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前士人的师法观念

史称孔子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前四史以降，诸正史列传，有不称传主家世而备述其师承者。如《晋书·许孜传》载：“许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1]《梁书·孔佥传》载：“孔佥，会稽山阴人。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2]《魏书·范绍传》载：“范绍，字始孙，敦煌龙勒人。少而聪敏。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3]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此尤见其时对师承之重视。宋前士人从恪守师道尊严到认为闻道有先后，其师法观念在不断变化，但尊师重教是主流。我们试从其“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师授尊严、“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的师法与家法等问题略述宋前士人的师法观念。

一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师授尊严

《礼记·曲礼》曾谈及先秦时代“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师授原则[4]，规定学者登门拜师求教，要求老师不得屈尊受求学者之召上门传道。在时人看来，师、道是合一的。韩愈《师说》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其秉持的也是此观念[5]。《吕氏春秋·劝学》对此专门分析道：

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于得圣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6]

这里强调了尊师与重道的统一，强调求学者本身对“道”的向往与追求。客观上，确立了师道尊严，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求学者能接受名师的教导。宋前士人更多地偏向于前者，这一观点被他们反复强调并实践。而自《礼记》以至韩愈，皆对师道尊严有所阐述，亦可知该观念流传不绝。

《韩诗外传》记载孟尝君曾请学于闵子，使车往迎闵子。闵子不应，对道：“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君所谓不能学者也，臣所谓不能化者也。”[7]他所演绎的正是前引《吕氏春秋·劝学》的内容。东汉时，会稽人包咸习《鲁诗》《论语》，“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谠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谠遂遣子师之”[8]。包咸传授学问，也是专立精舍，以候来学者，而太守征其为属官，召其授子，包氏就以师道尊严之礼坚拒。

若有师长不守此原则，门下弟子亦尽力规劝。王莽为大司马，召王仲子，仲子欲往。他的学生郭宪谏阻曰：“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违之。”[9]郭宪谏阻其师的理由也是强调“道”之不可轻贱，亦即认为“师道同一”，王仲子若应召前往授道，就自行降低了“道”的地位。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了看空一切的佛门。刘宋时，彭城王义康请释慧睿法师“入第受戒。睿曰：‘礼闻来学。’义康大惭。乃入寺虔礼以奉戒法”[10]。

正因为“有来学，无往教”的师授观念，当时马融、郑玄、陈寔、包咸、李充等一大批儒者经师居家或立精舍传道。至于宋代，该观念仍然受到人们的认可，“庆历中，石介在太学，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讲官会诸生讲，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日思为仁义而已，不知饥寒之切己也。’众皆注仰之。介因馆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为学长”[11]。石介在京师，何群与诸生不远千里而来求学。石介虽馆何群于其家，仍使诸弟子推群为学长，何群作为弟子依然是到老师所在处求教，此即“来学”。宋初著名的胡氏华林书院，四方之士来此游学者常数百人，一时吟颂其学堂之朝臣三十有几，“纷纷游客豫章回，俱道华林就学来”即当时景象[12]。“就学来”，亦即“来学”的直接陈述。

只是除去“来学”，“往教”亦屡见不鲜。如王向，曾在滁州管理某镇事务。有书生教学生，未能收到薪酬，便“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书生讼于向，向判其牒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宁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岂两辞而造狱。’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公一阅，大称其才，遂为之延誉奖进，成就美名，卒为闻人”[13]。该例说明，宋人依旧推崇尊重师道，主张先生不屈就，但先生往教已非新鲜事，王向、欧阳修则站在师道尊严的角度，皆认可“有来学，无往教”观念。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原则，确立了师授的基本模式，进而影响士人求学、师说传授等诸多问题。到宋代，士人们依然执文就谒，向执牛耳的名师巨匠请益问学，不能不说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二 “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的师法与家法

两汉经学，恪守“师法”“家法”。“师法”这一概念首见于《荀子》，荀子对师法之要求可谓严苛，他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14]在荀子看来，对师法不称不传，即为背叛，而背叛之人将遭受世人唾弃。荀子的观点在《吕氏春秋》中得到延续，其文云：“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15]

至于两汉经学，“师法”与“家法”便是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丁进先生、蒋国保教授均对这两个概念作出细致的分析[16]，笔者自认在该问题上不能有更多发明，故撮其文之要，兼以拙见，略述如下：

汉儒所谓“家法”之“家”非有血缘关系才称之，而是“诸子百家”之“家”。故而李零先生说：“一师数传，可以有很多家。本来，诸子分宗立派，不止儒家，墨家也有很多派，但汉代，唯独经学讲家法，迥然不同于诸子和其他书。”[17]清人王鸣盛提出“盖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守其一家之法，即师法也”“不改师法则能修家法矣”等说[18]。

