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金朝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性及其研究方法
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书写旨在研究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到酋邦再到国家的历史。广义地讲，始于建立金朝女真族群源流的探索，止于海陵迁都燕京，确立中央集权政治。海陵南征失败，金朝政权停止在半酋邦、半国家社会状态。
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书写聚焦于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崛起，在争战中形成部落联合、联盟关系，联盟发展至酋邦，并“嫁接”到中原国家社会的历史，揭示出北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进入国家形态的一般途径及其特殊性，探索民族独立而建立政权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王朝寿命修短的内在关系。探索北族跃进式政权内部后进残余因素的存在及其对古代中国社会潜在的影响，以期客观地评价北族政权的历史地位。
一、金朝开国时期社会形态的“本体”问题
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本体”永远消失在另一个时空之中，“本体”是唯一的，不可复制，不可回溯，但历史的客观性又决定它是可以认识的，无限接近的认识。关于金朝社会形态演进的“本体”研究仅仅是目标的设定，是努力回望的方向。研究女真历史的过程，包括历史创造者及其活动环境，旨在揭示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性。
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与中原王朝相比，具有特殊性：
首先，女真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跨越发展。女真族群是金朝开国历史的创造者，在经济生活上，过着渔猎采集并粗放的农耕生活。社会组织处于氏族部落的自然有序，而社会平权无序的状态。金朝立国之初，女真人以维护“旧俗”为主，吸收辽宋文化为辅，以金源内地为中心，缓慢地向前发展。但由于原始平等平权的勃极烈官制与专制皇帝、皇权的不相容性，引发了皇帝与女真贵族、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争斗，勃极烈官制虽然在争权斗争中瓦解，但皇权、皇权政治并未因此得到增长，相反，深陷于宗室贵族争权的泥淖之中。
贵族争权导致鲜能寡智的太祖嫡孙完颜亶登上皇位，熙宗皇帝本身无能，再加上女真人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皇权专制与等级制度，金朝皇权、皇权政治的“难产”已演变成女真社会发展的危机。扼制社会发展的障碍一是观念上拒绝走出氏族社会的女真人，二是使女真人保持氏族社会习俗的地域环境。二者相互作用，阻碍女真社会向前发展。
海陵弑君夺位后，一是屠杀影响着皇权稳固的女真完颜宗族；二是迁都，让与大金政权关系最近的女真人摆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环境，推动女真人尽快摆脱氏族社会“旧俗”的桎梏，突破血缘关系的羁绊，通过空间的转换实现时间的跨越，通过嫁接制度文化、变革社会经济关系，推动女真人进入中原的国家社会形态。
其次，金朝女真人跨越性的社会发展是很复杂的历史过程。社会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大趋势，正常的发展是人与社会相互适应的过程，人在适应中发展，在发展中适应，对社会的发展不知不觉，很少抵触，但女真社会的跨越发展则不同。跨越式的发展给女真人带来的是剧烈的震动，更多的体会是失去与痛苦，甚至是血腥。《金史》记载：“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辅后，始正君臣之礼焉。”(1)臣下向皇帝行跪拜礼是君臣社会正常的礼仪，但在金朝初年，阿骨打与撒改之间就变得不正常了。阿骨打为撒改的跪拜而流泪，他们为失去当年不分你我的兄弟情分而痛苦，留恋“旧俗”，欣欣然于无尊卑、无贵贱的无序氏族社会。阿骨打与撒改留恋“旧俗”的心理代表的是女真人的共同心理，他们不愿意承认尊卑等级的存在，甚至无意识地践踏、冒犯皇权的威严。海陵嫡母徒单氏对久跪为之庆生的海陵生母大氏失礼，徒单氏和公主们只顾说话，无视当朝太后的存在，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皇权的威严。太后徒单氏与海陵弑君集团的忽土常常“窃窃私语”，在女真“旧俗”中很正常，无可非议，但在皇权政治中，忽土已经是“贰臣”，甚至可能是逆臣，太后徒单氏也冒犯了皇权。海陵南征，太后徒单氏再出来阻谏，她已经把自己置于皇权的对立面了。很多因无视皇权的存在、无意识地站在皇权对立面的女真人被杀戮，社会跨越发展的实现使女真人不可避免地陷于灾难与血腥。
再次，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的女真社会，偶发事件常常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阿骨打领导女真人反抗辽朝的斗争顺应了女真诸部反抗契丹人压迫、摆脱辽朝统治的意愿，从被动反击到主动出击，斗争规模不断扩大，目标不断提高。渤海文士杨朴劝阿骨打称皇帝，给部落酋长的头上戴上皇冠，虽说仅仅是形式，名实不符，但正是这徒有虚名的皇权引发了女真社会的大变革。与北宋缔结“海上之盟”，鼓励了阿骨打拒绝辽朝“封册”，走向灭亡辽朝之路。“海上之盟”引诱女真人进入燕云地区，占据燕云地区的女真人又开启灭亡北宋的大门。凡此种种，究其原因，金朝初年政权的本质是酋邦，或称之为高级部落联盟，这样的社会首先需要的是杰出的首领、英雄，是英雄们造就了一个新时代，相对而言，英雄背后的社会群体则缺乏左右政局的能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取决于首脑阶层，取决于首领，只要影响到首脑人物，事态就可能转向，可能发生变化。
复次，金朝女真社会发展处于层叠的悖论之中。阿骨打用辽宋文化充实金源内地，努力发展女真本民族文化，但到头来，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女真文化，民族独立转生于民族融合之中，这是历史大环境所决定的。在中原文化、文明存在的前提下，尚未成熟的女真“民族”及其文化没有抗拒中原文化的能力，民族文化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女真人及其文化融入、消解在中原社会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给予女真人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人为的活动又加剧历史悖反的反向运动。阿骨打一面称皇帝，一面守护女真“旧俗”。其弟吴乞买以谙班勃极烈继承皇位，皇位继承新旧制度杂糅，造成太宗末年撒改子宗翰、太祖庶长子宗干、太宗嫡子宗磐三人争立皇储谙班勃极烈的局面，三人争立导致无能的太祖嫡孙完颜亶成了谙班勃极烈，不久又登上皇位，史称金熙宗。
