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第一节 师承谱系的研究解题与理路

文人之间交叉错综的关系构成了文坛，其中的行动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公共知识体系，认同相似的话语范型、学理规则等。文坛通过一次次文学活动或因循或出新，文坛中的行动者通过互相的交流、辩难推动文学的延续与发展。而行动者的公共知识体系、话语范型、学理规则却是依靠学习来传承的。师承谱系就是行动者知识传播的流向图。知识传播的双方构成师弟关系。师承谱系是师弟关系的图示，而师弟关系是师承谱系的绘制基础。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师承谱系中的行动者，环绕师弟关系的活动及其文学呈现。

一 研究缘起与对象

知识承传的途径，在古代中国主要有家学与师承两种方式。家学传承的双方具有明确血缘关系，人们通常称连续数世文人层出不穷的家族为“文学世家”。文学世家就是同一家族若干代文人构成的文学家群体，“这种文学家群体明显区别于别种文学家群体，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也就是说其在文脉之外还存在着血缘纽带，这种血缘纽带与家族在文化上形成的文化链密切关连，使作家彼此间有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1]。这里谈到的传承有“血缘”与“文脉”两部分，血缘是建立在生物属性上的“遗传”，而文脉则体现在知识传承层面。世家大族的文学传承，依仗文化积累和家族凝聚力得到有效保障，所以延续的时间较长，有时其绵远甚至是超越朝代更迭的。有些文学世家的文学史地位举足轻重，例如汉魏之世扶风班氏有班婕妤、班彪、班固、班昭；汝南应氏有应顺、应奉、应劭、应玚、应璩，大多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宋代南丰曾氏、临川王氏、澶州晁氏等家族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族。这些家族的凝聚力来源之一，即家族谱系的建构。郑樵《通志·氏族志》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2]《隋书·经籍志》还专列“谱系”一类，并云：“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3]本书所谓“谱系”者，亦源出家族谱系，其不同者则在入谱之对象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而以知识传承（即所谓“文脉”）为标准。

佛教信众修纂有法派谱系，就是非血缘关系的谱系。北宋真宗、仁宗时期，道原的《景德传灯录》、杨亿等人的《大中祥符法宝录》、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皆是其例。而道教徒则潜心编制神仙谱系，王钦若的《列宿万灵朝真图》就为道教神系的确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宋代士人的师承谱系则较为散乱。虽然受释道灯录的影响，宋代文人也为建构具体谱系做过一些工作，例如欧阳修《传易图序》、苏辙《古史》、金君卿《传易之家》、晁说之《传易堂记》等皆备述《易》之师徒传授谱系。且有好事者修筑祠堂供奉易学传承谱系中的前辈，“华山旧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征君实关辅之望，后之好事者并以绘征君之像，山中有隐者又知传《易》之所自，而并康节先生之像绘焉，榜之曰传易堂”[4]。南北宋之交，吕本中写定《江西诗社宗派图》，第一次由派中人自行撰写了文学师承的谱系。而江西诗派中人关于“一祖三宗”的追认，显然是以“文脉”为皈依，却未从现实师授的角度讨论。宋人涉及士子的师承，多一笔带过，诸如施彦执说“江浙间治《诗》者，多出家兄门，前后登第者数十人”[5]；郭印称杨损之“讲授诸生，四方从学者不下数百人”[6]；杨时说翁彦约“公再举，皆中首选。从而受业者常数十百人”[7]，此类约略叙述甚多，具体谈到从学、从游之人又难以一一考索。

难以追索宋代士人门生的现象，或许与当时“士”阶层的开放性不无关系。柳永所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8]，正说明宋代士人阶层的不稳定性。士庶之间的身份变更显得寻常，而其区隔标准又以“学”为要宗。学从名师，也难免散处四方，而非各个都能冠多士，朱衣紫。胡瑗弟子“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9]。散处四方则难以遍载，这也是为什么胡瑗门下弟子数以千计，而后人编《宋元学案》时能称道其名者不过数十人。这说明师承关系并不像血缘关系那样容易追索，又由于相关文献数量巨大，不耗费相当的时间、精力，材料难以勾稽齐备。因此，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远不如宋代文学家族的研究那样深入、细致。但是文人的师承关系与文学流派兴衰、文学思潮起伏、文学传播接受、文人流动迁徙、各级文坛建构、文人群体演进、公共知识体系等问题都有所牵涉。可以说是一个涉及面广、较有讨论价值的重要话题。故而笔者欲以其为研究对象，做一通观考察，为使研究更加深入，我们主要探讨北宋的相关情况。同时，为照应源流、方便比较，亦间涉五代与南宋的个别人、事。

