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羌绣源起之说
在四川羌族地区，关于羌绣来源和传说流传众多，说法各异。羌绣究竟源于哪个时代，在众多有关羌族的历史古籍文献中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实证，对羌绣源起的探究只限于推测，还需更多的材料来证实。目前有关羌绣源起普遍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羌绣与古羌人生活造物相关，其传承历史久远；第二种认为源于蜀绣与蜀文化有密切关系；第三种认为羌绣源于明清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有大量实物遗存；第四种则认为羌绣是现代产品，是现代“民族竞艳”的产物，是外来文化，传承历史短暂[3]。因此，我们认为羌绣的溯源应理清四种概念的异同，在了解羌族深沉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生息环境后，提出深化的观点。本章将对这些观点进行分别论述。
（一）观点一：源于古羌文化
现在愈来愈多的学者们认为，羌绣的主体仍是由智慧的羌族先民所独创，其直接源头，便是远古时期。茂县营盘山是岷江上游发现的一处距今4600—53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它是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典型代表之一，反映了5000年前岷江上游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4]。从出土器物可以看到营盘山先民具有较为高超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水平，出土的彩陶器器表均打磨光亮并用软笔绘出各种图案（图1-1），图案内容包括变体鸟纹、蛙纹、草卉纹、草叶纹、水波纹、弧线纹、圆圈纹等，尤其还出土了一批以“绳纹”为主的陶片（图1-2）。这些古朴原始的符号在羌绣图案中也能找到踪迹，如图中装饰在鞋口、衣领上的绳纹、弧线纹、水波纹以及围腰上的卷草纹等，都与陶器上的纹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汶川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纹饰和这一地区雁门妇女衣领、袖口、肩部上的纹饰也极为相似，当地妇女将这种纹样称为“缸钵边”[5]。有的学者推测，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出土诸多陶器上的“绳纹”是羌绣最原始的雏形。虽然羌绣技艺与彩陶图案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至今并无文献可以考证，但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期考古发掘所证明的文明演化次序来看，应是陶器在先，然后出现作为装饰或带原始宗教意义的纹样，由此再产生刺绣图案与相应技法，这个顺序应是成立的。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教授在其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专章谈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石棺葬墓群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灰陶时，曾认为“此类灰陶之装饰，大体上观察不甚华丽，诸器之中，素器约居其半。其有装饰者简繁不一，图案技术均有可注意者。各式花纹之中，以绳纹为最普遍，施于器皿之下部，高及肩颈之间，纹多直线平行，由上而下，集中于器底，系在陶土未干前用绳印成，或参差不齐，或兼带平行沟纹，将绳纹分为数段，于是图案宛若编织物之模仿”[6]。从中可以分析出羌人灰陶绳纹与手工编织物图案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图1-1
图1-2
还有，羌族的云云纹，云纹线条呈旋涡状，多采用二方连续，以点定位，围绕点而展开，逐步形成繁复的旋转纹样，体现出抽象性和连续性的特征。这种旋涡纹很早就出现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里，在岷江上游春秋至秦汉时期石棺葬出土的双耳罐上就有两个对称的旋涡纹，涡纹有抹划的，也有用软笔绘制的，在茂县先秦时期出土的青铜礼器上也有类似的旋涡形纹饰，这种“涡”形纹和今天羌族云云鞋上的卷云纹也十分相似（图1-3）[7]。
图1-3