金初社会急剧变革，变革时代需要一个能造就时势的英雄首领，熙宗的能力不能造就“时势”，更不能成为英雄，只能把金朝推向崩溃的边缘。金朝岌岌可危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拯救、救治，太祖孙完颜亮为拯救危局，弑君夺位。完颜亮一面挽救了金朝的垂危，另一面却背上谋逆的罪名。完颜亮登上皇位，为巩固皇权、皇位，不得不杀掉威胁皇位、潜在威胁皇位的宗室贵戚，他又成了“暴君”。迁都燕京，号令天下，本是积极的举措，为新官制的实施、运行辟开空间，推进了国家秩序的建立。但因迁都，随之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又出现新的问题，他们不适应中原的生产、生活环境，纷纷为贼为盗。正隆年间，盗贼蜂起，多半是新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所为。为了根本解决猛安谋克问题，海陵王完颜亮准备伐宋，迫不及待地再修汴京，拒绝阻挠南征的谏言，甚至杀戮进谏者。海陵王完颜亮兵迫长江，伐宋战争处于关键时刻，其叔伯弟弟完颜乌禄（金世宗）釜底抽薪，在东京辽阳称帝。海陵王完颜亮南征夭折，解决猛安谋克的计划中断。
海陵王完颜亮努力推动金朝由酋邦向国家转化，但南征夭折，女真氏族组织猛安谋克未完成向国家编户的蜕变，猛安谋克作为特权阶层遗留在金朝国家政权组织内，金朝社会形态的演进最终止步在半国家、半酋邦的社会状态。
金世宗以女真人特权利益的守护者自居，他认为只有女真人能忠心地维护他的政权，进入中都燕京的第二个月，即降诏“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2)，安抚、讨好女真人的思想贯穿金世宗执政的始终。大定十一年（1171），设女真进士科，意在培植女真新贵，藉此恢复被海陵王打击殆尽的女真贵族势力。世宗维护猛安谋克的特权利益必然要剥夺汉人的利益，女真进士入仕的优先特权必然排挤汉族士人的正常入仕、迁升的机会，女真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和“家政”在大定朝发展到极致。《金史》记载：世宗为讨好徒单克宁，施以小恩小惠。“‘朕欲尽徙卿宗族在山东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无以尽给之。’乃选其最亲者徙之”(3)。世宗把君臣关系维系在远近亲疏的血缘关系中，以家政代替国政，一国之君经纶天下的韬略寡然。大金国的颓势滋生于世宗朝半国家、半酋邦的政权组织中。
二、金朝开国时期社会形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提高了金朝历史、金朝历史研究的地位，使其列居“正史”之席。诸多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成就中也潜隐着诸多不足：其一，把金朝历史无区别地纳入“正史”的研究框架，开国阶段女真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被忽略，历史研究常常停滞在表象层面；其二，以《金史》为例，金朝开国时期历史资料文本形成的复杂性成为正确解读历史的障碍；其三，史学批评空泛，难以切中要害，不能有效地推动历史学研究的深入。
（一）研究“正史”的思路与误区
元朝并修《辽史》《宋史》《金史》，但辽金“非正史”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华夷正闰观”长期遏制辽金历史进入“正史”之列。20世纪80年代，金史研究出现一个大转机，被推入“正史”之列。研究金代历史建树颇丰的张博泉先生强调：“金朝和其他王朝一样，都有其发展的全过程，在金朝统治的期间，毫无疑义的，也曾经过了恢复、发展的阶段。”(4)金朝历史在王朝“正史”研究框架内繁荣一时，出现一批关于金朝历史方面的论著：张博泉先生《金史简编》(5)，《金代经济史略》(6)，《金史论稿》(7)(8)第1、第2卷；宋德金先生《金代的社会生活》(9)；何俊哲先生等《金朝史》(10)；程妮娜先生《金代政治制度研究》(11)；王德朋先生《金代汉族士人研究》(12)；兰婷先生《金代教育研究》(13)，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金朝历史研究呈现“沉寂”的样态。
学术研究“沉寂”的主要表现，一是学术成果减少，研究队伍星散。原来研究金史的学者多转向其他研究方向；二是固有的问题长期搁置，难以解决，“推磨式”地重复前人的研究路径与问题；三是很少有新的问题提出来，即使有新问题提出，也多是曲高和寡。1998年，刘浦江先生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14)，质疑金朝开国历史的真伪问题，十年后才有回应者。金史研究的繁荣不能持续的原因多归咎于历史资料匮乏，其实，资料匮乏仅是原因之一，还不是主要原因。
金朝历史研究能否持续、深入在于金朝的历史地位与金朝史研究的学术地位的确定，将金朝历史无差别地置于“正史”之列不是金朝应有的历史地位，也不能正确确立金朝历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在中原王朝“正史”的框架内研究金朝历史，多拼缀、堆砌历史资料，或者说是“述而不作”。无视金朝历史的特殊性，也就认识不到金代政治、经济、教育等的特殊性，更认识不到金朝政权的联合性以及联合者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强调与“正史”的同一性羁绊了研究者的思路，把本来极具北方民族特色的部落首领的称谓“同一”到根本不存在的中央政体下(15)。过分强调金朝历史的“正史”地位，强调与中原王朝历史的同一性，忽略了金朝历史的差别性、特殊性研究，把内容丰富的客观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婢女”，一些主观阐释金朝历史的论著不能给研究者自身、研究群体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与“给养”，深入研究问题的思路枯竭，金朝历史研究在人为构建的“正史”框架内失去了可持续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金史研究的“繁荣”是一种假象。刘浦江先生把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辽金史研究的水平与二战前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较，他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16)把日本学者的研究水平作为参照，比照自己的不足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是学术研究进步的表现。如何看待日本学者对辽金历史的研究，刘浦江先生与李锡厚先生的观点存在一定分歧。李锡厚先生强调：“日本人战前的辽金史研究则是要把辽金史从中国历史中分割出去，硬塞进他们精心虚构的‘满洲史’框架之中。”(17)在李先生看来，日本人的“辽金史研究”是为侵略服务的，是伪“史学”。
刘、李二者的分歧存在于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学术研究水平是否有关系的问题上。二战前后，日本学者带着政治用意研究辽金历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无法超越“当代”的制约是必然的，“当代”能使之兴，亦能使之衰。诚如三上次男先生所言：“东北亚古代、中世纪历史及社会的研究，直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仍如日本的家学一般，十分盛行。但是战争一失败，它就销声匿迹了……原来以满洲（中国的东北地方）、朝鲜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部内蒙古及东西伯利亚这一地域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对该地域的政治、经济统治为基础的。由于战争的失败，其基础已被连根铲除，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随之而消失。”(18)为战争、为侵略服务的学术研究结束了，为反战争、反侵略服务的学术研究也应该结束，学术研究回归理性才有“春天”。
