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颤抖的灵魂

东坡居士该死多少回

“乌台诗案”是中国文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角是大文豪苏东坡。在此案中，东坡先生经受了一百余天的牢狱之灾，差一点脑袋搬家。同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明、清两朝，结局绝对恐怖。不仅苏东坡自个儿要掉脑袋，不知道还会株连多少人？

说苏东坡差点儿“脑袋搬家”，绝不是危言耸听。从御史台弹劾他的奏章中可以看出，参与弹劾的官员是铁了心要将他往死里整的。

御史中丞李定在“札子”中称：“臣窃谓轼有可废之罪四……”然后一一列举，其三曰：“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在李定的弹劾奏章中，出现最频繁的字眼是“废”和“诛”。“废”可理解成废掉一切职位俸禄，也可理解成包含“废”掉被弹劾者的肉体；“诛”可理解成谴责，也可理解成“诛杀”，这是中国文字多义带来的弹性空间。这个空间是留给皇上去定夺的，而对苏东坡恨得磨刀霍霍的李定，心中想的当然是后者——从重从速将这个家伙彻底“废”掉。[1]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的“札子”，将苏东坡的罪愆，几乎推向必死无疑的地步。先言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慢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然后列举具体诗文，坐实东坡讥讽变法的行为确凿无疑，并将此种讥讽行为直接与对皇上的态度勾连，用心狠毒：“其尤甚者，至远引襄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乘舆”代指皇上，“大不恭”律该处死。文中又进而“点”皇上之“火”来“烧烤”苏东坡：“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悖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最后恳求：“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体先王之义，用治世之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一“死”不足，需“万死”，不知苏东坡这条命可以死多少回？

参与弹劾的尚有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国子博士李宜之等，数箭连发，用语皆杀气腾腾：“愚弄朝廷”“为恶不悛”……罪该当诛！[2]

君子耶，小人耶

平心而论，东坡先生被拘捕，险至杀身，遭此厄运、磨难，自身也有该吸取的教训。我看到的传记和文章，几乎都把东坡说成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恐怕也不太符合客观史实。余秋雨先生在《黄州突围》一文中，把“乌台诗案”的原因说成是因东坡“名太高”而遭遇一帮小人“嫉恨”，完全是脱离史实的臆断。“乌台诗案”的生发，不仅仅涉及变法与反变法政见的分歧，还有“私怨”在其中发酵。

构建此案的主角是李定，曾是王安石的弟子。其时，李定是被皇上倚重的执掌御史台的权势滔天的人物。他的存在，对东坡来说，是一颗时刻可能被引爆的“地雷”。大多史家习惯将李定说成是迫害苏东坡的“小人”。苏东坡的文名越是响亮，而李定“小人”的恶名也就越发昭彰。但细究起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很多人物，也不是用“君子”或“小人”就可以简单划分的。“君子”与“小人”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小人”向前一步可能是“君子”，“君子”退后一步可能成“小人”。某人在某件事或某时段有君子之风，而在另一件事或另一时段，则可能比“小人”还卑劣。

说李定是随时可能被苏东坡引爆的“地雷”，不仅因为李定是力主变法的御史台高官，手中握有监察弹劾“利剑”，而且另有缘由。从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往前推至熙宁三年（1070），李定任秀州军事判官，是一个地方小官。这一年，王安石的变法团队推行青苗法，与司马光的反变法团队正为此法是否可行争论不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此时李定应调至京城，等候新的任命。远离京都的李定，对朝堂之上变法之争的“口水仗”已形同冰炭，一概不知。他至京都拜见的第一位官员是反变法派人士李常。李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李定据实相告：“皆便之，无不善者。”李常听了，神态有点诡异地提醒他：“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李定感到蹊跷，我说的是实情，有何不可言说呢？随后又去拜见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底层受百姓所喜之情如实相告。王安石听后“喜甚”，太好了，他正需要来自底层的最有说服力的反馈，让它成为回击反变法的证言。于是将之引荐给神宗皇帝。正为青苗法是否推行犹豫不决的神宗听后大悦，将李定批付“中书”，拟安排至知谏院，担任监察御史里行。[3]

李定给王安石、神宗皇帝提供的信息，成了变法派推行青苗法的“压舱石”。李定以“火箭式”上升速度被提拔重用，从最底层小官，一下子进入朝堂中枢。同时也遽然成为朝廷两派争斗中的焦点人物。对李定的重用遭遇强大阻力。尽管有皇上“手诏”，但先后三位中书舍人拒绝起草诏书。这还了得，连皇帝想任用的人，也敢抗命设障？这是谁的天下？统统调离。李定终于坐到了监察御史里行的位子上。他成了王安石、神宗皇帝眼中的“红人”，也成了反变法团队必欲将其万箭穿心的靶标。

