工们那肮脏卑贱的日子，实际上是一种郁闷无望的生活，一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幸运儿能找到属于他的金子。而达格斯镇的矿工挖的甚至都不是金矿，而是铅矿。那种营生，多半就是泡在烂泥和浑水里，但在努恩先生的酒馆中却藏着两颗钻石，努恩先生自己是这么说的。

可是，自然规律不可阻挡。一点一点地，少年期的红润俊秀从我们身上褪去了，我们变得更像男孩而不是女孩，更像男人而不是女人。尤其是约翰，在那两年期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他高得差不多要开始跟长颈鹿竞争了，当然走的也是长颈鹿的路数。努恩先生找不到适合他穿的长裙了，卡莫迪太太天天穿针引线改衣服也来不及了。大家都明白，我俩的舞女生涯走到了尽头。那是我曾经有过的最快乐的经历之一，但分别总会来的，努恩先生不得不开口点破僵局。我们在黎明的晨光中握手道别，甚至还流下了眼泪，我们在达格斯镇会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钻石。努恩先生说，圣托马斯和圣约翰，每逢这两位圣人的庆祝日来临时，他都会写一封信给我们，告诉我们镇上所有的新消息。我们同样也会写信给他的。积攒下来的那一点儿美金，是为期望中当骑兵的日子准备的。比较诡怪的事情是，这天早晨的达格斯镇像被遗弃了的鬼城，没一个人来欢送我们。我们知道了，我们只是一点儿零碎的传闻片段，无头也无尾，在那镇上从未真正存在过。没有比这感觉更好的了。

注释

[1]连鬓长胡子（Dundrearies），两鬓任其生长垂挂的胡须样式，因19世纪风靡一时的爆笑喜剧《我们的美国亲戚》中邓德里雷爵爷这一人物的造型而得名。——译者注

[2]达达尼昂，法国大文豪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