本书将研究对象设定为现实生活中，具有知识传播之实的士人关系。不论其人所传授的是启蒙知识，还是点拨早已形成自己风格的成熟文人；亦不论这种接触是通过当面的人际交往，还是经由笔墨信件进行的知识传授，只要双方有师授之实，且授受双方均对其师弟关系有所认同，就归属本书研究的对象——师承关系。

准此以绳，王庠虽未面见苏轼，他仍然是苏轼的弟子；陈师道虽然长期接受苏轼沾溉，却仍然不能算苏轼的弟子，反而是他与黄庭坚之间双方认同的诗歌授受关系，确立了后山与黄山谷在诗学方面的师弟子关系。同样，不论是为谭氏兄弟启蒙的黄庭坚，还是令陈师道焚稿从学的黄庭坚，都是授受关系中“授业”的“师”。而不论是受苏轼发蒙的孙志康，还是与苏轼亦师亦友的秦观，都是授受关系中“受业”的“弟子”。

我们讨论文坛师承谱系，事实上也涉及传统学术领域的师承关系。例如胡瑗门下、二程弟子等士人之师从胡瑗、程氏昆仲，学其经术的成分应该是大于学文学创作的。可是他们也是士大夫的一员，他们的师承关系同样对文学的发展发生过影响。理学师门的学术取向必然影响到其文学态度，进而影响到文坛生态。程颐便以学诗妨道的负面态度看待诗歌写作，他说：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曾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10]

这种排斥诗歌的态度对其门下诸生及再传弟子应该都不无影响。

二 研究思路与视角

本书是对北宋师承关系进行的整体研究，而非某个个案的讨论。选取北宋为研究的重点时段，主要基于文献、研究基础等方面的考量。

从文献方面说，关于宋代的全集型总集如《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均已编纂完成，并陆续有辑佚成果出现。《全宋笔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丛书集成》各编等大型丛书收录的宋人撰述众多。《宋元方志丛刊》《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及其配套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宋元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等其他索引资料多已出版。《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宋人年谱丛刊》等其他材料亦触目琳琅。近年来，学界还推出了众多经过整理的编年笺注别集，宋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献可谓坚实可靠。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难以穷尽上述史料，然为本书的撰写及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从研究基础而言，宋代文学研究领域曾一度呈现“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北宋文学领域得到深耕细作。大量北宋作家个案研究成果积累丰硕，北宋文学的整体研究成果也令人目不暇接。一些有代表性的文人群体如西昆文人群体、钱惟演洛阳幕府文人群体、欧门文人群体、苏门文人群体等研究均细致而深入，这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前行成果。而这些成果恰恰较少从师门的角度进行分析，即便有所讨论，也多半集中于追述个体文人之间的行迹、交游，属于师承研究的表层。本书则结合具体个案，抽绎大多数师承关系中共通的内容。当然，本书也在不少篇幅中以苏门文人的表现作为例证讨论相关问题，这是因为苏轼及其门生是北宋中晚期最重要的文人集团。苏门文人构成了元祐文学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最具代表性。

本书的研究是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切入点的，而最终落实到文学的“本体研究”目标之上。在对基础文献的整理之上，通过初步梳理文人社会关系，藉以分析文人日常生活中师承关系的存在状态，并讨论这种状态对文学的影响。师承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必然在文学中有所呈现。虽然文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本质上是“人学”。作家的家族渊源、师友交游、处事心态、生活环境、学术观念、人生信仰等等都将影响其创作。围绕师友交游的话题，作家在师承谱系中的位置、师门学风趣尚、师友政治处境、师长人格魅力等等对作家创作的心态、观念等均有所影响。因此，过分强调文本本身的语词形式，或许同样会失去发现文本意蕴的机会。而从师承关系背景下，士子的种种表现入手，将文学置于作家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等现实处境中考察，恐怕更易于发现文本语词形式之外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讨论谱系中师弟关系的不同侧面对文学的影响是本书研究的目的，故而本书的立足点仍然是建立在文学基础之上，“文学外部”的切入点最终是要落实到“文学本体”。基于以上理念，本书讨论家庭因素、社会网络、文人流动、性格特征、日常生活等问题都是切入作家生存状态、创作心态等话题的手段。同样，本书借用的社会学的布尔迪厄理论、心理学的荣格学说、传播学的有关视点都只是用于说明以上问题的助力工具。通过多视角的选择，结合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人师承关系对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