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

陈力卫

（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

《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发表以来，不仅是一份政治革命的宣言，而且是其后一个半世纪共产党创立、发展的指导性纲领，更是改变中国的主要动力之一。其思想上与理论上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而其语言上的冲击力更是唤起群众、激发革命的一股无穷的、直接的力量。为此，我们尝试从语言学上对这一发行量广、阅读次数多的重要文献加以分析。

众所周知，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可以说是直接由日文版转译过来的，虽然译者陈望道自己对之语焉不详，但只要比较一下两者的译文译词的类似程度，就可一目了然。而日文版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这样我们可以列出一条《共产党宣言》传播到中国的语言链来：

1848德文版→1888英文版→1906日文版→1920中文版

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汉语中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方面的语词与日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单始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具体落实到语言文字上，日语反倒是其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来源。(1)可以认为，从语言上来看，社会主义方面的语词在中国的传播和流通是离不开日语这个媒介的。也就是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得以在中国传播，是建立在日文文本的基础之上的——至少从语词文字，即新概念的运用上来看，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日文文本的。这种依赖导致了以下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第一，日文版翻译是否准确？如果有译错之处，在此基础上译成的中文版是否会沿袭其错误？

第二，日文语境与中文语境的不同所导致的对词义理解的差异，即同形词的照搬是否掩盖了中日词义概念上的某些分歧？

第三，中文版的译词有哪些地方不同于日文版？这种不同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日语言的现状？

第四，中译本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在译词上的趋向是什么？中文版在后来的改译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其他日文版的影响？

本文通过调查《共产党宣言》由日文版译为中文版这一个案，特别是比较日文版和中文版的不同，从微观的角度阐明中日两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微妙差别，着重探讨它丰富了哪些中文的新概念，并从中梳理出语词和概念的形成过程，就近代中日两国的语词交流情况作一概述。

一、由日文版到中文版

日本的石谷斋藏早在1891年出版的《社会党琐闻》一书中，介绍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文献时，就对《共产党宣言》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两年后，深井英五也在《现时的社会主义》一文里介绍过《共产党宣言》。1898年10月，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幸德秋水与其同志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分别在1901年和1903年发表了《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文章。他还与堺利彦一起创办了《平民新闻》，1904年为纪念该报创刊一周年，在报上登载了两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据英文版译，第三章未译），但马上遭到警方查封，《平民新闻》也被迫在两个月后停刊，幸德秋水也因此身陷囹圄数月。1906年，两人又创办了杂志《社会主义研究》，并在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此译本仍是依据英文版，仅在文字上对1904年版作了部分改译。中文版最早的两个译本均是据此日文译本翻译的。

有关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词研究，宫岛达夫有一篇重要文章就叫《〈共产党宣言〉的译词》(2)，用近百页的篇幅比较了日语各版本后，对译词的演变过程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通过比较《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可以看出近代日语的变化。出于这一目的，他在论文的附录里按时代顺序列出了120多条译词的演变情况，以便对照。也就是说，我们在作中日文比较的时候，日文方面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比如，就“共产党”“共产主义”之概念，日文先是在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里出现音译的コムミュニスメ，后经过共同党（1878）、贫富平均党（1879）、通有党（1879）、共产论（1881），才在1881年植木枝盛的文章（《爱国新志》34号）里出现“共产党”一词，随后在1882年城多虎雄《论欧洲社会党》（《朝野新闻》）里同时出现“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字样。

下面我们就日文幸德秋水、堺利彦译本和两个早期中文译本作一比较。

1．1908年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在《共产党宣言》传入中国之前，已有众多的社会主义文献由日语翻译介绍过来。如《社会主义》（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1903）、《社会主义概评》（岛田三郎著，作新社译，1903）、《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1903）、《社会主义神髄》（幸德秋水著，创生译，1907）等书，还有《帝国主义》（浮田和民著，出洋营生译）、《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幸德秋水著，赵必振译，1902）等。进而，也有关于无政府主义方面的介绍和翻译。

当时有代表性的杂志也都对社会主义作过介绍。如在东京创刊的中国同盟会的《民报》，成为革命派的一块宣传阵地，由朱执信和宋教仁执笔的一系列文章，在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思想方面颇具贡献，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06年1月《民报》月刊第2号上，登载了朱执信摘译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介绍了《共产主义宣言》的十大纲领。该杂志的编辑张继和章炳麟都与幸德秋水交往甚厚。此外，由何震主笔的杂志《天义》（1907—1909）每月发行两次，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其简章里宣称：“以破坏固有的社会、实行人类平等为宗旨，提倡女界革命，并同时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为了追求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哲理，留日青年们在东京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而第一次研究会（1907年8月31日），便是请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之一幸德秋水来讲演。所以，半年以后，即1908年3月15日发行的《天义》第16—19合刊号上刊登出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译者民鸣，显然是笔名，具体身份及履历不详。所译的篇幅只有第一章，是直接从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幸德秋水、堺利彦译，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译出的。民鸣译本在文语字句上，75%以上沿袭日译。将之与宫岛达夫的译词表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在110个词中有72词相重，12词类似，重复、类似度约76.4%。当然，如果要加上所有汉字词的话，类似的程度会更高（加下划线者为不同译法）：

