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文献汉译与上海（代序）
熊月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等，有驱逐邪恶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由此，红色在中国政治上常被用来象征革命，党领导下的革命资源也就被称为红色资源。
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根据地式的，如井冈山、延安，都是有土地、人民、政权、武装，是自成联系、自成系统的，就像树木长在那片土地上一样。
第二类是纪念地式的，是某一次战争或某一项活动在那里发生，但是其事与其地不具有必然联系。比如说一大闭幕会议之于嘉兴南湖、古田会议之于福建古田、遵义会议之于贵州遵义等，都是飘叶之于土地的关系，有一定联系，但不是理由充足的必然关系，不是树木之于土地的关系。
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如果是根据地式的，那里的红色资源是呈整体性、密集性、系统性的，而纪念地式的，则不一样，呈单一性、孤立性、片段性。
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的，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即属此类。这是介于前两类之间，同时又两类兼而有之。上海并不是革命根据地。所谓革命根据地，至少具备四要素，即土地、政权、人民与武装，此四者缺一不可。但是，上海又是多纪念地式的。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城市的特点，在这里进行那么长时间的、那么繁多的活动，包括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这里举行，另有八次中央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央局、团中央机关设在这里。上海这个城市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依托性功能。尽管没有政权，没有独立武装，但是，这里是可以安身活动的一个基地。因此，可以说它是有半根据地性质的，又是多纪念地式的。从红色资源角度来看，上海既不属于革命根据地，也不属于一般单一的红色纪念地，而是属于介于两者之间、兼具两种部分功能的第三种类型。
如果把这三种类型放在全国看，跟上海有类似情况的城市不是很多，广州有一点，武汉有一点，但是这两个城市跟上海的性质、规模也有所不同。
作为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与支持下创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为宗旨的、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其创立与活动至少需要以下六个相关系统的支撑，即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发达的邮政通讯系统、具有现代政党社团活动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政党社团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近代上海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需求。
一、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此前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广度、武装知识分子的程度，是建党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全无基础、毫无凭借的横空而来，而是在此前一波又一波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基础上累积与递进而来的。就全中国范围而言，清末民初的上海，正是这样的新学说、新思想的传播高地。
清末民初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然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西方新学说、新思想的传入，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还是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无论是进化论、民约论，还是社会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学说，几乎都是先传入上海，然后扩散开去。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论，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记录。到20世纪初，这类传播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已很难想象。从晚清到民国，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以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而言，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上海创办，在北京大学高举新文化大旗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叙伦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新文化运动鼓吹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批判孔教、白话文，在清末上海都已发轫，或已颇有声势。民国初年的上海，继续保持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领导潮流的地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南下上海，上海更成为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为什么在晚清时候，这些影响不像五四时期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呢？这是因为，五四时期北京宣传新文化的那些人，相当部分原来都在上海活动。他们在上海宣传这些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上海社会能接受，就没有也不会起很大的冲突。以男女平等而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这方面的学说就已经很多。上海有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妇女地位在提高，便要求放脚，发动天足运动，便要求男女平等，进而倡导婚姻自由。以白话文而论，上海晚清时候就有，出了那么多白话报刊和白话书籍，胡适出国以前在上海就编过白话杂志。以批评孔孟之道而论，在晚清上海都相当普遍，《童子世界》等杂志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但是，当蔡元培、陈独秀一批人到北京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时，北京没有上海那样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文化基础，没有那么多的现代企业，没有那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在城市生活，没有那么多西洋的东西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就引起了尖锐的冲突。那个时候，京、沪两个城市一个传统，一个现代，文化差异很大，在上海被视为正常的学说、思想、文化，移到北京，便被视为反常。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已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所以，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以及苏联一些代表，他们在报告里面明确地讲，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1920年，联共（布）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等。”受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也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正是由于这么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才能聚集那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那么多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与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热血日报》《红旗日报》，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到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的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马克思《资本论》、《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与《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革命与反革命》（刘镜团），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杨）、《农民问题》（陆一远）、《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自然辩证法》（杜畏之）、《从猿到人》（成篙）、《反杜林论》（吴黎平），列宁《帝国主义论》（刘埜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吴凉）、《国家论》（江一之）、《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子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杜畏之）等。
