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汉中印关系与丝路南道的开通
古代中国与印度何时开始发生关系，又通过何种方式发生关系，确实是个老问题。季羡林先生曾对此做过比较详密的考证，在他看来，至少在孔雀王朝建立时，专指中国的“Cina”（脂那、支那）和“中国丝”之意的复合词“cinapatta”已经在印度出现。(1)可见在公元前4世纪与前3世纪之交，中国及其特产“丝”已经被印度人所知晓。但中国方面对印度的了解始于何时呢？除了佛教文献中的夸大讹传之词以外(2)，真正有根有据的记载实际上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虽然张骞本人没有到过印度，但他曾派使者出使身毒。在他之后的两个世纪内，印度西北部的罽宾、高附、天竺以及与之相邻的乌弋山离和其后征服印度的贵霜（月氏）先后与汉代中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直接联系。它们中的大部分曾经是亚历山大的征服之地，也是印度—希腊人的长期控制之地。因此，两汉中印关系实际上也包括了中国和当时尚存的印度—希腊人小王国的关系，中国使者、商人、佛僧在此地有可能接触到远东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丝路南道的开通和发展是中印两大文明接触、交往的结果和见证，当道的那些印度—希腊人王国无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有关的记载在《史记》的《大宛列传》和《汉书》与《后汉书》的《西域传》中多有反映，但它们往往语焉不详。如何揭开汉代中印关系史上的种种谜团，仅仅依靠汉文记载显然难有大的突破。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利用其语言优势，确实在人名、地名的考订上很有贡献，但涉及复杂的中国历史背景和艰深的古汉语文献，他们也有力不从心之处，甚至以讹传讹。笔者试图借助西方古典文献中有限的证据和新的考古资料，以及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两汉三史中所反映的中印关系，尤其是与印度—希腊人及其遗产有关的信息做出进一步的证实和解读。
第一节 《史记》《汉书》中的中印关系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身毒”的传闻应是中国史书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他耳闻目睹的诸国中，他没有单独介绍身毒，但却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惊讶地发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问从何而来，答曰身毒。他借大夏人之口，对身毒做了简单描述：“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3)这里的介绍与前面对大宛、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的记载不大相同：其一，是间接而为，说明只是偶尔传闻所知；其二，内容简单，只提到其大致方位、民俗。但其他的内容却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的特征：气候湿热，产大象，有大河为界。大河当指印度河。既然蜀物是经身毒而来，那就意味着身毒与蜀地之间可通。根据张骞的建议，汉武帝令他在蜀地犍为郡发四道使者，欲通西南夷，由此进入身毒，但均无果而还。但张骞并没有放弃通身毒的想法，他在第二次西域之行时，坐镇乌孙，派遣副使到包括身毒在内的西域诸国。(4)张骞之后，汉武帝为了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更是多次派遣汉使到身毒。(5)可见，至少在汉武帝之世，中国和身毒已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就派遣副使前往身毒，但身毒的使者是否来朝奉献，《史记》中记载并不明确。“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6)，不知这些大夏之属者中有无身毒，来人中有无身毒人。而且“西北国”是否包括身毒，从地理方位上看也似有疑问。《史记》完成于公元前91年，此后直到班固之时，中国与身毒有无来往就不得而知了。
班固（公元32—92年）的《汉书·西域传》可以说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的延续和补充。班固的弟弟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应该给班固提供了不少西域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他的笔下，身毒消失了，葱岭之外的印度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罽宾。该传对罽宾的记载极为详细，其中包含了对其国都、方位、人种、地理、气候、物产、建筑、织造、饮食、市场、钱币、家畜、奇物等方面的介绍。此外还特别对罽宾与汉廷的政治外交关系做了重点梳理。(7)
司马迁对罽宾没有记载，说明至少在《史记》完成时，中国方面对它还知之甚少，甚至无从知晓。罽宾与汉廷之关系，始于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几经反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罽宾王乌头劳之时：自以绝远，数次剽杀汉使。
乌头劳之子之时：愿意修好，遣使贡献，汉关都尉文忠受命送还其使。但该王欲加害文忠，文忠发觉，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
阴末赴之时：拘禁汉使军侯赵德，杀副使以下七十余人，然后遣使谢。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因其绝远，遣其使者于悬度，断绝关系。
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之时：罽宾复遣使者来献谢罪，但仍因绝远，道路艰难，其归属与汉无直接利害关系而谢绝。汉廷送其使节到皮山而还。其实，罽宾人通汉的根本目的是获得赏赐和与中国从事商贸的机会（“实利赏赐贾市”）。因此，后来虽无政治从属关系，但其使仍数年一至。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罽宾的一个属国——难兜国。此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8)在罽宾东北方向330里（约合今130公里），应该不算遥远。位置大致在罽宾与大月氏接壤之地，可能是一葱岭绿洲国家。出产与罽宾相似，可种五谷，可产葡萄瓜果，也有金银铜铁，可以铸造兵器，无疑也可打造钱币。既然归属罽宾，大概也用罽宾钱币。此处虽然没有提到难兜的东邻，但在对乌秅国的介绍中却说它西邻难兜。难兜之东即乌秅可证。