另外，战争一直伴随着羌族历史的进程：在周灭商的历史进程中，姜姓羌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汉书》记载，羌人以战死为吉，病终为不祥[8]；从东汉开始西北羌人起义频繁……，在常年的战争中，羌族人骁勇善战，征战无数，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战争于羌族是历史，是伤痛，也是埋藏的记忆，这些记忆被女性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着：黑虎寨的将军帽；沟口、渭门头帕上的“枪管”样式；围腰上的“城墙垛口”图案，以及绣花鞋上的“箭头子花”等（图1-4）。这些留存着战争记忆的图案，通过妇女们的技艺流传至今，虽然这些图案在当代语境下只作为装饰，但其原型在历史上却实实在在地出现过：图1-4-4是茂县羌族博物馆馆藏文物，战国时期的铜箭镞（箭镞即箭头），于1992年在茂县南新牟托1号石棺墓葬出土。从考古发现来看，茂县境内除牟托石棺墓葬外，茂县别立石棺墓葬、撮箕山石棺墓葬以及城关粮站石棺墓葬中都出土了这种形制的铜箭镞，不仅在茂县石棺葬中有箭镞的出土，理县、汶川石棺墓中都有类似箭镞的兵器出土。由此可以推断，箭应该是在当时战争中普遍使用的武器，而茂县黑虎寨绣花鞋上的箭头头花（图1-4-1、图1-4-2），造型上与这些出土的箭镞如出一辙，三角形的箭头棱角分明，有双翼还有延伸出来的銎部，而这种造型的图案在黑虎的绣鞋上普遍存在；笔者在三龙乡田野调查中也发现绣花鞋鞋口上有很多三角形造型的几何图案，如图1-4-3，这种图案在传统绣花鞋上普遍存在，问当地人这种三角符号图案绣的是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箭头子。”但为什么要绣这样的图案，什么时候开始绣，很多人却说不出来，只说这些都是老传统，老辈人就是这么绣的。
图1-4
历史上羌族总是与战争相随，战争的惨烈与伤痛深深地刻印在羌人的集体记忆中，而羌族妇女运用手中的针线，一针一线绣于布面、融入最平常的生活，连接着历史的时空。她们通过刺绣艺术语言将真实的、复杂的历史信息转化为视觉符号重现出来，造就出这独一无二的羌绣与历史对话的艺术魅力。
（二）观点二：源于蜀绣
源于蜀绣的观点大概有三种含义：一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之子昌意为妃，所生后代就有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黄帝之妃嫘祖及蜀山氏女都是古羌人（其实，按《国语》的说法，黄帝、炎帝皆为少典之子，亦同属古羌人），蜀王蚕丛自然也是古羌人[9]。后来发明蜀绣的蜀人不用说也属于羌人一脉。从这种意义讲，所谓蜀绣亦即羌绣。但这个观点过于粗略很难服众。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1986年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这件青铜立人像的工艺精湛，从青铜立人像的衣饰看，三层衣饰均设计华丽，做工精细，品位极高，而繁缛华丽的衣饰，经专家研究发现，立人像一共有三层衣饰，最里层的“内衣”袖子长度一直到达腕部，而且袖间露出花团锦簇的绘绣花纹，那么露出的花纹部分是绘制还是刺绣？有学者分析是刺绣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立人像所反映的人物应该是地位显赫至少属于王者级别的形象，作为王者的服饰应该要求极高，而刺绣与绘制相比，刺绣更高级，更实用，更具有王者气质，所以对于地位显赫的人能用刺绣的地方绝不可能用绘的方式来代替，所以专家认为这个内衣的花纹是刺绣的可能性极大，从中可以推测青铜人像的衣饰工艺包含古蜀人的刺绣技艺。虽然青铜立人像有很多艺术化的处理，但艺术来源于生活，青铜立人像的服饰必然是来自当时古蜀国上层人士的服饰，说明当时的古蜀人已经具有精湛的丝绸纺织工艺和刺绣技艺，那么，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化的一部分，而古蜀文化的一部分来自岷江上游的古氐羌文化，从这一点可以理解为羌绣与蜀绣同宗同源，所以羌绣源于蜀绣。三是在四川的民间刺绣工艺界有“南彝北羌”之说，意思是川南的彝族刺绣与川西北的羌族刺绣是民间工艺的两座高峰。而“南彝北羌”的刺绣风格各有千秋，有人认为彝绣与羌绣比较，羌绣技法更胜一筹，因为羌族自古与成都平原的汉族建立了紧密关系，民族融合，文化互通，羌绣在保存传统技法上，又吸收了大量汉族文化和蜀绣技艺，使羌绣博采众长技法精湛，特别是羌绣中的挑花技法就是在吸收成都平原汉族的挑花技艺后发展创新起来的，所以这种技法具有汉羌结合的特点[10]。
（三）观点三：源于明清时期
从明清时期开始就有大量的羌绣实物存在，说明当时刺绣在羌族地区已极为盛行。晚清时期一位英国汉学家用影像记录了在羌族地区考察的一些见闻，他就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荣誉会员陶然士（Thomas Torrance，1871—1959），他对中国历史考古有浓厚的兴趣，并撰写出版英文书籍，首次把中国羌族的历史、习俗、宗教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群居村落及古代民居建筑等介绍给西方世界。1918年，陶然士进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据《汶川县志》载，1920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托伦士（即陶然士），在汶川绵虒地区调查”，他用影像记录了羌族的习俗和宗教，在考察途中收集了一些实物资料，其中就有他在羌族地区收集的羌绣实物。图1-5-1，图1-5-2是陶然士百年前在汶川绵虒地区收集的绣花鞋和衣服上的绣片（现藏四川大学博物馆），从这些实物可见，当时羌绣刺绣的面料为棉布，绣线为棉线，绣有菊花、梅花、蝴蝶等图案，针法有挑花和扎花，图案样式有几何纹样和具象纹样，图案构成严谨，针法细腻，用色鲜艳，这些特点在现在羌绣上依然存在。