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51年版
《论平等》一书是以几次讲座为基础的，自从这些讲座完成之后，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同时自第三版出版至今，也已经过去十二年了。笔者获悉《论平等》已经售罄了，目前市场上仍然需求这本书；同时，这本书的出版商已经友善地表达了再版本书的希望，结果就有了本书的第四版。
本书的前六章重印了本书的1938年版，只是修改了一些细微的错误。读者将会发现本书所描述的英国不是1951年的英国，而是处在大萧条和慕尼黑阴谋（the tragic farce of Munich）(1)这一时间段之中饱受磨难的英国。在过去的十年中，现金收入分配上的变化、税收的增加和累进税率的上涨、有关公共需求的集体供给的扩大等现象已经出现了。因此，本书增加了新的结语部分，最后一章并没有试图详细考察这些变化，只是简要地考察了与本书的主题特别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一章所提到的一些数据既不是独创的，也不是最新的，但是它们大概可以与第二章和第四章中的一些数据相对照。最后一章中的一些数据所揭露出来的一些趋势并没有逃脱如下责难：自由与文化是不平等所带来的果实，一定会随着不平等的下降而萎缩。像天国一样，文化“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的”；同时，虽然我意识到我在思考那个问题时所参照的资料是不充分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进一步扩充所参照的资料。然而，我仍然打算稍微探讨一下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个不那么清晰明了的问题。
在目前的国际氛围中，关于社会政策的讨论并不像它乍看上去那样无关紧要。像早期的宗教战争一样，我们今天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上都有着原则冲突；然而，如果欧洲能够幸免于难，那么那些确信对文明来说自由和正义是同样不可或缺的社会，也将作为欧洲的一部分幸存下来。有些人视这些高度抽象的信念为盟友，而不是敌人，他们在不太容易度过的六年中，一直在努力为自由和正义的事业服务，这些人的经验并不是空洞的，人们也许通过深思，能够从中获益。
“如果我们谈论民主，我们并不是在说一种主张投票权但是忘记了生活和工作的权利的民主。如果我们谈论自由，我们并不是在说一种排斥社会组织和经济计划的顽固的个人主义。如果我们谈论平等，我们并不是在说一种因社会特权和经济特权而无效的政治平等。如果我们谈论经济重建，我们更多地考虑了平等的分配，而不是产量的最大化（虽然也通常要求这样做）。”《泰晤士报》在1940年7月1日写道。先知扫罗（Saul）所预言的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危机所揭示的真理仍然是正确的。有的思想从关注战后世界中共同的苦难和遭受的剥夺，转向关注在灾难来临之前独有的幸福和享受的奢侈生活，这样的思想有时散发出一种怀旧的心态。无论是新制度，还是旧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新制度考虑旧制度的背景状况，并综合考虑两个制度所带来的后果，那么最有可能获得一个关于各自优点的冷静判断。
1938年版
在一本书出版八年之后，如果作者不打算从头到尾重写它，并被邀请再版其旧作，那么他应该感到很幸运。我并没有重写《论平等》，然而目前这个版本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上一版。导论以及其他一些不再重要的段落已经被略去了。当在撰写本书时，新的最后一章所涉及的问题仍未完全显现，这一章已经取代了上一版的简短结论。在有些经验和反思给人们带来了新灵感的地方，我已经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一些必要的地方，我已经更新了一些数据。
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本书的其他观点——与它所处理的现实问题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本书分析不平等的弊病所带来的破坏，以及解释能够治愈那些弊病的措施（前提是病人本身要同意进行救治）的过程中，本书对处处充斥着的不平等的描述还是轻描淡写（under-statement）了。无论真理被怎样呈现出来，真理并不总能说服他人；但是，真理的说服力受到冷静的判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少于受到夸张的言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有一点可以合理地强调。有人有时仍然说道，庇古（Pigou）教授在他的最新作品中所说的“那些玷污了我们现在的文明的运气和机会的巨大不平等”(2)是有益的，是不能补救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些天真的外行倾向于相信运气和机会的巨大不平等这样的怪物在经济上是有益的——虽然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同时即使这些怪物在经济上是没有益处的，革除它们所要面临的实际困难太大了而不能克服。人们也许可以充满自信地说，这两种观点仅仅是没有根据的观点而已，因为这些观点并没有援引令人信服的证据。上述荒谬的观点可以援引经济科学的结论作为证据的那个时代，即使曾经存在的话，现在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搜寻证据的压力并没有落在接下来将要探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批评者的肩膀上，而是落在了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捍卫者的肩膀上。