异物　流行　权力者　俄皇　急进党　侦探　急进　保守　诟　绅士　平民　共产党员　趋向　阶级斗争　压制者　被压制者　秩序　阶级　中世　废灭　新绅士社会　压制　绅士阀　平民　中世　贸易　交换机关　现时工场之组织　中等制造家　当代之绅士　世界市场　第三团级　近世代议国家　国家行政部　诗歌　门阀　交换之价值　掠夺　医师　赁银劳动者　家族间之关系（“覆面”缺）　金钱上之关系　三角塔　国民之移转　生产机关　工业阶级　亵视　掠夺　生产　保守者　国民之产业　文明国人民（“生产物”缺）　交互之关系　各民　偏执　世界之文学　交通　生产方法　半开化诸国民　农作国民　天然之力　交换机关　交换……诸权　财产关系　生产过饶　衣食　工业　掠夺　防遏　兴致　价值　生产之费　近世产业　资本家　族制　手业　劳动之器械　中等阶级　农夫　生产法　发达者　生产之器具　小绅士　产业　低落　商业恐慌　赁金　骚动　一巨大之　权力阶级　革命阶级　绅士之有学者……者　职人　平民　产业之迁变　社会分产力　分配法　上级　社会　一国　小作人

可以看出，主要的社会主义概念完全照搬日文原词。如“急进党”“急进”“保守”“共产党员”“阶级斗争”“生产机关”“工业阶级”“生产方法”“价值”“资本家”“权力阶级”“革命阶级”“社会”等，都延用至今。对“绅士阀”这个基本概念，此译文后面还加有刘师培的一段注释：

案绅士阀，英语为Bourgeoisie，含有资本阶级、富豪阶级、上流及权力阶级诸意义。绅士英语为Bourgeois，亦与相同。然此等绅士，系指中级市民之进为资本家者言，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申叔附识

这段注释里已经用到“资本阶级”“权力阶级”“资本家”等词。后来的陈望道译本将“绅士”“平民”分别译为“有产者”“无产者”，可能是受早期河上肇作品翻译的影响，即河上肇著作里出现的“有产者”和“无产者”被原封不动地用到了中文里。(3)

再来看看民鸣译本的文体特征。如下面一段的日文和中文比较：

此事實は以て左の二事を知るに足る。

一、共產主義は、既に歐洲の各権力者に依つて、亦是れ一個の勢力なりとして認識せらるゝに至れる事。

二、共產黨員が公然全世界の眼前に立つて、其意見、目的、趨向を明白にし、黨自ら發表せる所の宣言を以て、此の共產主義の怪物に關するお伽噺と對陣すべきの機熟せる事。（幸德秋水、堺利彦译，1906）

即此事实足知如左之二事。

一、共产主义者，致使欧洲权力各阶级认为有势力之一派。

二、共产党员，克公布其意见目的及趋向，促世界人民之注目。并以党员自

为发表之宣言，与关于共产主义各论议互相对峙，今其机已熟。（民鸣译，1908）

从文体上看，两者都是文言文。日文的文言文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更容易读。民鸣译文基本上是抽出汉字部分加以组合，所以，主要语词均延用日文。如“共产主义”“共产党员”“权力”“阶级”“势力”“意见”“目的”“趋向”等。另外，民鸣译本里的“共产主义者”还不是一个词，“者”只是对译了日语表示主语的助词は。

2．1920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全本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因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了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应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在途经杭州时，受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请，任该校语文教员。之后，陈望道回到家乡，翻译了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

我们在此主要通过比较中日两个译本来探讨汉语译词及文体的类似状况，其中，陈译本在语词上沿袭日文版的程度有所下降，名词为多，动词则改动较大。其原因有二：一是日语动词的词义较宽，中文翻译时的回旋余地较大；二是译者努力将动词翻译得更富有煽动力。这一点在他介绍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时就有所反映。从文体的比较中也可看出，陈望道的译本已经改用口语，明显可以看出白话文的趋向，这一点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不无关联。有些研究说陈望道的译本以英文为主，日文为辅，但我们在比较其译词对日语词的沿袭程度后，发现陈译本是依据1906年日文版翻译而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两件事：

