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师承与其周边概念关系

人非生而知之者，生而有惑，理所当然。因此人们不断在家庭熏陶、师长教诲、任职实践中掌握各项技能。周人教子弟以六艺，孔门立四科之学[11]。六艺、四科辗转演进，而后有经、史、文、玄、书、画、律、算、医等专门学问的区别。凡此，均需传习、实践，以使知识得到延续与拓展，技艺得到提高与进步。传习、实践之主体，经此过程，形成各种相对的社会关系。师承、家族、主客关系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三者之间息息相关，都在知识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定的作用。我们讨论文学的师承谱系，也需对其周边的家学、主客关系加以说明。

一 家学渊源与师承之异同关系

家学与师承均着眼于知识的传承，其主要区别在于传授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何谓家学？简单说即家传的学问。家学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亲眷经过代传创立、发展起来的某些技艺。传受者之间具有血缘、眷属关联，是家学最重要的特点。家学授受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董建和先生对此曾详加探索，他认为：

氏族公社末期，从群婚向对偶婚、单偶婚过渡。由婚姻的结合，血缘的亲疏，直接和间接而形成不同的家学结构和多种层次。其中以男性为主体，向纵向上下延伸的血缘家学关系为直系家学，如祖、父、子、孙等。向左右延伸而形成的血缘家学关系为旁系家学。直、旁两系同时交叉出现的，为混合家学。不同的结构，产生不同层次和称谓各别的家学，其中以“父子”、“兄弟”层次为最典型和常见。[12]

此类学问传承，便形成其家族之文化传统。故而齐崔杼弑君，太史一门前赴后继，必秉笔直书乃止[13]。“秉笔直书”是齐太史的家族传统，也是其“家学”的组成部分。汉魏六朝之家学，时人也称之为“家业”。其例如司马褧“父燮，善《三礼》，仕齐官至国子博士。褧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其礼文所涉书，略皆遍睹”[14]。徐熙有异遇，得医书，子孙传习，至其曾孙，“文伯亦精其业，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不以医自业”，“子雄亦传家业，尤工诊察”[15]。前者所习为三礼，而后者家业为医术，要在皆于家族内部传习，且后嗣继承并发扬其业。

克绍箕裘，受到文人重视，其中为保证家门不坠，兰蕙齐芳的功利目的是最为直接的，而其手段不外占据要路津。晋人云：“金张藉旧业，七世珥汉貂。”[16]“旧业”固然有宗族门庭的保证，但“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17]。大约家学经术、礼法可竞得一官，而后可保障宗族长盛不衰。因此，汉人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说法[18]。文学也是家学授受的重要方面，如吴郡张氏、吴兴沈氏皆以文采风流著称。

延及唐宋，家学渊源仍为人艳称。杜甫训子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9]前一联自傲家学，后一联则点拨子弟习诗之法。唐时《文选》正是科举的重要参考书，而科举又特重诗赋。杜家的诗歌，前有杜审言，后有老杜青出于蓝。宋代眉山苏氏也以家学见称，李希运、马斗成先生曾有专文论述[20]。其文主要论述三苏后嗣的家学传承，就三苏自身而言，老泉对苏轼文风自有影响，东坡对子由亦有师授之实。辙自称“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21]。苏轼称许子由诗有古人之风，其评点论学之意了然。而苏轼之策论绝类苏洵，“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为战国纵横之学云”[22]。苏洵策论有纵横家之风，而其教子，亦使苏轼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舒卷，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23]。

宋人的家学，不仅仅拘泥于能守一经、专一艺，有些例子更偏向于家庭教育。例如源崇“谓衣食可以聚人，课童仆厚生之业；唯文艺可以干禄，教儿侄进德之方”[24]；王钦若“教于家庭，不就外傅。道艺兼该，辞笔赡逸”[25]；蔡钦“七岁而孤……其兄如晦为之教育，而君能承其训。好学，善为诗”[26]。

老杜、老泉、大苏皆以文学教子弟，其虽无师尊之名分，而有师相传授之实。源崇等人也有教育子弟的活动。在类似例子中，家学的传承都与师承谱系有所交叉。授受双方的血缘、姻亲关系是认定家学的主要杠杆。家庭教育讲究的“艺”“诗”均不免“文艺干禄”的目的，眉山苏氏的制科策论又何尝不是针对科举的训练？而那些若有宿慧的稚龄子弟，更每因诗文老成，而令长辈老怀畅慰，发出“是可大吾门”的欣喜赞叹。至若早夭的聪慧子弟，则无不令长辈顿足抚膺。蔡襄长子蔡匀病故，他悲述道：“资性孝悌而沉厚兮，谓大吾门者必汝之由。”[27]程颢次子程端悫辞世后，他沉痛写道：“吾儿之资乃成于生之初……吾弟颐亦以斯文为己任，尝意是儿当世吾兄弟之学。”[28]蔡匀被视为光大门户之由，程端悫为其叔看作继承二程之学的子弟，当中均有家学传承的意味，而其着眼点莫不在光大门庭，维系宗族。

