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逆水行舟：浅谈人类历史中的技术退化现象
自启蒙时代起，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幻觉之中——进步和发展是永恒和必然的。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一“事实”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无可辩驳，为其提供佐证的是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如此强劲与“永恒”，就连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危机也无法阻断，这些本可以打断文明发展的大难反而刺激了火箭、航空、核能等应用技术的发展。
纵览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另一个事实：人类取得的进步往往并不牢靠，所谓的“螺旋形上升”在许多时候压根儿不存在，在应用技术上尤其如此。许多时候，人们甚至会丧失已经拥有的“高精尖”技术，并因此陷入漫长的沉沦。正所谓“幸福的家庭总是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则各不相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造成技术退化的原因也有着巨大差异。
孤立就是衰落：“塔斯马尼亚化”
人类技术退步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塔斯马尼亚岛的原住民文明。在被欧洲的航海家们发现时，这座以袋獾和袋狼著名的岛屿上生活着大约三四千土著人，他们的技术水准非常低劣。一如澳洲土著，岛上没有金属制品，没有种植业，也没有畜牧业和任何相关技术，这倒也不算出人意料。但除此之外，即便是一些澳洲土著拥有的技术，比如使用动物的骨骼和筋制作针线，比如他们的祖先当年用于渡过托雷斯海峡的独木舟，比如大名鼎鼎的回旋镖，在塔斯马尼亚岛上也不见踪迹。岛上居民的技术退步程度超过了他们的先祖，甚至不如迁入澳大利亚之前的智人。
在热衷为不同人种分类并甄选出三六九等的19世纪，这种技术退步自然而然地被“文明世界”归咎为“血统与民族性”，“享受”了类似待遇的还有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南非的科伊桑人、中非雨林深处的俾格米人和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图皮语系诸民族等。这些族群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水准不但无法与文明社会相提并论，甚至比周围的澳洲土著或班图人等“邻居”还逊色得多。在与南下的班图人接触之前，科伊桑人的石器制作水准甚至不如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种，某些孤立的俾格米人游群更是失去了稳定的人工取火手段，不得不费力地保存火种。
在20世纪，血统论和各种狭隘种族主义观点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现代科学的社会学与科技史学分析。造成这些社会的技术持续性退步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孤立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以最为封闭的塔斯马尼亚人为例，他们生活的地区本就位于高度孤立的澳洲大陆东南方，冰川期中，海平面较低，他们尚可以和澳洲大陆有所往来。随着海面升高，岛屿与澳洲大陆被巴斯海峡分隔，最后的交流也化为乌有。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和南非的科伊桑人很早就选择了与其他人类群体“南辕北辙”的道路，进入了环境极为恶劣的孤立区域，俾格米人则被茂密的热带雨林“自然隔绝”，这都导致了文化和技术交流的困难。这些族群较小的人口规模体量更是让这种困难雪上加霜。
拜现代流行的各种经营、策略类游戏所赐，在许多人眼里，科技发展不过是简单的“升级”工作：只要有必要的资源和前提技术，花上一段时间，总能把“科技树”上的某个选项“点出来”。然而，人类的技术发展远不是高度简化的“科技树”可以准确描述的。尤其是在科技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尚不存在成体系的实验科学，技术的产生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换言之，社会的人口越多，就越容易因为“机缘巧合”而产生技术突破。当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单个社会能养活的人口不可能太多，在这种状况下，互通有无直接关系到社会技术能否发展乃至保持。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三角洲这样的“五海三洲之地”，来自不同方向的技术可以迅速交融，让当地建立起世界上最初的国家。而那些不幸位于偏僻角落的社会，则会陷入相反的发展方向：偏远的位置导致技术输入的匮乏，缺乏技术进步限制社会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进一步限制单个社会结构内的人口上限，导致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持续下降，以至于无法维持既有技术。