一、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势力的人认作一种有权力的东西；

二、共产党员已经有了时机可以公然在全世界底面前，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向，并对抗关于共产主义这怪物底无稽之谈。（陈望道译，1920）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百周年纪念本（定译本），1949]

和前面的民鸣译文相比，陈望道译本已经相当口语化了，与1949年的定译本也比较接近。主要名词仍沿袭日文——“共产主义”“欧洲”“势力”“权力”“共产党员”“全世界”“宣言”“意见”“目的”“趋向”“怪物”等。拿陈望道1920年的译词与宫岛达夫的译词表相对照的话，可以得出55.7%的一致指数。双音词为：

意见　衣食　移民　一国　价值　怪物　官吏　教育　权力　交换　工业

交际　交通　国粹　国民　产业　自觉　实际　主义　集中　商业　将来

上层　人民　趋向　政权　政敌　政党　地方　党派　道理　农业　农夫

徘徊　发达　分配　平民　评论　贸易　目的　懒惰　历史　离散　理想

掠夺

其中三字词、四字词等的一致程度更为明显：

委员会　科学家　急进党　急进的　旧方式　共产党　强迫的　近世史

财产权　财产制　在野党　产业军　产出费　实业家　实际的　资本家

十字军　自由民　障害物　小册子　小地主　殖民地　新产业　新市场

人道家　生产力　制造家　全人类　全世界　全大陆　组织的　代议制

大部分　中世纪　低水平　统治权　劳动家　劳动者　批评的　封建的

封建党　法律家　保守派　野蛮人　理想家　流行病

永久真理　阶级斗争　革命阶级　家族关系　共产主义　共产党员

金钱关系　近世产业　权力阶级　交换价值　交换机关　工业阶级

工场组织　交通机关　国民银行　国民开放　国家资本　财产关系

自治团体　私有财产　自由贸易　自由竞争　商业恐慌　将来社会

神圣同盟　新式事物　生产关系　生产机关　生产事业　生产方式

政治权力　政治组织　制造工业　世界市场　专制王权　专制主义

专制政府　中间阶级　中等阶级　特许市民　复古时代　分配方法

文明国民　平均价格　封建领主　封建社会　封建时代　民主主义

两大阶级　社会生产力

也就是说，较之双音词来说，在日本新组合的合成词更容易为汉语所接受。其原因当是，新概念、新事物的语言表达在日语里更偏于词的组合所带来的叙述性，而在中文里尚未有能取代之的既有概念，于是原文借用的成分增多。这一点在后来日语新词的借用方面也表现得十分突出。(4)

二、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传播演变

陈望道的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印刷了1 000册，仓促之下，竟将书名印做“共党产宣言”。上端从右向左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署名作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全书用五号字竖排，共56页。印刷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时间是1920年8月，定价大洋一角。此本已不多见，常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加以收藏。翌月加印的再版本改正了书名，流传较广，本文所用的文本就是东京大学藏本。

随后，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出现了许多译本，在此我们引用杨金海、胡永钦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一文对之作一简单的整理和介绍(5)。

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第二个中文全译本。书名用《1847年国际工人同盟宣言》，1938年武汉天马书局翻印了这个全译本。1938年，中国书店出版了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1942年10月，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原著，中宣部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一篇序言，即《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古校译本。是年，中共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须学习五本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博古译本成为干部必读的书籍。博古译本的特点是，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尤其是出版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达数百万册，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本。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共产党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可以说，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该版。解放社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北京版，它是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纪念本的中文版翻印的。

中央编译局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53年1月成立的。同时，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承担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1954年初，编译局开始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单篇著作。1955年开始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据苏联出版的俄文第二版。1958年8月，收有《共产党宣言》一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共产党宣言》就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译本。此外，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58年11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汉语拼音注音本。

1992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版的《共产党宣言》，该版的译文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的译文基础上重新作了校订。该版的译文最初在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所编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发表，1995年6月，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共产党宣言》迄今在中国出版的最新版本。

这样，中文版所依照的原文情况基本如下：

陈望道1920（日文）→上海华兴书局1930（德文？）→成仿吾、徐冰1938（日文？）→博古1943（俄文）→百周年纪念本1949（德文）→注音本1958（俄文）→最新版1995（德文）

除日文和德文以外，俄文的影响亦不容忽视。1949年的百周年纪念本虽说是译自德文，但具体翻译和出版都在当时的苏联，这一因素我们不能不考虑。在这里我们主要抽出以下几个版本来看一下译词的演变：