二 幕府主客与师生的相似关系

幕府主客关系与师生关系的差异，见者可知，而其相似之处，则需略为条析。主客关系与师生关系不但有相似性，且可以互相转换。因此，谈师生关系不能忽视幕僚与幕主的师生之谊。

幕府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文人重要的活动场域。戴伟华先生的成果无疑是唐代幕府研究绕不开的标杆，此外关于幕府与文学的关系、幕府制度本身的研究都有一系列论文、论著讨论[29]。然而本书并无描述宋代幕府活动状况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幕府的幕客、僚佐对幕主所执之礼也是门人之礼，宋代幕客也多有“门生”“门人”“门下士”之类的自称、他称[30]。由于幕府主客与师承关系之间具有相互涵括的部分，且二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本书对二者亦不完全析言之。

宋代以前门客就一直活跃在历史舞台，先秦时期孟尝君门客三千，吕不韦门客撰写《吕氏春秋》，两汉淮南王刘安之客编撰《淮南鸿烈》，魏晋谋士那些鲜活的面容，隋唐文人入幕参赞军务乃有边塞诗的兴盛。凡此之属，均不过是幕府门客制度的一些侧面。宋代幕僚门客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得到宋代中央政府认可的：

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而太妃未有法。绍圣初，诏皇太妃用兴龙节奏亲属恩，回授门客。自是，太后每及八年、太妃十年，奏门客一名，与假承务郎，许参选。[31]

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子，承事郎；孙及期亲，承奉郎；大功以下及异姓亲，登仕郎；门客，登仕郎（不理选限）。[32]

牒试者，旧制，以守、倅及考试官同异姓有服亲、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与守、倅门客皆引嫌，赴本路转运司别试。若帅臣、部使者与亲属、门客则赴邻路，率七人而取一人。[33]

内至后宫，外及帅臣部使，上起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下到太守、小倅，均可置门客，且其客都享受入仕、科考之优惠政策。后妃、太师等所恩荫之门客，有登仕郎等散官官职，即已释褐为官。而守、倅应牒试者，七人而取一人，较一般解额宽，更易中第。亲属、门客同赴牒试，可见门客与主家多半关系亲近。周国平先生曾对宋代幕府门客的来源、身份、职责等问题做过初步的研究，虽然他主要是就帅府军幕展开讨论，但宰执、使守等文职幕僚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大[34]。幕府主客与师生之间有一定的近似性：

其一，幕僚与执文就谒的门生均有一定的学养，能代幕主、师长完成文字工作。幕僚在“幕府优游兼吏隐”[35]，其重要职司便是掌文牍公函，出谋划策。强至感喟“幕府文书日日同，愧无长策议平戎”[36]，陆佃则说“萱堂帐幄闲仍出，幕府文书了即休”[37]。这对门客的文字功夫有最基础的要求。强至在韩琦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岁时庆贺候问，及为书记通四方之好，几圣（按：强至字）为属稿草，必声比字属，曲当绳墨，然气质浑浑，不见刻画，远近多称诵之”[38]。有一次，神宗阅过韩琦上书后说：“此必强至之文也。”[39]门客的代笔文字竟让皇帝印象深刻，可见其才具。同样，师承关系中，门生为师长代笔的现象也时常可见。苏轼曾对韩琦说：“轼受知门下，似稍异于寻常人。”七年后韩入枢密院，“门前书生为作贺启数百言。轼辄裂去，曰：‘明公岂少此哉！……’”[40]苏门弟子为苏轼代笔，作应酬文字似寻常事。晁补之就经常为苏轼代笔。仅《全宋文》卷二七一五所收就有晁补之《代苏翰林为皇弟诸王贺冬至表》《代苏翰林为皇弟诸王冬至贺太皇太后表》《代苏翰林为皇弟诸王冬至贺皇太后表》等12首为苏轼捉刀的官样文字。

应酬文字、官样文章之外，攻讦政敌也是幕客需要处理的文字事项。如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其文“累年未成。范丞相（按：即范仲淹子纯仁）兄弟数趣之，文忠以书报曰：‘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盖是时吕许公（按：即夷简）客尚众也”[41]。吕夷简与范仲淹不谐，欧阳修担心其门客有所动作，故而落笔行文时，小心谨慎，字字以吕氏门客为假想敌。

