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税收如何影响财富分配

对于财富高净值人群而言，税收会成为调节个人财富的工具，如果不懂税，很可能会造成财富流失。对于尚在进行财富积累的人而言，了解税收体系，有利于更好地进行家庭资产配置。

税收如何影响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生产，是创造。例如，农民收获一粒稻谷、工人安装一颗螺钉、华为建造一个5G基站、阿里与京东“双11”卖出万亿元的商品等，这些都是生产活动，而从生产到销售，价值1分的水稻变成了价值1元的大米，1角的螺钉变成了手机维修店检修单上10元的零部件，100万元的基站产生了上亿元的流量收入，商贩们进价10元的货物在批发时售价13元，这些活动中都包含了生产、创造和初次分配。

“做蛋糕”模型：无税的市场机制

初次分配是把面粉加工成蛋糕并把蛋糕做大的过程，追求的是效率，是蛋糕越大越好。在理想情况下，蛋糕大了，每个人分得的蛋糕应该同比例增加，这样既高效又公平。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做蛋糕”模型如图1-1所示。

假设有两个人做蛋糕，小明负责采购面粉等原材料，小红负责加工蛋糕，本来谈好的条件是，做好的蛋糕收入对半分。但是，在A市场中，面粉稀缺，只有小明才有渠道买到，没有小明就做不了蛋糕，这时小明的议价权就变大了。在蛋糕价值变大一倍的情况下（40元），若小明分走了3/4，小红仅分得1/4，那么长期下去，小明富起来了，小红分到的蛋糕与过去相比没有变化。表面看来，小红没有吃亏，但是在初次分配中，蛋糕越来越贵，面包也越来越贵，过去小红可以分到一半的蛋糕，能换回一个面包，现在小红只能分到1/4的蛋糕，虽然还是和过去的价值一样，但换不回一个面包。因为通货膨胀了，小红不仅没有富起来，相对地，她更穷了。

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假设面包没变贵），小红没有更穷，但是，她过去可以吃一个面包，小明过去也只吃一个面包，但是她今天还是吃一个面包，小明却已经吃上两个面包加一个鲍鱼了。相对地，小红还是变穷了。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将这种现象称为行为外部性（behavior externality）。

上面谈到的这个例子，就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性。因为初次分配讲求效率，只考虑在最短的时间内，谁能做出最大的蛋糕，至于蛋糕怎么分配，是根据市场原则来的，谁的议价能力更强，谁就能分到更大的蛋糕。在不同的市场中，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性是不一样的。在A市场中，面粉一袋难求，小明能分到更大的蛋糕，但在B市场中，面粉很容易得到，反而做蛋糕的手艺人非常稀缺，这时，小红就有了更大的议价权。

“流转税”：难以解决初次分配的不公

初次分配中有没有税呢？有，初次分配中主要涉及流转税。什么是流转税？就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交的税，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小明把自己分到的3/4个蛋糕卖掉，以及小红把自己分到的1/4个蛋糕卖掉，都需要交流转税中的增值税，而增值税是由买方承担的，也就是买蛋糕的人实际承担了这部分税。本来一个蛋糕卖100元，因为有增值税，一个蛋糕的价格变成了113元，买家实际支付了113元，其中13元交给了国家，最后卖家得到100元。卖家没有实际承担这部分税款，也就意味着小明和小红的贫富差距没有因为税金而变小。

如果这个蛋糕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中的奢侈品蛋糕，那么，除了涉及增值税，还涉及消费税，这时，加上消费税后，蛋糕的价格变成了120元，同样地，多出的20元也由消费者承担，消费税也没有起到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

税收如何影响再分配

正因为初次分配中存在不公平性，所以产生了二次分配（又叫再分配）。

“分蛋糕”模型：税收的强制干预

还是以小明和小红两个人做蛋糕为例，小明负责采购面粉等原材料，小红负责加工，小明分得3/4个蛋糕，小红分得1/4个蛋糕，小明获得的蛋糕是小红的3倍。由于初次分配的不公，所得税产生了。

“所得税”：再分配的秘诀

不同于流转税，所得税的税负不是由消费者承担的，而是由受益人承担的，且税负是不均衡的，即小明和小红分得的蛋糕不一样大，所得税的税负就不一样。再分配的关键在于税负累进。税负=交的税/收入。所谓累进税率，是指随着收入的增加，税负也随之增加，收入和税负并不呈正比，连续式累进（见图1-2）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但连续式累进难以操作，所以我们现阶段更多采用的是跳档式累进（见图1-3）。