二战前，日本学者研究东北亚史的出发点始于军国主义的御用，不可否认。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对学术研究有影响是存在的，但不是学术水平“高度”的决定因素。刘浦江先生认为：“日本学者满蒙史研究中的政治导向与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两个问题，似不宜混为一谈。”(19)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与问题本身的研究是有联系的两件事，正确认识二者的方法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认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有联系则谈联系，不应该先验地下结论，更不应该说“完全是为侵略者张目的伪科学”(20)。部分日本学者作为侵略者的帮凶研究东北史地，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的政治导向问题影响学术成果，自不待言，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学术成果。盯着别人“缺点”本身就是缺点，也不利于认识自己的缺点。
日本学者研究金史的学术水平的“高度”是存在的，其中有因“御用”而产生动力的原因，促成人力、物力的投入。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巧合，即日本学者把东北区域发生的辽金历史的研究与中国王朝史相分离，客观地突出了辽金历史的特殊性，符合历史固有的客观性，无意识地克服了中国学者研究辽金史的盲点。关于辽朝开国史的特殊性，李锡厚先生的研究已经有所揭露。他说：“他（阿保机）原来是要用中原皇帝的封册来抵制契丹族传统的世选，但与他同样具有当选资格的兄弟们不服，其弟剌葛等自公元911年发动叛乱，一直持续了三年多，才告平息。此后阿保机的地位虽得以巩固，但那时的契丹仍不过是一个强大的部族联盟。”(21)也就是说，阿保机作为皇帝（916年称帝）统治的是以契丹人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阿保机在本质上就是个联盟酋长，他距离中原王朝的皇帝、皇权很远。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契丹政权向国家转化的道路及其国家的文明程度是中国学者忽略的问题，就辽金历史特殊性问题而言，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确实未达到战前日本学者的“高度”。
历史的同一性寓于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历史之中，只有在充分研究历史的差别性、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确立金朝的历史地位与金朝历史研究的学术地位。金朝历史研究从被排斥在“正史”之外，到不讲差别地纳入“正史”体系，经历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其实，金朝历史很特殊，经历了由“非正史”到“正史”的转变，即从“夷狄”到“华夏”的转变。否定北族曾为“夷狄”与否认它为“华夏”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否认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历史的发展变化。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处于地理位置的边缘、文化的边缘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后进性决定他们所建立的金朝与中原王朝不一样，是用“夷狄”还是用“北族”界定金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金朝与中原王朝的差异以及差异的不断缩小。同样，女真人进入中原，沐中原之风，习华夏之俗，女真人变了，金朝也变了，变成了女真人与汉族等多民族的政权，女真人与金朝走向华夏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历史存在，必须承认金朝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女真猛安谋克民户进入中原，既不是女真氏族社会的寓兵于民的组织，也不是中原王朝的编户，这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者的存在表现的正是金朝历史的特殊性。同样，金初采用三省制，到海陵王执政时省并为一省制，一省制是金朝需要的官制，反映金朝政治制度特殊性的“一斑”。
金朝历史变化的过程是特殊的，变化的结果也是特殊的，发生变化的金朝介于“夷狄”与“华夏”之间，不同于“夷狄”，不同于“华夏”，属于第三种类型。金朝开国正是这“第三种类型”形成的过程，其特殊性逐渐为学者所认识(22)。以第三种类型为基点研究金朝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过程克服了“正史”的误区，还原了金朝历史“本体”应有的地位。
（二）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相关历史资料文本形成的复杂性——以《金史》为中心
金朝开国历史“本体”的特殊性影响到历史资料文本的形成，仅以《金史》为例，涉及金朝开国历史记载的主要有《世纪》《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熙宗本纪》和《海陵本纪》等。《金史》前五本纪文本的形成值得研究，这部分史料多由传说转为历史资料文本，一是女真人口耳相传，二是从女真语转译为汉语，三是再转写为汉字文本等。其中有因政治需要刻意篡改、褒贬历史的问题，还有历史载记者以己度物的问题，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与金朝开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相当的距离，造成历史认识、历史“本体”书写与客观历史的错位，诸多因素直接影响到历史资料文本的形成，用常态的资料解读方法，难以还原客观历史，影响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历史的研究与书写。
第一，《金史》记载来自“传说”问题。诚如学者所言：“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记载生女真完颜部初期历史情况的资料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是一种追记性质的历史纪录。”(23)关于“追记”形成文本的过程，《金史》记载有所披露，“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24)。“祖宗遗事”通过访问并记录下来，天会六年（1128），完颜勖与耶律迪越负责筹备修撰自始祖以下十帝的所谓“实录”，皇统二年（1142）修成《祖宗实录》三卷。八年（1148），完颜勖等又修成《太祖实录》。元代撰修《金史》的史官主要利用这些来自口耳相传、“追记”的所谓“实录”，再撰写女真完颜部早期的历史。这种历史书写与客观历史存在巨大的距离，《金史》之《世纪》和《太祖本纪》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传说而追记形成的历史文本突出两大问题：一是越久远的“追记”，传说的“层累”成分越浓重；二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篡改、歪曲历史，所谓的“始祖以下十帝”的帝号，仅存在于历史书写中。真实历史中，他们都是草莽间的部落酋长、家长，在《金史》书写中都被打扮成“称孤道寡”的帝王，与真实历史大相径庭。“追记”中有真实历史的影子、痕迹，“追记”的历史文本与客观历史不相符的问题很突出，影响了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过程的研究。