据《汉书·西域传》，“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其西则有縣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百）〔十〕里。縣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9)这个乌秅显然是个山区之国，很可能位于现在中巴边境巴基斯坦一侧的罕萨地区（Hunza）。(10)Hunza或与乌秅古代读音相近（据唐颜师古注，乌音古读一加反，秅音直加反）。(11)乌秅之西数百里，就是縣度。这个“縣”就是古代的“懸”，縣度是“悬绳而度”的意思，现代汉语写为“悬度”。而悬度是丝路南道通往罽宾的必经之地。正是由于悬度路程艰险，难以通行，所以汉廷往往送其使者至悬度而还。罽宾也借此天险之利，多次杀辱汉使，“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汉成帝时，大臣杜钦力劝与罽宾断绝关系，也是以此为理由，“今縣度之厄，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12)“縣度”应是丝路南道最艰难的一段，大概即今中巴公路从红其拉甫山口经Hunza到吉尔吉特（Gilgit）这一段。
《汉书·西域传》在紧接罽宾之后，提到了另外一个与其西邻的国家——乌弋山离。(13)该国与罽宾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气候可能更热一些（地暑热莽平），有“桃拔、师子、犀牛”等特产。钱币亦不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此地是丝路南道的终点。“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据其四至，一般认为是今日阿富汗喀布尔以南和伊朗西南部以塞斯坦（Seistan）、坎大哈为中心的地区，即古代的阿拉科西亚（Arachocia）和塞斯坦。此地在古代史上，也可归入一般意义上的印度西北部。
从罽宾及其属国“难兜”以及东西相邻地区乌秅、縣度和乌弋山离的大致方位来看，它们皆可归为古代印度或身毒的一部分。《汉书·西域传》不提身毒，大概是把罽宾之属视为它的替代。至于此传中偶尔提及的那个位于疏勒西北方向的塞种国家“捐毒”(14)，尽管“捐毒”古通“身毒”，但此“捐毒”显然不是《史记·大宛列传》中那个临水之大国“身毒”。乌秅、縣度都在葱岭之中，是从塔里木盆地抵达罽宾的必经之地。《汉书·西域传》对罽宾、乌弋山离、乌秅、縣度的记载之所以如此详细，应归因于它们与汉廷的直接关系。罽宾虽然时绝时通，但它一度接受汉廷的印绶，应该说也是汉帝国的属国之一。正是由于汉廷与这些沿路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外交关系，丝路南道得以开通，从而大大加强了古代印度与中国的联系，为后来佛教的传入和贵霜—印度文化进入塔里木盆地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后汉书》中的中印关系
东汉时期，由于贵霜帝国的建立和海上丝路的逐渐开通，中国与印度交往的范围扩大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加深了。交流的方式由原来的单向转为双向，交往的途径也由陆路变为海陆并行。这一切都在范晔的《后汉书》，尤其是在《西域传》《班超传》中得到了反映。《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是东汉建武以后西域诸国的情况，材料主要来自班超之子班勇。(15)班勇子承父业，曾在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到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担任西域长史。他对西域的了解既有其父亲的遗教，也有本身的观察以及各方的传闻，属于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较高。其中关于汉地与印度诸国的关系，由于其父班超是主要的当事人，更为详实可靠。根据《后汉书·西域传》，与东汉王朝有外交关系的印度国家主要是大月氏、高附、天竺三地。
此时（灭大夏之后“百余岁”）的大月氏已经由五部翖侯之一的贵霜所统一。贵霜开国君主丘就却“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贵霜帝国的版图扩至印度西北部。丘就却死后，其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
高附是一个新出现的国家，“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高附位于天竺、罽宾、安息之间，大月氏西南，与《史记》中“身毒”处于同一方位，应在兴都库什山以南，与原来的罽宾相邻。安息盛时，曾扩张至兴都库什山以南至阿拉科西亚一带。高附与喀布尔（Kabul）发音相近，似乎应是以今喀布尔为中心的地区。(16)虽然《汉书·西域传》未有提及，但它所说的乌弋山离似乎应该包括此地。该地是亚历山大进入印度的必经之地，先后受孔雀帝国、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印度—希腊人王国和印度—斯基泰人王国统治，也一度受帕提亚人控制，是安息的属地。所以月氏只有破安息后才能取得高附。
至于天竺，方位与司马迁笔下的身毒相似。它位于月氏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17)，应在古代印度境内。天竺是一大国，西邻月氏、高附，南至海，东至磐起国。(18)未提到北邻，但显然是指帕米尔以东的中国西域都护辖地。因非外国，不必提及。天竺（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19)罽宾当不是此别国之一，应是一独立国家，如在前汉之时。它曾与天竺、安息争夺高附，但终被月氏所征服。天竺、罽宾、高附最终皆归于贵霜。对于东汉时期中国西域的官员而言，贵霜（大月氏）就是原来的身毒、罽宾之地新的统治者。身毒（天竺）在《汉书·西域传》未出现，大概是当时的西汉政府只和罽宾发生了外交关系而忽略了它的存在。此时出现，是因为贵霜征服其地，且与中国的西域发生了关系，所以顺便对贵霜征服的身毒加以说明。身毒既然有“别国数十”，其地理意义大概要超过其政治含义。身毒应是印度诸国的一个统称，是虚称，而非实国。
但《后汉书》中关于天竺的记载，还是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有迹可查的信息。