特别要强调的是，马、恩著作在上海出版，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上海不是只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民国时期，上海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热潮，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都有很好的销路。这方面，邹振环已有很好的研究。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出版物介绍了马克思的著作，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东西。伴随着这些思潮而来的其他的西方思想文化，凡是当时人们认为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如潮水般地涌来。也正是在这个大潮当中，中国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众多的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比较、选择，最后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适合中国。
二、红色资源的综合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俄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必然的道路选择。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这是任何一本中共党史都会述及的，兹不赘述。就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而言，这里需作三点补充，即城市规模、移民人口与知识分子。
以城市革命为中心，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之一。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必然极其重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上海在1900年，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中国超大城市。那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个，前10名依次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与成都。这时，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2名广州（160万）多80万，比第3名天津（90万）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85万）的三倍，超过后4名即苏州（60万）、重庆（52.5万）、香港（52.5万）、成都（50万）四个城市的总和。这样超大规模的城市，自然会受到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首先青睐。
移民人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政党，党的发起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党的中央领导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这对于中央所在地人口特点会有一定要求，人口来源越广泛越能适应。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总人口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各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特有便利。
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但是在上海就推行不下去，或推行得不彻底。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先后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进行过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但仅是调查而已。五方杂处，不查户口，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有异质性、匿名性与流动性的特点，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建党时期，安徽人陈独秀、湖北人李汉俊、湖南人李达在上海活动，各操乡音，但是毫无妨碍。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香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今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三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住了三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还有罗章龙一家。三户人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近代中华民族最先觉悟的都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是知识分子，其早期活跃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在中外文化沟通中起了桥梁作用，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也了解外国情况，所以他们会成为一个民族最先觉醒的部分。知识分子集聚的程度、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党的活动。建党以前，中国集聚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里，数量远不及上海多。上海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里，还有诸多文化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和一些报刊社、律师事务所等。
上海之所以集聚了那么多的归国留学生，原因有三。一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跟西方大城市基本同步，留学生在西方学的东西到上海能够派得上用处。二是生活上也能够适应，有的人国外回来以后，到其他地方不能适应，或者工作不能适应，或者生活不能适应。三是上海有与外国联系的发达的网络和平台，上海卖外国书、卖外国报刊，与外国学者交往也多。留学生如果到内地去，原来学的东西就派不上用处，或者原来联系的渠道就不通畅，留学的“武功”也就因此废除。所以，相当多的海归留在了上海。曾翻译都德《娜拉女郎》、司汤达《红与黑》的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四川人罗玉君说过一段话：“当年离开巴黎时我就想，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正因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敝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她说这段话的时间比较晚，但是，这段话很能反映民国时期留在上海的归国留学生的一般心态。
归国留学生在上海分布的特点也很有意思，留学欧美的人和留学日本的人也不一样。其时归国留学生，从欧美回来的人待遇好一些，从日本回来的情况差一点。所以，从日本回来的海归住在四川路、虹口的相对多一点，从欧美回来的住在法租界的比较多一点。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但是总体上如此。
上海吸引了那么多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吸引了那么多全国各地有志向、有才华的人，有那么一批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很正常的。
三、发达的交通系统
交通系统与空间移动联系在一起。建党以前全国各地没有哪一个城市有上海那么发达的交通系统。上海襟江带海，内地人（如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要到国外去，必须经过上海。上海航运系统在19世纪后期已经形成，有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上海在晚清时候，铁路已经通到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由杭州通到宁波，进而与全国铁路网相连。上海市内交通也远比内地其他城市发达。
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要搞工人活动，特别是搞地下活动，市内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条件。晚清上海已有人力车、马车、有轨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又增加无轨电车、机动渡轮、公共汽车，公交车辆线路更多。搞地下活动，有时候需要汽车，有时候需要马车，有时候需要人力车。其时，上海道路系统多元而复杂，尤其是南市、闸北、沪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车很难开进去，尤其是无法开到弄堂里面去。汽车不能开进去，黄包车能够进去，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有时候反而更加有利。交通不便有不便的好处，便于隐藏。所以，有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对于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有特别的价值。这也是日后党中央机关长期设在这个地方的重要原因。
四、便捷的通讯系统
民国时期，上海邮路可与全国各地相连接，为国内邮差线的一大中心。上海口岸停泊着众多国家的邮船，国内的邮差线经上海可联邮世界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在上海均设有邮局。通讯方面，上海国际国内通讯联系均极便捷。到19世纪末，上海国际电报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以经香港与欧美各国通报；国内通报四通八达，北到北京，东北到山海关，西北到西安，西到汉口，西南到泸州，南到广州。这一通讯系统并不是专为政党活动才建立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商业、军事等方面的需要，但这些通讯系统的存在，为政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一个现代性的政党要搞各种活动，必须依托现代性的通讯系统。