目前采用跳档式累进的税种包括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与累进税率相对应的是固定税率，固定税率意味着，无论计税依据（如收入）如何变化，税负是恒定的。固定税率包括定率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定率税率，比如个人财产转让，以财产转让收入减去成本，乘以20%的固定税率，不管是卖100亿元的股票，还是卖1元的回形针，税率都是20%；定额税率，如过去领取营业执照，按5元固定税额缴纳印花税（2022年7月1日起不再征收），不管领取多少本营业执照都是每本5元，不会累进到每本50元。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率表如表1-1所示。

从表1-1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跳档式累进，随着收入的增加，税负从3%逐步提高至45%。

除了累进税率，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的计税方式——累退税率，即收入越多，税负越低。目前我国没有采取累退税率，因此本书对此不进行讨论。

回到案例，小明和小红两个人做蛋糕，小明负责采购面粉等原材料，小红负责加工，卖掉蛋糕后获利133万元，由于面粉具有稀缺性，在分配利润时，小明分得100万元，小红分得33万元。假设不存在可扣除的任何费用，小明按45%[1]纳税，而小红按25%纳税。

小明应交税额=1 000 000×45%-181 920=268 080（元）

实际税负=268 080÷1 000 000×100%=26.8%

小明税后所得=1 000 000-268 080=731 920（元）

小红应交税额=330 000×25%-31 920=50 580（元）

实际税负=50 580÷330 000×100%=15.3%

小红税后所得=330 000-50 580=279 420（元）

交税前，小明所得为小红所得的3倍，交税后，小明所得为小红所得的2.6倍，虽然小明分得的利润比小红多，但是贫富差距有所缩小。

税成为再分配的主要工具。它降低了财富分配不均的不公平性，但又不是平均主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合，就是效率和公平的结合。

税收如何影响三次分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密切合作，成效颇佳。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线上经济兴起等的影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分蛋糕”模型：税收促进自愿分配

根据税法，小明依法纳税268 080元，小红依法纳税50 580元，国家对此税款进行再分配，最终小明税后所得为731 920元，小红税后所得为279 420元。然而除了做蛋糕的人，这个社会还存在无法参与做蛋糕的人（比如低保户），他们领取的低保来源于财政，比如小光，小光没有付出劳动，也得到了5 000元[2]。这是再分配。

那么，什么是三次分配呢？小光得到的5 000元仅可以维持自己和孩子的日常生活，没有多余的资金让儿子接受职业教育。于是，小明从自己所得的731 920元中，拿出30 000元资助小光的儿子接受职业教育。这就是三次分配。

小光的儿子本来可能会成为和小光一样的低保户，不生产只消耗，但是由于他接受了职业教育，未来能产出蛋糕，整个社会因为小明的资助（三次分配），多了小光的儿子生产的这部分蛋糕。三次分配不仅是财富的转移，也促使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大了，实现了效率和公平的平衡。

三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是再次进行蛋糕分配，但再分配是国家主导的强制行为，而三次分配是自愿自发的自主行为。

“税收优惠”：三次分配的推进器

如果小明拿出30 000元投入公益事业，小明能得到什么？如果小明什么也得不到，小明为什么愿意这样做？

此时税收的力量便显现了。

小明拿出30 000元投入公益事业，可以在税前扣除，这使得小明可以少交税。

如果一家盈利的公司（非小微企业）投入30 000元用于乡村振兴的光伏发电研发，则可以在再分配中少纳税。由于研发费用可以在税前加计扣除，公司投入30 000元用于研发，实际上能在税前扣除60 000元[3]，那么再分配时，公司可以少交15 000元[4]的税，公司拿出30 000元用于乡村振兴，实际上只承担了15 000元的成本，此外，由于这项研发提升了公司的美誉度，扩大了品牌效应，因此公司的盈利更多了。

同时，乡村振兴促使村民们多产出了“蛋糕”（从光伏发电中获得利益），从整个社会效益看，整体的“蛋糕”也被做大了！

三次分配为什么能实现双赢？因为税收优惠能够反哺初次分配，使蛋糕变大，同时，参与蛋糕分配的人，都分到了比之前更大的蛋糕。

没有税收，三次分配就难以大面积启动，因为富人不会从中获益。但是有了税收的推动，三次分配能够使穷人和富人都从中获益，贫富差距能够随之缩小。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正在试点的房地产税，未来可能出台的遗产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都是三次分配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