那些使得占英国人口的比例少于2%的人占据英国的年生产总值的将近25%(3)的制度，也许可以激起人们的惊叹、崇敬和敬畏之情。一个人并不能与灵魂的抉择（the choice of a soul）进行争辩；如果人类喜欢那种类型的无用之物，那么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if men like that kind of dog, then that is the kind of dog they like）。然而，无论这种现象会唤起什么样的情感上的反应，与这种现象有关的事实是毫无异议的。到目前为止，它并不是一种经济上的优点，而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经济负担。首先，当国家需要提供的福利是更多的和更好的食物、住房和学校时，与这种现象有关的事实包括长期错误使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或维持昂贵的、徒然无益的东西。其次，与这种现象有关的事实意味着由于缺乏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大部分人的能量——这些能量是所有财富的渊源——从出生到长大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再次，与这种现象有关的事实导致了特权阶层的存在，这些既得利益者顽强地抵抗所有试图重建一种公平的和更加理性的经济体系的努力，原有的经济体系是1914年之前遗留下来的东西，既得利益者认为这种重建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最后，与这种现象有关的事实会带来一种永久性的阶级斗争，这些阶级斗争虽然并不是一直很突出，但是一直活跃在平静的外表下面，同时，这些阶级斗争对集体努力的发挥是毁灭性的。无论我们社会的这些特征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特征所带来的结果一定不包括经济效率。把产生了这些事实的制度安排当成经济上的优点来引以为豪，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而是不切实际的态度。这是把挂在脖子上的石头当成护身符。
那种虽然承认变幻莫测的不平等是一种严重的国家灾难，但面对横阻在人性和常识的路径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时颤抖的态度，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就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言，前进的路径实际上已经被明确地标出来了。当财产是广泛分布的，且大部分的财产是由那些其拥有者为了生产性目的而持有的土地、设备和工具时，通过继承的方式而进行财富转移的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它在过去既可以确保下一代能够拥有上一代的资产，也可以确保世界上的工作能够正常进行下去。今天，当3/4或者更多的人在去世时拥有的财富少于100英镑时，当1%的人拥有几乎2/3的财富时(4)，继承权已经成为少数富人在以社会上的其他人为代价的情况下，把财富免费遗赠给他们的继承人的一种工具。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最初受到了常见的那种警告的情况下，对继承权所强加的限制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欢迎；同时，虽然那种警告仍然很常见，但是经验证明它仅仅是一种臆想而已。通过对继承权所强加的限制以及加快这种限制的实施，将继承权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这是一剂极强的毒药——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是完全可行的。
没有人严肃地认为，为了使健康和教育成为不像目前那样被某个阶级垄断的东西而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没有益处的。依据不同阶级的疾病的发病率以及大多数儿童的文盲程度，没有人应当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哪怕是教育和健康等事情上的起码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措施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已经使得有关这些问题的良好意图变得毫无用处。专家也许在细节上持有不同的意见；然而，他们在教育和健康政策问题上所达成的充分共识，在未来的十五年中足以让政策执行者们忙个不停了（如果他们没有被束手束脚的话）。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确保无论整个年轻一代的收入或社会地位是怎样的，他们能够拥有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平等环境，享受通过教育发展自己才能的平等机会，拥有（根据他们的能力）进入所有职业的平等机会，同时能够平等地应对突发事件。那些阻碍人们采取有效行动的主要东西，既不是无知，也不是资源的匮乏。在乔治·梅（George May）爵士及其同事的经典表达中，我们可以发现，“既然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所享有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标准，在很多方面已经优于中产阶级的父母为其孩子所提供的教育标准，我们感到现在是停止扩张这种政策的时候了”。(5)把社会阶级作为有利于公众的最终无误的标准，这种天真的理想化做法并不局限于上述言论所涉及的特定主题。只要那种态度顽固地存在着——只要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并没有打算将其自身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设施扩展到其同胞、只要一想到同胞将要分享他们所享受的利益就大为恼火——英国的文明化程度必定被视为肤浅的。