它首次提到佛教在印度的流行：“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20)佛教的发祥地在印度的恒河流域，在孔雀王朝阿育王之时已传入包括今阿富汗南部在内的印度西北部。佛教戒杀生，阿育王接受佛教后，对以前的征服杀伐行为极为懊悔，不仅在国内到处勒石刻铭，宣扬佛法，以正法治国，而且派出传教僧团远到东地中海的五个希腊化王国或地区去弘扬佛法。(21)尽管结果不详，但其精神可嘉。为使印度境内滞留的希腊人能够接受佛教，他甚至命人将其宣扬佛法的诏令用希腊语译出发布。(22)到公元前后贵霜人统治之时，佛教再次得到弘扬，犍陀罗艺术迅速兴起。因此，这里所反映的应是佛教在印度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实际情况。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佛教传入中土，当然非明帝为始。汉哀帝时（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3)楚王英（与明帝同为光武帝刘秀之子）曾“学为浮屠斋戒祭祀”(24)，由于他“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25)明帝夜梦金人，以问群臣，有大臣（傅毅）向他介绍“西方有神，名曰佛”(26)，说明中原内地对佛教已有所知晓。关于永平求法，汤用彤先生有详细考证。他认为大致可信，应有其事。(27)
东汉和帝（公元88—105年在位）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因西域反叛而绝。桓帝（公元146—167年在位）时，多次从日南徼外来献(28)，与海上前来的大秦商人大约同时（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29)此时的天竺商人或从印度的恒河口、印度河口或南部港口起航。可见，由埃及、印度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最迟在公元2世纪中期就已经开通。
贵霜取得高附、罽宾、天竺（身毒）之后，势力达到极盛，成为中亚、南亚地区可与东汉帝国抗衡的大国，同时也就自然与汉朝发生了密切的接触。班超在西域期间，除了设法控制、羁縻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遏制匈奴势力的渗入之外，就是对付贵霜的介入。《后汉书·班超传》中详细记述了班超与贵霜的交往与抗衡。
班超与贵霜的关系，实则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双方都没有多少诚信可言。贵霜建国之初，还是愿意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曾上疏说，“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班超攻打疏勒王忠，康居派兵救援。由于月氏当时刚与康居联姻，班超就派使者带着大批丝绸给月氏王，求其转告康居王勿进兵。月氏果然出手帮忙，劝退康居兵。班超遂攻克疏勒王固守的乌即城。此为汉廷与月氏的合作。此前，月氏还帮助汉军攻打过车师，但具体时间不详。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月氏遣使贡奉珍宝、符拔、狮子，向汉公主求婚。班超谢绝，并拒还其使，由此引起月氏怨恨。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派遣一位名为“谢”的副王率兵七万攻打班超。班超知其越葱岭千里而来，难以持久，故据城坚守，以逸待劳，并在中途截杀了向龟兹求援的月氏使者。谢王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超允准，月氏大兵退回。从此慑于大汉雄威，岁奉贡献。这是目前所知月氏大兵翻越葱岭侵入塔里木盆地的唯一记载，说明当时月氏与东汉政府的关系依双方在此地的实力而定。(30)
需要说明的是，天竺虽被月氏（贵霜）所灭，但月氏显然未能占领天竺全境，所以和帝时还能独立遣使来献，桓帝时也有海上来献。但是否商人诈称（像大秦商人那样自称是安敦王所遣(31)）不得而知。月氏的统治区域显然是在古代印度西北部，以犍陀罗为中心。贵霜统治之地大致上是原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以及随后而来的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故地，贵霜王朝文化具有强烈的多元性特征应该与此有关。
第三节 印度与西方古典资料的佐证
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留下像中国正史那样系统的历史记载。但这并不是说，印度的古代文献中没有历史信息的反映。近代以来，经过国际上，包括印度本土学者在内的几代学者的努力，古代印度的历史还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其基本的轮廓和发展的路径。而且就两汉时期的印度而言，由于有钱币、碑铭资料和西方古典文献的参照，它的历史面貌要更为清晰一些。
这一段的印度历史是与一位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即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分不开的。他率军于公元前327年侵入印度西北部，前325年离开。之后，印度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1—前185年）崛起。公元前305年，已经成为亚洲主人的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一世，从巴克特里亚越过兴都库什山，试图收复原来亚历山大帝国的属地，但中途而返。(32)但对印度的放弃并不意味着希腊人的完全撤离。由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存在，希腊人与印度的联系并未中断。相反有不少的希腊人定居于印度，以至于阿育王（Ashoka，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在刻石勒铭弘扬佛法时，也没有忘记用希腊语向这批希腊人传教。公元前25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独立建国，大约与此同时，帕提亚人也宣告独立。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条克三世挥师东进，先后进入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境内，并于公元前206年再次进入印度宣示主权，但同样无功而返。