第二，民族语言口述、转译、转写问题。由口述“传说”形成的历史资料文本，多经历了民族语言的口述，再转译、转写的过程。资料文本的形成过程错综复杂，此种资料的解读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所谓女真族群，他们所属通古斯语族尚在形成中，女真人群中夹杂着非女真人，胡里改非女真，唐括部，实际是辽代的唐古部的一支，属于突厥部落，女真族群语言不统一，发音、记录又是人言言殊。《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兀室（完颜希尹）奸滑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25)显然，国人之语与女真语是不同的，至少是有差异的。“巫妪”是音译，还是意译，需要辨别。历史记载者无意识地误导，使很多研究者因汉字的惯性思维，把“巫妪”理解为巫婆、女巫。其实，这是中原载记者对女真语近似［uyu］的发音的汉字标音，是音译，非意译。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地名的翻译中，一条河流被译写成多个汉文名称，又因汉字的含义产生了令人误解的诸多问题，不一而足。
民族语言经过不同的发音者、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书写者等，会产生诸多问题。没有翻译标准，随意、随情地译写为汉字又存在音译与意译的问题等。女真族群联盟之间语言存在差异、发音也存在差异是不争的事实。清代施世杰在《元秘史山川地名考》自叙中总结道：“至于音有短长，字分多寡。土兀剌原为土剌，阿勒台又属按台……语苟昧夫急言缓言，字每眩于二合三合，难读者三。”(26)民族语言之间的音转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再加上因“急言缓言”而出现难以预料的省音与衍音，凡此种种，民族语言译写汉字注音的诸多因素，使民族史资料中涉及的地名、人名颇难还原，“巫妪”仅是一例。在民族历史研究中破译“巫妪”与“奥云”不止音近，还有内在联系。在突厥语族中，巫者可称“萨满”，亦称“奥云”。“珊蛮”与“巫妪”并存于金初的女真社会，可能源于女真联盟的不同族群构成。
民族语言被译写、标注为汉字，或是近似读音的译写，或是不同文字的译写，造成同一地名、人名等被译写成不同的汉字，诸如《金史》记载的地名舍很水、直屋铠水、帅水、率河等，不仔细辨识，很容易被视作不同的地方。只有从历史的内在联系加以分析，才能认清它们原来是同一条水。
据《金史》载，“世祖既没，肃宗袭节度使。麻产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招纳亡命，杜绝往来者……康宗自阿邻冈乘舟至于帅水，舍舟沿帅水而进。使太祖从东路取麻产家属，尽获之”(27)。
“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帅水隈鸦村唐括部人”(28)。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路）率河人也。曾祖石古，从太祖平腊醅麻产，领谋克”(29)。
直屋铠水、帅水、率河是对同一条水的不同汉字标音，其音与今双阳河发音相近，在今双阳县境内。都兴智先生指出：“女真语原作‘刷烟’，或译作‘苏瓦烟’、‘刷觇’、‘苏完’，汉语为‘黄色’之意。”(30)今双阳河为饮马河（移里闵河）支流，饮马河又是伊通河的支流。伊通河上有古邑屯村，景祖昭肃皇后母家近邑屯村。《金史》记载：“后（景祖昭肃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会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侵不能平，遂举刃相向。”(31)桓赧、散达家与帅水、邑屯村很近。后来桓赧、散达组织联盟与完颜部争战，“世祖乃以偏师涉舍很水，经贴割水，覆桓赧、散达之家”(32)。舍很水与帅水、直屋铠水、率河是同一水被译写成不同的汉字。“传说”形成文本本来就已经偏离历史本体很多，再加上讲述者用或女真语、或其他民族语言讲述“传说”，再经过译言通事没有固定规则的翻译，再随意转写成不同汉字记录，历史记录中附加了很多被篡改的成分，这又给研究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问题带来诸多障碍。
第三，女真社会与中原社会的社会形态不同，风俗文化存在距离不可避免，即使历史的亲历者对历史的记载也有“错位”“偏离”等问题。来自辽宋的文士与女真社会文化习俗存在隔膜，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与记载。据载，阿骨打率军进入燕京，“燕人乃备仪物以迎之，其始至于燕之大内也。阿骨打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33)。在燕人眼里，“黄盖”为至尊地位的象征，标志的是皇权至上的等第，阿骨打要分享“黄盖”的行为令中原人不解。置身于皇权专制社会的人不能理解阿骨打称皇帝，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象征着至尊地位的“黄盖”与他人共享。此事记载虽出于《三朝北盟会编》，但仍能说明这是中原人的共识，只是这样表明“嘲笑”态度的事不能载于实录，更不会出现在《金史》记载中。细研史籍，从《金史》零星的记载也披露出载记者对女真社会的困惑与不理解。皇统六年（1146）正月壬辰，金熙宗“如春水。帝从禽，导骑误入大泽中，帝马陷，因步出，亦不罪导者”(34)。显然，历史记载者的用意是称赞金熙宗，却没有辨别金初远非礼法社会的差距。关于“不罪导者”，日本学者外山军治也没有超越历史记载者的局限，他认为，这是俨然汉人天子的“恤民精神”(35)。如果“不罪导者”发生在礼制健全的中原王朝，确实可以说是天子仁爱的“恤民”之举，但金熙宗所处的女真社会本无尊卑、无贵贱的观念，羽卫从臣不懂礼法，没有尽到护卫天子的责任，在礼法社会是大罪。金熙宗“不罪导者”，是他不懂礼法，非“恤民”。
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程寀上言：“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窃惟古天子出入警跸，清道而行。”(36)右谏议大夫程寀的上言，实际是对金初社会“无礼”的批评。中原文士对女真社会的认知与期望距离现实社会很远，反映在历史记载上常常是“以己度物”，用中原文化视角看待女真社会，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美化、拔高女真社会的发展水平，误读、误记历史，造成历史记载严重失真。
第四，因权力倾轧的政治争斗干扰熙宗、海陵实录的修撰，导致依所谓“实录”而修撰《熙宗本纪》《海陵本纪》失真。熙宗、海陵实录均修撰于世宗大定朝，世宗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而极力诋毁海陵，诚如修撰《金史》者所感慨：“不有废者，其何以兴。”(37)世宗朝在《海陵实录》中制造的“龌龊”已为时人贾益谦所斥：“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38)贾益谦所暴几乎就是实证，他说出来了世宗直接贬损海陵的手段。控制《海陵实录》修撰的同时，还利用修撰《熙宗实录》美化熙宗，掩盖海陵弑杀熙宗、匡救政权的合理性。《金史》记载：世宗诏修《熙宗实录》，拟令曾为熙宗侍从的完颜思敬领衔，被思敬回绝了。思敬说：“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39)显然，思敬所言熙宗朝的一派祥和、繁荣景象，绝非真实历史。思敬妄言的用意，一是敷衍之语，二是再现世宗为修《熙宗实录》而定的调子。世宗尽量把熙宗打扮成“好皇帝”，掩盖熙宗乱政与金朝危亡的存在，以此否定海陵弑君对金朝的匡救之功，海陵杀掉“好皇帝”是大逆不道，世宗谋权篡位就变成了“拨乱反正”，就变成了替天行道。