A．陈望道译本（1920）。本文依照的是东京大学藏1920年9月再版本，其简体字本收在《陈望道文集》第四卷（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B．百周年纪念本（1949）。此本是现在一般通行的定译本，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单行本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发行（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一版），本文依据的是1973年版。

C．注音本（1958）。中央编译局依照俄文版进行的改译。本文依据的是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单行本。

D．最新版。1992年改译并出版。1995年出了修订本，没有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只是对个别字句作了订正。

三、《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词趋向尖锐化

百周年纪念本《共产党宣言》是由莫斯科苏联外国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的本子。鉴于改造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语词的翻译上开始呈现出两极分化，对异己及对立阶级的用词愈发尖锐化。比如我们可以找出一些改译得比较厉害的词来看看（第一个译词为日文1906年版，箭头后依次为上述A、B、C三个本子的译法。参看文末表4）：

转向柔和　异物→怪物→幽灵→怪影／标榜→强调／急进的→进步的

译法不同的一个主要概念是Gespenst/spectre，日文中译为“异物”，因此陈望道采用“怪物”。但是“怪物”太“实”，与开篇的“徘徊／游荡”不配。定译本“幽灵”当然吓人，但增加了飘逸的动感，比后来1958年的注音本采用过的“怪影”要美，而成仿吾的译本改作“魔怪”更是不为人们所取。

转向尖锐　一揆骚动→骚动的事→阶级斗争／保守的→反动的／禁止→废止→消灭／评论→批评→批判／处理→处分→处置→打倒／区别→差别→差异→对立／权力→强力→暴力／强制的→强力的→暴力的／压迫策→高压的政策→强压手段→暴力的处置

我们按词类分别看一下语词的改译程度：

1．名词：突出“民族”“祖国”，抵消“国民／国家”

本文所说的定译本，即百周年纪念本对“国家／国民”一词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动。如：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国家），取消民族（国粹）。

工人没有祖国（国家）。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国家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国民），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国民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国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国民）对民族（国民）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一国里）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国民）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这里把括号里陈译的“国家”改为“祖国”，把“国民”改为“民族”，一是以突出民族和祖国来确立该宣言在中国的合法性，二是抵消近代“国民／国家”的概念，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铺平道路，即在尚未取得政权的时候，不以国民的身份出现，而以“民族”代替“国民／国家”，在当时是一种权宜的做法。(6)

现在的1949年定译本，对“暴力”一词的突出使用也是极为醒目的。我们在1906年的日文译本里找不到“暴力”一词，陈望道的译本里也没有出现。如：

推倒有产阶级，筑起无产阶级权力的基础。（陈望道译本）

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百周年纪念本）

在早期的译法中，围绕这个词也是采取不同态度的。“一般地说，朱（执信）的译文的语调听起来不像马克思的那么激烈。有趣的是，‘暴力推翻’中的‘暴力’一词，也从堺利彦、幸德秋水在另外有关这节更为准确的译文中略去，几个月后，在宋（教仁）的译文中又出现了。”(7)

的确，在其后的译本里逐渐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下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用那权力去破坏）

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强制）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颠覆→推倒→用暴力推翻）

我们注意到陈望道的译本基本上用的是“权力”“强制”，后来都改译为“暴力”。最后一句“推翻”前面本来没有“用暴力”这一状语，陈译也只用了“推倒”一词，但在定译本里改作“用暴力推翻”。

2．动词：“消灭”出现频次的递增

有关“消灭”一词在《共产党宣言》里的用法，已经有过一些讨论，主要是就德文原文应不应该都译成“消灭”，本来还可以有“扬弃”之类的选择等问题提出不同观点。(8)我们在这里将日文的两个本子——幸德秋水、堺利彦译（1906），早川二郎、大田黑年男译（1930）与陈望道译（1920），定译本（1949），注音本（1958）作一比较，看看“消灭”一词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里数量上的变化（词后数字为出现页码）：

如表1所示，“消灭”一词，在日文里本是不及物动词，有自然消失之义。日文1906版只出现11次，而陈译本倍增至22次，定译本在其基础上又倍增为50次，到后来的注音本又增加到56次。如德文原文之Aufhebung，英译obolition, 1906年的日译版为“废绝”，1920年的汉译为“废止”，而1949年版则改译为“消灭”。这种译词的选择，显示了译者对修辞语气的把捏，而修辞语言的选择，无非又是社会环境和时代变化使然。我们再看几个具体例子（括号里为陈译）：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已沉没在无产阶级的状况中了）

