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站[1]

读延陵君[2]的《巡回陈列馆》以后（文载《我们的六月》），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

以下自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趁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见《忆》的跋）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您如聪明的，必觉得我的话虽娓娓可听，却还有未尽然者；我其时家于杭州呢。在上海作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当街灯乍黄时，身在六路圆路的电车上，安得不动“归欤”之思？于是一个手提包，一把破伞，又匆促地搬到三等车厢里去。火车奔腾于夜的原野，喘吁吁地驮着我回家。

在烦倦交煎之下，总快入睡了。以汽笛之尖嘶，更听得茶房走着大嚷：“客人！到哉；城站到哉！”始瞿然自警，把手掠掠下垂的乱发，把袍子上的煤灰抖个一抖，而车已慢慢的进了站。电灯迫射惺忪着的眼，我“不由自主”的挤下了车。夜风催我醒，过悬桥时，便格外走得快。我快回家了！

不说别的，即月台上两桁电灯，也和上海北站的不同；站外兜揽生意的车夫尽管粗笨，也总比上海的“江北人”好得多了。其实西子湖的妩媚，城站原也未必有分。只因为我省得已到家了，这不同岂非当然。

她的寓所距站只消五分钟的人力车。我上车了，左顾右盼，经过的店铺人家，有早关门的，有还亮着灯的，我必要默察它们比我去时（那怕相距只有几天）有何不同。没有，或者竟有而被我发见了几个小小的，我都会觉得欣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欣然。

到了家，敲门至少五分钟。（我不预报未必正确的行期，看门的都睡了。）照例是敲得响而且急，但也有时缓缓地叩门。我也喜欢夜深时踯躅门外，闲看那严肃的黑色墙门和清净的紫泥巷陌。我知道的确已到了家，不忙在一时进去，马上进去果妙，慢慢儿进去亦佳。我已预瞩有明艳的笑，迎候我的归来。这笑靥是十分的“靠得住”。

从车安抵城站后，我就体会得一种归来的骄傲，直到昂然走入自己常住的室为止。其间虽只有几分钟，而这区区的几分钟尽容得我的徘徊。仿佛小孩闹了半天，抓得了糖，却不就吃，偏要玩弄一下，再往嘴里放。他平常吃糖是多们性急的；但今天因为“有”得太牢靠了，故意慢慢儿吃，似乎对糖说道：“我看你还跑得了吗？”在这时小孩是何等的骄傲，替他想一想。

城站无异是一座迎候我的大门，距她的寓又这样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怀中了。无论在哪一条的街巷，哪一家的铺户，只要我凝神注想，都可以看见她的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觉得前人所谓“不怨桥长，行近伊家土亦香”。这个意境也是有的。

以外更有一桩可笑的事：去年江浙战时，我们已搬到湖楼，有一天傍晚，我无端触着烦闷，就沿着湖边，直跑到城站，买了一份上海报，到站台上呆看了一会来往的人。那么一鬼混，混到上灯以后，竟脱然无累的回了家，环很惊讶，我也不明白所以然。

我最后一次去杭州，从拱宸桥走，没有再过城站。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人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萦心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骄矜吗？不呢？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味老年人的惆怅，我又希罕它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我将奈何！真的，您来！我们仔细商量一下：我究竟要不要再到杭州去，尤其是要不要趁那班夜车到杭州城站去，下车乎？不下车乎？两为难！我看，还是由着它走，到了闸口，露宿于钱塘江边的好。城巷陌中，自然另外有人做他们的好梦，我不犯着讨人家的厌。

“满是废话，听说江南去年唱过的旧戏，又在那边新排了，沪杭车路也不通了，您到那儿去？杭州城站吗？”

一九二五年十月六日，北京。

[1] 本文原载1925年10月26日《语丝》第50期，题目为《杭州城站》，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时，改为现在的题目。

[2] 刘延陵（1894—1988），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与朱自清等创办《诗》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