金朝开国时期历史资料的来源以及资料文本形成过程复杂，给历史研究带来诸多问题。其一，历史研究者借助历史资料为中介、为桥梁接近历史本体，这是历史研究的常态，但以被扭曲的历史资料为中介，不但不能接近历史本体，甚至南辕北辙；其二，很多问题争而无果，诸如“女真”释义问题，五花八门的争论实际是搁置问题。再如女真建国前有“国相”名号，其地位与军事首领相比肩。传说中，“国相之称不知始何时”“不知其所从来”。“国相”的重要性被堙没，相关的历史模糊不清，很难理顺历史发展脉络；其三，历史研究停滞在表象的叙述，熙宗被导骑导入大泽中，“不罪导者”不是“恤民”，是君臣还没有尊卑等级观念，是徒为君、徒为臣的写照；其四，历史真相被掩盖。从《金史》的记载中很难看出海陵弑杀熙宗的合理性，真实的历史被掩盖。诸如此类史事不胜枚举。
（三）史学批评的缺失与反省
史学批评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推动史学研究的动力之一。史学研究中，史学批评缺席，或者被圈在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内，背离了史学批评的实践性原则。研究史学理论、史学批评的学者必须时刻关注、参与历史本体的研究，避免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本体研究“两张皮”。以历史本体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习惯于运用现成的认识论、方法论，理论与实践分离，理论空洞，实践盲目。金朝历史研究不仅本体论需要探索，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样需要探索，探索中的金朝历史研究，尤其是金朝社会形态演进问题的研究需要学术批评，金朝历史研究学术批评的缺席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金朝开国历史从部落演进到国家，历史本体是特殊的，历史资料的来源、资料文本形成过程也是特殊的，历史资料与历史本体的关系也很特殊。历史资料局部记录客观历史，与历史本体存在一定距离是正常的，但金朝历史本体与其历史资料之间不仅存在距离，还存在错位，不在同一个社会形态层面，且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性需要史学批评“在场”。
其一，缺少学术批评，学术研究“只鸣不争”。研究者彼此之间没有继承，也没有否定，各自说各自的，虽然提出很多问题，但认识不能聚焦，不能形成史学批评与继承的良性循环。接着说“女真”的释义问题，“女真”作为族称，在历史上存在千余年，作为问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其含义是唯一的，不会即是“东人”(40)，又是“酸菜”(41)，又是“东方之鹰”(42)，或“猎人”(43)，或“鸟说”（一作海东青）(44)等。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不是历史研究的目标，要确立自己学说的正确，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批判其他学说的不正确，不应该无限制地叠加学说，有失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背离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历史结论的唯一性。
在缺乏学术批评的语境下，学说纷纭，貌似争鸣，其实已经背离了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历史的发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具有唯一性。历史研究针对历史“本体”，认识的正确方向是趋于同一，即在接近“本体”的同一方向内“见仁见智”。历史学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可以阐释出“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研究不论研究者多少，研究对象只能围绕一个具体的、客观的历史问题进行。
其二，研究者缺少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意识。从数量上看，金史研究可谓成果累累，可是，十年、二十年的成果积累基本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浮动，缺乏自我否定、自我批评，学术研究失去动力与张力。拒绝自我批评、自我否定的学术态度又在师承关系中蔓延，师生之间“推磨式”地学术研究，陈陈相因，既不批评他人，也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批评，酿成研究群体漠视学术批评的不良学术氛围。刘浦江先生在《辽金史论》的自序中写道：“垦荒自有垦荒者的艰辛。老实说，做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45)率真而坦白的语言得罪很多人，“垦荒者”的孤寂是学术研究的憾事。学术研究中缺乏对话的氛围，拒绝学术批评，沉浸在孤芳自赏中的学术研究成了辽金史研究学术萧条的表征之一。
其三，与金朝开国历史问题研究相关的几桩学术批评案反映出的问题很复杂。
第一桩是质疑金朝开国史的真伪问题。1998年，刘浦江先生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下称《质疑》）(46)一文，对金朝开国于1115年的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与批评，揭开了金朝建国1115年、年号“收国”、国号“大金”等相关问题真伪性的讨论，给长期沉寂的金代历史研究带来“微澜”。对于金朝开国史的书写与真实性的质疑，学术界不乏共识者。吾师李桂芝先生在《辽金简史》（1996年版）撰写时，还秉持“阿骨打在1115年（辽天庆五年）即位称帝，为金太祖，国号大金，建元收国”(47)。至2000年修订该书时，先生受刘浦江《质疑》一文的影响，就阿骨打建国问题，也“倾向于建国时间为1117年”(48)。
刘浦江提出的问题长期停滞在质疑的层面，未有进一步证伪、求真的研究，致使有学者对《质疑》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董四礼先生在《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一文中提出：“我最后的结论是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仍是值得采信的。”(49)同时，笔者也撰文提出，1115年，阿骨打称都勃极烈，1117年称皇帝并建国(50)。