(33)此时，统治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已经易主，取而代之的是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家族。据斯特拉波，在此人及其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统治之时（约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侵入印度，不仅攻占了原来亚历山大征服过的印度河流域，甚至还有可能向恒河流域进发。(34)他们还一度向巴克特里亚以东的Seres和Phryni扩张。(35)如果此说属实，他们很可能进入了塔里木盆地。德米特里甚至获得了“印度王”的称号。(36)他的钱币上的头像戴上了表示印度的大象头皮盔。这是继亚历山大之后出现的第二位戴此类头盔的希腊人国王。(37)印度西北部从此成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一部分。公元前17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欧泰德姆斯家族被另外一个名为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的希腊人所取代。此人也曾向印度进军(38)，大概目的是征服那些仍然忠于欧泰德姆斯家族的将领。这些将领早就开始割据称王，这从他们独立发行的有国王本人头像的钱币就可以看出。根据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的研究，在从今日阿富汗南部到印度的旁遮普地区，都有印度—希腊人国王在统治。其中最有名的是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65/155—前130年在位）。他在势力全盛时几乎占领了整个印度西北部。(39)他的大本营应该是在犍陀罗地区。(40)张骞大约是在公元前128年左右抵达大夏，他所耳闻的“临大水”之国“身毒”应该就是米南德王国全盛时期的印度西北部。
大约在米南德在位之时，巴克特里亚的欧克拉提德王朝受到来自北方游牧部落南下的威胁。根据西方古典作家斯特拉波的说法，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游牧民族是来自锡尔河北岸与萨迦人（the Sacae）和索格底亚那人相邻的地区的四个最著名部落，他们是Asii、Pasiana、Tochari、Sacarauli。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是来自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部落辗转迁徙至阿姆河北岸，臣服了“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有学者认为大月氏就是四部落之一的吐火罗人——“Tochari”。(41)但游牧民族对此地的占领似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大约在公元前145年，欧克拉提德家族退至东面的巴达赫尚山区（Badakhshan），偏安一隅。原来的大部分国土沦为大月氏的藩属。各地“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42)，这就是张骞当时所看到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也就是在这里，张骞见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竹杖和布，听到了关于身毒的传言。应该说，此时的张骞对印度的了解是肤浅的，但关于其地理、气候、出产等方面的特征还是比较准确的。
大约在米南德之后不久，印度就迎来了两次大的外来民族入侵浪潮。一次是所谓的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或曰“塞人”，一次是所谓的“印度—帕提亚人”（Indo-Parthians）。关于塞人南下印度，《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他们可能与波斯帝国时期的萨迦人（Sakas）有渊源关系，活动于里海以东直到今日新疆伊犁一带。(43)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这批塞人受到大月氏迁徙的影响，被迫南迁，一部分可能经锡尔河南下索格底亚那（Sogdiana），再经巴克特里亚，最后定居于现在伊朗东南部的塞斯坦地区。这批塞人可能就是斯特拉波所说灭亡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北方四部落之一的Sacarauli人。(44)他们的南下无疑给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致命的一击。张骞所见证的大月氏应该是尾随其后而来。据中国方面记载，还有一批塞人向西南越悬度，进入印度的罽宾地区，这就是前面《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罽宾。其余塞人小国则散居于葱岭之中。(45)
此传中关于罽宾与汉廷关系的几个关键人物引起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注意。他们的观点在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一，所谓的罽宾国王“乌头劳”，并非他的本名，他应是此地的塞人国王斯帕莱利斯（Spalyrios，Spalyrises），他曾在钱币上自称“国王的兄弟”（“αδελφου του βασιλεωs”）(46)。结果汉关都尉文忠把其中希腊语的“αδελφου”（“兄弟”）错译为国王之名，“乌头劳”的音译即由此而来。其二，文忠结盟的那位“容屈王子阴末赴”也与印度—希腊人有关。容屈是“Yonaki”的音译，意为“希腊城”。此城即Alexanderia-kapisa城。阴末赴就是这个希腊城主之子Hermaeus（Hermaios）。(47)一般认为，他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欧克拉提德家族在印度西北部残留的最后一位国王。如果接受此论，那Hermaeus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中国中原王朝“授印绶”的希腊人了，希腊人的罽宾王国也就成了中国的藩属。但塔恩等的比附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遭到另外一位著名学者纳拉因的断然否认(48)，而且也受到当代印度—希腊人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的反对。