最后，当伟大的工业已经走向正轨时，如果资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么今天很明显它已是有害的，并非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从事一些重要的事情，毫无疑问需要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这也是有些人不应该通过裙带关系和个人影响力而被雇佣的原因之一（现在这些人经常因裙带关系和个人影响力而被雇佣）。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只有成就非凡的人（the Titans）才能精通的高深莫测的秘密。不列颠民族并不缺乏管理政府和行政事务的经验。说无法调动人们的智力，为其福利所必需的一般利益服务，说他们无法比自1918年以来的银行家、矿主和工厂主做得更好，这是在说他们是愚笨之人。无论这种说法受到多少支持，它的历史并没有证明它。简而言之，考虑到终止经济不平等和工业独裁的意愿，目前所存在的技术和管理上的困难并没有提出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也许不能成功建立实现经济收入平等的机制，这样的做法也并不是重要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当然能够永久地结束整个可恶的阶级优势和阶级劣势，这些优势和劣势是我们现存社会体系的特征和恶习之一。
只要我们有相应的意志，我们就可以这样做。然而，意志本身当然恰恰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书第一次出版时，一个评论者写道，虽然这个主题有一些思考上的乐趣，但是它缺乏实践上的重要性。在格拉古兄弟掌权时的罗马，当共和国处于历时半个世纪的内战前夕——这场内战最终毁灭了共和国——时，一些有素养的学者说了同样的话。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这是民主的本质）同经济机会和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结合起来的打算，仍然处于萌芽期。然而，有充分的经验去建议，这些打算的结果充其量只体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当大众意识到民主赋予他们的力量时，他们自然会利用这些力量去实现他们的要求。在那些以前对民主漠不关心的人眼中，当人们合理地使用民主时，民主自身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无伤大雅的外观。有一种宿命论认为，大不列颠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已经破坏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文明，这种宿命论明显是不恰当的。然而，由于如此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就假定英国的政治文明能够永远维持其自身，这种乐观态度也是不恰当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在年轻时代可以是盟友，一旦它们成年以后，就不可能共存。当那种可能性出现时，一定要在它们中间做出选择。
问题的解决并不依赖受到一知半解者爱戴的非个人性力量，而是依赖普通人的信念以及依照这些信念而行动的勇气。无论我们从近十年的历史中得到什么结论，至少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即只要民主仅仅是一种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的民主就是不稳固的，相反，民主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还应该是一种社会形态（a type of society），是一种能够同那种类型的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为了使民主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形态，需要民主沿着两条路线前进。一方面，它要求果断地完全消除所有形式的政治特权——这些政治特权有利于某些团体并压制其他团体——无论它们是源于环境、教育还是金钱收入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它要求现在的经济力量从不负责任的暴君转变成社会的仆人，在有明确范围的界限内从事活动，并就其行为对公共权威承担责任。
既然接下来将要采取的步骤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无需过多地担心会受到冲击。如果民主在这个国家中衰落了，那么它衰落的根源，不是因为任何不利环境的偶然结合，而是因为民主的某些口头捍卫者的不诚实以及其他人的胆怯。民主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在仍然有时间使民主无懈可击时，对于要把握的机会来说，公共精神太软弱了，阶级的利己主义太强了。如果民主能够屹立不倒，那么其原因不是因为它到目前为止仍然屹立不倒，而是因为普通人坚信它将长存，同时致力于拓展其根基。在今天，拓展民主的根基意味着摧毁金权政治，并以平等主义的社会取而代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书也许可以在这个方面贡献一点微薄之力，这也是本书现在再版的原因。
R．H．托尼
这本书的材料起初在1929年的哈雷·斯图尔特讲座（Halley Stewart Lectures）上宣读过。
(1) “慕尼黑阴谋”是指1938年9月，为了避免战争爆发，英国、法国、捷克和德国四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协定，捷克必须把苏台德区及其附属的一切设施交给德国，希特勒宣称这是德国对西方的最后一项领土要求，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履行诺言，第二年3月就占领了整个捷克。——译者注
(2) A．C．Pigou, Socialism versus Capitalism, 1937, p.9.
(3) A．C．Pigou, Socialism versus Capitalism, 1937, p.12.
(4) A．C．Pigou, Socialism versus Capitalism, 1937, p.13.
(5) Report of Committee on National Expenditure, 1931,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