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诗，音乐

我有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堂哥，叫三午。三午是我们这一辈中的老大，他似乎总是一事无成，年纪轻轻，一场怪病，不当回事地便去了。他会拍照，有一段时间似乎拍得很不错，用一架老式的德国照相机，拍人像，一时有“三午肖像”之美誉，记得当年许多人慕名要他拍照。在我们这个文人家庭中，三午对我的影响最大。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除了拍照，三午还是一位很不错的先锋诗人。那是真正意义的先锋，在那个时代，能像三午那样写诗的，都是毫无疑问的怪人。我是从三午的客厅里开始步入文学殿堂的。当我还是一名文学少年时，我有幸在三午的引导下，看世界文学名著，妄谈文学，并且深受比后来红极一时的朦胧派更早、更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们的影响。

比诗和摄影更能吸引三午的却是音乐。他算得上是玩音乐的好手，先玩唱片，以后又玩老式大盘子录音带，最后才是盒带。如果不是过早离世，他一定会成为激光唱盘的收藏者。有一段时间内，他收藏的盒带，在北京的小圈子里很有些名气。一位诗写得非常好，脾气古怪绝对盛气凌人的诗人，也是盒带的收藏者，都是四十岁出头的人了，曾经为了点芝麻小事，和三午孩子气地翻了脸，知道三午盒带收藏丰富，托人带话给三午，说是只要打开柜子，任他挑两盘磁带，便和三午和好。三午一向喜欢这位诗人的诗，私下里，一直和我谈起他。三午觉得这位诗人的诗是中国最好的诗。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翻脸之后，三午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之间过去的友谊，他们一起写诗，写那些好好坏坏的诗，一起玩音乐，用自行车驮着笨重的录音机，四处折腾去翻录带子。重新寻找失去的友谊是三午多年的心愿，但是要三午心甘情愿牺牲两盘珍藏的盒带，等于在他心头硬挖一块肉：“他爱和好不和好，挑两盒带，让别人可以，让他挑，那还得了。”知己知彼，三午说什么也不敢冒风险，他坚信这位诗人会抢走他最棒的两盘磁带。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犹豫再三，三午非常坚决地拒绝和好，“哼，不和好了，夺人所爱，这不行。”

在一个搞音乐的人眼里，三午是十足的外行。音乐对于他，既谈不上是专业，甚至也不是业余。他只是喜欢听音乐，喜欢这两个字概括了他对音乐的一切感情。音乐仿佛是烟，是酒，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奢侈品。很难想象一个对音乐迷恋到如痴如醉地步的人，一个人听着听着，就会手舞足蹈号啕大哭，竟然对五线谱不甚了了。除了没完没了地听音乐，我很少听到过三午哼上一句半句。

诗和音乐是三午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了音乐，自然而然也就有了诗歌。他不止一次向我描述，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写诗的激情如何油然而生。“没有音乐怎么能写诗呢？”我至今仍忘不了他说这话时，一本正经不容置疑的夸张表情。对他来说，音乐是耳朵里的诗，诗却是纸上的音乐。

现在 我对你颂诗的时候

那老彩笔已从天才的手

落到百年的尘埃里

你为他

忠诚地

贞洁地

保持着

你千年和真挚的感情

世人谁也听不见

你圣洁的声音

这是三午写的一首诗中的一个片段，当时是一九六四年，他二十岁出头，青春年华，是一个非常帅非常潇洒的小伙子。十年后，我开始在一个硬壳的笔记本上，用很拙劣的钢笔字，毕恭毕敬地抄写三午的诗集。十年的岁月，十年动乱，三午似乎已经变了一个人。

我唇角常常

浮起一丝

苦笑

人呵 岁月呵——

苦楚成了嬉笑

山盟的无影

海誓的无踪

信义的甩脱

情谊的轻抛

冷嘲 热讽

明嫉暗妒

深深挖了陷阱

紧紧勒住圈套

人呵 岁月呵

残酷成了骄傲

苦笑 苦笑

都变形了

我的唇角

不仅思想境界发生了大变化，三午的身体也变得让人感到悲哀。因为类风湿，因为在农场他那身体不堪忍受的体力劳动，他的背驼了腰弯了，成了标准的残疾人。他的诗风变得非常厉害、颓废，像面黑色的旗帜，在长长短短的诗行中不时耀眼地闪现。他对人世和生活的绝望，严重地影响了刚步入社会的我。那一年，我十七岁，正是高中毕业的年头，待业在家，根本就没有考大学这回事，前途渺茫，无所事事。我很快变得像三午一样颓废，一样无病呻吟，一样远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在笔记本上，我开始狂热地抄着三午的诗，抄三午那些诗歌朋友的作品。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为了看看太阳

我开始在小本子上学着写诗，学得非常糟糕。我开始像想象中的诗人那样生活，那样神经兮兮。大冷的天，剃着光头在街上招摇，抽烟、喝酒，衣服脏了坚决不换。“文革”的轰轰烈烈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读书做官也罢，读书无用也罢，批林批孔批周公，批什么都由他去。