单纯因为与世隔绝而陷入技术停滞和退化，其实是一件颇有门槛的事儿，毕竟，即便是非常微弱、零散的对外交流，都有可能避免过度退化。在距今一万三千年的更新世末期，虽然白令陆桥已经被海水切断，但因为北太平洋居民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断断续续的交流仍在继续。当欧洲人于17世纪穿过北美大陆，抵达西海岸时，他们发现北美的因纽特人比起北亚的极地居民没有太大技术差异，美洲西海岸的海达人和努特卡人的技术水准也不比北亚的楚科奇人差太多，由于跨洋贸易的存在，某些西海岸原住民甚至用上了从亚洲腹地辗转传来的少量铁器，穿上了来自亚洲的金属甲胄，还用来自中国的铜钱加工为甲片。
无米之炊：生产要素的限制
更多的技术退步现象有更加直接的诱因：缺乏运用这一技术的必要原材料。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上文提到的美洲人。由于白令海峡并不宽阔，阿留申群岛的岛链也提供了“跳岛”航行的基础，白令陆桥消失之后，居住在东北亚的居民要零星地前往美洲并非不可能。众所周知，这些亚洲居民大多已经拥有金属加工技术，那为什么美洲土著的金属加工技术会仅限于金、银等贵金属，就连红铜都要到公元10世纪前后才逐渐出现呢？
答案很简单，缺乏原材料。
虽然美洲大陆上的资源非常丰富，但它缺乏在文明初期就可以轻易采集、加工的铁矿。美洲的铁矿总储量并不少，但要么以当时的技术水准难以开采，要么容易开采但位置偏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具备先进冶金知识的人群，一旦进入美洲大陆深处，也注定无法保留原本的技术能力。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美的另一端——格陵兰岛。殖民这座岛屿的并非东北亚居民，而是大名鼎鼎的维京人。在现代人的印象中，维京人通常以驾驶长船、挥舞精良的长剑与战斧的形象出现，但在格陵兰岛，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稀罕物。维京人在殖民地留下的墓葬中，金属武器并不常见，以鲸鱼骨骼和燧石为原材料制成的更原始的工具却很普遍。冰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初登陆的维京探险家威风凛凛、全副武装，但几个世纪之后，岛上的社区内战中，最常见的武器居然变成了相互投掷的石头。
考虑到北大西洋岛屿上的情况，这种技术退步的发生完全不值得惊讶。格陵兰岛和冰岛不存在广义上的“没有铁”的问题，格陵兰岛的矿产储量颇为丰富，再不济，维京人也有办法从泥炭沼泽中提取氧化铁凑合着用。但问题是，即便能找到铁矿石，当地居民也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炼铁。在工业革命之前，金属冶炼的主要能源是木材，但冰岛和格陵兰岛严重缺乏森林资源。冰岛的情况略好一些，沿海地带存在着针阔混交林，勉强可以维持基本需要，而格陵兰的森林覆盖率则趋近于零，只有西南部峡湾地区存在少量松树和白桦。在这种情况下，维京殖民者甚至不得不将习惯的木制建筑改成石砌，攒出大量木材炼铁纯粹成了奢望。
在各类生产要素中，除原材料之外，还包括劳动力——生产者的数量和质量也会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效果。从公元前开始，中亚地区的许多绿洲城邦就利用复杂的引水系统获得山区冰雪融水，维持了相对繁荣的灌溉农业，但这些灌溉系统到近代却普遍消失，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许多建造与维护相关的技术。这不是因为当地人突然“失了智”，而是蒙古入侵的“后遗症”。复杂的大型灌溉和引水工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来维持，但在蒙古人征服河中和阿富汗的战争中，当地蒙受了极为严重的人口损失，直接导致他们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进行相关工程的修复和建造。随着灌溉农业的破坏和盐碱化的加剧，人口恢复变得遥遥无期，最终的技术退步与丧失，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遭受过严重社会破坏的地区，比如独立之后的海地。在还被称为“法属圣多明各”时，这个岛国曾以极为富庶的咖啡、甘蔗和烟草种植园著称，但在19世纪初，由于取得独立的黑人对白人和白人混血儿采取了迫害与驱逐政策，当地几乎丧失了全部技术工人与知识分子，导致灌溉系统维护技术乃至农业技术的全面退步，种植园几乎完全消失，而被低效、原始的小农经济取代。
事在人为：上层建筑与技术退化
虽然技术交流和生产要素欠缺等原因都可能引发技术退化，但即便没有这两个问题，人类仍然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丢失技术，其中，上层建筑是最常见的干扰因素。即便某种技术在客观上完全可行，也可能因为未经深思熟虑的政治考量、社会习惯或意识形态问题而被抛弃。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中世纪的日本。现代日本人的祖先从东亚大陆迁入时，带去了许多东亚大陆的“特产”，其中包括已有数千年驯化养殖史的家猪。在一开始的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家猪在日本列岛上繁衍生息，兴旺发达，甚至被视为重要的财产。但随着佛教的传入，日本出现了禁止食肉的风潮，这一风潮几乎冲击到了一切可食用的动物，而猪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毕竟，家猪无法在耕种中提供动力，也基本不能在提供肉食之外派上用场，一旦食肉成为禁忌，自然变得百无一用。随着短促的武周王朝在政变中终结，中国很快解除了禁令，但在迟迟未能弛禁的日本，家猪的养殖技术自然是全部丢失了，直到近代之前，日本人吃到的猪肉都是来自山中的“猪”，而非养殖的“豚”。
