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李国文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传奇式的人物，虽已年逾九旬，仍然笔耕不辍。他早年靠写小说驰骋文坛，晚年则全身心转向散文、随笔写作，在当代作家中，因博览群书，融通古今，睿智洒脱，文笔老辣，而为世瞩目。

李国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学习。1949年参加革命，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后曾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任某部文工团创作组长。1954年调入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做文艺编辑。1957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在文坛崭露头角。次年即因这篇作品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铁路建设一线参加劳动改造。二十多年间一路从山西辗转到贵州，不仅丧失了写作的权利，而且受尽了屈辱和磨难。他由春风得意的文学青年，一夜之间坠入社会底层，长期被作为另类对待，尝尽了人间五味，使他对人之为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复杂有了深刻的认识，既为后来的小说创作积累了素材，也为后来的写作转型埋下了伏笔。

1976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变，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蛰伏多年的李国文重新提笔，杀回文坛，开始井喷似的发表作品。先后写出了《车到分水岭》《空谷幽兰》等有影响的短篇。1978年，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1980年发表的《月食》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第二年即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专职作家，陆续又写了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和《危楼记事》《寓言新编》《涅槃》等大量中短篇小说。

如果说1957年在文坛崭露头角时李国文只是一棵新芽，但他弱而不脆，嫩而不娇。尽管后来遭受了长期的风雨摧挫，有时甚至被不期而来的冰雹砸倒在泥水中，都没有让他放弃长成大树的念想。二十多年的人生磨难，反而让他积蓄了日后在写作中持续喷发的巨大能量。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凭一支秃笔，在文坛跃马，不久便从一棵小苗长成了翠盖亭亭、绿荫蔽日的样子。回顾这段历史，他在《缘分》一文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当年七月，作品见刊，毒液四溅，舆论大哗，黑云压城，顷刻间，我被宣布完蛋，帽子一顶，逐出京城，二十二年以后，居然不死，重回文坛。22×365的天数，约相等于我一篇《改选》的字数，呜呼，为每一个字付出一天痛苦的代价，这惩罚也太残酷了。

但是重回文坛的李国文没有一味地停留在对苦难的回味上，他把目光紧盯在时代变化中的社会众生相上，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李国文在写完《垃圾的故事》以后，突然彻底停止小说创作，专心写起了散文随笔，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其实，这一转变的发生，既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其个人认识上的原因。他在2016年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的采访时解释说：

凡文人，无不具有浪漫气质，古今皆然。不过只是量的不同，质的差别而已，而同是浪漫气质，具体到各个年龄阶段的作家身上，也是在不停变化之中，所以写诗的人，多青年，最浪漫，写小说的人，多成年，浪漫则次之，写散文的人，写随笔的人，年岁要更大一些，浪漫则次而次之了。……写小说是需要浪漫的，你已经木了，你已经乏了，你已经是熬过两回的药渣，你还以为自己是恐龙，你还以为自己生活在侏罗纪，你还要把小说进行到底，那就等于拿读者开心了。（2016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18版）

这时的李国文，清醒地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加，自己的创造力开始减退了。他是何等聪明的人？觉得在小说这一体裁上硬熬下去并没有多少意义，于是便转移方向，在随笔创作方面尝试突破，用他的话说：

当有了一把年纪以后，浪漫气质已经接近于零状态的人，钻进故纸堆，也许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这一选择使他实现了华丽转身，也保持了宝刀不老，写作的生命大大被延长。他后来写的历史随笔别开生面，谈文说艺，纵论古今，先后出版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李国文说宋》《大雅村言》《天下文人》和《闲话三国》《红楼非梦》等，使其成了文坛名副其实的常青树。

李国文之所以能够成功转型，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忽略。一是他上大学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让他接受了相对完整的旧式教育，阅读传统的文史著作不会有障碍。试想，一个见繁体字就头晕，看竖排书总是串行的人，怎么可能钻得进故纸堆呢，因为你不能指望别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翻译成白话给你看。二是二十多年的非人遭遇，让他对社会人生有了深透的理解，带着这样的经验去读历史，他会从历史的迷雾中看到更本质的内容，形诸文字，便抑制不住讽刺揶揄、戏谑调侃。他后来决定转移写作阵地，当然还有一个没说破的原因，就是越来越意识到现实比小说精彩，历史比文学荒诞。既然如此，那还要虚构干什么呢？所以，晚年就毫不犹豫地扎进了历史的故纸堆，贪婪地阅读，不停地写作，速度之快，产量之富，令人惊叹。