第二桩是有关女真人的族源问题。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先生撰《论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一文，论述Magyar人与靺鞨的关系，提出中亚马扎尔的祖源是辽东的靺鞨人。他认为，7世纪，“对唐战争的失败是马扎尔人的祖先西迁的原因”(51)。对于朱学渊先生有关北方民族历史的诸多学术观点，学术界很少有赞一词者，可能碍于朱先生不同寻常的学术经历，或其他因素，多在沉默中否定。当然，也有勇于担当者。姚大力先生撰文《马扎尔人是西迁的靺鞨部后人吗？——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52)，批评朱先生的观点。姚先生的“利笔”确实击中朱学渊先生学术研究的“软肋”。朱先生学术研究的“软肋”是在没有牢固的历史内在联系的支撑下，凭空强调语言对音，遗人把柄。
第三桩是拓跋鲜卑发祥地的争论涉及乌洛侯人的源流问题，笔者认为乌洛侯即是出于黑水靺鞨的女真先民。2002年李志敏先生发表《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一文提出“鄂尔多斯高原乃拓跋鲜卑实际的发祥地”的论说(53)，冲击了拓跋鲜卑发源于大鲜卑山的旧说。后有曹永年先生撰文《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批驳李文，重申“拓跋鲜卑起源于呼伦贝尔”（亦邻真语），并说：“亦邻真先生所论肯定更接近真理。”(54)
第四桩是谈金源文化涉及女真的族源问题。2013年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金源文化研究迎来新契机》，介绍了笔者对金源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观点。“‘金源文化’的界定首先要理清女真人的族源问题。通过考证，她（指笔者）认为女真人来自‘西海’，女真先民在两汉时期，从阿尔泰山迁到贝加尔湖，又从贝加尔湖迁到黑龙江流域，他们是匈奴大联盟解体后东迁的一支，而‘金源’的‘金’，实际上是指‘阿尔泰山’”(55)。8月30日该报又刊载潢南白云的《文风、学风及其他》一篇短评，批评了笔者的观点。文章写道：“以上是作为一种学术争鸣报道的，学术贵在创新，似乎无可厚非。且不说这一观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要紧的是，此说基本上袭用一位外籍华人物理学者的观点，并非报道中那位研究者首创，该报道没有反映出来，容易产生误解。”(56)
四桩学术批评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新说”对“旧说”的批评与否定，不论“新说”正确与否，代表的是学术发展的大方向，客观推动学术发展的意义不容小觑。“新说”首唱，相对“旧说”总是势单力孤。学术界对“新说”的态度一是冷漠，不予理睬。刘浦江先生质疑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朱学渊提出Magyar人与靺鞨存在源流关系，李志敏质疑拓跋鲜卑发祥地问题，十年，或将近十年之后才见回应者；二是迎头痛击，坚决否定。董四礼先生以《金史》为“信史”否定《质疑》的学术观点，曹永年先生以“亦邻真先生所论肯定更接近真理”为由否定李志敏关于拓跋鲜卑发祥地新说。否定“新说”的态度出于同一心理，拒绝“新说”。潢南白云先生文中有两个关键词，“似乎无可厚非”“瞠目结舌”，“似乎”放在“无可厚非”前，完全改变了该词的本义，成了非议学术创新的表达，出现这样的表述，足见学术创新在有些人心里是陌生的。“瞠目结舌”是对一个“物理学者的观点”及对此观点的“袭用”的态度，认为这一观点很荒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令人瞠目结舌，幸好人类没有一直“瞠目”下去，“瞠目结舌”不是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新学说”在创建的过程中，不完善是必然的，甚至存在谬误也属正常。正如姚大力先生批评朱学渊所指出：“许多分明不相同的部落名称，在被转换为汉字音写，尤其是当研究者用现代汉语的语音去识读这些汉字音写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原有差异（甚至明显的差异）就会变得很难识别。”(57)朱学渊先生本身没有经过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训练，他凭借爱好致力于历史学研究，著述颇丰。他从族名对音的角度简单地把东北某族群与西北某族群联系起来，论证不充分，甚至错误是存在的。在笔者看来，朱先生建立了Magyar人与靺鞨存在关系的一种“假说”。对于“假说”“新学说”的科学态度是发现其可贵之处，在谬误中寻找真理的火花，而不是一棒子打死。朱先生的研究不论正确与否都值得尊重，他以“他者”的眼光超越了“推磨”式地研究女真族源问题的困境，提出研究问题的新思路，“他山之石”应给予重视。学术批评首先是追求真理的态度和精神，其次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历史学研究中的“正确”总是接近、无限的接近，且在不断的推进中。
三、金朝社会形态的演进及其研究方法
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诸多因素铸就了金朝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长期以来，金朝开国历史的特殊性被忽略，研究者多在中原王朝改朝换代的框架下研究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的演进，把金朝开国的历史置于“预设”的思路、框架中，忽略了金朝开国时期社会形态的客观存在与变化，使其历史的发生、发展乃至灭亡的书写湮没在偏于主观的阐释之中，不自觉地偏离了唯物史观。本书试图从金朝历史的“本体”研究出发，借助历史资料提供的历史信息，回归历史“本体”，揭示出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历程，并确定针对历史“本体”演进的研究方法。
（一）金朝社会形态阶段性演进的书写
金朝社会形态的演进是女真人（包括女真先人勿吉、靺鞨）从部落演进到国家的历程，从魏晋到隋唐，女真人的先民分合重组，或经历渤海国酋邦政权，或经历黑水靺鞨松散联盟。契丹人建立政权，女真人作为被征服的对象载入史籍。以“女真”为族称的族群很庞大，有出于黑水靺鞨者，亦有出于靺鞨者。契丹统治者对出于黑水靺鞨的女真人采取迁徙分化的统治策略，将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易于管理的所谓“熟女直”分散迁至辽南及渤海故地，建诸女真王府等管辖；与散居山谷间、不易统治的所谓“生女直”仅建立隶属关系，不隶籍；建立大金国的阿骨打家族出于靺鞨，指隋唐时期的靺鞨七部，不是黑水靺鞨联盟。在唐征高句丽时，靺鞨七部中的安车骨、拂涅、号室、伯咄部奔散无闻，奔散的部落在“东海”生聚，或称“东海女真”，或有他称。阿骨打家族出于东海女真，居于“仆幹水之崖”。阿骨打先祖绥可（四世祖）率部人迁居安出虎水侧，近生女真地界，在生女真与五国部之间得到发展的空间。阿骨打家族作为辽朝的“鹰犬”，既为辽朝做事，又不隶籍；既能帮助辽朝开通“鹰路”，镇压五国部，又能实现壮大自己的目的。阿骨打家族从弱小变强大，从“鹰犬”变成反叛者，借助女真族群普遍存在反抗辽朝的情绪，揭开反辽战争的序幕。1115年，阿骨打在家族“诸父”的推举下，称都勃极烈，并以“诸父”有大功者为勃极烈之官。1117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号。
阿骨打所领导的女真人反辽的斗争顺应了女真诸部反抗辽朝压迫、摆脱契丹人统治的需要，从被动反击到主动出击，斗争规模不断扩大，目标不断提高。从被镇压的地位转向向辽朝提出“封册”的要求；从拒绝“封册”，与北宋缔结“海上之盟”，到灭亡辽朝。反辽建国的过程中，阿骨打的变化是渐进的，他一面留恋“旧俗”，一面称皇帝，“旧俗”与皇权的对立引发了女真贵族之间、贵族与皇帝之间的争斗。女真社会在斗争中变革，熙宗皇帝临朝端默，权臣竞相主持、参与改革，以图攫取权力，出现了根本就没有改革派与保守派分野的变革场域，他们以争夺权力为轴心，都把改革、引进中原制度作为进身之阶。权臣火并而内耗，宗翰、宗磐相继亡故，熙宗皇帝得到露脸的机会，一是成为熙宗朝《天眷新制》的署名者，二是巡幸燕京，初御衮冕，体验皇权的至尊与威严。从燕京返回上京的途中，顾命辅佐大臣宗干亡故，失去得力大臣辅弼的金熙宗回到上京，如同从天上落到地上，面对金朝发展道路的选择茫然无措，酗酒妄杀，乱政至极，金朝陷于危殆。