便捷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对于城市来说，犹如身手矫健，脉动强劲，经络顺畅，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政治斗争至关重要。就与外部联系而言，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与共产国际之间，都必须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在上海活动的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赓、陈毅、彭湃、杨殷、恽代英等，其活动地点，都是在各地流动的，时而北京，时而武汉，时而广东，时而江西。在上海城市内，中共组织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秘密状态，党员的住处时常变换，联络地点时常变换，时而租界，时而华界，时而沪西，时而闸北，联系方式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很难想象。
且以处理顾顺章叛变案件为例，1931年4月24日，顾在武汉被捕叛变。25日晚，时在南京的钱壮飞获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报就传递到时在上海的周恩来那里。周立即安排中共领导机关转移，安排时在天津的中共地下情报员胡底转移。等顾顺章到达南京面见蒋介石时，周恩来这里已经转移妥当。假如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一个发达的通讯系统，没有火车可通，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交通系统、通讯系统对于红色革命至关重要。
再以第四次反围剿信息传递为例。1932年夏，蒋介石筹划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具体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获此情报后，立即交给其中国同伴陈翰笙，陈翰笙通过宋庆龄，及时送到了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得到情报后，立即作战术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消灭红军的图谋。这个事件典型地说明，没有便捷的通讯系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类例子，在中共党史、军史里不胜枚举。
五、可供依托的组织系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严密的组织。中国传统时代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近代上海，人们不断把西方集会的方式引进到上海，也将西方社团、政党一类组织引进上海。戊戌维新时期，强学会在上海有组织。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有军国民教育会、同盟会分支机构与光复会，还有政闻社等团体。民国初年，政党林立，1912年以后，全国有56个政党，有相当一部分总部设在上海。民国初年组建社会团体与政党，在上海已司空见惯。
此外，上海还有很多其他组织，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百多个，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各地在上海的人数少的话就以省为单位，多的话就以府或县为单位，组织同乡机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人，在上海有的是一个府有一两个同乡组织，有时候一个县还有两个同乡组织。同乡组织、同业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以后很重要的社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发动工人与民众起来斗争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发动，而是一群一群发动，通常是通过同乡组织、同业组织。这样的发动方式，就要利用先前业已存在的社会组织与团体。
六、可资营造与利用的安全缝隙
党中央机关所在地长期在上海，1949年以前的28年当中，有1/3以上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所地在设在上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用了上海的缝隙效应。1903年公共租界巡捕章程写道：
或奉法租界官员之命，或奉会审衙门之命，或奉其他华官之命，而无合例之牌票，或不协同巡捕拘人者，皆为违章拘人。一经查出，巡捕立即将违章之员役，拘获请惩。按：华官欲在租界拘人，必先有正式公文，经由领事签字。按：租界匿有要犯，须由华官移文西官，始饬捕房派探协拿。俟初审明确，方可移解。若遇该犯于途，可即唤捕拘拿，同至捕房报告，候其解送法院。若竟私自扭送，虽唤捕同拘，亦与乱捉人者无异，自身反被管押审讯。
租界存在期间，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如果没有租界当局的同意，华界巡捕不能够到租界里面抓人。租界里面、租界与华界结合部，更是政治控制最薄弱的地带。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缝隙效应，所以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开会的召开地点，都是利用了这一缝隙。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房子刚刚造起来没有多久，其管理处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二大完全是法租界跟公共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在越界筑路区域。
安全系数方面，有两个特别的例子：其一，1929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后，在法庭上坚称自己叫彭德生，江西人（实际是湖南人），无业，最后被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拘留40天，后减刑释放；其二，1931年，关向应在上海被捕后，自称李世珍，职业教员，是从东北来上海探亲访友的，现在被抓实属无辜和冤枉，后经组织营救，被无罪释放。
利用上海租界进行活动的例子还有很多。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出狱后还是照样在法租界活动。杨度作为共产党员，也是杜月笙门客，好几次党组织有事发生，让杨度去找杜月笙，杨度请杜月笙到法租界塞钱，有时候成功，也有一次没成功。法租界管理的形式跟公共租界不一样，法租界经济不发达，治安管理要靠华人。于是，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人就有了活动余地。
五方杂处和华洋混处，都对安全因素起作用。五方杂处，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有异质性、匿名性与流动性特点，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邓颖超回忆说：“我们在上海，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最后一句话“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生动地说明了上海社会的广阔性、异质性、陌生性对于秘密工作带来的便利性，也说明共产党人对上海这座城市特点的利用得心应手。郑超麟的回忆更生动：（陈独秀等人）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晚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
华洋混处，使得外国人在上海活动成为正常现象。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建党。1920年的上海，差不多有五千俄侨，俄侨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正好是共产党活动比较多的地方，这为维经斯基等人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党安排到上海，而不是离湖南更近的武汉、广州，就是看中了上海的安全系数。
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支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就是通过上海，然后转运到延安的。共产国际汇来的是美元，美元在中国内地不能流通。中共中央派毛泽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桥附近办了一家申庄货栈，将援款通过买公债、股票等方式，再分批换成通用货币，或辗转带到陕北，或购买红军急需的物资。红军用的通讯设备、印刷器材，也主要是通过上海采办的。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了解上海城市特点、自觉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斗争的典型。苏区需要一些特别的药品、电台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非常重要，但是，靠我们土法子是没办法生产的。这样，上海城市的价值就至关重要了。特别是医药方面，宋庆龄从国际上运了很多支持根据地的物资，都是通过上海这个渠道运送过去的。所以上海对红色革命的支持，起到了其他一些城市，或者是其他那些根据地没办法起到的作用。
以上六个系统，即思想传播系统、社会基础、交通系统、邮政通讯、组织系统、安全系数，归结到底，都与上海城市的集聚性与特殊性有关。这两个特性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特殊性（租界存在）刺激了集聚性，集聚性又增强了特殊性。特殊性与集聚性叠加在一起，就使得上海在红色资源方面，一方面既有井冈山、延安等根据地的一些元素，又与之很不相同，同时还能与之一些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既有古田、遵义等纪念地的一些特点，又与他们迥然有异。集聚性加特殊性，构成上海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使得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红色资源的版图上，色泽特别，无可比拟，而又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