这本集子共选了五十余篇文章，虽然只是他海量作品的冰山一角，却颇具代表性。就内容风格看，它们大概可分为四类：从《淡之美》到《茶余琐话》是一类，属于传统的抒情说理散文；从《桐花季节》到《卖书记》是一类，属于回忆性散文，这里边有他流放生活的记忆；从《你还有几颗牙齿？》到《爬和站》是一类，属于杂文的性质，已经开始明显带上了李国文后期散文的特点，叙事说理的味道渐浓；从《当文人遭遇皇帝》到《超越四合院》是一类，基本以历史随笔为主，是他晚年写作的主打类型。但是必须说明，最后这组文章还不能代表他历史随笔的主要特征，因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和《中国文人的活法》都已另外成书，本书未选其中的内容。

就文体功能而言，散文是作家自我表达最直接的手段，他的个人经验进入作品中越多，作品的感染力往往越强。李国文被打成异类后，身心遭受了很大的伤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煎熬中，他由愤激逐渐变得平和——一开始也曾想用非正常的方式结束那看不到头的磨难，但对亲人的牵挂让他选择了忍耐，偏远地区生活的粗粝，让他对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善良有了更多的体会和理解，增加了坚持下去的勇气。这种人生的沉浮在他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日后却成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有了这番阅历，他重返文坛以后，不论面对人世的喧嚣，职场的进退，都能从容应对，泰然处之。他把自己对生命和社会人生的理解表达在散文中，就构成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抒写其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二是关注历史上文人的生存状态。不论从现实出发，还是回顾历史，作者都紧紧围绕人性这个话题来讨论。

李国文散文中崇尚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刚在文坛初露头角，又被迫远离文学二十多年，长期干与文字无关的体力活。但在《人民文学》头条发表过作品的经历，使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凭写作走出一条路；底层社会人性的善良，又让他相信正义的力量最终会取胜。正是这些东西支撑他熬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曙光，取得了后来的成就。所以，他在《冲浪的乐趣》《人生一搏》等文章中，一再强调拼搏的重要性，并且提醒人们要重视失败的意义。人面对困难，一般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被打倒，逆来顺受，痛苦颓废；要么通过自我调整，在精神上战胜它，超越它。李国文明显主张后一种态度。在《秋天的感觉》里，他说：“不要怨艾，赋出新声，努力给他人创造一点新鲜，一点快乐，那么，也就对得起这个大自然，对得起时间，更主要的，也对得起自己了。”在《寻找快乐》里，他又说：“我的宗旨是，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把这一天，当作生命中的一个盛大节日。要把生命最后余下来的每一天，当年来过。”因此，他主张人应该理性面对现实，看淡名利，把有限的生命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活出真正的境界来。《大浪淘沙》《一路同行》《境界》《茶余琐话》，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熬过了岁月艰辛，经历了人生辉煌，晚年的他如老僧入定一般，超脱名利，遇事从容，不与别人计较，也不与自己计较，嘴上常挂的一句话是：“随他去吧。”每次去见他，把工作生活中的烦恼给他倾诉一番，他晃着智慧的大脑袋，双眸炯炯有神，听完后哈哈一笑，三言两语就让你心平气顺。这确实不是寻常的境界。

从表现个人经验的程度来说，李国文的第二类回忆性散文是最强烈的，因此也最为抒情。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叙事性强，人物形象饱满，细节感人。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落难后，那些给过他精神温暖的普通人，比如《桐花季节》里的翠翠、《一曲难忘》里的盆爷、《试金石》里的钱师傅、《旅伴》里的司机师傅、《不沉湖》里偶遇的美丽女性等等。当然，《马站着睡觉》《一条悲哀的狗》，也是这类散文中的代表作，动物身上折射着人类的命运，作者是带着强烈的情感来写的。

李国文晚期散文以论史说理为主，那是有阅历的智者品读历史时所发的议论，貌似随意，实则饱含激情。在这类文章中，他并不想与历史学家比学问，而是要透过历史观察人性，思考个人与社会、读书人与政治的关系。他关心的始终是那些有头脑、有思想的生命个体，替他们遭受的不公待遇叫屈，为他们的不幸人生鸣不平，所以行文时而正话反说，语带讥讽，时而放笔纵论，嬉笑怒骂。人类最大的不幸在于，我们总是很重视物质遗产，而不重视精神遗产，因此历史的悲剧经常在不同的时代重新上演。这让李国文在读史过程中，对历代文人常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他呼啦啦一路写来，不外是想表达一个意思：文人要有独立的价值追求。正如他在《当文人遭遇皇帝》里说的：“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小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罔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这是我们阅读这类作品时最应该注意的地方。

周绚隆

202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