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材质及其兴废之时期

吾人言及书籍二字，一般人之观念，必以为即今之线装书。余所见故事画中，即有不少例证。但此为现代已进化之制度，而非初有书籍时之制。且演进之过程依时代而各异。凡事物之创造，必先粗制滥造，而后逐渐改进，以臻于巧妙。纸为二世纪初期之产物，以之写录书籍，更在其后。在未用纸以前，先用缣帛，缣帛以前又先用竹木。

竹木始于何时，今不可考，或自有书契以来即用竹木，亦未可知。缣帛之用，却亦不晚。《墨子·明鬼篇》曰：“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亦曰：“先王寄理于竹帛。”皆以竹与帛并举。可见周代虽用竹木，已知兼用缣帛矣。《汉书·艺文志》撮录群书，或以篇计，或以卷计。以篇计者为竹木，以卷计者为缣帛。卷之数不如篇多，又可见西汉时代缣帛虽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广。《后汉书·儒林传》注：“及董卓移都之际（一九○年），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当东汉末年，缣帛为用之广，已可想见。但《阳球传》载灵帝时（一八○年顷），球奏罢鸿都文学，曾言乐松江览等徼进时，有“鸟篆盈简”“笔不点牍”之语。《荀悦传》记悦作《汉纪》时（献帝建安初，当二○○年），献帝诏尚书给笔札。当时所用犹皆竹木。意应制之作，以及官府文书，各有定制，不能随意变更，故仍用竹木。其余或已趋于便易，多用缣帛矣。官府文书之用竹木。不但汉末如此，直至南北朝之时，尚有一部分沿用者。然则竹木之命运，亦不为短矣。

至纸之创造家虽为蔡伦，而纸之名，则犹因于缣帛。据《后汉书·蔡伦传》言：“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一○五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然则纸为缣帛之名，蔡伦所造者，并未锡以新名，犹是因缣帛之旧称。故蔡伦以前所谓纸者，皆指缣帛而言，如《意林》引应劭《风俗通》言：“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同辆）。”《后汉书·贾逵传》言：“（章帝）令达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其时皆在蔡伦以前，所谓纸者，并非蔡侯纸也。但至蔡伦以后，纸之名遂为树肤、麻头等所造者所专有矣。

居延遗址出土西汉古纸（又称金关纸）

依《蔡伦传》所言，似造纸之动机，乃感到缣与简之不便，欲以之为代用品。但初造之时，不甚通行，惟家贫或不能用缣帛者用之。《北堂书钞》（卷一○四）引崔瑗《与葛元甫书》曰：“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可知当时素贵纸贱，用纸者为不敬。魏晋之际，犹用缣帛，至南北朝时，始通行用纸。《隋书·经籍志》曰：“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湘素。”又曰：“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又曰：“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劣。”《北堂书钞》（卷一○四）引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张怀瓘《二王等书录》曰：“桓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又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据以上记载书籍之事参互考证，晋时纸与缣帛兼用，至纸之完全代替缣帛，或在南北朝之时矣。竹、帛、纸三种材质兴废之时期，虽不敢确定其起讫界限，然行用时期，可大略得结论如下：

（一）竹木　自有书契以来迄于三四世纪。

（二）缣帛　自前四五世纪迄于五六世纪。

（三）纸　自二世纪迄于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