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调查环境之弊与利

1928年李景汉到定县后，原计划用一年完成全县范围的调查，但由于各种困难的制约，后又延续了七年之久。

第一，天灾人祸。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调查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但自1926年秋开始调查至1932年初，就“经过三次战争，还有地方水灾、瘟疫，以及农村经济之凋敝”(31)，调查工作由此遭受阻碍。

第二，金融和度量衡混乱。如货币单位，“制钱的一千文或一百文的实在数目各处不同，而各时代亦不同，差别之大出人意外。各地及各时期铜元兑换数目亦极不一致。银子之成色、行市，纸币之折价，及政府征税时种种不合道理之折价算法，令人极难捉摸”。度量衡也是如此，“尺的种类，有木尺、布尺等。斗与石的种类差别很多。斤的种类有肉斤、粮米斤、棉花斤、买物秤、卖物秤等分别。亩有大亩、小亩种种不同”(32)。此类问题在手工业调查中极为明显，大布、庄布、紫花布与花条布等土布，每匹尺寸的差别颇大；大布与大布、庄布与庄布的每匹尺寸亦有分别。棉线的两数各村大小亦多有不同，有3.5两1斤者，有4.5两1斤者，还有5.5两1斤者，都是以村子附近线子市所定的两数为标准(33)。这种混乱增加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调查的难度。

第三，农民恐惧调查与马虎敷衍的习惯。凡是亲历者，无不对此感慨万千！晏阳初指出：“人民饱受乱世之害，故时有戒心，防备受害，早学会了搪塞支应的技术。民国以来，政府几乎完全丧失人民之信用。苛捐杂税，征兵拉夫，兵匪劫掠，已成家常便饭。上捐时又按每村之户口和地亩数为标准。如此调查人口和地亩时，岂不视为大祸之将至？……有时他们故意不说实话，很难辨别真伪。况且一般人模模糊糊的习惯和说话的不准确，尤其是对于数目之含糊，都是令人不易得到事实。因此调查时非常费力。例如调查人口本是简单，然而其中复杂情形，真是一言难尽。农民有种种不利于调查的怀疑，包括怕与县政府有关系，怕与上捐派捐差有关系，怕与共产党有关系，怕是传教的，怕是无论如何没有便宜的事。”(34)李景汉也谈道：“在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是由不得你作主的，它不是为你的调查便利而存在的。你所决定调查的某区、某村、某街和某家，往往多半不欢迎你调查，也许根本不让你调查，也许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勉强叫你调查，但不跟你说老实话。有时你以为表格填写的整齐了，就以为成功了。其实都是或有一部分是谎话，去事实很远。有的谎话可以从统计的结果发现出来，也有的无论如何看不出来。”(35)张世文也有类似感受：“挨家调查家庭工业的时候，问到全年大约工作日数，农民多不能回答……问到个人全年出货量，也多记不清楚……关于农家全年一切收支总数，农民多算不出来”，“调查作坊工业最困难的就是资本，因为一问到资本就容易怀疑到增加营业税。普通总是把资本说的太低……工资普通都愿意说的较高，一方面表示优待工人，一方面表示花费较大；花费一大，当然赚利就小”(36)。农民的惧怕、敷衍是农村调查的更大障碍。

诸此困难当然不是定县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不过，困难虽然相同，但定县调查又有其他调查所比不上的优势，李景汉说：“若要举行精密的社会调查，在定县的机会大概比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好。”(37)

第一，定县调查的主持者都是一流学者。当时，“真有调查知识的人极少，说到受过训练而又有充分经验的人更少，至于社会调查的专门人材和有经验的老手简直几等于零了”(38)。而定县调查的主持者不仅有深厚的社会学理论素养，还有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以及献身事业的拼命精神。李景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在美国求学九年，专攻社会学和调查研究方法，1924年回国后先后进行过北平人力车夫调查、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调查、工人生活水平调查、北平郊外乡村调查等。这种理论和经验上的准备，为定县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有定县实验区的整体支撑。倘若平教会不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要开展这样一场时间持久、范围广泛的农村调查是很难想象的。

首先，有一定的经费和人才的保证。平教会的经费虽也紧张，但由于有国内外的捐助，得到不少缓解。到1930年，经费额比初到定县时增加了20多倍(39)。正因如此，社会调查部的工作人员经常有一二十人，亲自到农村进行调查的有十几人，多时达到30多人(40)。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开展的全县人口调查，投入薪俸、印刷费、办公费、考试费、伙食费、津贴费等共8100多元，设有专门的调查户口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由编审股、指导股和总务股组成，使用视察员、股员、书记、调查员等100人左右(41)。定县秧歌调查，也是因为有了经费支持，调查地点扩大到48处，还请歌手亲自来唱，按日付酬，由此保证了调查的成功(42)。

其次，得到平民学校师生的支持。创办平民学校是平教会开展平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而开展社会调查正可以利用平民学校师生与当地农民进行沟通，打消他们对调查的疑虑。对此，学校式教育部主任汤茂如指出：“我们先同乡民发生师生的关系，在取得相当的信仰后，才能进行调查及农业改进的工作，平民学校的成年学生大都是乡村社会的家长，很可以帮同作调查的工作而且能够得着比较可靠的材料。”(43)晏阳初也认为：“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和毕业生同学会是真实情况的来源。因此，我们在定县的调查，不是由一群面目可疑的，操着一口古怪的方言和行为举止更为古怪的陌生人进行的，而是由我们本村学校的大约五十名老学生、毕业生和老师在我们的认真指导下进行的。”(44)李景汉更是看到了平民学校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平民学校与许多别种工作，社会调查很难单独进行”(45)。

再者，平教会的实验工作增加了农民的信任。李景汉指出：“幸而平教会的工作，例如设立平民学校，普及农业科学等事业，已经博得本地人民的同情和信仰。因此认真的实现社会调查，在定县的机会，大概比在中国任何乡村地方都好。作者能得着这一个良好的所在努力寻求真理，可算是非常侥幸了。”(46)以1930年65村5225家的人口调查为例，当时“定县人民对于该会的希望、信仰与感情，可谓达到最高点。这项家庭人口调查就是在这种良好的空气之下举行的”(47)。

在以上优势的基础上，定县调查基本上得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