根据后者的研究，Hermaeus的在位年代是公元前90—前70年(49)，这样就与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之时阴末赴“遣使者上书”的时间不符。但无论阴末赴是否Hermaeus，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西汉王朝与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肯定有过接触，此地的希腊化信息还是被较为清晰地传到了中国。《汉书·西域传》说，罽宾“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似乎反映了希腊人的雕塑造型艺术和中国的丝绸织造技术在此地的流行。班固还注意到了罽宾钱币的特征，“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50)这是比较典型的希腊式钱币，与曾经统治此地的印度—斯基泰人国王的钱币相似，其特征是“文为骑马”，幕为站立之希腊神，惟反面与班固的描述稍有不同。(51)但不管怎样，印度西北部希腊式钱币的信息还是传到了中国。乌弋山离或是塞斯坦都城“Alexandria Prophthasia”的汉文音译。(52)此地的钱币在班固看来也比较特殊：“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53)其实，这种钱币恰恰是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钱币的类型之一(54)，也是贵霜无名王（The Nemeless King）钱币的基本类型。(55)这说明班固的信息来源还是注意到了罽宾和乌弋山离钱币的不同。这些信息有可能来自与罽宾打交道的文忠等汉使者，也可能是驻守边境的将军带回来的。班固的弟弟班超在西域30年，他把有关贵霜及其以前的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信息传回内地也是可能的。(56)但提供者似乎对各种钱币类型的归类和发行地、发行人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时间和空间的错位。
公元前2世纪后期和前1世纪，印度—希腊人王国分崩离析，各自为政。这给塞人的南下和东来，以及随后帕提亚人的侵入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当时的印度西北部，实际上成了三个外来民族的角逐之地。随着印度—希腊人势力的衰落以及本身印度化程度的加深，他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除了早就从悬度而来的罽宾之属外，还有从塞斯坦—阿拉科西亚（Seistan-Arachosia）西来的另外一支“印度—斯基泰人”。(57)公元前2世纪末期，他们从伯朗关（Bolan Pass）进入信德地区，由南向北向东逐步推进，将印度—希腊人小王国压缩于西北部的一些地区。这时，帕提亚人的势力也扩张到了阿富汗和伊朗的西南部。当地的斯基泰人小王国也成了帕提亚的属国，但享有高度的自治。公元前1世纪末，这些帕提亚—斯基泰人也进入印度，夺取了对信德地区、印度河口的控制权，并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高附，将原来塞人的地盘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他们就是历史上所称之的帕拉瓦人（Palava），即“印度—帕提亚人”（Indo-Parthians），他们在此地的统治大约延续到公元1世纪末。可惜的是，中国的记载却对这时印度的复杂政治格局缺乏明确的、及时的反映。但幸运的是，公元1世纪后期出现的由一位佚名希腊航海家兼商人所写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却对这一时期的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地理记述颇详。
根据他的记述，从波斯湾国家波西斯（Persis）往东前行，就进入了印度—帕提亚国王的统治区域，此地由西向东有两个地区，先是Parsidai人之地，接着是斯基泰人（即Saka人）之地。后者的大致方位就是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地区，印度河口的Barbarikon是当地的主要港口。其都城是内陆的Minnagar（可能也是印度—帕提亚人的都城(58)）。从Little Rann和Kurtch湾起，进入作者所谓的印度本身。当时由Saka人（另外一部）实际统治。以前他们的王国包括从印度河三角洲东到乌贾因（Ujjain）的印度西北部，但被入侵的帕提亚人驱逐出印度河三角洲地区。他们向印度的西南方向转移，到达以孟买为中心的地区，原来此地的Andhran王国被迫向南退却。这个Saka王国拥有印度主要的港口Barygaza（位于今坎贝湾），都城Minnagara位于其东北方向。Saka人之北是贵霜人之地，即作者所说的巴克特里亚人之地。南面是强大的Andhras，两国经常交战。Andhras之南的半岛南部有三个大国，分别是Chera、Pandya、Chola。前两个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后一个位于东南。恒河地区，也应有国家，但未说明。(59)看来，《后汉书·西域传》所记天竺“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确非虚饰之词。由此也可知，此时的贵霜人大概进入印度西北部不久。该作者提到北方的巴克特里亚而未明确提及贵霜（Kushan），或可为证。(60)
《后汉书·西域传》曾经介绍了天竺的出产与对外贸易：“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61)但这些物产哪些是本地出产，哪些是外来“珍物”，似乎语焉不详。《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对于这一时期印度进出口物品记载颇详，可资比较。丝绸南路与海上国际贸易关系之紧密也由此可见一斑。
