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家境很贫穷，母亲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府里，开始和尹洙、梅尧臣等互相师友，唱和诗歌并提倡古文，逐渐成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坛领袖。他一生作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官职，也是北宋中叶重要的政治人物。

当欧阳修登上文坛和仕途的时候，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都日趋严重，统治阶级内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异常激烈，欧阳修坚决地站在范仲淹的一面，关切国事，同情人民的疾苦。他指责那些“先荣而饱”的人不知为天下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而能忧天下的人“又皆远贱”（《读李翱文》）。他指出王朝诱民、兼并、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张轻赋税、除积弊，实行“宽简”的政治。由于他直言敢谏，屡遭诬陷和贬斥。但由于他政治上、文学上的才能为王朝所重视，贬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他早年敌视王伦、王则等的起义，表现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后来官越做越高，名越来越大，政治上倾向保守，因此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欧阳修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对保守派的斗争，和他在文学上提倡诗文革新对西昆派的斗争，是互相呼应的。范仲淹在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的主张，就包括对文风的改革。他强调文章和社会习尚的关系，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因此，他建议统治者“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奏上时务书》）。宋仁宗后于天圣七年（1029）下诏书，指责文士著作，“多涉浮华”，并认为“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宋会要辑稿》）。可见，以欧阳修为代表的诗文革新运动，正是由上而下，适应当时政治运动的要求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也因为这样，所以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就通过科举考试来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排斥了继西昆派气焰被打击后而起来的“险怪奇涩之文”，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至于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人的诗文，名重一时，也和他的揄扬提拔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是和韩愈一脉相承的。在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道是内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发出的光辉，“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养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送徐无党南归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现于文章，如颜回。可见道与文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它们毕竟不能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他认为“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答吴充秀才书》），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条件是对于道“务深讲而笃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他反对那种“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反对那种“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溺”于文的态度。这样，他使文章和他所关心的“百事”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道统”观念的束缚，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文章。

欧阳修有一些政论性的散文，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如《与高司谏书》，直斥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不敢主持正义的卑劣行为；《朋党论》反击保守派对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诬蔑，讽谏统治者应该任贤退恶：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斗争精神。著名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后唐李存勖兴亡的典型事例，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实由人事，表现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朴素唯物主义见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它一唱三叹，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不仅富于现实意义，在写作上也显示了欧文的语言婉转流畅和笔端富有感情的特点。

欧阳修的散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怀人，都显得摇曳生姿，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如《释秘演诗集序》、《泷冈阡表》等。《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朝暮变化，四时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间的游乐，层次历落分明，语言自然流畅，表达了摆脱约束、从容委婉的情致。他的《秋声赋》，用散文的笔调，通过多种譬喻，描摹无形的秋声，烘托出变态百端的秋天景象，一变向来一般辞赋凝重板滞、略无生气的面貌，表现了他在艺术上的独创性。

欧阳修的散文虽以学习韩愈相标榜，风格实各不相同。如果说，韩愈的文章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那么欧阳修的文章就恰像澄净潋滟的陂塘。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著痛快，欧文委婉含蓄。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正确作法，而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他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又注意语气的轻重和声调的谐和。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为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毫无愧色的。

欧阳修也是当时的重要诗人。他有部分作品，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现实意义较强。如《食糟民》把“日饮官酒诚可乐”的官吏与“釜无糜粥度冬春”的贫民对比，并对“我饮酒，尔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内心不安。他的《答扬子静两长句》，指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贵族王公的享乐，是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传说故事，同情妇女的命运，也谴责了昏庸误国的统治者。欧阳修诗中较多的是抒写个人生活情绪以及亲朋间题赠应和的作品。这类作品，一般思想内容较为贫弱，在比较平直的抒情写景之中，往往凭借一联半句，集中地表现了新颖的意境。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都是。

欧阳修诗也是学习韩愈的。前人已经指出他有些设想奇怪的诗，如《凌溪大石》、《石篆》、《紫石砚屏歌》等，都是模仿韩愈的《赤藤杖歌》（见陈善《扪虱新话》下集）。但一般地说，欧阳修诗吸收韩愈的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而又避免了韩诗的造语险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诗语言自然流畅，无韩诗艰涩拗口之弊，风格清新而不流于柔靡。有些诗因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不免乏味。欧阳修的诗歌成就虽远不能和散文相比，但宋诗的特点，可以说是由他奠定的，他诗歌清新自然的风格，对扫除西昆派的浮艳诗风，亦有其良好的作用。

当时政治上改革派的中心人物、为欧阳修所钦佩和拥护的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在古文创作上也有其一定的成就。他的古文，一般富于政治内容。政论文如《上执政书》等，表现了爱国爱民的政治态度。著名的《岳阳楼记》，描写了洞庭景色的阴晴变化引起登临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绪，归结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更表现了博大坚贞的政治抱负。

比欧阳修较早作古文的尹洙（1002—1047），字师鲁，洛阳人，对欧阳修弃骈文作古文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欧阳修谓“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范仲淹亦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尹师鲁河南集序》）。所作多章奏记序，一般质朴无文，成就不高。欧阳修非常推崇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山东泰安）人，是反对西昆派的一员猛将。他的《怪说》中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离析圣人之言，蠹伤圣人之道”，是声讨西昆派的一篇檄文。他希望与“三二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上范思远书》）。但他强调文道的合一，而误以为文和道就是一个东西，立论和柳开相似，而道学气更甚，在古文创作上亦无甚成就。

由于欧阳修的延誉奖引而身登仕籍的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自称“迂阔”，儒学正统气味较重。所为古文被认为“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宋史》本传）。实际他既没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批判态度，也很少有韩愈那种针对现实鸣其不平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见称，而缺乏新鲜感或现实感。曾巩的文名在当时仅次于欧阳修，风格也和欧阳修相近。叙事议论，委曲周详，词不迫切，而思致明晰。如《寄欧阳舍人书》、《越州赵公救灾记》等，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但由于缺乏现实内容，他的成就远不及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