丁进先生通过对《后汉书》关于“师法”“家法”的运用实例分析认为：师法主要流行于西汉中后期，侧重指五经博士的学说，也可指与五经博士有直接关系的博士先师之说；后人在原有师法基础上可以扩充，但不可改；在一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学者可以自创师法，另立门户。“家法”称呼起于东汉中后期，而大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多数情况下指五经博士的学说，具体指称五经博士章句、经和其他解说文字；家法指某经有某氏之学，不指某氏之下复有某氏之学。后汉学术语境中，师法、家法两词可以混用[19]。

师法、家法多指五经博士的学说，但也可用于天文、历算等专门之学的师承。如：“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各讼历，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今洪其诣修，与汉相参，推元课分，考校月食。审己巳元密近，有师法”[20]，“河平疏阔，史官已废之，而汉以去事分争，殆非其意。虽有师法，与无同。课又不近密。其说蔀数，术家所共知，无所采取”[21]。但不论所习是何种学问，汉人都强调对师说的追随、恪守。孟喜改易师法，“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22]。有人“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甚至被认为“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23]可见，在当时的语境下，师法、家法承传之严。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本来就是选取师承有序、学术影响较大的派别。五经博士中又以《易》的师承渊源最为久远。《汉书》记载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桥庇子庸，至于汉初田何授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而丁宽又授田王孙[24]。此种见诸载籍的师承谱系，说明汉人对师承有着与家谱类似的执着，而后汉尤甚。自光武中年以后，“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25]。此段文字中，“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一句特别值得注意。编牒的出现，说明当时对师承已经有相对严格的管理，人或从学，必入师承之谱牒。师生传承，不会出现冒名之事。这种万人系牒的师承盛况，在北宋极为罕见。胡瑗号称弟子数千，能追索名姓者不过寥寥。

那么，汉人何以如此坚持师法、家法呢？蒋国保先生认为：

从“师法”之不排斥兼（本门）诸师说到“家法”之排斥兼（本门）诸师说，说穿了就是“家法”较之“师法”是更为严格的身份认同。其目的就是杜绝不具备这一身份的人担任某名分下的博士官，而将担任某名分下博士官的权利只给予某博士亲授的弟子。[26]

说到底，汉人师承谱系的严格、恪守师说之执着背后，藏着一个大大的“利”字。至魏晋玄学兴起，五经博士官不再如此重要，人们对师说也就不再苛求。郑玄之所以能成为经学大宗师，实际上是兼收别家、融合众长所致。故而隋唐时，师法观念又有新的变化。

三 “学不常师，志在遐远”的师道新说

韩愈说出了唐人的师道新主张。他在《师说》中认为：“圣人无常师……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27]道与师是合一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所以他主张：“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28]言辞之中标举着不专师一人的旗帜。老师有传道的天职，而弟子学问精进后不必不如师。继续推论，则学问精进后的弟子，若要更上一层楼，显然就要再拜新的老师，因此转益多师才能有所成就。

老杜“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句子，道出了唐人的师法观念。转益多师，亦即学不专主一家，兼采众家之长。该观点在唐初即得到人们称许，陈子昂《昭夷子赵氏碑》就赞赵元亮“元精冲懿，有英雄之姿。学不常师。志在遐远”[29]。学不常师，在陈子昂笔下是值得与英雄气质、远大抱负一样赞颂的精神。不专奉一师，也就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在此过程中，师承更不如血缘家谱一般能逐一按索。师授关系也出现了新气象。

至中唐，白居易、韩愈诸人更是倡言转益多师，不主一家之说。韩愈认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30]。他从先圣处寻找立论依据，指出无常师才是确切的求学态度。而柳宗元则主张，以五经为取道之原，但“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31]。这里更是以前贤遗编为师，学其长处，采其精华。不但学术、文学要学不常师，一些在当时看来是技艺的行当，也需不主常师。白居易《记画》说：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32]

绘画不从常师学工，而是师其心、师万物。这里虽然离开了师承的话题，但其不主常师的精神依旧是相通的。

不主常师的主张，在现实世界的实践即体现在学者不远万里追寻明师，以求学问。卢照邻叙述自己求学历程说：“遂阅礼而闻诗。于是裹粮寻师，褰裳访古，探旧篆于南越，得遗书于东鲁，意有缺而必刊，简无文而咸补。入陈适卫，百舍不厌其栖遑；累蠒重胝，千里不辞于劳苦。”[33]南至越，北之鲁，寻师探古，可见诗人求师之艰辛。而其所到处之广，亦足证其无常师。

“学不常师，志在遐远”的观点在宋代也得到认可，晁补之有“窃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学非一师，百圣之所并宇”的说法[34]。至于其实践，我们翻阅《宋元学案》时遇到的那众多分立于不同学案的士人，便是转益多师的典范，文士兼师数人者亦属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