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的演进基本完成于海陵时期，弑杀熙宗，终止乱政，确立专制皇权，迁都燕京。把金朝政权与女真氏族社会环境分离，促进女真社会由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转化，推进了国家秩序的建立。迁都燕京本是积极的举措，为“正隆官制”的实施、运行辟开空间，但随之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又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根本解决猛安谋克问题，海陵准备伐宋，迫不及待地再修汴京，拒绝阻挠南征的谏言，甚至杀戮进谏者。海陵兵迫长江，伐宋战争处于关键时刻，完颜乌禄在东京辽阳称帝，海陵南征夭折，改革猛安谋克的计划中断。猛安谋克问题遗留在酋邦向国家转化的中途，金政权保留猛安谋克及其特权，也就是说，大金开国没有完成酋邦向国家的转化。金政权体制内保留了氏族社会的残余，不是完整意义的国家，是半酋邦、半国家的特殊社会。
就辽金开国，部族组织被国家机关取代的问题，李锡厚先生有过论述。他说：“辽、金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契丹及女真部族组织从此就完全被国家机关取代了。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区，国家机构取代部族组织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这一根本性的变革在契丹和女真人中间所经历的具体历史过程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辽朝采用的是将契丹人的部族组织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之中的办法，而当金朝的国家机构逐渐强化时，女真部族组织则无可挽回地解体了。”(58)李锡厚先生认识到辽金“国家机构取代部族组织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契丹和女真人的变革有着明显区别，这是正确的，但结论还有商榷的余地。契丹政权主要存在三种社会制度，燕云地域是州县制，契丹内地是耶律氏与萧氏为核心的联合王权制，北部是大王府部族制。契丹政权是在部族组织内加入了国家政权的因素，它的主体还是酋邦，或者说是高级部落联盟；女真部族组织部分地保留在国家政权内，金朝政权的主体是国家机构，其中保留了以猛安谋克为代表的部族组织，它是半酋邦、半国家社会。
（二）研究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方法论
一般情况下的历史研究重视文字的字面含义，即从诸多史料里摘录需要的字句，堆砌形成一种历史书写，这种“剪刀加浆糊”的历史认识不适宜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过程的研究。金朝开国历史的发生与历史记录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诸如社会发展水平差距、风俗习惯的隔阂、语言文字的障碍、政治斗争的限制等，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历史记录有很多是表象，或者是历史事件折射的反映，甚至存在误解。运用这样的历史资料不能只看字面含义，要解读文字背后的历史信息。
历史资料“信息”的解读方法可以利用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的参禅三重境界加以说明：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参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
三个认识阶段不断递进，诸如研究阿骨打称帝问题，在“看山是山”阶段，文献记载阿骨打是皇帝，直接利用文献，说阿骨打就是皇帝，对文献没有辨别、批评，照本实录，把阿骨打与中原皇帝一样看待；在“看山不是山”阶段，解读资料就会发现，阿骨打不是皇帝，他征战疆场，不坐龙椅。他拒绝臣下行跪拜礼，他要把象征至尊地位的“黄盖”与诸兄弟同享，等等。在他身上看不到皇帝的影子，开始怀疑历史记载，质疑历史研究；在“看山还是山”阶段，对历史资料开始有“顿悟”性的认识，认识到阿骨打是皇帝，是金朝开国时期特殊历史时空的皇帝，其特殊性是由其社会形态所决定。历史资料“信息”的解读，必须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历史资料提供的信息，超越资料本身所记叙的表象，还原历史本质，接近历史“本体”。
在诸多研究方法中，历史资料“信息”的解读对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研究的意义重大。除此之外，还要针对不同阶段、对象而采取有的放矢的研究方法。
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书写以女真民族发展为主线，研究民族史要借鉴民族学、民族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宗教习俗等。民族历史以文化演进为主线，文化史具有群体性，即使是个人的行为，反映的也是群体的意识。研究文化史需要借鉴文化学的跨文化比较法、“他者”的眼光等。女真、金朝历史资料文本形成过程复杂、话语语义混乱，对这种资料的解读需要做“古史辨”工作，需要运用历史符号学中的文本话语语义分析和文本形成制度分析等方法。金朝开国的历史资料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历时性的历史过程常常被后人共时地堆积下来，对这种历史资料的解读要借用文化学的历时性还原法。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前人学术实践的得失需要史学批评方法，包括历史的、逻辑的、比较的批评等。
当然，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演进的研究，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不足，甚至谬误必然存在。金朝开国是客观的历史过程，客观历史是唯一的，不同于读者与哈姆雷特的关系，学术争鸣必然朝着“求真”方向努力，学术认识的大方向将趋于同一。笔者对金朝开国及其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是努力“求真”的尝试，期待着学术批评。
(1) ［元］脱脱等：《金史》卷70《撒改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614—1615页。
(2) ［元］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本纪》，第126页。
(3) ［元］脱脱等：《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第2047页。