除了学写诗，我便是陷在音乐的误区里，迷迷糊糊不肯出来。听音乐也成了我的嗜好，至今我仍然保持着这样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写作时，耳边一定要放着音乐。音乐的旋律极有助于思考。万籁俱寂或者噪声袭耳，音乐使人在枯燥写作的寂寞中，既感到孤独，更感到充实。和诗歌一样，我爱听音乐，也是受了三午的影响。他总是夸夸其谈，一谈起音乐就没完。有趣的是他对乐理一窍不通，能告诉我的只是音乐家的故事和传说。

音乐家的故事和传说对我的写作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渴望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像莫扎特、贝多芬那样的音乐家。音乐使我在意志消沉颓废的时候，不时体会到崇高，体会到净化的纯洁。当我抄到三午下面这首诗的一个片段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心里说不出是喜还是悲：

你的手指安抚着

键盘

我双肩抽动

只能把脸伏在手心

因为我就是——

你手下

黑色

白色

的键

三午的才华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发挥，和真正意义的先锋诗人一样，他孤独寂寞，在世人眼里一事无成。他的诗少得可怜，变成铅字的更是微乎其微。他的才华和时代趣味距离太远，而且根本就是格格不入。一九七五年以后他好像再也没写过诗，诗人的热情在一个悲哀的时代里早已烟消云散。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这一天，三午像受了伤的野狼一样嚎叫：

我们像块木头

被削着刨着

钉着 锯着

最后连自己看着

都陌生了

对整个宇宙 我们还将

嘲笑地说

心 总是那一颗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诗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除了听音乐，没完没了地收集磁带，诗对于三午来说，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过去。我不止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写诗，不止一次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诗拿出去发表。然而没有一次他正面回答过这些问题。他似乎一直过着一种静止的生活，天天老一套，吃，睡，看着女儿弹琴，在音乐声中活着。这些年来，我读大学，读研究生，写小说，结婚，为养活和养好女儿挣钱，一次次变化，越变越俗，越变越现实。

三午的死永远是个谜。作为一个残疾人，他总是病恹恹的模样，谁也不会把他偶然的不舒服当回事。他的背已经驼得不能再驼了，心地虽然还像少年一样单纯，却仿佛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龙钟。和他在一起，老是看见他痛苦不堪，孩子气地呻吟，不是牙疼，就是胃疼。他永远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公子哥。我最忘不了他吃小苏打的腔调，别人吃药不过吃几片，他要么别吃，一吃就是半瓶，或者干脆满满一瓶。关于三午的死因，医院的诊断是恶性痢疾。从发病到咽气，还没到二十四小时。死有时实在是太容易。他动不动就呻吟，就叹息，习惯成自然，因此他逝世的那一夜，躺在床上哼个不歇，也没人太当回事。

三午死的前几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盘福瑞的《安魂曲》。他一边听，一边和我大嫂戏言，说他若死了，就用这首曲子代替哀乐。三午死了以后，朋友们在《安魂曲》的乐声中，向他的遗体告别。这个场面被摄像机记录下来，无数遍地播放给那些没来得及向三午告别的朋友看。哀乐低低徘徊，三午像生前一样苦着脸，坐在花丛中，朋友们手持康乃馨，一一走上前，把康乃馨往他身上扔。康乃馨是三午生前最喜欢的鲜花。

三午的一个朋友含着热泪，把三午生前爱听的两盘盒带，揣在他怀里。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两盘盒带将永远伴随着他。

堂姐小沫曾和我商量为三午出一本诗集。一个人死了，总希望能有些什么东西纪念纪念。诗和音乐都是身外之物。三午年纪轻轻地就撒手去了，留下了一大堆他视之如生命的磁带，留下一本抄在硬壳笔记本上的诗集。比三午诗写得更好名气更大的诗集都出版不了，三午的诗集何时能出，实在难以想象。

我和三午都特别喜欢拉威尔，尤其喜欢《鲍列罗舞曲》。记得三午曾向我描述过这首曲子所表现的内容。他告诉我那是一首关于葬礼的素描，下着蒙蒙细雨，人们穿着黑色的丧服，排着队，无声地在雨中走着。乐曲一遍遍反复，发展，有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变化，越来越庄严，越来越辉煌。多少年来，我一直按着三午的话理解这首曲子。直到有一次，偶尔翻开一本书，我才知道三午的阐释完全是错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关于一位舞蹈着的女郎的故事。在一家冷漠的咖啡馆前，一位执着于舞蹈的女郎，孤独地跳着舞，她自顾自跳着，如痴如醉，仿佛早已被这世界所遗忘。她跳着跳着，终于用她那独特的舞姿，吸引了在场所有的人。大家一起欢快地跳起舞来，乐曲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错误或者正确地理解一首曲子，丝毫不妨碍欣赏音乐本身。有的人一生就像一首优美的诗，像一首哀婉动听的曲子。人生中有太多的误会，误会有时候一样很美，一样心抽紧着让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