据该书第6节，印度的铁和钢、棉布都被贩运到了红海沿岸。据第39节，当时从埃及、阿拉伯运入印度河口Barbaricum地区的商品有：细布（thin clothing）、华丽的亚麻布（figured linens）、黄玉（topaz）、珊瑚（coral）、苏合香（storax）、乳香（frankincense）、玻璃器皿（vessels of glass）、金银盘（silver and gold plate）、葡萄酒（wine）。由此出口的物品有：香草（costus，又译“生姜”）、没药树脂（bdellium）、枸杞（lycium）、甘松香（nard）、绿松石（turquoise）、天青石（lapis lazuli）、中国皮革（Seric skins）、棉花布（cotton cloth）、丝线（silk yarn）、靛蓝色染料（indigo）。据第49节，当时输入印度Barygaza港（今布罗奇，Broach，位于坎贝湾）的外来物品包括：葡萄酒、铜、锡、铅、珊瑚、黄玉、细布、腰带、苏合香、草木樨（sweet clover）、无色玻璃、雄黄（realgar）、锑（antimony）、金银币、油膏。专卖国王的商品有：银器、歌童（singing boys）、少女、美酒、精品服装、上等的油膏。此地的出口物则有甘松油、没药树脂、象牙、玛瑙、红玉髓、枸杞（lycium）、各种棉布、丝绸、麻布、纱（yarn）、长辣椒等。据第56节，在印度西南端的Muziris、Nelcynda等城镇，出产胡椒、三条筋树叶（malabathrum）。进口物品有钱币、黄玉（topaz）、细布、华丽的亚麻布、锑、珊瑚、天然玻璃（crude glass）、铜、锡、铅、葡萄酒、雄黄、雌黄（orpiment）、小麦。出口的有：胡椒（pepper）、珍珠（pearls）、象牙（ivory）、丝绸、各种水晶、宝石、玳瑁（tortoise-shell）、甘松香等。第63节还提到恒河地区有一个金矿，可以铸币。(62)
从这几份进出口物品清单(63)中可以看出，它们与《后汉书·西域传》所列举的物品种类差异较大。可以证明的印度本地产品也不多，只有各种香料（“诸香”）、胡椒和铁、金、大象、玳瑁等。但《厄立特里亚航海记》清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要大于前者。其中提到的从印度出口的棉布、象牙、玛瑙等宝石、珍珠、甘松油、没药树脂、枸杞、玳瑁、胡椒、香草（姜）等肯定出自印度本土，但像丝线、丝绸织品、皮革、水晶石、绿松石、天青石各种宝石的原产地显然非印度，而是中国、今阿富汗和中亚草原。进口的商品主要来自西方和海上。苏合香、乳香等应该来自阿拉伯半岛。像葡萄酒就来自意大利半岛和叙利亚地区的劳狄凯亚（Laodiceia，今贝鲁特，Beirut）。金银币、粗玻璃、珊瑚、亚麻布等显然也是从地中海、埃及等地运来。至于从海外输入的“细布”（疑为一种“丝绸”制品）大概是埃及商人与安息人“交市于海中”(64)获得，再转运至印度的。
《后汉书·西域传》中只记载了贵霜的两位国王，丘就却和其子阎膏珍。但新的钱币资料和新出土的拉巴塔克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证明，在迦腻色伽（Kanishka）之前，实际上存在三位国王，分别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威玛·塔克图（Vima Taktu，阎膏珍？）、威玛·卡德菲塞斯（Vima Kadphises）。至于贵霜钱币中那位匿名的“Soter Megas”，如果确有其人，有可能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监领”印度的那位将军。他的钱币具有明显的希腊化特征，使人推测他有可能就是一位当地希腊人的后裔。(65)那个率7万军队逾葱岭而来的王“谢”是否与他有关还不得而知。贵霜前期诸王的在位时间仍是国际贵霜史研究领域中的难点和热点。但大致可定在公元1世纪初到2世纪中期之间，也就是中国的东汉时期。贵霜王朝时期是中国与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的丝绸之路，贵霜帝国都发挥了关键的枢纽作用。印度的佛教在贵霜帝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以贵霜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本土和希腊化文化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塔里木盆地。斯坦因在和阗等地发现的佉卢文木牍，希腊式的人物形象，犍陀罗风格的器物，含有中、希、印三种文化因素的和阗马钱（汉佉二体钱）就是最好的证明。
纵览两汉三史，可见中国对印度由耳闻到目睹，再到发生密切的政治、商贸和文化关系的大致过程。中国方面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这是以汉武帝为肇始的开边拓土、开发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印度作为中国的近邻，与不断西扩的中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古典学者的记述和印度本土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二者之间文化与经济上的联系，事实上也就证实了丝绸之路南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正是随着丝路的延伸，印度的物产、佛教，以及当地的希腊化文化信息传到了中国，从而实现了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三流合一。这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奇迹，这样的结果是亚历山大、张骞以及班超父子他们所绝对想不到的。
（原载《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略有补正）
(1) 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4—78、113—114页。
(2) 汤用彤先生认为，佛教的真正传入，始于东汉永平求法。关于此前的种种说法，均为后世“转相滋益，揣测附会”，均为无稽之谈。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3)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6页。
(4)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
(5) 《史记·大宛列传》，第3170页。
(6)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9页。
(7)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4—3887页。
(8) 《汉书·西域传》，第3884页
(9) 《汉书·西域传》，第3882页。
(1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98页。
(11) 《汉书·西域传》，第3882页。
(12) 《汉书·西域传》，第3886—3887页。
(13) 关于该国的记载，详见《汉书·西域传》，第3888—3889页。
(14) 《汉书·西域传》，第3884页。
(15) 《后汉书·西域传》，第2912—2913页。