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推翻）

其他动词也有趋于尖锐化的倾向，比如“炸毁打倒”“决裂”等词早期的译法并不激烈：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日文）~が空中に飛ぶ→（若不把……抛出九霄云外）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必须首先处置）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急激的破裂……急激的变化）

译词趋向激烈和尖锐化，不光是中译本的问题，实际上在日译本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表2里日语的译词按激烈程度排比下来，可以看出各个译本的用词趋向。

前面说过，在日语里“消灭”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幸德秋水、堺利彦译本的多用并不意味着其语词的强烈，而“废绝”一词才是这组语词里程度最激烈的动词。如此看来，在日文版中，1930年由俄文版译出的早川二郎、大田黑年男本用词最为激烈，同样是语词尖锐化的代表。相比之下，1951年的大内兵卫、向坂逸郎译本就柔和多了。

3．形容词：变“复古的”“保守的”为“反动的”

这也是将语词趋于两极分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看一下中日两国译词的趋向：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出，在1906年日译版中，“复古的”“保守的”两个词分别出现8次和9次，在陈望道的译文里基本上是原封照搬，没有任何改动。而在1949年的定译本里，“复古的”除一处改为“复辟”外，其他均作“反动的”；“保守的”有3处沿袭，5处被改为“反动的”。

从上述改译中我们还会发现其他日文版对汉语译文的影响，比如上表中早川二郎、大田黑年男1930的译法与1949年的百周年纪念本（定译本）十分相似。早川二郎、大田黑年男译本是由俄文版（1928年莫斯科国立出版所《共产主义杂志》附录）译出的，与同在莫斯科翻译的百周年纪念本恐怕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用词的严谨性，在以后的各语种译本中被大幅度削弱，而其宣传鼓动成分则得到了强化。后来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百周年纪念本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不仅结束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从日文、俄文转译的历史，而且开始了中文本的“尖锐化”过程，后来的各版都没有扭转这个趋势。

四、结语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证实《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将历史视为被压迫阶级反抗和斗争的历史，以此来证明人民对压迫的勇敢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9)

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改译过程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语词的阶级化逐步呈现，把阶级分为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译词的尖锐化来突出阶级矛盾，提高阶级意识，使革命与暴力的选择变得更为合理。

1938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语言的阶级色彩更加突出。在这个历史时期，“破旧立新”应运而生，语言上也出现了鲜明对照。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及改译过程对汉语文体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陈望道的初译本与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互为响应，奠定了《共产党宣言》早期传播的基础，但到了1949年的百周年纪念本，则超越了个人特征，作为集体意识的反映，即为斗争的需要和现实生活的需求，在语言上突出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增加暴力色彩，以现代为中心去截断历史。我们研究《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实际上是想透过中国近代的这一“日本”视点，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性的语言视点，来梳理汉语文本成立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即语言是如何演变成一种物质力量的。(10)

附记：本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国家、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0月13日）上宣读，翌年刊登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上。随后在收录到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时，增补了部分图表和内容。此次承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的厚谊，收入本书的版本根据拙著《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九章“让语言更革命——《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将副标题恢复原状并在文字上作了些订正。另外，日文版最早刊登在《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マルクス主義研究》49号（2008年5月）上，后收入孙江、刘建辉编《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知の空間の形成》（东方书店2014年版）一书。此次收入本论文集时，又承编辑作了部分文字上的修订，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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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王草、葛平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专门论及汉语中源自日语的社会主义语词。

(2)　〔日〕宫岛达夫：《〈共產黨宣言〉の訳語》，言語学研究会编：《言語の研究》，むぎ書房1979年版。

(3)　〔日〕石川祯浩：《陳望道訳〈共產黨宣言〉について》，《飆風》第27号（1987年），收入氏著《中国共產黨成立史》第一章，岩波书店2001年版。

(4)　陈力卫：《和製漢語の形成》，《国文学：解釈と鑑賞》第70卷第1号（2005年）。

(5)　原作发表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杂志1998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特刊上。

(6)　沈松侨：《近代諸概念の生成　近代中国的『国民』觀念1895—1911》，铃木贞美、刘建辉编：《近代東亜諸概念的成立：第26回国際研究集会》，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版。

(7)　〔美〕伯纳尔著，丘权政、符致兴译：《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8)　李桐：《〈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H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书屋》2000年第9期；罗伯中：《关于〈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若干问题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

(9)　〔日〕丸山真男：《ある自由主義者への手紙》，《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动増補版》，未来社1964年版。

(10)　刘禾《超级符号与观念的生成——鸦片战争中“夷”字之辨的由来》（近代東亜諸概念的成立：第26回国際研究集会）分析了语词是如何演变为一种物质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