要扳倒李定，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围绕青苗法再打“口水仗”显然是不行了。在那个年代，要让一个人的“人设”瞬间崩塌的核子武器是什么呢？真的要佩服反变法派的快速反应能力，他们“扒坑”的速度和深度，简直超过今日网民。

仅仅在李定上任数日，监察御史陈荐就上章弹劾李定其母死后匿丧不报。

李定父亲李问除正房外，还纳有小妾。在李定任泾县主簿时，一位曾是李父小妾、实际已改嫁多年的仇氏死去，传闻是李定生母。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这还了得，贪恋官位、不尽孝道，是破坏人伦道德的品行大问题，司马光、苏东坡都先后接连上章弹劾，用语尖刻犀利。皇帝下诏令江东淮浙转运使衙门调查此案。时隔不长，转运使上呈报告称，查阅以前档案，只有李定因父亲年迈请求归家赡养的文书，无其母死亡记载。传闻有一个名仇氏的女子之死，但无法确定是不是李定生母。

神宗允许李定上章自辩。李定上章奏称，他不清楚自己是否为仇氏所生，曾询问父亲，父亲否认仇氏是他生母，故未给仇氏守丧。此事成了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账。李定父亲否认仇氏为李定生母，那么总该告诉李定他的生母究竟是谁，难不成连自己的儿子是谁生的也弄不清楚？此时李定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要不然登门一问便知。李定不太可能连自己生母也不清楚，其背后的隐情大概不便为外人道。

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段关于此事的记载：“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4]这段文字证明，李定的确为仇氏所生。但这个仇氏先后三嫁，李定父亲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在她死时，已经是郜家的人，与李家恩断情绝。因此她死后，李定父亲否认李定为仇氏所生，不愿儿子为这个改嫁他人妇的小妾守丧。这是李定一段非常尴尬的“隐私”。虽无法明着为仇氏守丧，却要求弃官回家赡养老父，实际是以“心丧”自处。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李定不是为贪恋一个小官位，不愿尽孝道的人。

但反变法派抓住李定这段无法明言的“隐私”纠缠不休，有人质疑李定道德卑下，怎可居高位？有人要求让李定离职，为母补丧，实际是要将李定赶出御史台。苏东坡是在李定守丧事件中，攻击李定最凶猛者之一。如果不是王安石为李定力辩，李定必然要从九天之上，跌到尘埃沟壑中去。王安石从三个方面说明李定“不当追服”母丧的理由，有理有据，连皇上也表态：“李定处此事甚善，兼仇氏为定母亦未知实否也。”[5]李定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口碑形象总是大受影响，职位也因自请解职而有所下调。此事也成了李定心中始终在流血的伤疤。

从青苗法之争，到纠缠攻击李定的人格问题，所谓的变法与反变法之争，有多少是真正出以公心，出于真正的理性思考，是令人生疑的。

元祐二年（1087），李定死后“家无余赀”“诸子皆布衣”，证明其人在仕途上一不贪财，二不为下代谋官位，算得上是一位自律尽职的官员。后人骂李定为“小人”，除了在“乌台诗案”中要置东坡于死地外，还真列不出更多的事实。[6]

李定对当年弹劾他匿母丧的官员耿耿于怀是必然的。常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见君子也有“复仇”之心。更何况，东坡在外调任职期间，又继续在李定的心头“疮疤”上撒盐：有一位名朱寿昌的官员，小时与母离散。做官后辞职四处寻母，终于在同州母子相遇，东坡作诗赠朱寿昌：“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7]东坡有感而发，李定也不是傻瓜。这回抓到苏东坡的把柄，当然是要把他往死里整一吐心中恶气了。

有多种野史笔记记载，李定虽然对东坡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对东坡的文学才华却也给予高评。就在东坡下狱后某日，李定“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诚奇才也！’”，众人听之，无人应答。谁也摸不准这位正当红的御史中丞，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怎么忽地冒出一句对东坡的赞语。是为试探他人心态？随后，他又自言自语：轼“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并为之感叹不已。[8]

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动物。我们该如何给李定一个恰如其分的定评呢？

如果一定要将他人格元素中分子的构成，在显微镜下解析出来，恐怕当今那些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也难以为之吧！

落井下石与以身试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从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到任后例行公事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这种文字只要用“官话”“套话”表达对圣上的感恩就好，无须像诗文写作那样体现个人性情的。偏偏苏东坡不甘寂寞，在谢表中塞进了一点不合时宜的“牢骚”。就是这“牢骚”，挑逗了高居庙堂变法派年轻官员的敏感神经。他们显然已经收集了很多东坡讥讽新法的诗文，就差一根“导火索”来点燃库存的“炸药”。

