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战国孟学史

第一章 战国孟学概说

第一节 战国孟学发端的历史背景

先秦特别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是孟子学说及其研究得以产生的必要土壤，发端期的孟子学研究也处处显示出时代的烙印。

从蛮荒的远古时代至西周，中华民族步履维艰地从蒙昧走向文明，并为后世的学术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春秋战国终于迎来了中国学术的大发展时代，同时也成为诸子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诸子之学一开始便在中国学术史上树起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成为中国学术的源头活水，泽被后世。

在西周到春秋的历史演变中，有两个发展趋势对诸子之学的兴起至关重要，也是孟学发生的重要背景，一是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二是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前者与政治密切相关，后者与学术紧密相连。

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礼乐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也许可以远溯至原始部族时期，《尚书》、《礼记》、王逸《楚辞章句》都记载有较为原始的礼乐情形。《尚书·益稷》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1]所记乐舞场面宏大，“祖考来格”体现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礼制。伪孔传云：“言神人洽，始于任贤。立政以礼，治成以乐，所以太平。”[2]即孔子所说的“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后来《礼记·明堂位》说的周公“制礼作乐”，应该是对更古老礼乐的一次整理与变革，使之更加完善，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从而更适合周王朝的政治需要。之后，礼教与乐教从外在规范与内在德行修养两个侧面入手，成为周王朝治国中两种自觉和普遍的政治制度与传统。后来孔子也大力推崇礼教与乐教传统，子思又由礼教和乐教演化出“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3]说，孟子受其影响，以“见知”与“闻知”划分历史人物，稍后的孟子后学吸收二者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挥，成为孟子学术研究的开端（详见后文）。

自春秋到战国，随着诸侯王实力的膨胀与“周时衰微”，周王朝处于实际的四分五裂状态，昔日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用以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礼乐已经呈现出种种矛盾，成为诸侯王发展的阻碍，于是“礼崩乐坏”。实力强大的诸侯要求对礼乐进行新的变革，于是大一统下的专政名存实亡。同时，诸侯间征战与兼并成为一种常态，对贤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于是士阶层应时而生。士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的各个层面，或著书立说，或四处游说，或出谋划策，或专长一技。著书立说者往往相互辩驳以为能，皆以己说为治世良方。但不同学派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普遍宽容与尊重，这就为诸子之学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礼乐自天子出的时代，学术为官府专利，与百姓无关。章学诚云：“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4]与“礼崩乐坏”相伴随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变革，致使许多知识分子进入诸侯之门，甚至流落民间，正如孔子所言：“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5]“学在四夷”的结果之一便是私人办学的兴起，授徒讲学，宣扬主张。这为知识文化的传播、学术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其中孔子可谓佼佼者。当时各阶层对士的大量需求和尊重进一步促使了私学的发展。可以说，官学的衰落与私学的兴起，为诸子之学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储备。

宽松的政治、学术文化环境以及知识阶层的大量出现，共同促成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庄子·天下》篇与《荀子·非十二子》篇列出诸子之学数人，虽未分派别，但皆以学术旨趣相近归类。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时始分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6]，东汉刘歆《七略·诸子略》则进而分为十家，据《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也。”[7]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8]。各学派对诸如安身立命问题、为人处事问题、国家治理问题、宇宙时空问题乃至逻辑思辨问题等，纷纷发表一家之言，在著书立说之时往往互相阐释、吸收与批判，如荀子、韩非、《吕氏春秋》对孟子学说的扬弃，就是这一期间学术交流的内容之一。钱穆先生简要勾勒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派别及其分布，并把诸家学术之大趋势作了一个比较，他说：

其时各国学术，高下盛衰亦远异。大抵先起者为儒墨，孔丘墨翟皆鲁人，其学风所被，亦以齐鲁东方为盛。继起乃有法家兵家纵横家，如李克吴起商鞅尸佼申不害公孙衍张仪之徒，则三晋之士为多。论起学风，不徒先后有殊，亦复东西有别。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隘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此为儒墨两家所同。其后道家继起，其论学态度亦复同也。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之富强为基准。其用意所在，仅就现状粗加以革新，并不能注意及于整个之社会，全部之人生。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则法家兵家纵横家皆然。此则其大较也。至于秦，僻处西垂，其文化程度较东方为远逊。其所赖以兴国措政，以追逐于时代潮流急转之下者，则尽东土之士也。[9]

虽然钱先生对各派的评价略显粗疏，但就各学派主要的特征来看，钱先生的总体把握无疑是合理的。孟子作为战国中后期的儒家学者，其学说也基本是在大力宣扬尧舜以来的所谓文化传统基础上，要求修养心性，进而关注社会或者说天下的太平。孟子学说既是儒家一派发展线条上的重要环节，也是先秦诸子学竞相争鸣局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说来，春秋以来两百多年的战乱与分裂，在战国后期已经使统一成为历史的趋势。在政治上，秦楚的强大足以统一全国；在思想学术上，各学派在经过长期的思想交锋后，已在相互吸收中逐渐走向融合。政治与学术上的这些特点，都在孟学的初期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