(4)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5)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6) 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7) 张博泉：《金史论稿》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8) 张博泉：《金史论稿》第2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9) 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何俊哲、张达昌、于国石：《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1) 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 兰婷：《金代教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 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5) 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3页：第一章“中央国论勃极烈制度”；第42页：第二章“二、中央官员勃堇”。
(16) 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自序”。
(17) 李锡厚：《临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后记”。
(18) ［日］三上次男：《东北亚史与渤海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渤海史译文集》，李东源译，刘凤翥校，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6年，第257页。
(19) 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20) 李锡厚：《临潢集》，第317页“后记”。
(21) 李锡厚：《临潢集》，第3页。
(22) 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作者认为，“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是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态”。
(23) 何俊哲、张达昌、于国石：《金朝史》，第23页。
(24) ［元］脱脱等：《金史》卷66《完颜勖传》，第1558页。
(25)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三》，《女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页，总21页。
(26) ［清］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广文书局，1978年，第4页“自序”。
(27) ［元］脱脱等：《金史》卷67《腊醅、麻产传》，第1582页。
(28) ［元］脱脱等：《金史》卷63《后妃传》，第1500页。
(29) ［元］脱脱等：《金史》卷120《世戚传》，第2618页。
(30) 都兴智：《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31) ［元］脱脱等：《金史》卷63《后妃传》，第1500页。
(32) ［元］脱脱等：《金史》卷1《世纪》，第8页。
(33)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2《政宣上帙十二》，［宋］秦桧《北征纪实》，第7页，总86页。
(34) ［元］脱脱等：《金史》卷4《熙宗本纪》，第82页。
(35) ［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27页。
(36) ［元］脱脱等：《金史》卷105《程寀传》，第2308页。
(37) ［元］脱脱等：《金史》卷106《贾益谦传》，第2336页。
(38) ［元］脱脱等：《金史》卷106《贾益谦传》，第2336页。
(39) ［元］脱脱等：《金史》卷70《思敬传》，第1626页。
(40) 乌拉熙春：《从语言论证女真、满洲之族称》，恒煦（金光平）、启孮（金麓漴）、乌拉熙春：《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金光平等提出“东人”说。其研究方法是先认定女真属于肃慎族系，在语言论证中得出：“从肃慎到女真的一系列名称同有一个本义，即：tʃul—（东）+-tʃәn（人）‘东人’。”
(41) 董万仑：《〈东北史纲要〉中的满语运用》，《满语研究》1989年第1期。作者提出“酸菜说”。“jusen一词的涵义费解，可能与汉语‘酸’有关。jusen的词干为juse，加动词后缀-mbi为jusembi，《五体清文鉴》释为：‘疾病：作酸’，《清文汇书》释为：‘凡物酸了。’juse加名词后缀-mpe为jusempe，《五体清文鉴》释为：‘菜肴：酸酱菜。’满族人说，他们的先人喜食酸菜，故外族称之为‘酸菜达子’。这是肃慎一词在后世的涵义”。
(42) 崔广彬：《“肃慎”一名之我见》，《北方文物》1987年笫3期。作者认为，“‘肃慎’一词应来源于女真语，即女真语zhul（东方之义）、shen（海青之义）的合成，即‘东方之鹰’（海东青）之意……肃慎作为民族，也就是鹰的民族”。
(43) 哈斯巴特尔：《阿尔泰语系语言文化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38—239页。
(44) 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作者认为，肃慎一词可能源自汉语的“鷞鸠鸟”，“汉语鷞鸠——鹰，满语译作宋昆，再汉译为海东青”。
(45) 刘浦江：《辽金史论》，第2页“自序”。
(46) 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7)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48)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5页注释3。
(49) 董四礼：《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
(50) 李秀莲：《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金朝开国史之真伪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51) 朱学渊：《论马扎尔人的远东祖源》，《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
(52)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53) 李志敏：《嘎仙洞的发现与拓跋魏发祥地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4)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55) 郝欣、曾江：《金源文化研究迎来新契机》，2013年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56) 潢南白云：《文风、学风及其他》，2013年8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57)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第241页。
(58) 李锡厚：《临潢集》，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