《湖州谢上表》中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那些主持变法的官员，一见“追陪新进”“老不生事”这类字眼，头就炸了。

入狱后，东坡也“供认”他寄给友人的很多诗文，对新法存在讥讽、批评，乃至“攻击”。如《山村五绝》之四是“攻击”青苗法：“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说发放的青钱，农家子弟在城中一晃就花光了，不过学了一点城里人语音的皮毛，对抑制高利贷不起任何作用。[9]再读《寄刘孝叔》：“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诗中涉及对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接连颁布推行带来的弊病。客观地说，东坡先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忧国忧民之心可敬可佩，但对新法的讥讽不无偏颇。以某一个局部现象来代替全局否定新法也未必精当。而李定等借此构造“文字狱”、堵塞言路，要将东坡这根“刺”连根拔掉，固然是令人不齿的恶行。

笔者至此，只是展示了“乌台诗案”更为复杂的某些状况，既无意于为所谓“小人”李定回护，也无意于在变法与守旧两派间作学术是非评判。我更为关注的是，在东坡落难时某些人的心态和人格表现。“轼得罪，捕诣台狱，亲朋多畏避不相见。”[10]乃至有人趁机落井下石。所谓世态炎凉，古今皆然，用不着在这里一一道来。倒是那些在诗案发生后，不怕家破丢官、以身试刃、为东坡免予受害公道直言，凸现士人良知、风骨、真情者，如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值得我们铭记。因有他们的存在，方使我们处“精致的利己主义”、士风滑落的环境中，不至于陷入绝望。

值得记取的第一人，当数驸马都尉王诜。王诜，字晋卿，是皇帝女婿，也是中国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书画艺术大家。他的代表作《烟江叠嶂图》，绢本水墨，纵26厘米、横138.5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东坡曾为其画题诗：“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这首题画诗长达三十行，落款是“右书晋卿所画烟江叠嶂图一首，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书”[11]。王诜与苏东坡初识于何时，无从确知。只知“乌台诗案”发生前，苏、王之间交往很多——诗词唱和、互赠藏品，志趣相投。东坡曾为王诜的收藏室作《宝绘堂记》。王诜常送一些宫内果品和酒给苏。苏东坡外甥女出嫁缺钱，还曾向王诜借钱二百贯。

朋友归朋友，患难时刻方显友情厚薄有几分。

这位王诜在“乌台诗案”中，为东坡犯了几乎比东坡自身还要重的“罪”：泄露内廷核心机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第一时间获知御史台将派人拘捕苏东坡的信息。他立即派人前往润州密告苏辙，让苏辙快速转告其兄。王诜所派的使者，与前往湖州拘捕苏东坡的官员皇甫遵几乎同时离京。要赶在皇甫遵之前，让东坡获得信息几乎非常困难。但老天爷帮了王诜和苏东坡的忙。皇甫遵因携子同行，他的儿子在途中生病，耽搁了半天，使得苏东坡提前获知抓人信息，心理上有所准备。

王诜除了“泄密罪”，还有一重罪是帮苏东坡印制那些讥刺新法的诗集。与“乌台诗案”牵连的官员有数十人，大多最终被处以罚铜若干。包括接受东坡诗文的司马光也被罚铜。但对王诜的处罚似乎比苏东坡还重：“追两官勒停。”剥去所有冠冕，一夜回归布衣。[12]当然“驸马”还是“驸马”，只是“都尉”没了。难不成让公主成寡妇？

已经致仕居家的原副宰相张方平，对此可能惹祸上身的事，完全可以装聋作哑。无人会责怪他关键时刻当“缩头乌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但他甘冒“株连”风险，上奏疏自称“伏老田庐”“自干鼎钺”，恳请“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文中引历史案例：“昔季布亲窘高祖，夏侯胜诽谤世宗，鲍永不从光武，陈琳毁诋魏武，魏徵谋危太宗，此五臣者，罪至大而不可赦也。遭遇明主，皆为曲法而全之，卒为忠臣，有补于世”，伏望圣上扬宽大之德，弃瑕含垢……包容苏轼这样的不世之才。

这份奏疏欲请南京（今河南商丘）官衙上递，府官不敢受。张方平复令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递，但恕生性胆小懦弱，徘徊而不敢投。[13]这份奏疏最终有未送达神宗阅示，未见记载。从事态进展信息看，似乎并未投进。但张方平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举动，让我们赞叹。苏东坡出狱后，看到了这份奏疏的副本，其情绪表露是“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他的弟弟苏辙看了副本后，理解了其兄为何“吐舌色动”，曰：“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张方平）之疏乃云‘其实天下之奇材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时急欲救之，故为此言矣。”或问：“要想救东坡，该如何说得体呢？”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议，疑可以此止之。”苏辙之思虑，果然要老辣得多。什么叫智慧，这就是了！尽管如此，张方平以致仕老臣，甘冒获罪之险，挺身救东坡的言举，仍让后人感佩不已。[14]