(16) 喀布尔是印度的一个古老地名，在《梨俱吠陀》中就已出现。其名Kabul可能来自梵语的Kamboja（Kamboj）。一些古典作品中称其为“Kophes or Kophene”。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Kabul#Antiquity（2013/3/14）. 此发音与汉语的“高附”（Kaofu，Gaofu）相近。汉语古无轻唇音，“附”fu可读为“bu”，“高附”也可读为“Gaobu，Kaobu”，因此将高附比定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喀布尔河流域地区还是比较可行的。
(17) 此处沿袭张骞说，但大夏改为月氏，因大夏已被月氏所灭。
(18) “磐起国”的方位说法颇多，印度学者穆克吉（Mukherjee）主张在印度河下游东部或者在东信德附近。沙畹认为是指印度南端的Pandya王国。希尔（Hill）倾向于在孟加拉或印度河口；国内余太山说位于今缅甸。窃以为，既然是“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恒河中游的Panchalas也有可能。各家说法参见：J.E.Hill，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 1st to 2nd Centuries CE，Lexington KY, 2010，pp.359-260；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288页。Panchalas的方位见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Map 2.
(19)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1页。
(20)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1页。
(21) Ven.S.Dhammika，The Edicts of King Ashoka，Kandy，Sri Lanka：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The Wheel Publication No.386/387），1993，“the Fourteen Rock Edicts”：No.13.
(22) 这些希腊语石刻诏令发现于今阿富汗的坎大哈。见Mortimer Wheeler，Flames over Persepolis，pp.65-69；Susan Sherwin-White and Amelie Kuhrt，From Samarkand to Sardis：A New Approach to the Seleucid Empire，pp.101-102.其一英译文见S.M.Burstein，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V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p.67-68.
(23) 见《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59页。
(24)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第1428页。
(25)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2页。
(26)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2页。
(2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22页。
(28)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2页。从日南徼外来中国发生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四年（公元161年）。
(29)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0页。
(30) 《后汉书·班梁列传》，第1575—1580页。
(31)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0页。大秦，学术界一般将其比定为罗马帝国；安敦一般比定为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AD.161-180）。
(32) 据说是塞琉古一世与孔雀王朝达成协议，双方联姻，放弃了对印度的领土要求，孔雀王朝则送给他500头大象作为回报。Strabo，Geography，15.2.9.
(33) 据说，安条克三世仅在一位印度王公那里获得150头大象和一些金银财宝。Polybius，The Histories，11.34，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R.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34) Strabo，Geography，11.11.1.
(35) Strabo，Geography，11.11.1.
(36)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Philippic Histories”，41.6.4，translated，with notes，by Rev.J.S.Watson，London, 1853.这个Demetrius是一世还是二世学术界仍有争论，但Eucratides遭到来自一位印度国王“Demetrius”的长期围攻有明确的记载。（Ibid.）
(37) Osmund 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L.4（Demetrios I，Série 1）；I.Carradice，M.Price，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p.116；M.Bieber，“The Portraits of Alexander，”Greece and Rome，2nd Ser.，Vol.12，No.2，p.185.
(38)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Philippic Histories”，41.6.1-5.
(39) Osmund 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453.
(40) Plutarch，“Precepts of Statecraft，”Moralia，821D-E.
