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个没盖完的房子
还记得是“海地生活”的大管家郝正伟第一次跟我聊起“大理福利亚”这个美称。熟悉大理的人都明白,严格地说,“大理福利亚”指的并不是良田万顷的海西,而是传统上被主流农耕文明边缘化的洱海东岸,就好比太平洋东岸的加利福尼亚。熟悉大理的人也都能慢慢理解,洱海两岸的区别绝不仅仅是种地和打鱼两种传统营生的不同,这并不宽阔的洱海隔开的根本就是不同来路的土地。用地质学的话来说,现在雄踞滇西北的苍山十九峰是 4500 万年前跟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从地壳深处隆起的,后来,沿着苍山东侧的红河断裂产生了差异升降,形成了断陷湖泊——洱海。也就是说,洱海正好位于滇西横断山脉和滇中红土高原的撞接处。苍山的构造主要是变质岩,十八溪冲积形成的大理坝子上是肥厚的黑土地;海东的山体都是石灰岩,是云南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表层风化而成的土壤呈鲜亮的赭红。海东比海西更干燥,日照时间更长,因此冬天也更温暖,夏季的降水量也明显少于海西,真是有点加州地中海气候的意思。
记得 2011 年夏天我在“海地生活”三号院的咖啡馆开始构思旁边岩壁上陈蓉的家时,经常看着洱海对面的云雨扯开大幕,罩住了苍山。走出来坐进洱海对面文献路木工房出品的一把帆布折叠椅,微风送来对面雨季的凉爽,阳光清澈像童年,头顶上无花果树绿叶闪亮,探出海堤的木平台下是从海西坝子那边涌过来的浪,扑到这边已是强弩之末,柔柔缓缓地浸润着岸边。这时候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身后,又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面前。
那时环海路还没有贯通,双廊的客栈业才刚开始兴旺起来。从玉矶岛到大建旁村,一路上大抵还是传统渔村的模样。和大多数凋败的乡村不同,2011 年的双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妇女们穿戴整齐地忙碌着,即便是在工地扛砖头,那蓝黑相间并饰以绣片的白族服饰也捯饬得一丝不苟。虽有一些老房子倾颓了,但那些刚刚把多余的宅基地租给外地人而致富的人家也盖起了新院子。墙头路边偶尔会探出硕果累累的仙人掌和灿烂得无拘无束的三角梅,不修边幅地透露着海东地气与阳光的消息。
那个夏天,我本该是一直待在北京,利用人生中最后一个无牵无挂的暑假为一年后的哈佛毕业提前做一些职业上的安排,却不想在一个饭局上偶遇了后来把我带到大理去的第一位甲方陈蓉。这位事业有成的单亲妈妈带着那时刚开始学步的女儿在双廊的大建旁村租下一块宅基地,计划为自己盖一个面朝洱海的家,离开已经有些乌烟瘴气的北京和只能在打拼中找寻存在感的生活。
陈宅基地
这块宅基地坐落在临海的岩壁上,需从岸边狭窄的巷子拐上陡坎方可抵达,基地 19 米见方。北、东、南三面还是荒地,但存在将来被邻居的房子包围的可能。所幸用地西侧的红线紧贴着高出海岸十余米的岩壁。凭海临风,整个洱海尽收眼底,烟波对面,黛色的苍山耸起,横亘百里,一览无余。
当时我住在海湾边刚开业不久的“春暖花开”客栈,每日走街串巷游荡到陈蓉的宅基地上发一阵呆,再沿着海街继续溜达到“海地生活”的咖啡馆开始做设计。我也知道几天时间是做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画一阵儿草图就出来对着洱海继续发呆。大概那时大理还没几个游手好闲的设计师,我画草图的架势便引起了大管家郝正伟的注意,于是攀谈起来,他邀我跟他和嘉明一起去海东的金梭岛上走一圈,据说他们已经在岛上圈下两处绝世风景。
一艘铁皮汽船往返于金梭岛跟海东镇之间的“海峡”,是岛民出岛唯一的交通工具。金梭岛是南北两座高耸出海面的石灰岩山丘,北丘南麓和南丘北麓在岛的中部汇成一片渔村。村子倚坡而建,面朝海东,有效地规避了海岛西面酷烈的阳光和风季从西南方向呼啸而来的下关风。
村子的模样跟双廊大同小异。由东向西穿过村子,翻过山坡拾级而下,便是一个面朝苍山的“V”字形港湾,停靠着几叶铁皮渔船。沿着渔港北岸的石堤走到尽头,便是被嘉明和正伟称作“海角”的那块地了。宏阔的洱海在这里天然缩拢成一个阑尾的形状,被港湾两岸的十几户人家夹裹起来,这小片水域因此显得分外可亲,海浪触岸的声音也被放大得格外分明。这局部的洱海近得像家门口的运河,又像小时候相安无事的故乡的样子。
沿着海岛东侧的海街一直向北走到尽头,在岸线由北向西的转折处,裸露的岩壁下是大片堆满乱石的空地。仔细瞧看,才辨出是两块四四方方的宅基地。因为是沿着岸线由西北向西铺陈,两块地的朝向便有了 30 度的转折。两块地都有一亩多,在后面陡峭岩壁的映衬下显得特别突兀。房东原来是用炸药炸开了山体,大部分岩石滚落入海,填海造地才有了眼前这般光景。两块地的所有权分属于两兄弟,嘉明和正伟便唤它作“双子”。如果说“海角”是伫立在渔港尽头静静的守望,那么“双子”的位置就像是金梭岛这巨轮的前甲板,迎着最凛冽的风浪,最是风光无限,荡气回肠。
通往金梭岛的渡船
“V”字形港湾
双子场地原始状态
我无非是跟嘉明、正伟如实描述了自己对场地的感受,他们便决定把这两个项目托付于我了。在海东待了不到两周,就收获了三个项目,我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大理福利亚”或许真的就是一百年前的加利福尼亚,独特的气候和质朴的人文环境让来自文明中心的辛德勒(Rudolf Schindler)和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等建筑师如脱胎换骨一般,纷纷开创了自己的建筑之路。就连他们的师父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也是在晚年,竟然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盛年。因为受不了威斯康星州的寒冷而搬到中西部的亚利桑那,远离“镀金时代”的纽约、芝加哥,直面美国半干旱的中西部——那一片尚未被过剩的文明触碰过的自然。这位大师最后二十年的工作就像是回到文明初创的起点,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纯真和元气淋漓的果敢。几周后当我再次回到哈佛,就已经笃定地知道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必是大理了。
我的第三学期并没有设计课的炼狱,为了抽出时间照顾大理的项目,我干脆选了些无关建筑学宏旨的课程。除了卡彭特中心的油画课意外地让我呕心沥血一番,其他讲座形式的课程都如我所愿,只是重在参与。即便如此,学校还是有数不清的讲座跟活动,我就只选对我胃口的和可能与未来在云南的实践有关的内容。有一场近在眼前的历险可以为之厉兵秣马,我心里既亢奋又踏实。读书,听讲座,交谈,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思考自然就多出大理这个参照。那个秋季学期过得自在又专注,那种状态,借木心的话来说,“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当时我住在学校旁边萨默维尔镇的华盛顿大街315 号,同一屋檐下还有学弟武州和李烨。记得李烨那学期的设计课痛苦万般,忙得一学期都见不到他几次。武州的设计课却有些隔靴搔痒,于是都很快被我煽动一起来做大理的事。第二年夏天回国,武州跟我一起回到大理开始创业,李烨在纽约观望了大半年后才姗姗来迟。