幕主如果有风雅之心，时相谈论掌故，有门客还会记录幕中所得闻见。这与师承谱系中的师生关系又有相同之处。如杨亿“文辞之外，其博物殚见又绝人甚远。故常时与其游者，辄获异闻奇说。门生故人，往往削牍藏弆，以为谈助”[42]。杨亿的门人黄鉴就是其中之一，他记录杨亿平日言谈所及的近世五十四位诗人，就纂成《杨文公谈苑》。故而黄庭坚“幕府从容理文史”之说[43]，大抵也是有所依凭的。师生关系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李廌的《师友谈记》就记录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说之、张耒等师长、同门所谈。吕本中的《东莱紫微师友杂记》《师友杂志》，其中也多有得诸师友言谈议论者。

其二，若幕主通达文学，幕僚也会相与论文。而师生之间的谈文论诗更是必不可少的活动。此类活动对文人切磋技艺、提高创作能力有一定的影响。杨亿“常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迈九皇’，门人郑戬遽请于公曰‘未审何时得卖生菜？’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44]。郑戬或以“九皇”语近俗，且音类“韭黄”，于表文中不甚适宜，故而戏谑之。强至“最为相国韩魏公所知……魏公喜为诗，每合属士大夫、宾客与游，多赋诗以自见”[45]。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即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也”[46]。此类活动之中，未始没有点拨学问、师相授受之实。

幕主雅好文学，往往也令幕友之间的文学活动兴盛而多彩。欧阳修对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府就怀念不已，他回忆当时生活说：“我昔初官便伊、洛，当时意气尤骄矜。主人乐士喜文学，幕府最盛多交朋。园林相映花百种，都邑四顾山千层。朝行绿槐听流水，夜饮翠幕张红灯。”[47]钱惟演乐交士人，雅好文学，幕中多俊杰，使得欧阳修如鱼得水。不但在洛阳多交朋友，还朝暮游冶燕饮创作。而这一切的前提，乃是“主人乐士喜文学”。这些文艺活动，加深了幕僚与幕主间的翰墨情缘。至于师生之间的相与论文，则不可枚举，兹请从略。

其三，幕职提供了特殊的人际关系场，文人在此相与切磋，多亲师友，也有文人通过此类场域获得拜师的机缘。薛季宣师事袁溉便是显例。薛氏岳父荆南帅孙汝翼辟其为书写机宜文字，“孙氏藏书多，公一意讲说绎，绝不治科举业。有隐君子袁溉道洁，少学于河南程先生”，“公师事焉，繇是益务自敛制充养”[48]。薛氏正是入荆南幕府之后，才有机缘获知隐居于此的二程弟子袁溉，从而有师事之可能。又如辛有终被“姊夫翰林承旨中山刘公筠留置门下，将推任子恩荐之，公力辞……中山公一代文宗，门人宾客皆当时豪㑺之士，居其间相与讲学，切劘浸渍，遂至于大成”[49]。师承关系中类似情况也不乏其例，在地方学校形成的师友渊源也为学子接受新的师友关系铺设捷径。张耒早年“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50]。正是通过老师苏辙的关系，张耒得从东坡问学，并成为苏门的重要弟子。

回到幕府主客关系，如果幕主本身就是文坛耆宿，门客即有可能成为他的记名弟子，如陈师道在苏轼幕中，苏轼数度欲以弟子待之，而师道虽敬慕东坡却终未改门庭。可是，通过苏轼的渠道，后山得以亲近苏门弟子，名列苏门六君子。而南宋王埜入理学名宿真德秀幕府正是执弟子礼的。

幕客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能为幕主处理文字、整理文史；在与幕主、同僚的迭相唱和中，提升创作才能；在幕府的特殊人际场域得到从学、切磋的机会。而师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类似之处。

三 师承、家学与幕府的公约数

师承、家学与幕府是基于不同前提条件产生的社会关系，本身具有较大的差异，但三者之间在现实利益、文化传播以及情感上又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古人论事，常以其中二者对举，如“勉勖之辞，温乎如父师之诏子弟”[51]，此以父亲、师长对举；“子弟门人次其诗为若干卷”[52]，此以子弟与门下士对举；“可以尽门生故吏之分”[53]，此以门生与门客对举；“其家世门生故吏类皆闻人，后多至公卿而未尝一挽手，公亦未尝以此望之”[54]，此处更以家世、门生、故吏三者并称。在前贤的观念中，师承、家学与幕府主客等诸多关系之间又或有其共性。我们略加分析，其共性或许就在以下三端：

其一，荣辱与共的处境。不论是师承、家学还是幕府，三者在现实利益的层面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政治活动中，由血缘、姻亲组成的家族关系之荣辱与共，似乎是不需说明的常识。因此，李清照在赵挺之拒绝对李格非施以援手时，写诗对公爹不以姻亲关系驰救自己父亲表示不满。元祐党争中苏门弟子的处境则是师弟子荣辱与共最好的注脚。而门客也因幕主的升迁、贬谪与之同进退。故而，欧阳修撰写范仲淹墓志铭时才担忧吕夷简的门客寻衅生事。同样，绍兴前后，赵鼎、张浚交攻，“浚在则鼎去，鼎之门人亦去；鼎入则浚去，浚之门人亦去”[55]。