(41) A.K.Narain，The Indo-Greeks，p.132.塔恩认为，中国方面所说的月氏由Asii和Tochari二部合并而来，而且这种合并早在月氏人离开中国的甘肃时已经完成。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p.286-287.
(42)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4页。
(43) 《汉书·西域传》，第3901页。
(44) Machael Mitchiner，Indo-Greeks and Indo-Scythian Coinage，Vol.5，London：Hawkins Publications，1975-1976，pp.391-393.
(45) 《汉书·西域传》，第3884、3901页。
(46) 此人在位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中期，有公元前60—前57年、前50—前47年多说。可能曾担任过印度—斯基泰人国王Vonones的副王。钱币铭文见R.C.Senior，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Vol.II，Lancaster，PA：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1，p.29（69.1-3）.
(47) 见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p.339-342，418.
(48) 但纳拉因并没有解决“阴末赴、乌头劳”的所指问题。见A.K.Narain，The Indo-Greeks，pp.154-155.
(49) Osmund 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453.
(50) 《汉书·西域传》，第3885页。
(51) 关于印度—斯基泰人钱币的基本特征，详见R.C.Senior，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Vol.II，pp.1-122；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第194—204页（No.1111-1176）；李铁生编著：《古中亚币》，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18—127页。关于贵霜无名王Soter Megas的钱币，国外的钱币网站收录颇多。上海博物馆也有收藏，见《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第211—212页（No.1224-1229）。
(52) 孙毓棠：《安息与乌弋山离》，《文史》第5辑，中华书局，1978年；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68—171页。
(53) 《汉书·西域传》，第3889页。
(54)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发行的“国王头（胸）像／狄俄斯库里兄弟”型钱币就是此类钱币的典型。见Osmund 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p.16-22（Eucratides：Série 1-2，4-8，11，19-21）。印度学者Banerjee就认为，这种钱币的信息在公元前1世纪传到了中国，并留下了记载。（Gauranganath Banerjee，India as Known to the Ancient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p.21.）但Eucratides是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的巴克特里亚国王，与公元前1世纪后期的罽宾王不可混同。
(55) 无名王钱币是贵霜钱币的一种，因其铭文没有国王名而得名。关于“无名王”的归属，学界过去常将其与贵霜第二王Wima Takto认同，但也有不同看法。详见本书第二编第六章。根据英国钱币学家克里布的最新研究结论，所谓的无名王“Soter Megas”钱币实际上是贵霜钱币的一种类型，始于第一位国王丘就却（Kujula Kadpheses，公元50—90年在位）统治后期，终于Wima Takto时期。依此结论，无名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并不存在。详见Joe Cribb，“The Soter Megas Coi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Kushan Kings，Kujula Kadphises and Wima Takto，”Gandhāran Studies，Vol.8，2014，pp.110-111.克里布本来是无名王即Wima Takto认同的提出者，此文可视为对自己观点的修正。
(56) 根据《后汉书·班超传》，班超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使西域，到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归来，先后达30个年头。班固（公元32—92年）在其父班彪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殁后就开始续写《汉书》，永平五年（公元62年）担任兰台令史，继续编史二十多年，直到章帝建初中叶。他生前并未完成全书，志表部分由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补写（见《汉书》“出版说明”）。由此可见，《西域传》是经他之手完成的，他完全有可能从班超那里获得一些有关西域钱币的信息。
(57) 对于这一支印度—斯基泰人的迁徙，钱币学家西尼尔近年提出新的路线图，即他们直接从中亚南下，经巴克特拉、喀布尔进入犍陀罗地区。参见R. C. Senior，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Vol. I，Lancaster，PA：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2001，p. 13（map 2）. 作为一说，本书第三编第九章第二节对此有所提及。
(58) Lionel Casson，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85.
(59) Lionel Casson，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p.46-47.
(60) Lionel Casson，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p.81（no.47），91（no.64）.也不排除这两处提到的巴克特里亚、巴克特里亚人实际指的是占据此地的贵霜、贵霜人。
(61) 《后汉书·西域传》，第2921页。
(62) W.H.Schoff（tr.&ed.），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Travel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y a Merchant of the First Century，London，Bombay&Calcutta 1912，Chap.6，39.49，56，63.关于这些进出口物品清单，也可见Lionel Casson，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p.55，75，81，85，91.二者在个别物品的译名上稍有不同。
(63) 卡森（Casson）对各地的出产与物品做了详细的分地区和分类，详见Lionel Casson，Periplus Maris Erythraei：Text with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p.16-17.
(64) 《后汉书·西域传》，第2919页。
(65) 关于近代以来各家对Soter Megas钱币的考证，详见Joe Cribb，“The Soter Megas Coi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Kushan Kings，Kujula Kadphises and Wima Takto，”pp. 79-140. 克里布在此文中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笔者本人的观点详见：《“Soter Megas”考辨》，《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收入本书，见第二编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