图1-5-3是项目组2010年在陶然士当年考察的同一地方调查时收集到的实物，对比来看鞋子从造型、图案布局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经过百年变迁，面料和绣线在工业时代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另外在1933年至1948年多次前往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考察的美国人类学者葛维汉的调查报告中，作者这样记录了他目睹的羌族妇女与羌绣的关系：“闲暇之余，男人们坐在一起聊天、抽烟或喝茶，女人们则一边闲聊，一边做事，有的纺纱线或麻线，有的缝制布鞋、绣花或做衣服。”还有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他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他用影像记录了羌族地区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俗等，他撰写的《羌绒考察记》收录了部分羌族服饰的图片，如图1-5-4可以看到当时羌族衣服上的绣花边饰和拴的绣花围腰。毋庸置疑几位大师分别以真实的影像介绍了羌族地区的山川、地理、民族以及物产等，在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中我们也见到羌绣的身影。
图1-5
（四）观点四：源于现代再造
由于羌绣在古籍文献中没有发现确切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的考古实证，所以部分学者据此认为羌绣是现代民族“文化竞艳”下的产物，是一种再造产品，是不具备古老传承意义的物品。还有一些学者从目前羌绣刺绣面料来看多是工业生产的面料，目前刺绣所用的线膨体纱也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所以认为羌绣只是现代产品。对于这个观点许多学者并不赞同，认为过于武断缺乏系统研究分析。
羌绣究竟源起何时，也许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从客观上说，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传统的形成，既要受其所处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又要与周边的族群环境密切相关，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又包含着与他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11]。要研究羌族服饰里的刺绣文化特质，就要对其文化产生的面貌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并深刻认识其历史渊源与生存现状，这样才能最终认知和解读其文化的特质。地理位置上，羌族主要聚居于阿坝州的东南部，西北与北边毗邻嘉绒藏族，东北与南边与汉族聚居区接壤，并且有的生活在高山，有的生活在汉藏过渡地区，因而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羌族处于汉藏之间的文化边缘地带，自身文化具有丰富和多元化特点，在文化的选择上也具有相对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所以肇生出羌绣多元并汇的特质，同时羌绣作为羌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保存至今，与其对自身文化的坚守有直接关系，这也充分证明了羌族文化具有顽强的调节能力和生命力。
[1]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页。
[2] 周毓华：《羌族历史与习俗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 马熙逵：《羌绣溯源刍议》，《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667页。
[5] 徐平、徐丹：《东方大族之谜——从远古走向未来的羌人》，北京：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
[6]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55页。
[7] 李明、郑姣、耿兆辉：《羌族云云鞋艺术类型分析》，《装饰》，2016年第4期。
[8] ［南朝］范晔：《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75页。
[9] 刘珂：《羌绣起源之我见》，《文史杂志》，2016年第4期。
[10] 焦虎三：《简析羌绣艺术的特点与源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报》，2013年第2期。
[11] 何毛堂：《黑衣壮文化传统的吸纳性与排他性——黑衣壮文化特质研究之一》，《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