其二，相亲相近的情感。师承、家学、幕府，三种社会关系中的活动对象都因朝夕对处而相知相亲。亲情是文学家最常讴歌的情感之一，其血肉相亲何必细论。而师生、主客之间，处之越久，情感也就越深。我们经常看到门生故吏回忆与师长接触时，“平日蒙被教育为最厚，侍先生几杖最亲最久”[56]，其中谈到的就是师生之间历久弥坚的情谊。苏轼也说：“余出入文忠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57]因捧砚侍侧，故而能知师长心事。师长们也对培育日久的门生爱护有加，情深义重，如郑褒、郑云就深受陆佃喜欢。陆氏说：“褒、云游吾门，其文行皆可喜。而云从予最久，爱其进学骎骎如骤，有足以起予者。元丰二年，佃承乏资善，招之使游阙下。”[58]居官迁任，还特地招学生同往，此等情谊又非一朝一夕能积累的。

门客也是如此，陈师道说“士有登门之峻，宠深入幕之亲”[59]，入幕是幕客与府主间“亲”的体现。有幕客离幕之后，依旧与幕主维持良好的关系。毕仲游《上范尧夫相公》其一二云：“比人还，伏蒙远赐永、柳布各一端，谨已拜领。然相公方此燕居之际，犹念及门下吏，有所沾赍，则感激之私，倍百于常品。”[60]毕氏已离了范纯仁幕府，相互之间犹有往还馈赠，情谊绵久。又如强至曾在韩琦幕府，韩琦长子忠彦编《考德集》之后就“以属公之故吏强某而序之……公之门人多一时豪杰之士，而其孤乃独以此属于某，岂以某从公为最久，识公行事为最详”[61]。强氏虽有谦逊的意思，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从韩琦“最久”，故了解韩琦行事，由此能得韩氏家人认可的骄傲。

其三，交互传播的文化。师承等三种社会关系是由文人构成的，其场域特质决定了它们都离不开文化传播。在我们印象中，文化的传播似乎总是由较高水准者对相对低位者的下行传播，事实上，这种常态之外，也会出现交互传播的现象。幕主对幕客的要求有时是比较严苛的，如范仲淹就认为“幕府辟客，须可为己师者乃可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盖为我敬之为师，则心怀尊奉，每事取法，庶于我有益耳”[62]。范氏要求门客能站在高出幕主的层面，为之经营谋划。这种经营谋划，有时是借诗歌的形式表达的。如文莹所载寇准事云：

寇忠愍罢相，移镇长安，悰怳牢落，有恋阙之兴，无阶而入。忽天书降于乾祐县，指使朱能传意密谕之，俾公保明入奏，欲取信于天下。公损节遂成其事，物议已讥之。未几，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将行，有门生者忘其名请独见，公召之，其生曰：“某愚贱，有三策辄渎钧重。”公曰：“试陈之。”生曰：“第一、莫若至河阳称疾免觐，求外补以远害。第二、陛觐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诚奏之，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过入中书为宰相尔。”公不悦，揖起之。后诗人魏野以诗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辞将相，归来平地作神仙”之句，盖亦警之为赤松之游。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63]

其佚名门人是直接呈上计策，而魏野则是以诗为谏。实际上，他们都有为寇准避祸的目的，而魏野的信息并未起到警示作用。但幕府的文化传播，此亦其例。

文化传播的活动在幕府中甚多，正如前文所说，这些文化活动中也存在文艺授受的现象。而家学传承中，文化的代代相传，对保障宗门的意义前文也已经提及。要在文化传播是师承等三种社会关系均具备的。

考虑到三者的相通之处，本书在行文中并未刻意区分，尤其未曾特地剖白师承关系中的“门人”与幕府场域中的“门人”。家世、门生、故吏三者之所以能并举，是因其具有相似之处。宋人虽知其自有差异，却常模糊其边界，故而本书也将基于此展开论述。不过我们仍需指出，尽管三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如王庠娶于苏氏，而后贽文成为苏轼的学生，由苏门戚属变而为苏门弟子。王适则是由苏门弟子变身为苏门女婿的，且为二苏教育子弟。又如富弼原为晏殊门人，后成晏家乘龙快婿。有时，学生也被师长辟为幕僚，欧阳修就曾“以门下生，为幕中吏”，且称“私愿以释，不胜荣辉”[64]。李之仪“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加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定州安抚使。开府延辟，多取其气类，故之仪以门生从辟”[65]。亲戚、门生、僚属，三者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所以冯山说：“门生变交游，故旧成姻亲。”[66]犹可见时人交往中的身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