相比养猪技术，东亚航海技术的变迁史更是政治因素导致技术退化的典型例子。古代东亚缺乏大规模的海上商业基础，船只通常仅用于内河、内湖航运，因此航海和造船业发展水准不及同时代的欧洲。但在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和南亚朱罗帝国等的海上贸易活动中，较为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也逐渐输入东亚，到了大航海时代初期，来自欧洲的新式远洋船只更是极大地刺激了东亚造船技术的进步。比如一度垄断东亚部分海域贸易的郑芝龙家族，就仿造常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葡萄牙和荷兰人的盖伦商船，建造了一些较为先进的大型海船。不过，随着清代初期的迁界禁海运动，沿海造船业在防止海盗、走私等名义下遭到打击，商船自不必说，甚至近岸渔船也受到限制，“只许单桅平底，朝出暮归，不许诈为双桅尖底，经月不返”“船梁头不得高五尺，水手不得过五人”，吨位和适航性落到了不如波利尼西亚人大型独木舟的程度。而同样在近代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和日本，也迅速失去了因为大航海时期技术输入而发展起来的造船技术，作为岛国，本该有航海优势的日本，在“大船禁造令”的限制下，造船技术甚至退化到了只能生产沿岸船舶的地步。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技术的退步主要是经济形态的变迁所致。在宋代的鼎盛时期，中国人研发出了诸多用于节省劳动力的工具，比如改良过的大型水排、水车，更加便捷的播种耧车等，但这些技术在明清时代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退化消失了。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节省力气，而是随着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和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口发生了爆发性增长，人口增加导致的劳动力价格降低极大削减了节省人力的需求，从而让原本已经取得的技术遭到遗忘与放弃。
在不与经济直接挂钩的领域中，经济基础的变迁也会影响技术取舍。许多对日本古代武备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在日本的军械之中，很少看到弩和盾这类按理说相当普遍的装备。在东亚大陆，弩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发明并实用化。在楚汉争霸的时代，“材官蹶张”（劲弩手）便已经成了相当重要的兵种，弩机技术也迅速扩散到了周围的百越、高句丽等地，古代日本也不例外。作为一种标准化且好用的投射武器，日本人似乎没有理由不使用。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在7到8世纪的日本历史中，我们还能看到“列弩张发，矢下如雨”的记载，但到了武士阶层崛起的时代，弩已经几乎消失在历史记录中了。在此之后，外形长而笨拙的日本弓成了唯一的主流投射武器，直到种子岛“铁炮”引进为止。造成这一切的不是明确的法令，而是经济制度的变化。随着“计口授田”式土地制度的瓦解，日本的律令制政府丧失了征召常备军的能力，作为一种相对复杂、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武器，弩没有了用武之地。盾牌的遭遇与之类似，当大规模的军团被个别武士和少数人组成的“郎党”替代，这类适合大阵仗的装备自然没有太大意义了。
同样的情况也在中世纪欧洲的甲胄制造业中出现过。罗马帝国时代曾经出现过的环片甲在中世纪销声匿迹，金属甲胄制造技术迅速萎缩到只剩锁子甲这一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大陆的快速封建化。在大量土地面积有限、人口不多的零碎封建领地上，要组建起一支有熟练技术的工匠团队并非易事，需要复杂锻造工艺的护甲对工匠的经验和技能也有较高要求。锁子甲虽然算不上最优秀的护甲，制造起来也非常费工时，但胜在加工所需技术要求不高：只要制造出大量铁丝，再将它们制成铁环串起来，就能慢慢“攒”出一套锁子甲。因此，这种无需熟练技术、适合小型封建领地的甲胄技术存留了下来，其他技术却遭到淘汰，也就是意料之内的事了。
总之，人类的技术进步从来不存在“必然”和“注定”，发展也绝不是“单程票”式的坦途。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哪怕是最为微不足道的，都必须不断投入资源，谨慎地加以维持与保护，否则任何曾经拥有的，都有可能失去。
【责任编辑 ：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