这就要说到苏辙了。苏氏兄弟情谊之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足喻之，堪称古往今来兄弟之情的典范。东坡在被押送京城途中，曾萌生投水自尽的念头。而打消这念头的原因，就因为他想到了弟弟苏辙。他担心因为他的自杀让弟弟伤痛欲绝。而苏辙在上疏中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官位，免其兄一死：“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在奏章中，苏辙的措辞可谓有勇有谋、情理交融、无懈可击：

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

果真是知兄莫如弟。在皇帝面前，先代兄作自我谴责和批评，态度诚恳令圣上无法不动容啊！又云：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出世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15]

不愧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神宗皇帝及东坡的“敌手”，还能说什么呢？如果那个年代有律师这种职业，苏辙就是一等一的辩护律师了。

东坡生死关头，最为人称道的，还有与李定同处变法派阵营的人士，也发声为苏东坡辩护。其中有退居金陵的老宰相王安石，以及在朝任职的其弟王安礼等。最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当然是王安石的表态：“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当副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试图落井下石时，回朝不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也表现出君子之风，为东坡免于一死投了关键一票。

东坡有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足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李定等人在“蛰龙”二字上大做文章，认为有诬诋皇帝之意。“大不恭”又多一证据。王珪对神宗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神宗似乎觉得如此牵连有些勉强，曰：“彼诗人之言安可如此论？”章惇反驳王珪：“龙者，非独言人君，人臣亦可以言龙也！”神宗赞同章惇的看法：“自古称龙者多也，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退朝后章惇责问王珪：“你这是要使苏轼家破人亡吗？”王珪面有愧色：“此舒亶言也。”章惇讥刺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吗？”王珪是典型的风派人物，谁得势就舔谁的屁股。时人称其为“三旨宰相”：“上朝取旨”，皇帝表态后说声“领圣旨”，退朝后告知僚属“已得圣旨”。这回他想趁机捞一把政治稻草，谁知投机未成头撞墙了。[16]

围绕这首可能给东坡带来死罪的诗，在狱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狱吏在审讯时问：云公作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讥讽？东坡答云：王安石诗云：‘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这个智慧巧妙的回答，竟让狱吏也笑了。这个东坡太有才了，居然搬出王安石的诗作“挡箭牌”。这样的天才人物，连狱吏也很欣赏呢。[17]

刚刚就任宰相的吴充，引前朝典故说服神宗赦免东坡。吴问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上惊，曰：“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尔，行将放出也。”[18]

最终究竟是何因素左右了神宗的态度，很难定于一论。让笔者心动的是，在东坡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时，有谁挺身以颈试刃？那是一些在刀刃上颤抖的灵魂，是中国士人文脉中最弥足珍贵的稀有金属。

城头变幻“朋党”旗

有学人认为“乌台诗案”算不得“冤案”，苏东坡在此案中确有过失。但“乌台诗案”在北宋政坛开了一个“以言获罪”的坏头。随着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巨公伟人的相继谢幕，北宋政坛被团团乌烟瘴气笼罩。政见之争完全堕落为朋党之争、意气之争、利禄之争、宠幸之争、小人恶争，诸如士人良知、民生疾苦、忧乐天下的情怀荡然无存。

“城头变幻‘朋党’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庙堂之上不再是“治大国，若烹小鲜”，而是不停地翻烧饼。即便东坡这样的大文豪，也难免陷入“恶斗”的泥淖。司马光重返政坛任宰相尽废新法、清算新党时，东坡也重返朝堂。“君子报仇”的时刻到了。他又揪住李定的所谓母丧问题猛踹一脚，在奏状中认为对李定的贬斥“难议于二千里”，也就是将李定流放二千里也不算远。[19]真够狠的。

大宋江山如同一艘巨轮，就在这样充满腥臭的唾沫四溅中颠覆、沉落……

注释

[1]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47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2]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47～450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3]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三）》第1063页，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4] 陆游《老学庵笔记》第6页，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

[5] 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三）》第1119页，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

[6] 毕宝魁《政坛大风：王安石传》第181～183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版。

[7] 江祖桢《中国古代诗案》第91页，崇文书局2018年8月版。

[8]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9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9] 转引自江祖桢《中国古代诗案》第89页，崇文书局2018年8月版。

[10]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2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1] 张荣国《王诜〈烟江叠嶂图〉研究》第86～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12] 张荣国《王诜〈烟江叠嶂图〉研究》第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13]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64～465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4]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65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5]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65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6] 曾枣庄《论眉山诗案》，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17] 《乌台诗案杂记》，古籍网复印版。

[18]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67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9] 《苏东坡全集》第192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